民族志方法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的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图书馆学论文,民族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志方法是文化人类学特有的一种崇尚客观和描述的质性研究方法，着重指研究者深入异文化性质的田野从事调查研究、描述文化或人类行动的过程。该方法因能获得其他质性研究方法所不能获得的有关图书馆学情报学现象或问题的资料而越来越受图情领域研究者的青睐。但该方法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如何，尚缺乏研究，本文将对此进行全面梳理。
1 方法简介
1.1 民族志方法的起源与概念
一般认为，民族志方法肇始于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对异族文化的考察，认为“落后的”民族是人类进化链中的一个环节，希望通过对异文化的了解反观自己的文化发展历程，实地调查方法的创始人是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Boas），他从1886年开始便常到美国西北海岸的印地安部落去做实地调查，并把自己的学生从图书馆赶出去，走入实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真正开创了长时期实地调查传统的当推波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B.Malinowski），他于1914—1915年和1917—1918年间在新几内亚和特罗比恩（Trobriand）岛上进行了艰苦的实地工作[1]。
那么，何谓民族志？其英文为Ethnography，又称人种志等，该词的词根ethno来源于希腊文中的ethnos，意为民族、种族或文化的群体，而graphy是描绘的意思，所以民族志意即对民族、种族或群体的描述。马林诺夫斯基所创造的“参与观察法”是这一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点似无太大疑问。他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的导论中对这种方法做了三条原则性归纳，即：“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和准则；其次，他应当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定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搜索、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2]在这三条原则中，第二条是前提，马林诺夫斯基称之为“居住在土著的茅屋里，和土著‘保持接触’的机制”[2]。马氏虽未对这一方法概念进行完整、规范的表述，但他对这种方法的三条原则性归纳却是切中要害，一直受到全球范围内民族志研究者的高度肯定[3]。可见，民族志方法强调采用一系列的方法进行资料收集，即进行田野工作并记录田野研究的过程。
1.2 民族志方法的研究特点
（1）整体论的研究视角与个案研究的结合。民族志方法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民族”、“一群人”，因而民族志学者在研究中需采取整体论的视角，从而尽可能详细地描述社会群体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描述可能包括这个群体的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整体论的定位促使民族志学者的观察要超越一个暂时的文化图景或文化现象，无论它是发生在教室、医院病房，或是华盛顿、纽约的豪华办公室中，每幅图景中都存在多层次的关系。整体论的定位需要大量的田野作业时间，从而搜集到足够多的资料，并分析其系统关系，以便共同创造出这个社会的整体画卷。同时，民族志研究是以个案研究的形式来进行的，深入地描述和分析一种现象或者社会单位，如个人、小组、机构或者团体等，对一个主题进行阐述、对一个问题进行建议性回答、对一个过程进行描述、对一种变化进行解释。
（2）主位观（emic）与客位观（etic）的结合。主位观，即局内人的或当地人的现实观，是绝大多数民族志研究的核心所在。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偶尔钻进土著和真正地同他们接触相比是全然不同的。后者意味着什么呢？就民族志者方面而言，它意味着他的生活就在村落中，开始是位稀客，有时不大愉快，有时则饶有兴味，不久就采用相当自然的方针与环境非常协调地融为一体了”[2]，这就说明民族志学者需要以局内人的思路来试图发现为什么该社会群体的成员会如此行事。客位观是站在局外立场，也就是说，民族志学者还需要将他们的资料置于客位的或者说科学的视角来认识。多数民族志学者开始搜集资料时采用主位观，然后尝试依照当地人观点也依据他们自己的科学分析来弄清楚他们所搜集资料的意义。因而，好的民族志需要主位观也需要客位观。
1.3 民族志方法的研究策略
民族志方法研究策略运用较多的主要是田野作业和深度访谈。
田野作业（field work）是指研究者有一段较长的时间与被研究者共同生活，在参与其活动中通过直接观察、访谈、记录、参与异文化群体的日常活动等方式，获得第一手资料。在田野研究中运用较多的调查方法为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它需要与被研究群体近距离、长时间地接触，通晓当地人的语言，观察当地人的行为与习俗，了解其思想与理念。此外，参与观察也是进入一种文化的过程[4]。
访谈是民族志学者最重要的资料搜集技巧。访谈可以对民族志学者观察到的和体验到的东西进行解释并将其放入一个更大的框架之中。民族志研究者为取得较高的可信度，常采用大量的深度访谈（in-depth-interview）。访谈的方式包括结构式访谈（structure）、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非正式访谈（informal）和回忆式访谈（retrospective）等。
2 民族志方法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的总体应用情况
目前，国外图书情报学界已将民族志方法作为该学科研究的重要方法。有数据显示，国外1990—1994年间发表的有关信息需求和利用的论文使用民族志方法进行研究的占所有论文的4%[5]。为了解民族志方法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的总体应用情况，笔者检索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文摘数据库》（LISA），在全文字段中检索“ethnography”，检索时间范围为1969—2013年，共检索到记录192条（检索时间：2013年12月31日）。
2.1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采用民族志方法的历史曲线图
根据LISA数据库的查询结果，按照发表时间排序，论文分布情况如图1。
从图1可以看出，LISA数据库中收录的有关民族志的研究论文是处于逐年增多的状态，尤其在2010年后增速明显，4年的论文发表量已超出了前10年的总和。
根据LISA数据库的查询结果以及特罗姆（Alan R.Sandstrom）等人1995年的研究论文[6]，可以确定哈默斯利（Martyn Hammersley）1981年发表于Social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tudies特刊上的一文首次报道了图书情报研究者关注质性研究方法，文中并对民族志方法进行了深入讨论[7]，这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启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源头”。
从图1可以看出民族志方法应用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大致趋势，1981年民族志方法被引入图情领域，90年代相关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发文量明显增多，伴随着Internet的发展，90年代末网络民族志在图情领域的应用有明显增多的趋势。
2.2 应用的主要领域
（1）图书馆学情报学文化研究。许多人类学家认为民族志的主要贡献是文化的解释。文化的解释包括在社会群体的现实观的框架内描述研究者的所见所闻。正如《文化研究读本》一书的编者罗钢、刘象愚所说，“研究者要直接参与该社群的社会、经济、仪式等方面的活动，并通过学习该社群的语汇或思考方式来解释文化”[8]。通过民族志方法，研究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相关现象或问题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文献[9]也建议“研究文化、历史及社会这样的宏观问题需要不同的方法，民族志方法会对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的理解做出贡献，这是其他方法做不到的”。举例来说：文献[10]“研究了蕴涵于NGSW项目中的9种微观文化以及这些微文化中的三个分支”；文献[11-13]从用户信息行为与文化的关系角度研究用户信息查询行为，文献[14]研究了网络空间的人际关系，等等。
（2）用户研究。民族志研究要求研究者通过田野作业从心理上接近研究对象，收集现实情境中一系列能反映研究对象真实情况的资料，如用户的信息需求倾向、用户复杂信息行为的模式研究、用户心理学研究等。例如：文献[15]进行了新手使用网络搜索引擎的民族志研究；文献[16]利用民族志方法调研生命科学家的信息需求；文献[17]基于民族志研究方法对网络聊天室的性别影响模式进行了研究；文献[18]对学龄前儿童的信息查找行为进行了民族志调查；文献[19]采用民族志方法对在多伦多的阿富汗新移民的信息检索习惯进行研究；文献[20]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家庭是否将图书馆这一场所作为幼儿的教育空间的影响因素，等等。
（3）图书馆服务评估及规划。图书馆服务评估是对图书馆实现其目标和满足读者需求程度所进行的评价和测度，而民族志方法在自然情景中收集资料、了解研究对象的经历和事件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正如文献[21]所提到的：“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社群研究中主要需要定量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提供给研究者关于特定社群的一些信息，但并不总是能获得敏感和合适的描述信息。而民族志方法可以为图书馆服务评估和规划方面提供这些方面的描述信息”。举例来说，文献[10]介绍了一个基于文化人类学方法评估数字图书馆服务的民族志项目；文献[22]以拉夫伯勒大学图书馆作为案例，对其馆内一个很大的开放学术空间的利用情况进行评估；文献[23]提出利用民族志方法规划学生学习空间；文献[24]提出基于学生的民族志研究以检验大学图书馆的地位变化，等等。
（4）信息系统研究。一个信息系统、数据库平台的功能是否能满足用户的需求，仅凭设计者的想当然是行不通的，而民族志方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评估角度。通过笔者的文献调研，民族志方法在此方面的应用很多。诸如：文献[7]对利用可视图文小型终端的自动化信息检索系统的用户进行了民族志调查；文献[25]探讨了在系统设计过程中使用民族志方法；文献[26]应用民族志方法评估数据库检索特性，等等。
（5）网络民族志的应用。网络民族志是近十年来被西方学术界推崇的网络研究方法之一，研究者利用此方法更进一步捕捉复杂的网络文化与社会现象。例如：文献[27]对2个虚拟社区进行了网络民族志调研；文献[17]基于民族志研究方法对网络聊天室的性别影响模式进行了研究；文献[14]进行了网络空间的人际关系的民族志研究；文献[28]采用数字民族志方法对图书馆读者访问网页的交互方式进行研究以重新设计新网页，等等。
其他方面，如针对图书馆员的研究，文献[29]探讨了图书馆员作为民族志研究者，文献[30]进行了针对医学图书馆员的语言民族志研究，等等。相信民族志方法未来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许多领域都会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3 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对民族志方法的应用
民族志方法在国外图书情报领域已经是发展比较成熟的方法，而国内图书情报领域（不包括台湾地区）运用此研究方法的论文却寥寥无几。笔者通过查询中国知网，在全文字段中查找“民族志”，学科范围限定在“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时间范围是1994—2014年，检索结果为243篇（检索时间：2014年3月24日），经过笔者一一阅读全文，实际相关论文也就10篇左右。而在相关论文中仅有2篇是明确使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图书馆学情报学相关问题，其他论文也仅是在文中简单提及而未进行具体分析研究，诸如文献[31-34]。现有资料表明，2005年张岌秋最先将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介绍到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
2篇最相关论文之一《浅谈高校图书馆对大学生厌学的心理指导——在民族志的视野下》[35]仅是题目中出现了“民族志”一词，而文中并未对民族志有任何交代。另外《基于民族志方法的个人信息管理行为研究》[36]对国内利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图书馆学情报学相关问题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文章构建了使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个人信息管理行为的模型，指出了每个阶段的关键任务，最后指出在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适度强调研究者个人的作用、确立研究对象的范围、“深描”的可能性。
4 应用民族志方法应该注意的问题
要应用民族志方法需先要明确在民族志研究上的认识盲点。鉴于民族志是基于个案研究的方式，很难避免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我们说，民族志研究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推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而在于对个案进行深入观察和分析后，形成适合被研究者的具有解释性的描述，给理论研究提供经验支持和有益的启示。另外，在进行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时，民族志方法并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为保证科学、系统地研究相关问题，应坚持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以丰富已有的成果。以下对在应用此方法时要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
4.1 研究者的立场应该在“此”与“彼”之间，在“己文化”与“异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度
正如陈志萍在文献[23]中所建议的：“理论上而言，网络民族志研究法强调研究者必须亲身体会网民的经验与情绪反应，但是网络研究者也要适时要求自我抽离线上的情绪，重新回归到学术观点，以便探索更深入的议题”。也就是说，研究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努力避免戴着“有色眼镜”进入研究现场，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陷入研究对象的情绪当中，从而对很多现象视为理所当然，而严重失去其观察和判断的敏锐度。所以说，好的民族志需要主位观，也需要客位观。
4.2 不能过分强调研究者个人的体验
民族志方法强调研究者个人的体验，研究者要用心灵与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沟通，用丰富的学识、胆识去进行观察、搜集整理资料，一方面这种方法可能会较其他方法更易擦出思想的火花，甚至产生天才式的发现，但同时个人体验又会因人而异，随意性很大，即使在同样的研究区域，不同研究者所获得的体验也会不同，从而导致研究结果的差异。因此，就要求民族志研究者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包括道德水平、学术水平、性格以及志趣等，要阅读相关研究和参加国内外相关学术研讨会，多了解其他学者对类似研究的学术观点，避免研究出现偏颇。在道德规范方面，Fetterman提出进行民族志研究时要注意5个伦理信条，即允许或同意、诚实与信任、匿名与隐私、剥削与互惠、严谨的工作[37]。
4.3 以“深描”（thick description）作为解释现象的理性追求
格尔兹提出了“深描”的概念，目的在于“一方面揭示贯穿于我们研究对象活动的概念结构——即社会性话语中‘所说过的’；另一方面是建构一个分析系统，借此对那些结构来说是类属性的东西，因本质上与它是同一的而属于他们的东西，能够凸显出来，与人类行为的其他决定因素形成对照”[38]。要揭示复杂的文化现象，剖析繁复无穷的文化层次结构，显然肤浅描写无力胜任，必须凭借“深描”，从极简单的动作或话语入手，追寻它所隐含的无限社会内容，揭示其多层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