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时代美国的同盟政策及同盟体系
葛汉文*
摘 要 作为二战结束以来实现“自由霸权秩序”设想的关键性政治/军事安排，在过去70年时间里，美国组建和主导的全球同盟体系以确保其在战后国际体系中“首要地位”的实现与巩固为目标，直接服务于不同阶段美国的大战略缔造。冷战结束以来，该体系在进一步扩张同时，其战略价值受到美国战略学界的不断质疑。特朗普执政后，在美国大战略总体调整背景下，美国同盟政策出现较大变动，试图在继续维持对该体系绝对主导、继续享有其战略益处同时，削减自身的投入成本，并极力向其盟国转嫁战略负担。美国同盟政策调整，进一步加剧了同盟体系内部的不和与能力的弱化，未来趋向将直接影响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甚至全球权势结构变动。
关键词 美国 大战略 同盟 政策 体系
在一个基本为无政府状态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现实当中，国家克服其几乎与生俱来的安全恐惧的重要战略路径之一，便是寻求建立联盟(alliance)。而组建联盟对于国家平时和战时的重大意义，在于巨幅增大了国家取得总体胜利的前景。尤其是设法将盟友拖入战场，用丘吉尔著名的表述就是：“其作用堪比打赢一场大仗。若能用安抚或威慑手段使某个危险国家保持中立，其价值高于抢占一个战略要点。”[注] Freedman, L. Strategy: A Histor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13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超级强国的勃然兴起和霸权地位的逐步确立，与其遍及全球的政治、军事同盟体系密不可分，联盟成为美国大战略(grand strategy)缔造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性政策工具。然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便不断有美国战略学者从估算“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角度出发，置疑美国维持庞大同盟体系对其国家利益的“真正价值”，认为其同盟体系不仅导致部分盟国转嫁防务负担、联盟整体防务能力不足、严重消耗美国自身国力，并且急剧增大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卷入“无谓冲突”的风险，导致出现所谓的“帝国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最终加速了美国的总体衰落。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对其维持同盟体系的批评与该体系事实上的不断扩张一起，构成了冷战后美国大战略演进中格外令人关注、同时也是截然相反的两类事实。然而，伴随着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中诸多新事实、新趋势的发展，主要在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美国联盟政策的调整成为特朗普大战略缔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以美国同其盟国，尤其是主要盟国之间围绕防务合作功用、防务负担份额调整等问题展开的激烈博弈为表现，美国全球同盟体系内部矛盾有所上升，对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及其演进趋势产生复杂深刻影响。
一、联盟与美国的大战略缔造
在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理论框架下，由于整个国际体系为“自助”(self-help)原则所主导，国家为确保其自身的生存和安全，不得不极力保持或改善其相对权势地位。在此过程当中，国家拥有的全部三种选择(强化自身实力、借助他国实力以加强自身实力、阻止其他国家成为敌对力量)当中，有两种倾向于推行联盟政策。国家选择联盟的目的，在于借助盟国的力量以加强己方的力量，以抑制个别强国主导国际体系的潜在或现实图谋，实现己方的总体战略目标。在现实主义理论当中，联盟是实现均势(balance of power)——这一次佳国际体系形态的主要手段，而均势在多国体系中作用的结果必然是形成各种联盟。[注]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 .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8.
式中直接电能Edirect的计算方式如式(1)～式(8)所示，间接能耗Eindirect的计算方式如式(9)～式(15)所示。
实际上，自建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在与外部国家结盟问题上始终存在相当的顾虑。与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诸国本着强化实力、防范敌手目的频繁结盟与退出同盟的情形存在鲜明反差，地理上受到两大洋保护的美国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状态当中。长期以来，美国政治/知识精英都习惯于使用“价值”“正义”“安全与和平”此类具有浓厚道德说教意味的字眼来描述本国应有对外战略的起因与逻辑，而对“均势”“权力政治”“势力范围”“地缘政治”等国际政治经典现实主义术语保持道义上“优越感”，认为这与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政体绝难相容，这无疑是具有悠久“理想主义传统”的美国社会在认识处理国际事务时一贯持有的“地道美国作风”。[注]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 .顾淑馨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411. 尤其是针对联盟，长期以来美国政治/知识精英几乎抱着难以言喻的厌恶态度，认为这种政策连同均势一起，源自老旧欧洲自私自利的权谋喜好，是欧洲诸强“野心、竞争、利益、谣言或反复无常”行为的来源，直接催生了地区甚至世界规模的冲突与战争。为此，华盛顿在其著名的告别演说中便警告美国人必须时常提防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关键是要“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的同盟”。[注] Washington, G. George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EB/OL]. https://www.varsitytutors.com/earlyamerica/milestone-events/george-washingtons-farewell-address-full-text.
然而，在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继续谴责传统联盟和均势等概念并将之归为大战起源的同时，为了在与苏联集团的总体较量中胜出、实现全球霸权地位，却在事实上通过一系列频繁的联盟政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中期建立起一个以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维护“集体安全”“确保区域和平”为口号、据说与传统联盟形式绝不相同的同盟网络。这个以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从东北亚经西太平洋、东南亚、南亚、中东、地中海、西欧一直延伸至北大西洋，涵盖了整个西方以及处于西方影响下的广泛区域，不仅包括西欧、北美、澳大利亚和日本，甚至还包括“蒋介石盘踞的台湾岛、李承晚的南朝鲜、保大的越南、萨拉查的葡萄牙、法鲁克的埃及、佛朗哥的西班牙、巴蒂斯塔的古巴、贝隆的阿根廷、法属阿尔及利亚、军事独裁统治着的海地以及在非洲和亚洲的所有欧洲人的殖民地。”[注]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M].朱协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560. 到1970年时，美国“在30个国家驻军100万，是四个地区性防务联盟的成员，与42个国家有双边防务条约，参加了53个国际组织，对全世界近100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注]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M] .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356.
特朗普大战略缔造的要旨，就是以“使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在维护美国自身安全、竭力提升国家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同时，强调精细地算计美国战略成本与战略收益之间的关系。[注] 葛汉文.“拒绝衰落”与美国“要塞化”：特朗普的大战略[J].国际安全研究，2018(3):94. 在战略投入方面，特朗普提出的政策措施，多集中在直接关乎美国“硬”实力(hard power)指标的关键战略领域，如军事技术与军费投入、国内经济指标、国防工业、科技创新、新兴领域等方面，而在战略支出方面则格外强调节省资源。特别是美国的海外防务承诺和同盟体系，在特朗普那里，均是严重拖累美国国力的主要根源。用他的话说就是，长期以来，包括其主要盟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均在系统地利用美国的“慷慨”和“开放”，因此美国所拥有的和必须更有攻击性使用的庞大武装力量，只应限于保卫其狭义的国家利益，而非将之用于保卫盟国或更宽泛意义上的国际安全。[注] Brands, H. U S Grand Strategy in an Age of Nationalism: Fortress America and its Alternatives[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7(1):77.
值得注意的是，除以“民主”“自由”“和平”“安全”等价值取向鲜明的意识形态辞藻掩饰外，美国在该体系中的一枝独大与同盟成员对美国权势的绝对依附，均使得该体系与世界历史当中，尤其是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史中的联盟类型存在相当的不同，它实际上更接近于古希腊时期雅典主宰的提洛同盟，或者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及帝制初期的同盟体系。与这两者相类似，该体系以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国及其同盟为敌手，与之展开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全面对抗；在体系内部，美国以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向联盟内部成员提供安全保障等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为代价，换取同盟国家(或者是附庸国家)对美国霸权的承认。在显然放弃公开抵制美国主导努力的情况下，大多数附庸国家均选择“免费搭车”(free-riding)，以节省本国国防经费，在安全领域完全依赖美国的保护。[注] Smith, M. NATO Enlargement during the Cold War: Strategy and System in the Western Alliance[M], New York: Palgrave, 2000:176. 甚至还有不少盟国因与美国同盟关系而行为莽撞，甚至萌发野心不惮对外冒险。这些国家明白，即使招致麻烦，也因美国保护而安全无虞。[注] Posen, B R. Restraint: a New Foundation for US Grand Strategy[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33.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不断有战略学家对美国全球同盟体系的功用产生怀疑。美国战后大战略理论的主要开拓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尤其倾向于将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及其承担的同盟义务视为一种担负。在他看来，以缔结同盟为主要表现形式，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所承担的海外义务随冷战的发展与日俱增。尽管冷战开始以来，随着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工业产量、军费开支和武装部队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呈不断下降之势，但却依然承担着与二战刚结束时同样多的海外同盟义务。1988年，美国在国外驻守的武装部队总数达52万人，这比鼎盛时期大英帝国海外陆海驻军总数要多得多。[注]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M] .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508. 在美国在因其海外同盟及安全义务而愈发透支国家实力同时，北约组织其他成员国仅仅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小一部分用于国防开支，尽管在当时欧洲的全部人口和总收入已超过美国。[注] 不少美国学者批评道，“让一个拥有5亿美元经济的国家在防务上投入如此多得多的资金，以保护经济规模分别达到6万亿美元(欧共体)和3万亿美元(日本)的盟友免于一个拥有2万亿美元略多的国家(苏联)构成的威胁，这当然不是一种好战略。”见[美]保罗·肯尼迪主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M] .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180. 这种事实的存在，不得不反复引发这些战略学家关于美国已经“过度扩张”并且直接导致其衰落的断言，而联盟政策则被认为是导致美国大战略陷入困境的关键原因。在他们看来，美国面临的迫切问题便在于改变其因同盟义务过多而导致的能力自我损耗，特别是阻止其中小盟国继续“免费搭车”，节约本国的资源投入，从而达到“国家义务和国家力量之间的平衡。”[注]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语，转引自[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M] .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521.
然而，苏联的瓦解和冷战的结束极大地掩盖了这一问题。在“冷战胜利”的普遍乐观心态下，这个二战结束以来为美国所主导的、以“自由民主”自居的庞大军事政治网络在失去了直接敌手的情况下，依然得以存在。在绝大多数美国决策者眼中，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在历史上帮助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在冷战后时代依然可以作为维持地区稳定、区域和平和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支柱，甚至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确保“民主价值”、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一道捍卫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的工具，成为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关键性制度保障。[注] 典型的论述，可参见Tuathail, G 
& S Dalby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137. 因此，在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战略筹划中，保持、巩固甚至强化其全球同盟体系均在政策层面得以延续，构成了冷战后时代美国“自由霸权”(Liberal Hegemony)大战略的两大基石之一。[注] 有学者认为，美国实现其“首要地位”的基础，一是美国的压倒性物质实力，二是关键性的安全机制。见Clarke, M & A Ricketts. US Grand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Dilemmas of Primacy, Decline and Denial[J].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5):489.
与此同时，不少前东欧阵营国家以及部分苏联前加盟共和国，出于对俄罗斯复兴前景的惧怕，冷战后谋求积极加入美国同盟体系，作为其确保自身安全、进一步排除俄罗斯历史影响、甚至推进“融入西方”政策的重要手段。[注] Hallams, Ellen. United States and NATO Since 9/11: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Renewed[M]. New York: Routledge, 2010:111. 受此推动，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在缺乏直接敌手的情况下甚至还在不断扩大：1997年3个原华约国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2004年北约完成第二轮东扩，有7个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或苏联前加盟共和国(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以及波罗的海3国)加入；2008年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加入；黑山于2017年加入，北约现有成员国数量已达29个。到21世纪即将进入第二个十年时，除白俄罗斯、中亚五国之外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前东欧华沙条约国国家，已经全部或正谋求加入北约，并通过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派兵参加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阿富汗、伊拉克)、参加联合军事等多种方式，极为积极地寻求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注] Selden, Z. Alignment, Alliance, an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6:42-43.
亚太地区，虽然在冷战结束之初，受亚太地区安全形势进一步好转影响，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等传统盟国一度在继续巩固与美国同盟关系上呈现出明显的犹豫态度；但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上述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开始将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作为应对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发展的主要方式。[注] 冷战结束之初，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美亚太地区盟国在维持与美同盟关系上出现的政策态度摇摆，可参见葛汉文.冷战后日本的地缘政治思想[J].和平与发展，2014(4):57-58. 葛汉文.冷战后澳大利亚的地缘政治思想[J].战略决策研究，2015(4):79-80.以及葛汉文.“事大”还是平衡：韩国对外战略传统及其当下效应[J].和平与发展，2017(5):33-47. 尽管在成员数量上，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并没有出现相应的扩张，但从该区域非联盟国家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军事演习、海外军事行动、与美国展开定期安全对话与安全联系情况看，美国在冷战时期构筑的亚太区域机制性安全安排，近年来在成员规模和合作程度上均有相当程度的跃升。[注] Selden, Z. Alignment, Alliance, an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6:42-43. 不仅如此，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内的部分国家，甚至还主动推动扩大美国亚太同盟体系范围，以求强化该体系在效力和范围上的“不足”。近年来，“印太”(Indo-Pacific)概念在日、澳等国家决策界所受到的热烈关注，便是明显的例证。
二、“美国优先”：大战略调整背景下的美国同盟政策
冷战结束后，与外界对美国同盟体系是否依然有其足够战略价值的置疑相伴随的，则是美国同盟体系的进一步扩张。以北约为例，其在冷战后奉行的所谓“双重扩展”政策，使得北约的地缘政治范围乃至任务范围均得到大幅的拓展，在成员国数量上升至29个同时，后冷战时代北约战略关注范围已经扩展至欧洲传统边界之外，甚至将乌克兰、高加索、中亚、北非、中东等区域统统包括在内，宣称将继续在如此广阔的区域内继续完成包括集体防务(collective defence)、危机管理(crisis management)和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在内的三大核心任务。[注] NATO. Brussels Summit Declaration[EB/OL].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56624.htm. 联盟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中一些事态、趋势(这包括金融危机，俄罗斯的复兴，巴尔干、乌克兰、外高加索、中东等所谓的“不稳定弧”安全形势的持续恶化)的快速发展一起，无疑对美国同盟体系的能力和资源均提出了巨大挑战。而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后果甚至延绵至今的两场反恐战争，不仅严重消耗了美国及其关键盟国自身的战略实力，更暴露并且加剧了该体系的能力缺陷及部分成员国在意愿上的严重不足。因此，近三十年来，有关对美国全球同盟体系、海外军事部署态势及其效能再度进行“成本—收益”评估的要求，早已成为美国战略学界政策辩论的核心议题之一。
整个冷战时期，这个由美国所组建和主导的全球同盟网络构成了美国大战略的主要支柱。在名为“遏制”大战略(Grand Strategy of Containment)指引下，美国以确保在战后国际体系中的“首要地位”(Primacy)为目标，以苏联为主要敌手，以其全球同盟体系为依托，动员和运用包括其盟国在内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意识形态资源，与苏联展开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竞争与争夺。在此过程当中，尽管不时面临内部及外部的严重挑战，并且出现过诸如“多米诺骨牌”及越南战争之类的战略性挫败，但美国全球同盟体系的组建及运作，依然为美国遏制大战略的缔造、实施以及最终的胜出提供了物质和精神资源的巨大支撑，甚至被认为是除全球经济、金融制度建构之外美国在二战结束以来“自由霸权秩序”(liberal hegemony order)设想得以实现的关键性政治/军事安排。[注] Flournoy, M A & S Brimley eds. Finding Our Way: Debat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M]. Washington, DC: CNAS, 2008:46.
在这种考虑主导下，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便不断对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延续至今的同盟体系颇有微词。他将北约称为一个“过时的”和“陈腐的”机构，认为其严重浪费了美国的军事和财政资源，建议美国盟国应当自己保卫自己，以减轻美国的海外军事负担。[注] Eglitis, A & T Olorunnipa. Trump’s NATO Skepticism Raises Alarm for Allies near Russia[EB/OL].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7-21/trumpsays-u-s-may-not-defend-nato-allies-against-russia-attackiqvw8gki. 就职之后，他亦反复要求盟国为美国对其安全保护分担更多费用，从而避免美国国力“过度损耗”和盟国“免费”安全搭车。[注] Burt, R. A Grand Strategy for Trump[J].National Interest, 2017(3):5. 特别突出的例证出现在2018年7月召开的布鲁塞尔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毫不避讳地批评欧洲北约成员国自身军费预算不足，为自身的防务承担义务过少，在集体安全方面贡献不够。他反复强调，“美国军费开支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2%，但很多北约国家的防务开支达不到GDP总值的2%”。尤其是德国，特朗普在推特上称：由于德国的军费开支仅占其GDP的1%，因此“德国欠北约一大笔应付的钱”。[注] Kelly, M. Many fact checks later, President Trump is (still) botching NATO spending[EB/O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fact-checker/wp/2018/07/13/many-fact-checks-later-president-trump-is-still-botching-nato-spending/?utm_term=.940eda22947e 而美国驻德国的3.5万名军事人员花费高昂，并且“我们保护德国、法国和所有国家长达数十年，这样的情况不再继续，不妥之处不会持续下去”。为“促使他们(盟国)增加支持北约的愿意”(美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语)，特朗普要求北约各国立即(而不是在2025年前)将军费开支增加到其GDP的2%，否则美国很可能会重新调整其部署，减少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军事存在。[注] Hudson, J. U S Assessing Cost of Keeping Troops in Germany as Trump Battles with Europe[EB/O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us-assessing-cost-of-keeping-troops-in-germany-as-trump-battles-with-europe/2018/06/29/94689094-ca9f-490c-b3be-b135970de3fc_story.html?utm_term=.c3bdf97da39c
特朗普对其同盟体系中其他国家的指责，虽然招致了其盟国国内(甚至美国国内)的广泛批评，但实际上亦取得了部分成果。在美国压力下，北约部分国家同意增加国内军事开支，并在2024年前达到2%GDP军事开支的目标，德国提出将军费增至1.5%。尤其是一些尚存在传统军事安全忧虑的国家，在美国压力下更做出相当幅度的让步。例如，波兰便提出计划支出至少20亿美元的承诺，以保留一个永久的美国军事基地。[注] Hudson, J. U S Assessing Cost of Keeping Troops in Germany as Trump Battles with Europe[EB/O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us-assessing-cost-of-keeping-troops-in-germany-as-trump-battles-with-europe/2018/06/29/94689094-ca9f-490c-b3be-b135970de3fc_story.html?utm_term=.c3bdf97da39c 北约布鲁塞尔峰会同意“合理的经费分担为联盟的稳定、团结、能力和可信度提供支持”的原则，宣言中称，北约所有盟国均开始实际增加其军费预算，有三分之二的盟国计划在2024年前将预算增加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一多半的盟国将超过防务开支20%的经费用作装备研制和采购，而在2024年前计划有24个盟国将达到这一标准。[注] NATO. Brussels Summit Declaration[EB/OL].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56624.htm
今年的混合型基金业绩呈现极大分化。数据显示，截至12月26日，2481只混合型基金年内平均收益率为-14.13%，其中实现正收益的有454只，占比18.30%。上投摩根安丰回报A年内业绩达到14.86%，排在业绩榜首位。值得一提的是，12月26日，今年以来最赚钱混合型基金——中邮尊享一年定期发布触发清盘公告，正式退出年末冠军争夺战，上投摩根安丰回报A顺理成章新晋为混合型基金冠军。目前排在第二的长安鑫益增强A有13.43%，仅落后于第一名1.43个百分点。
声纳图像在映射过程中损失了高度信息,光学图像中采用多视图几何原理,利用不同映射角度的图像视差关系计算目标的深度信息以恢复三维特征。但由于光学摄像机与声纳设备映射原理的差异,所以一般的基于光学的三维重建方法不能直接运用到声纳图像的三维重建过程中。根据多视角声纳图像的映射特点,本节提出一种对高度弧分段、逐级搜寻目标的空间位置的多视角声纳图像三维特征重建方法,用于恢复图像的高度特征。
俗话说：秋施金，冬施银，春天施肥是烂铁。又到了果树施肥管理的关键期，王建云早早备好了今年要用的亲土1号产品。“果树管理的季节性很强，尤其是秋冬季节，管理不到位的话会直接影响来年的果品和收成。”臧学文在察看他的果园后给予了施肥管理建议，并强调冬季剪枝管理的重要性。
特朗普坚持希望盟国继续增加承担费用比例甚至全额承担驻海外的美军费用，否则便以重新考虑美国对其盟国和联盟体系的安全承诺相威胁的要求，是其“美国优先”口号的逻辑延伸。然而从其欧洲及亚太地区盟国经济发展依然乏力的现实看，特朗普在增大军事开支问题对其盟国施加的强大压力，肯定会对其与盟国的关系构成破坏性影响，甚至将对其全球同盟体系——这一战后美国全球霸权地位赖以维系的重要支柱造成较为严重的削弱。也正因为此，当下美国战略界对特朗普同盟政策调整的主要担忧，便在于认为其政策主张中的“民粹主义的、保守的民族主义”(populist conservative nationalism)将使美国削弱乃至放弃其长期坚持的“国际主义、致力于建立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战略方向，而后者构成了冷战结束以来、甚至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大战略缔造的基本考虑。[注] Thompson, J. Trump and the Future of US Grand Strategy[J]. CSS Analyses in Security Policy, 2017(12):1.
特朗普同盟政策调整的缘由，来自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事实。在小布什政府“反恐战争”拖累下，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的延绵不绝连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不得不在经济上忍受大萧条，在军事上所迫应对过度扩张。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军费开支的削减，尤其是预算控制法(BCA)的实行，以及对海外军事行动的克制，均出于这种考虑。但后果，则是使美国在负担其范围广泛的海外防务承诺时愈发力不从心。特朗普就任后，为反对奥巴马政府的“无所做作”和显示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大幅增大军费投入、极力强化美国军事实力优势、强调显示武力优势或威胁使用武力为基轴的政策，更是无助于挽救、甚至更加剧了美国在军事上过度扩张。[注] Posen, B R. The Rise of Illiberal Hegemony: Trump’s Surprising Grand Strategy[J]. Foreign Affairs, 2018(2):21. 因此，希望盟国为美国海外驻军、基地和交通方面提供更多的贡献，甚至指望盟国成为“帝国的廊尔喀军团”，以减轻美国在军事和财政方面的压力，此类观念在美国战略学界中影响日渐高涨，这也正是特朗普极力向盟国施压并将之作为节省战略资源的关键性举措之根源所在。
实际上，在冷战期间乃至冷战结束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在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中，多数盟国一直通过各类方式，为驻本国的美军甚至为美军的全球军事行动支付高额费用。最典型的如日本，长期担负驻日美军相关费用的七成到八成。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在美国就不断敦促其盟国分担军事行动的相应开支以缓解“物质消耗极其严峻”情况下，日本更曾经向美国提供巨额财政支持，即所谓的“支票外交”(check diplomacy)，以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注] Tuathail, G & S. Dalby(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133. 在2018 年日本防卫开支当中，有6997 亿日元以所谓“强化日美同盟”名义用于支付驻日美军经费以及驻日美军基地搬迁等费用，占全部防卫预算的14.2%。[注]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Programs and Budget of Japan: Overview of FY 2018 Budget Bill[EB/OL]. http://www.mod.go.jp/e/d_budget/pdf/300227.pdf． 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国德国，长期以来通过实物提供(如土地、设施)和政策优惠(如建设、税费)等方式，为驻德美军承担相关费用。据2002年的统计表明，德国为美驻德军事人员承担33%的费用。[注] Hudson, J. U.S. Assessing Cost of Keeping Troops in Germany as Trump Battles with Europe[EB/O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us-assessing-cost-of-keeping-troops-in-germany-as-trump-battles-with-europe/2018/06/29/94689094-ca9f-490c-b3be-b135970de3fc_story.html?utm_term=.c3bdf97da39c．
特朗普所触及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美国长期存在的大战略困境：这就是在冷战结束、无明确敌手的情况下，美国维持其全球同盟体系的成本与收益问题。在持积极态度的一方看来，与冷战时期相比，当前同盟体系对于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性没有降低反而上升，美国在欧洲、东亚长期维持的同盟和驻军，既服务于其永久地维持在上述地区的霸权，亦是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对外是为了遏制现实或潜在的战略敌手(在欧洲是俄罗斯，在亚洲是中国)，对内则在预防盟国当中强国(欧洲是德国，在亚洲是日本)对美国政治/军事秩序安排的可能挑战，从而尽可能长地延续“美国治下的和平”。用美国学者的话说，就是预防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地区强国的崛起，遏制潜在的地区地缘政治对抗，从而维持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稳定，为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创立安全环境。[注] [美]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M] .孙建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01.
然而事实已经证明，早在冷战中后期美国便对其范围异常广泛的海外义务力不从心，更勿论当下。在美国权势相对衰落的情势下，美国是否，或者如何更加经济地履行其同盟义务不断被置于美国国内政治辩论的中心位置。这也从反面证实了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权势优势地位不断下降的事实，用保罗·肯尼迪的话说就是，一个世界大国在其强大而又不受任何挑战之时，是不会对自己履行的义务的能力展开辩论的，展开辩论本身就是其衰落的表现。[注]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M] .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517. 而一直沉醉于所谓“霸主诱惑”(hegemon’s temptation)中的美国，在维持首要性(primacy)和所谓“全球领导地位”的指引下，不仅并且仍将盲目地使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越来越多地卷入本可避免的冲突当中，因而显著地加速了美国力量的衰弱，助长了帝国的过度扩张。[注] [美]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M] .孙建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9.
作为当下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联盟，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同盟体系是美国大战略缔造的重要手段工具，其演进当然是国际安全形势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冷战时期，尽管面对不少批评，同时面临诸多同盟国“自行其事”而将美国拖入意料之外冲突的风险，但总的来说，美国冷战时期的遏制大战略极大受益于其全球同盟体系：美国成为所谓“自由世界”的领袖，取得了巨大的声望；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乃至冷战末期的海湾战争中，盟国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并派军参战；盟国在一些关键地区和关键议题上支持美国的主张，并配合美国在贸易、财政和军事方面的要求(甚至包括一些明显有损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要求)。当然，盟国对美国的屈从而非完全出于对美国的“善意”，而在希望借此换取美国坚定的安全承诺和武力保障。其后果，则是在极大有助于美国在与苏联的全球争霸中占据上风并最终赢得了冷战胜利的同时，也保证了其他盟国在财政负担有限的情况下实现了大体安全和经济繁荣。[注] Brands, H.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Lessons from the Cold War[EB/OL]. http://www.css.ethz.ch/content/specialinterest/gess/cis/center-for-securities-studies/en/services/digital-library/articles/article.html/193677.
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的长期存在，冷战期间美国联盟体系便长期存在的三大缺陷(联盟整体防御能力不足，部分盟国对提升作战能力计划明确不作为，盟国在联合行动中对分配给自己承担的任务斤斤计较)当前依然存在，甚至更加严峻。一方面美国自认为承担过多义务，付出过多财政代价，直接导致美国国力的削弱；美国的盟国虽不时“取悦”美国，但目的是在安全方面长期“占美国的好处”，使得美国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因此当前美国从联盟关系中所获得的净收益已经远远少于冷战时期，与美国所付出的成本完全不对等。[注] Posen, B R. Restraint: a New Foundation for US Grand Strategy[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34. 但另一方面，由于其模糊且异常宽泛的战略目标，加之近十年来美国对其海外安全承诺并不坚定的态度，使得其联盟体系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实际上不断受到部分盟国置疑。特别是那些自觉面临较大安全压力的国家，在对美国安全保护不具信心的情况下，有些国家甚至开始不得不寻求保护自身安全的替代途径，选择之一就是逐步疏远与现有联盟体系主导国家(美国)的安全联系，代之谋求发展自身防务或建立地区军事联盟，以便在必要时可以在没有美国援助的情况下确保安全。[注] [美]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M] .孙建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77-294.
从本质上看，大数据也被称之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因此，我国也在5-10年大数据发展过程中，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目标与发展任务。所谓的大数据就是在规模超出传统数据库的过程中，就可以利用对应的工具进行捕捉、储存、管理、分析数据等的主要内容探究。除此之外，大数据还展现了智能化的发展特点，可以在针对相关的内容进行行为与结果分析的时候，还可以针对其主要内容进行延伸，最终实现有效的功能性预测［2］。
三、不和与失能：美全球同盟体系的问题与趋向
同盟体系当中国家战略投入与战略产出的关系，也即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是所有国家间联盟普遍存在的问题。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奠基人汉斯·摩根索早就指出，联盟中利益的分配，最理想的状态应当是完全互惠的。各缔约国相互间提供的服务应相当于各自所获得的利益。当然，摩根索也承认，只有缔约国实力相当、利益一致的情况下所结成的联盟，似乎更易于达到这一理想状态。[注]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 .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43. 然而国际政治实践的诸多案例早已证明：在权势地位完全不对等的联盟中，实力强大的国家很可能在决定联盟的利益和政策时贯彻自己的意志、主导联盟的战略走向；而弱国如果拥有对强国而言的关键性利益的话，则可以为自身与强国的联盟中的地位提供一定保障，否则其利益完全可能被强国所忽视甚至被强国用作利益交换。
而对美国的盟国而言，当21世纪第一个十年行将结束之际，它们对于各自国家安全环境及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挑战，在认识方式和认识程度存在的差异，显然并未缩小甚至进一步增大。与冷战甚至是冷战结束之初相比，当下国际政治经济及安全形势的巨大变动，及其对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产生的显著差异化的影响，正是造成美国与其欧洲及亚太盟国以及盟国之间在总体安全形势判断进而本国防务开支问题上分歧急剧增大的根源所在。在美国看来，权势优势地位的相对削弱、战略竞争对手挑战的增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压力的增大，均要求美国在财政负担日趋沉重同时，却不得不维持甚至强化对军事和安全领域的战略性投入，希望其盟国为此分担压力在所难免；对西欧那些面临传统军事安全压力较小的国家而言，削减军费、减少对同盟体系的投入，当然是在安全压力基本不大、经济形势却总体不佳时的首选；而对于那些存在传统安全威胁，尤其是与美国全球体系战略“竞争者”(competitor)接壤或邻近、能够直接感受到外来军事安全压力的国家，则不得不在设法全副武装同时，极力强化与其盟主的安全联系，被迫向该体系做出更大贡献，以求换取有效的安全保护，以应对此类战略竞争者在规模和质量上甚至还在不断扩大的显著优势。
随着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多种事实、力量、情势的发展及其相互作用，尤其是2017 年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大战略开始出现重大调整迹象。在不断强调所谓“修正主义国家”(指中国、俄罗斯)、“流氓国家”(指朝鲜和伊朗)以及包括恐怖主义组织及跨国犯罪集团在内的、对美国怀有极大敌意的各类跨国行为体对美国霸权日渐突出的“系统性挑战”的情况下，加之考虑到美国权势优越地位相对衰落的事实，特朗普的大战略设计，虽然在战略目标上与冷战后甚至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实质上并无二致(强调维持巩固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或者说，美国在世界上的“首要地位”以及“对世界的领导”)，但部分放弃了先前“自由霸权”战略一些关键性的政策设计，转以所谓“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为指导，将“美国优先”或者“优先考虑美国利益”作为美国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政策制定的主要考虑，试图以此作为应对“全球范围内面临的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的战略手段。[注]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R].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2017.1-4.
亨利·基辛格早就提出，联盟只有符合以下四个条件才能有效：1.有共同目标，通常是抵御共同的危险；2.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政策，至少是足以解释宣战的理由；3.万一决定采取共同行动，有具体的合作手段；4.不合作需受惩罚，也即不予援助的可能性必须存在。否则，受保护会被视作理所当然之事，而相互应尽的义务就会中止。[注] [美]威廉·奥尔森，戴维·麦克莱伦，弗雷德·桑德曼编.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M] .王沿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98. 根据这一框架，在很多持批评态度的美国学者看来，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同盟体系实际上是在没有界定明确敌手、没有明确目标的情况下继续扩张；美国在没有明确大战略指导的情况下，政策行为前后矛盾；其成员国之间则在应对安全威胁方面各有各的考虑，在分担自身联盟义务时斤斤计较，“低价搭车”甚至“免费搭车”行为因无相应惩罚机制存在而被长期容忍甚至得到鼓励。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出现大幅变动、而美国权势又处于相对衰落的背景下，美国对其同盟体系的战略性投入与该体系能力建设上愈发的不足一起，均构成了未来美国战略大失败的直接根源。在此情况下，有学者警告称：如果说大战略关乎协调目的与手段，那么目的如故、某些手段却在相对衰减的情况便值得特别注意。[注] [美]保罗·肯尼迪主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M] .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182.
对美国而言，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之一，当然是撤出。但是应当看到，美国全球同盟体系的搭建，其最基本的考虑，显然并非完全出于应对外部的战略敌手。早在北约组建之初，北约首任秘书长伊斯梅爵士(Lord Ismay)的话就相当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意图。[注] 伊斯梅爵士曾指出：“这个同盟的目标，是让美国人留下，让俄国人出去，让德国人倒下”。见Bassin, M. Between Realism and the “New Right”: Geopolitics in Germany in the 1990s[J]. Transa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03(3):354. 而美国以防范“苏联入侵”为由而继续与数十个国家维持安全协定并在当地驻军的说法，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很久就已经不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注] 转引自[美]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M] .孙建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8. 然而，在苏联瓦解三十年后并且在可预见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依然在很多基本不受传统安全威胁困扰的国家驻军、并坚持维持全球同盟体系、并且不懈地为这个联盟体系寻找对手，其更重要的目的之一，肯定是在于“防止欧洲和亚洲的盟国在地缘政治上行其是”，其战略意图的核心显然是为了延续其霸权企图。[注] [美]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M] .孙建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9. 用米尔斯海默的话说就是，就是用霸权秩序这一等级制度防止出现当地的“无政府状态”。[注] [美]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 .王义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03. 而这种将美国在海外军事存在充当关键地缘政治区域的“平定者”、美军在上述地区的撤出将导致欧洲和亚太历史积怨的重现、军备竞赛激化的说法，在美国战略学界和决策界相当流行。在美国不放弃其维持“首要性”战略目标的前提下，可以预料的是，作为“冷战遗产”的全球同盟体系，将依然会被美国以所谓“地区稳定器”的缘由而继续充当政策工具。因此，即使在特朗普大战略调整的背景下，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在欧洲和远东是否有足以挑战美国霸权的大国出现，美国都不可能放弃其全球同盟体系和海外军事承诺：如果出现潜在或现实的战略敌手，美国将留在原地制衡“威胁”；如没有出现战略敌手，美国也不可能撤回，它将继续持续其地区霸权结构。[注] [美]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 .王义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09.
在市政道路工程深基坑施工中，根据现场需要设计合理数量的降水井进行基坑降水。要严格控制钻孔的垂直度和孔径，防止缩颈现象的发生。除此之外，还要对降水井所用滤料进行严格的筛选。降水井的质量一方面体现在抽水的顺畅程度，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水的含砂量，抽水作业越顺畅，水的含砂量越低，降水井的质量就越符合标准，排水效果就会越理想。
在直接撤出不可能的情况下，可选的方法之二，只能是劝服其联盟成员加大对联盟的投入。从尼克松到特朗普，这也正是不少美国决策者致力于推行的方法。然而，正如上文所提及的，由于数量庞大的盟国在安全关注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别，这一做法在执行过程中通常极为困难。20世纪20年代的大英帝国争取说服各自治领增大对共同防务的财政及人力贡献，却几乎全无结果。[注] [美]保罗·肯尼迪主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M] .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180. 而大英帝国内部的分裂甚至叛乱的出现，其根源不少均来自于此。从当前美国同盟政策的调整看，基于财政状况与安全担忧的巨大差异，美国与其盟国间关于防务负担分配的争议仍将继续。而特朗普顽固其向其盟国施压要求提高其财政负担的做法，当然在短期内可能取得一定成果(如2018年北约首脑峰会承诺关于提升其他盟国军事开支的标准和时间表)，但如果美国继续这种既坚持对联盟主导权的绝对控制权、同时又强压其他盟国加大对同盟体系战略投入做法的话，除了位处东欧、波罗的海、外高加索及远东那些自认为直接面对安全威胁、在防务上不得不严重依赖美国的国家外，其他国家肯定会对提高自己的投入比例、但在联盟内却享有与之前几乎一样、甚至下降的权利感到不满。而由此带来的不合甚至盟国的反抗，也肯定会削弱其成员对于该体系的信心，甚至不得不主动寻求其他的安全保障。而上述种种因素，无疑都将进一步加深该同盟体系内部的裂痕。而特朗普的战略设想，虽然准确地触及到此类兼具非凡现实性与象征性问题的关键，但其实际上选择范围极其有限的政策措施却基本无助于甚至加速了该体系的调整进程。
四、结 语
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特朗普上台后政策实施及所引发的复杂效应上看，美国的霸权地位确实处于风险当中。但客观地说，这种风险实际上并不是来自特朗普本人饱受争议的政策风格，甚至也并不来自美国全球霸权的潜在“挑战者”，或如特朗普反复强调的战略“竞争者”，而主要来自这种霸权结构本身。尤其是美国霸权的战略支柱——美国控制下的全球同盟体系，在直接服务于美国冷战时期及后冷战时期大战略缔造70余年之后，支撑该体系正常运作、早先并无太大争议的一些关键性安排，如美国对该体系的绝对控制与战略性投入、其他盟国承认美国的体系内霸权及对美国的安全搭车，连同早先那种将国际机制、全球贸易体系、全球金融体系、全球同盟体系视为美国大战略或美国主导下的“自由霸权秩序”关键组成部分、此类体系的良好运转将促使美国国家利益“自动”得以实现的观点，在美国战略界显然已经失去了共识。相反，那种认为现行诸多国际机制或国际组织的运转并非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完全吻合而是美国的负担、甚至是美国衰落根源的看法，开始有所流行。
在美国权势绝对优势地位即将丧失的预期下，尤其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快速发展所呈现的诸多事实或趋势面前，以特朗普为代表，部分美国决策者的逻辑开始转向继续甚至更加充分地享有其同盟体系战略益处、期望其更好地遏制体系内、外部可能的霸权挑战者同时，削减自身的投入成本，并极力向其盟国转嫁战略负担的方向转变，甚至致力于将该体系打造成为公元前5世纪提洛同盟的当代翻版。这无疑是精于算计、以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自诩的地道“特朗普风格”的又一次集中体现！而其后果，短期内有望在争取各成员国加大战略投入、弥补该体系能力建设不足方面取得部分成效，但从中长期看，无疑将激化体系各成员(尤其是体系主导国与体系内的中等强国之间)之间愈发激烈的不和，甚至诱发其部分国家在安全政策及同盟政策上脱离美国主导的尝试，而这些国家极有可能是该体系最初战略设计当中必须时刻关注的“战略防范者”。此类趋向的出现和发展，同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不断演进、来自该体系外部压力的持续增强、体系主导国自身能力的下降及其对历史发展前景的空前焦虑一起，可能预示出该体系未来出现重大调整的征兆。而这种调整，无论规模程度大小，其引发的战略后果，势必将对美国全球霸权及其主导下的现行国际秩序产生不小的冲击，甚至可能推动全球权势结构和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革命性变动的到来。而对这种前景的极大恐慌，也正是当前很多西方政治—知识精英异常坚定地反对特朗普政策调整的根源所在。[注] 特朗普同盟政策的调整，尤其是他在北约峰会上对其盟国的指责，在美国国内引发了诸多批评。其中最为犀利的批评称，特朗普的政策“对待朝鲜、俄罗斯这样的敌人，态度过于温和但却一无所获，对待盟友则过于严厉”。见Parker, K. Big dog Trump doesn’t need to anoint NATO’s hydrant[EB/O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big-dog-trump-doesnt-need-to-anoint-natos-hydrant/2018/07/13/defbcfd6-86cc-11e8-8f6c-46cb43e3f306_story.html?utm_term=.d45aa9bf73f.而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近期有近600名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联名登报反对特朗普对于包括联合国、北约、世贸组织等在内的“战后国际机制”的敌视态度。这是继1930年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以及2002年850名学者联名反对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知识界的又一次集体表态。Lake, D A & P Gourevitch. “Hundreds of scholars have signed a statement def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at Trump has attacked[EB/O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8/08/14/hundreds-of-scholars-have-signed-a-statement-defending-th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that-trump-has-attacked/?utm_term=.ed6c6b677458.
(4)防雷接地保护设计是住宅小区供配电设计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主要包括对建筑单体楼和变电所的防雷和接地保护。防雷部分选择HY5WS型避雷器，接地方式则采用TN-S环路式。
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削弱了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话语权。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了极大满足。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以普通社会大众为主要目标的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发展。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为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走在互联网应用和时代前沿的大学生极易受到大众文化的冲击。大众文化之所以能够削弱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话语权，主要在于它能够满足大学生日常生活消遣的需求，实现了大学生即时的满足感。如果不加以引导，大学生极易误入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泥潭。因而，大众文化迅速发展的时代给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诸多困难。
在美国放弃联盟进而放弃全球霸权绝不可能、多数盟国在该同盟体系中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性依旧甚至更加恶化的情况下，美国设法继续维持甚至强化其全球同盟体系、逼迫盟国提升对同盟体系战略投入的又一选择，则是有意无意地推动恶化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环境，或者说，为这个同盟主动塑造一个足以对其盟国构成重大安全威胁的外部敌手(至少是在心理学意义上)。在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的条件下，美国是否将依旧同七十年前一样，为实现其大战略目标，从而将其目前与部分大国在有限议题、有限领域内的有限分歧刻意夸大为一种无以复加的庞大威胁，从而再次凝聚和动员其同盟体系，以求继续巩固其全球霸权呢？随着美国战略决策“不确定性”突出增长，加之其部分决策者冰冷的、宿命的且无任何历史进步性的国际政治理念，这一可能性的存在当然值得引发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关注甚至是足够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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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葛汉文，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振兴路55号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邮编：210039；E-mail：Gehanwen007@163.com.本文受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上丝绸之路地缘安全及其风险管控研究”(18ZDA13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二等资助项目“周边国家地缘战略研究”(2016M603020)，国防科技大学科研计划项目“战略调整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对外军事干涉问题研究”(JS18-03-14)资助。
(责任编辑 ：崔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