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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5-0076-07
现代经济学首次赋予“公共品”以形式化定义始于保罗·萨缪尔森1954年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该定义在我国的广泛使用始于1998年“公共财政论”的确定。在这一体系中，公共财政中的公共性主要是通过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阐释的，并将其严格界定在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组合范围内。不过，相比理论上的严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公共品是非常模糊的概念，相应的，对公共品供给的认识也是模糊的。
一、我国公共品供给模式的演变
从各国实际操作来看，当前提供公共品的具体模式主要有三种：政府提供，市场提供和混合提供。而我国公共品供给的具体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典型的计划垄断型供给模式，即单一的以政府作为公共品的供给主体，依靠行政计划和垄断地位，实现政府提供。不过，受财政体制变革的影响，政府单一供给的格局内存在很多变化。
(一)1950-1979年统收统支时期
1950年，为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经济形势，我国财政上实行了“统收统支”体制，大部分财政收入属中央财政收入，一律解缴中央金库。相应的，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也由中央统一审核，逐级拨付，这意味着全国公共品提供的责任都集中到了中央政府身上。其后，财政体制在“统收统支”的名义下先后进行了六次调整，通过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的放大，使地方政府也逐渐承担起公共品供给的责任。从图1可以看出，1950-1979年间，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表示公共品供给的事权分配上一直存在反复，不过，多数年份内还是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更多。当然，这种集权的财政格局也造就出我国在公共品供给上特有的一种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模式，即应中央政府的决策要求，地方政府在同一时期内集中提供某项公共品。不可否认，这一模式取得的成效非常显著：1949年我国人均寿命只有40岁，到1978年超过65岁；国家财政支持的卫生保健体系使大多数地区都有了初级医疗保健，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保健；受教育率也超过预期标准，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从1950年的25%增至90%[1]。
图1 1953-2011年我国政府间财政支出比重
(二)1980-1993年包干制时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三十年的黄金发展极大地拉开了我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这促使政府将工作重心迅速转向经济增长。为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财政于1980年配合进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改革，并经1985年和1988年的两次调整，最终形成六种中央与地方划分收支的方案。客观评价，包干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放权让利、利益激励的做法给财政本身造成巨大伤害。1978年改革前夕，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1993年下降到12.3%，即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是一个非常低的比例。财政体制的这一变化给公共品供给带来三个明显影响。第一，政府提供公共品能力急剧下降。包干制的放权让利使中央与地方政府都面临财政资金紧缺的局面，这严重削弱了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财政也退化为“吃饭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的下降，使中央政府没有足够财力来维持涉及个体发展的全国性公共品，医疗保健、卫生、教育等事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第二，提供公共品的主体由中央政府变为地方政府。从图1可看出，自1985年之后，地方政府在事权的承担上就反超中央政府成为主体，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当然，这也是造成公共品在区域间差异化的直接原因，毕竟包干制之后地方政府间的财力差异就越拉越大。第三，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方式由政治动员型转为经济带动型。所谓经济带动，指公共品供给与促进经济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往往是迎合经济增长的产物。出现这种模式，与我国地方政府的政治锦标赛模式直接相关，周黎安等将该模式定义为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设计的一种晋升竞赛，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而竞赛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可以是GDP，也可以是其他可度量的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政治锦标赛的最实质变化是考核标准的变化，地方官员在任期内的经济绩效取代了政治忠诚[2](pp.87-92)。受此影响，地方官员都把GDP增长率作为工作重心，而要提高GDP，政府就必须先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吸引投资，包括道路交通、通信、供水供热等公共品。这一时期，政府不是没有提供公共品，而是将提供范围从以发展性的全国公共品为主转向生产性的地方公共品为主。另外，财政弱化对公共品供给的负面影响也令政府始料未及，只是因为统收统支时期全国性公共品影响的延续和个体对经济收益的追求，才未使该问题显露出来。
(三)1994年至今的分税制时期
1994年，为扭转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过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比例过低的局面，中央政府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从结果上看，这是一场集中财力的改革，2012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已上升到22.6%、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比例也上升至47.9%。财力的重新分配给公共品供给又带来新的变化。第一，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更为困难。相比地方政府承担更多事权，中央政府集中财力的行为给地方政府造成更大的财政压力。一方面是GDP快速增长后公众视线由私人收益转向公共生活，另一方面是财力持续下降。为应对这一矛盾，地方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一是公共品供给的市场化实验。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地方政府开始零星尝试公共品市场化提供，进入21世纪之后，中央政府出台政策和规章，明确鼓励非公资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的建设、运营和管理，终在2003年前后掀起了市政公用设施服务的市场化改革浪潮[3](pp.1)。不过，由于公用企业改制、价格确定、监督体系和土地使用等问题，这一模式运作的结果更像市场提供在我国的具体实验，而不能称之为成熟的供给模式。而且，市场化实验所导致的公共利益与市场利益的混淆，反而加深了公众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不满。二是城镇化公共品。自1992年企业收益与政府收入脱钩后，地方政府弥补财力的主要渠道就转向土地收入。这种倾向在有利于城镇化的同时，也使公共品供给的范围进一步集中于城镇化需求，从而迅速拉大了城乡间公共品供给的差距。第二，中央政府对发展性全国公共品供给的回归。分税制改革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力，这为中央政府改善民生奠定了财力基础，而且这类公共品的缺失也引起了公众广泛关注。早在2004年，胡锦涛在北京召开的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就指出：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正式写入报告；2012年，十八大报告在“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论述中提出“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些都反映出中央政府在承担发展性全国公共品供给责任方面的回归。
还需强调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新变化，即数字化革命的发生与普及。伴随着互联网及建立在其之上的各种沟通技术的发展，这场革命已经将不同层面主体间的沟通和合作变得更快更廉价，从而能以一种崭新而不同的方式把复杂的系统组织起来，其中也包括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我国正式接入互联网是在1994年，之后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一个互联网神话，截至2011年，我国网民规模已达5.13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8.3%[4]。交互性、超链接、可检索、多媒体、互联网的所有这些特点带来了不胜枚举的好处，但也模糊了公共品的公共性和区域性表现，使公共品供给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变。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公共品供给历程，政府在承担几乎全部供给责任的前提下，应财力配置的变动而进行了相应调整，虽成果斐然，但还是在调整中因有所侧重而使公共品供给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供给总量不足、供给失衡等。
二、我国公共品供给存在缺失的原因分析
我国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上存在的问题，是由诸多因素综合造成的。比较而言，理念、结构和技术因素是主要原因。
(一)公与私理念中对公共品的认识差异
提供公共品以满足公共需求，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参照我国历史发展，早期公众所需的公共品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救荒保养。以江河治理为核心的公共行为是紧密联结不同个体最有效的途径，也是促成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在我国历史中较早出现的主要原因。回顾财政支出可发现，涉及江河治理、灾害救济等内容的公共需求一直都是具体的支出项目。二是祭祀祭礼。我国传统文化崇尚天、地、人和谐相处的思想，自汉帝国的政府架构以来，位于最顶端的天子是天、地、人之间的枢纽，其下的中央政府自然承担着祭祀祭礼的重要职责，祭祀支出也就成为历朝历代不可或缺的支出项目。三是生活所需。个体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公共品，在历史演化中，这类公共品的提供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以伦理关系为纽带的血缘、地缘等准公共组织，后者所发挥的主体作用甚至强于前者。
分析早期的公共品供给，以政府为代表的公与以个体为代表的私之间缺乏直接联系，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主要集中于无形的道义方面，而与个体生活直接相关的衣食住行类的公共品则更多的是由自发的伦理性准公共组织提供，这与我国传统思想对“公共性”的理解是一致的。从我国思想史来看，早期的“公”表示对某共同体首长的尊称，或指某共同体的设施和财务。但随后的发展给“公”派生出三层含义：一是派生出公门、朝廷、国家、政府的意思；二是派生出公开、共同的意思；三是派生出均等、公正的意思。以此为基础，我国传统思想对公共性的理解集中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天下之公。这里所谓的天下，是用人类的感觉可以把握到的天空之下的无限共同空间，且这种共同感觉中渗透了天的调和、条理、公正与正义。第二，社会之公。这里所谓的社会，是立足于各个私的横向联系的公的状态，即其共同性是作为私的相互联系形成的，且私作为构成共同性不可或缺的成分，又只有通过共同性才能发挥作用。第三，自然之公。这里所谓的自然，是战国末期道家作为表示宇宙万物的存在状态、存在根据的含义开始使用，到魏晋时期成为广泛使用的概念，自然之公就是自然的和谐秩序本身[5](pp.37-51)。可见，传统上政府把公共品更多界定为道德大义，这与个体日常生活所需的公共品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其间的协调主要就靠血缘、地缘等准公共组织完成。
与历史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是：一是政府层面上依然把公共品界定为崇高的道义责任；二是血缘、地缘等民间自发的准公共组织逐渐退出公共品供给事宜，公与私之间的协调机制缺失；三是人口的变化，个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口规模的膨胀和人口结构的分化使个体对公共品的认识越来越具体化、实物化。公与私理念中对公共品的认识差异被放大，并由于协调机制的缺失，使这种差异演变成公众对政府提供公共品事务的不满。
(二)财政收支结构对公共品供给的不利影响
若从广义上说我国政府对公共品投入不足，是有失公正的。仅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赤字累计已有约四万亿元，国债规模也从无到有并持续放大，财政投入不可谓不足①。因此，所谓的投入不足更多是财政收支在结构上出了问题。第一，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倒挂。分税制改革的弊端之一是财力重新分配的同时事权却未有变化，1994年-2012年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率平均为52.1%，地方政府为47.9%；而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率平均为25.8%，地方政府为74.2%②。中央政府的事权远远小于地方政府，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性全国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直接原因。另外，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倒挂也成为地方政府在公共品提供上排序的理由，哪些公共品先提供，哪些公共品多提供，都取决于资金情况，而不是根据公众的实际需要。又或者情况恰恰相反，地方政府会依据获取资金的可能来判断何为公共品，这也是经济带动型供给和城镇化公共品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隐患。第二，转移支付体系非均等化。分税制中构建起的转移支付体系，广义上包括税收返还、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其中只有一般转移支付指向公共品均等化目标，使当前的转移支付体系更多的是照顾地方既得利益。这种向收入倾斜的转移支付体系使地方政府间公共品供给能力差异扩大，以支出项目中的一般公共服务为例，2011年，该项支出最高的广东省达807.41亿元，最低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只有51.96亿元，相差达15倍。这在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品供给主体的格局下，必然造成公共品供给的区域不均衡。第三，财政收入的非现代化。现代财政收入包含税收和收费收入，从公共品供给角度而言，这两种形式都是不可或缺的。税收收入以其一般性担负一般公共品供给的成本，收费收入则以其特定性担负特定公共品供给的成本，两种收入相互补充，才能更好满足规范性与灵活性、全国性与地方性、一般性与特定性相结合的公共需求。不过，这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所谓的现代财政收入应是预算公开、合规精确的。这恰是当前我国财政收入构成中存在的弊端：税收与收费一明一暗，特别是收费收入未能全部预算公开，透明度不高，反而使收费这一特定手段退化为公共品收益私人化的工具，极大降低了公共品供给效率。
(三)数字化革命对公共品供给的更高要求
相比理念和结构因素，始于20世纪末的我国数字化进程则给公共品供给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影响。应深刻认识到，数字化革命不是简单的技术更新，它的发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表达、传递、交互方式，从而使人的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变化，人类正面临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巨变和创造性重建，这自然会影响到公共品供给许多方面。第一，偏好表达民主化的困局。民主是指在个人偏好基础上形成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从这一概念出发，民主化在公共品提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个人真实表达个体偏好，集结个体偏好所形成的公共偏好才有可能具备合意性。虽然基于互联网系统的数字化革命大大降低了个体偏好表达的成本，这符合公共品供给所要求的偏好表达民主化。但也造成新的问题：一是个体表达是否真实，二是网络环境下过于分散的个体偏好如何集结形成最终的公共偏好。应该说，这是民主化自身的脆弱性，即民主化不仅要求政府与官员承担受托责任，更要求个体要承担公民责任，对彼此负责。遗憾的是，在我国公民意识处于萌芽的前提下，这两个问题都缺乏保障，这会造成个体偏好表达越民主越混乱的困局，虚假偏好、围观起哄等现象层出不穷，极大地增加了政府准确判断的难度。更为重要的是，在网络环境下，表达的便捷使民主化呈现碎片式发展，个体表达若引起网络关注，可迅速转化成公共诉求，公共范围被极度放大，令政府疲于招架。第二，公共品供给过程的变化。传统表达方式下，公共品供给是一个缓慢且复杂的过程，从个体偏好表达到公共偏好的确定，再到根据公共偏好选择公共品提供方案，直到方案实施后收到公众反馈，进行评估并予以调整，公共品供给才算完成，整个过程连续且规范。但网络的速度可以改变这一过程，使个体能做出超前反应，政府整齐划一的供给方式反而落后于个体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的自由。可以说，借助于互联网系统所深化的数字革命，不仅仅改变了私的特征与存在方式，更改变了私与公的对接模式，使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品供给行为在私看来，自然会存在对公共偏好反应慢、供给方式单一、公共品不合意等一系列问题。
三、改善公共品供给状况的对策建议
现代社会，公共品已不仅仅是公共需求的承载体，而且是构建公众与政府良性互动的平台。正是通过一个个无形或有形的公共品，公众与政府在互动中达成彼此的谅解与信任，并汇总形成朝向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历史合力。因此，改善公共品供给状况，减少公共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应受到重视。
(一)公共品的具体划分
依照公共产品理论，对公共品进行的划分缺乏实践意义③：一是所谓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不是明确不变的，同一物品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所具备的特征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二是这两个特征不能很好地反映地域性、形态性等差别，泛化了公共品的分类。从现实中公众对公共品的需求来看，除笼统的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的区分外，还有如下区分需要注意。一是根据地域不同，可把公共品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公共品。通过对我国公共品供给历程的回顾，可知财政体制调整对公共品影响最明显的就是供给主体的变化，这也是经常被忽略的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虽名义上都有提供公共品的责任，但双方的出发点、优劣势、提供手段都各不相同，故不能在公共品供给上把中央与地方完全等同起来。二是根据形态不同，可把公共品分为道义性和生活类公共品。生活中公众对公共品的理解总是集中在有形的物品上，如道路、广场、绿地等，但实际上公共品的范畴内还包含大量无形的物品，如公平、公正、正义等。可以说，我国传统思想对公共性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相比而言，西方自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以及韦伯在二分框架内关于官僚制的研究，反而是用体制的价值、结构的科学性和运行的技术化替代了主体因素的人的价值[6]，则要肤浅得多。在这种僵化的社会自然科学论下，重要的道义性公共品被认为是虚幻的、无用的，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不然，公共品表面看是够不够的问题，实质是需要多少的问题。在一个讲道义、遵伦理的社会环境中，拥有安全感的个体的需求是富有弹性的。相反，在一个不讲道义、没有安全感的社会环境中，个体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只会要得更多，故应把公共品具体区分为道义性的无形物品和生活类的有形物品。三是根据提供要求不同，可把公共品分为临时性和常态化公共品。传统工业社会是低度复杂和低度不确定的社会阶段，此时的公共需求往往是稳定的，但随着基于网络的信息时代的深化，人们的交往变得复杂，突发状况频频发生，社会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增强，这使公共需求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故很有必要根据公共需求的内容与要求，把公共品划分为临时性和常态化公共品。综合这三种分类方法，可将公共品划分为八类，并根据每一类的特征，分别确定各类的提供方案，以避免公共品提供的泛化，提高公共品提供的效率与准确度。
(二)中间层的构建
现代社会公共需求具有复杂性，董礼胜等认为，我国未来公共品供给只有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下方可实现有效性，并认为多中心治理有三个优点：一是多种选择、减少搭便车行为以及更合理的决策；二是避免公共品提供的不足或过量；三是实现公共决策的民主性和有效性[7](pp.244)。实际上，从对公共品供给的历史回顾可发现，就有形的生活类公共品而言，多中心提供模式在我国是有历史传统的，这与我国自古以来领土广大、人口众多直接相关。因此，重构政府与公众间的中间层，形成以政府为主、中间层缓冲的公共品供给格局，直至演化为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有很大可行性的。具体来说，需要构建的中间层依据与政府的疏密关系，依次包括许多方面。第一，加强准政府机构。我国政府虽有五级架构，但在城镇的社区和农村的村委会也具有准政府机构性质，就公共品供给而言，社区和村委会是占优势的。参照林达尔模型可知，人数的多少对公共品供给的精确度影响很大，一般来说，公共品覆盖的人数越少，公共品供给越精确。我国五级政府总数是很大，可平均到每个乡镇级政府管辖的人数也有三万多人，相比而言社区和村委会则小得多。故应大力发展社区和村委会，加强对社区和村委会的财力支持，同时对其进行严格的内外部监管。第二，发展社会组织。刘涛在分析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时，借鉴了卢曼功能分化的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分化出的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独立而不同于其他系统的运行机制和逻辑，每个系统都不可能由其他系统来代行功能，故现代化国家的共性在于：这些国家都能明确划分出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界限[8](pp.126-146)。这一功能分化理论对公共品供给也很有借鉴意义，正如前文所述，恰是血缘、地缘等组织的存在，弥补了道义性政府与公众生活所需之间的矛盾，才使得公私在公共理念存在差异的前提下依然能达成和谐。现代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组织空间，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建立起丰富的社会组织，应克服政社不分、公信度不足、综合能力不足、法制不健全等困难，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使其成为政府与公众间的缓冲。第三，鼓励企业参与公共品事务。李友梅等在谈及企业参与公共活动时认为：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开始追求合格企业公民的形象，与社会组织不同的是，它们参与增进公共福祉的活动会带来如下好处：企业参与公共活动的最主要形式是提供资源和技术支持，这会改变我国公共领域资源主要来自政府的单一供给格局；企业需要借助其他社会组织来参与公共活动，从而促成活跃的社会力量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企业总是结合自身的运营领域和技术特长开展公共活动，因而有可能从新的角度促进人们对公共性的思考[9]。因此，我国公共品提供应在总结21世纪初市场化实验的基础上，继续尝试公共品市场提供模式，为企业参与公共活动提供平台。
(三)调整财政收支结构
当前我国以政府为主提供公共品的格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是很难改变的，因此，公共品供给状况的改善必须依托于财政体制的调整。
第一，完善分税制。笔者以为，以集中财权为目标的分税制是合理的，只有中央政府拥有充足财力，才能扭转全国性公共品缺失的现状。不过，分税制中影响公共品供给的不合理成分需加以完善。一是财权与事权匹配问题。现行的财事权倒挂虽没表现得严重，但中央政府是否只承担约26%的事权是值得商榷的。刘军强等在描述国民幸福感时提及双重印象下的中国：国民既幸福又不幸福的矛盾画面[10]，而不幸福的印象就主要来自收入差距、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社会保障等全国性公共品。因此要明确各类事权的责任主体，增加中央政府的事权，尤其是道义性和发展性的全国公共品，应划由中央政府全权负责。二是转移支付的调整。分税制中现行的向收入倾斜的转移支付体系是对地方既得利益的妥协，当然，这也保障了中央集中财力的目标得以实现。但就公共品供给的现状而言，这种妥协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④。故应通过简化转移支付体系、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等手段，提高转移支付的均等化程度，缩小区域间公共品供给的差异[11](pp.232)。三是体制透明性。所谓透明性表现为公众对财政收支的知情权，透明性差一直是我国财政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它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有效率低和不合意两个方面，这也是我国政府垄断供给备受批评的原因所在。须强调，不论何种形式的财政收入，公开透明是第一要务，只有透明全过程，接受公众的外部监督，才能取信于民，这是政府与公众在公共品方面达成相互谅解的充分条件。故应通过加强预算管理、落实信息公开、深化金财工程等措施，实现财政体制的透明性。
第二，现代化财政收入。现代社会中，财政收入是由多种形式共同组成的⑤，每种形式都有其在提供公共品方面的优势，现代化财政收入即公开透明并综合运用各种形式的财政收入来提供公共品。一是完善税收体系。我国现行的税收体系并不完整，以增值税为代表的间接税比重过大，以所得税、财产税为代表的直接税残缺不全。不完整的税制导致中央与地方聚焦于财力划分和财源建设问题⑥，对支出性质的公共品自然顾及不足。故应加快税制结构调整，完善税收体系，稳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使各级政府将注意力转移到公共品供给上来。二是规范收费收入。收费收入的灵活性和特定性是税收收入不具备的，尤其是小范围内的公共品更适宜通过收费来提供。当然，只要实现财政透明性，长期以来对收费的不信任就能化解。故规范收费收入的重点就是把收费由暗变明，实现公开透明。三是加强国有资产收益管理。自1992年企业收益与政府收入脱钩以来，国有资产收益存在的问题就是在财政收入之外。一方面，国有资产凭借行政垄断地位获取更多垄断利润，另一方面，巨额的垄断利润游离于公共财政之外，对公共品供给毫无帮助，积弱的国有资产管理反而激化了政府与公众的矛盾。故应尽快建立以国有资产预算为核心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让国有资产收益为全体公众所用，造福于民[12]。
(四)加强技术的学习与更新
阙天舒谈及网络空间中形成的倒逼政府的形式包括公民社会的批评和指责、专家的分析与质疑、行业组织的反对和抗议、社会精英的激愤与行动以及弱势群体的抱怨与诉求等[4]。网络空间中各种言语表达与激情讨论虽会给政府带来很大压力，但也是迫使政府面对、学习与掌握新技术的动力。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认为的，现代化社会实际上是个监管社会和规训社会，国家表面上看更加自由，事实上国家干预的程度需要更加精密化、隐形化和深化[8](pp.207-217)。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府顺应数字化革命的发展，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积极探索新的模式，包括公私伙伴关系、网络化治理等都已进行了广泛的实践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在一个人人面对高度棘手和个性化问题的复杂社会中，我们不仅需要提供公共品的新模式，还要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条件，那就是公民与政府的相互合作与协商，以实现管理者和公民的需要、目标和目的，而数字化革命则为公共服务的这种实质性改进和相应的管理挑战提供了充足机会。我国政府应抓住这一机遇，借鉴西方已实践的新模式，加强对基于网络的新技术的学习与更新，提高面对更为复杂的公共需求的技术回应。
公共品是一个涉及面广、协同度高、综合性强的难题，而且，公共品的特征、表现形式等都不是固化的，会随技术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对待公共品及相关问题，既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大而化之。比较起来，西方现代理论自休谟提及免费搭车以来，就一直未停止对公共品的研究，而实践上的努力甚至还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这种认真谨慎对待公共品的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增至51.9万亿，公共财政收入增至11.7万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8.8%和9.9%，这些都意味着围绕公共品产生的问题会更多更复杂。面对此挑战，需要综合运用各种力量，包括学者和实践者的努力，公众和政府的认真谨慎对待以及专业知识和经验，只有建构起一种更加完整一致、联系紧密、民主合作的公共品作用机制，我们才能在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实现以公共品为媒介的政府与公众间的良性互动。
①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虽属生产性质，但经济增长本就是一项公共品，而且现今公共品供给中存在的缺失多是在经济水平提高后才显现出来的。
②当然，考虑到转移支付体系，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财权与事权间的倒挂情况要减弱些，但中央政府事权远小于地方政府的事实是不变的。
③根据非排他性、排他性、非竞争性和竞争性的组合，可把物品分为纯公共品、具有外部效应的物品、俱乐部物品和纯私人品。
④就这点而言，与数字化革命也有直接关系。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地理上的行政界线在网络世界中被拉平了，各个地域的个体可以在网络上对同类公共品进行全面比较评判，公众对公共品均等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⑤具体包括税收收入、收费收入、债务收入和国有资产收益。
⑥此次的“营改增”也涉及这一问题，营业税作为地方税的主体，“营改增”使地方政府的财力进一步压缩而没有补充，这会影响到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