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个人记忆与影像历史——《慕尼黑》影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慕尼黑论文,影评论文,影像论文,身份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06年3月5日，第78届奥斯卡奖落下帷幕，《撞车》、《断臂山》、《卡波特》、《辛瑞娜》等分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奖项，而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斥7000万美元巨资拍摄的影片《慕尼黑》（Munich 2005年12月）却颗粒无收。据说该片的预算超过《断臂山》、《撞车》和《卡波特》等影片成本的总和，斯皮尔伯格满怀希望地携该片夺魁，结果却一败涂地。这是在影响深远的《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获得极大成功的12年之后，斯皮尔伯格再度制作的一部严肃的犹太“历史题材”影片，但是与《辛》片的命运截然不同，《慕尼黑》不仅在奥斯卡奖台上运气不佳，而且在影评界也颇受争议。
美国右翼影评（如The American Thinker）对该片的评价是：斯皮尔伯格在创作《辛德勒的名单》时，既对新生代电影观众进行了二战屠犹的历史主义教育，又为“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提供了丰厚的历史话语资源；而新片《慕尼黑》却抵消了他以往的功绩，把以色列清除与1972年慕尼黑事件密切相关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行动，描绘成一个“以暴易暴”的复仇暴行，为此，右翼势力甚至在影片上映前就发动了“对《慕尼黑》的战争”（the War on“Munich”），号召抵制该片的上演。与此同时，左翼和阿拉伯影评也严辞批评《慕尼黑》，认为尽管该片揭示了巴、以之间“以眼还眼”的报复行为是循环往复、永无休止的，以色列和美国以暴易暴的反恐行动也不能带来和平，但是斯皮尔伯格的道德追问和政治批判却一刻没有离开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思想框架。一篇左派影评更尖锐而一针见血地批评道：斯皮尔伯格实际上没有勇气承认巴、以冲突、争端和各种武力行动，其根本原因是以色列建国并武力抢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而起，更重要的是，影片蕴含了一种道德焦虑，这种焦虑并不是对巴勒斯坦受害者的同情，而是对胜利者道德退化的担忧；其含义恰如其分地由片中理想化的人物——以色列前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对埃及前总统萨达特说过的一段名言中表达了出来：“我们可以宽恕你们杀害我们的儿子，却永远不能宽恕你们驱使我们杀害你们的儿子。”（We can forgive you for killing our sons.But we will never forgive you for making us kill yours）该评论认为这段话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经典叙事，它只对以色列人的灵魂因与阿拉伯人冲突而堕落，表达了深深的忧愁与悲哀。①
《慕尼黑》在2006年的境遇与《辛德勒的名单》在1993年的风光无限形成巨大反差，后者在当时获得各方一致好评，享誉全球，并获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七项大奖，此后其他各类奖项过百。而《慕尼黑》刚一上映就被批评和谩骂淹没了，很少有哪部政治性的影片会像这样两头不讨好。是什么原因导致雄心勃勃、耗资巨大的《慕尼黑》遭受惨败？又是什么原因使一向精明、成功的商业影片大师风光不再？
斯皮尔伯格是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从名不见经传的电视片做起，一步步成为好莱坞大导演。一贯以制作商业片著称，他执导的商业影片几乎无一例外地获得票房成功。但是，在大量生产梦幻工厂产品的同时，他一直有个心结无法释怀，那就是他犹太人的身份和犹太民族的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勾连。在一次采访中，他谈到儿时的记忆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从他记事起，他最怕过圣诞节，因为邻居每家都会点起圣诞树上的彩灯，合家团聚吃圣诞晚餐，孩子们热切地盼望着圣诞礼物，而他家里却一片漆黑，不开灯也不使用任何电器。因为犹太家庭不过圣诞节，而照例在每周的安息日不开伙、不使用工具。每当过圣诞节时，小斯皮尔伯格就会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孩子的不同。在上小学时，他为出生在一个“正统犹太”（Orthodox Jew）家庭而感到羞耻，不好意思请同学到家里来，怕人家看到爷爷总穿着黑长袍、黑礼帽，不时地面对墙角祈祷。② 在成年期的奋斗中，他一直感到自己是社会中的他者。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辛德勒的名单》并不止是一场所谓的历史回顾，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导演本人身份探索之旅的开始。这部影片花费了斯皮尔伯格大量的心血和时间，他不断地穿梭于美国、波兰和以色列之间，收集了不少一手材料，采访了为数众多的犹太幸存者和前德国纳粹人员，历时10年才完成了这部历史巨片，斯皮尔伯格认为，他是用自己的一生在为这部电影作准备。换句话说，《辛》片是斯皮尔伯格对自己身份认同的一种交代。他曾经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早在孩提时代，爷爷、奶奶就时常向他讲述大屠杀的故事，以期加深他对民族的认同感，但只在电影制作的过程中，他才真正发现了自己的犹太性（Jewishness）；他要制作一部作品可以向家庭和自己确认犹太身份，他还要让子女为作为人类历史上古老民族的成员而感到自豪。③ 由此可见，斯皮尔伯格与其他离散的、以及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一样，都以众所周知的“二战”屠杀600万欧洲犹太人这一历史事件作为民族独特的历史记忆，并不时地强化这一记忆。通过这部影片，斯皮尔伯格用心良苦地赋予了凝聚犹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个极其鲜活的影像，与此同时，他还通过这部影片，使他本人与犹太民族的认同想象建立了一种现实的关系。这是人们在关注《辛德勒的名单》引起的巨大轰动时不经意之间忽略掉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身份探索的精神之旅并没有就此结束，相隔12年之后，对自己身份始终耿耿于怀的斯皮尔伯格在“9.11”事件和美国所谓的“反恐”的时代背景下，再次踏上犹太人身份政治之旅，开始进一步追问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个人经验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辛德勒的名单》重构了犹太人的集体记忆，那么，《慕尼黑》就是在探究犹太人个体经验与族群历史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暗合。影片选取一个几乎被大众忘怀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往往被犹太史学家视为未来类似事件的开端，它也成为斯皮尔伯格问题意识的新切入点。那么，为什么斯皮尔伯格会选择从1972年慕尼黑事件入手，继续展开他民族身份与历史记忆的思考呢？
二
1972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慕尼黑举行。9月5日凌晨4点30分，八名身穿田径运动衣的巴勒斯坦人，越过奥林匹克村的铁栅栏，潜入以色列运动员的驻地。虽然当时有运动员看到他们翻越栅栏，却以为是被关在大门外的晚归运动员。这几名阿拉伯人先撬开以色列摔跤教练摩舍·温博格（Moshe Weinberg）的房门，与温博格以及其他以色列运动员厮打在一起。温博格和一位举重运动员约瑟法·罗曼诺（Yossef Romano）击伤三名闯入者，随后被枪杀。闯入者最后抓到九名以色列运动员，捆绑起来作为人质。当日9点30分，这几名武装人员对西德警方宣布他们是“黑色九月组织”（Black September,以色列认为是巴解组织的一个分支），要求以色列释放200名阿拉伯囚犯，并让德国提供武装人员安全离开的通道。以色列总理梅厄的态度非常坚决：绝不妥协！西德政府决定设计诱杀武装人员。德警方与“黑色九月”通过紧张谈判达成协议：警方提供飞机运送人质和武装人员到开罗。当晚10点30分，德警方用直升机将九名人质和八名劫持者运抵北约空军基地（Firstenfeldbruck），假做接转长途飞机的机场。这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狙击手开始射杀“黑色九月”成员，鲁蒂夫·阿斐夫（Luttif Afif）等五名巴勒斯坦人被当场击毙，一架装载人质的直升机被劫持者引爆，其他人质被劫持者枪杀，三名劫持者被抓获。
第二天，国际奥委会宣布运动会休会24小时哀悼11名殉难的以色列运动员，之后运动会继续举行。紧接着10月29日，一架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被劫持，劫持者要求释放三名被捕的同伴，西德政府屈服了，释放了在押的劫持者。1976年，英国广播公司将整个事件翻拍成一部100分钟的电视影片《慕尼黑21小时》（21 Hours at Munich），该片用纪实的叙事，把整个事件的大量细节再现出来，但未做任何有倾向性的价值判断，试图保持一种冷静、旁观的纪录片风格。在2005年，为了配合斯皮尔伯格的影片《慕尼黑》上市，索尼公司重新推出《慕尼黑21小时》的DVD版，再次热销。当然，斯皮尔伯格的新作并没有翻拍这部电视片，而只是以1972年慕尼黑事件作为自己故事的开篇背景，影片《慕尼黑》更像是《慕尼黑21小时》的续集，叙述慕尼黑事件之后的故事。
以色列总理梅厄下令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Mossad）惩罚事件背后的主使。一位加拿大作家兼记者乔治·约纳斯（George Jonas）据此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复仇：一个以色列反恐小组的真实故事》（Vengeance:The True Story of an Israeli Counter-Terrorist Team），并称是根据一位以色列特工阿维夫（Juval Aviv）的回忆，详细记述了摩萨德如何执行梅厄的命令，计划了一个大胆的暗杀行动，代号“上帝的惩罚”（Wrath of God）。该行动是由摩萨德组建几个暗杀行动小组，追杀11名与慕尼黑事件有牵连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受害者同样的人数），其中一个小组从外部招募训练有素的专家，完全在情报部门体制外运作，从秘密民间渠道获得大量资金，以有效支持行动的运转。行动完成时，该小组共刺杀了五名与巴解组织有关的人，其他小组干掉了三人，剩下的三人，一个自然死亡，两个被暗杀，但不能肯定是摩萨德所为。以色列政府断然否定这本书的真实性，称阿维夫根本不是暗杀小组的领导，该书实际上是根据一个巴解组织成员的异想天开编撰而成的。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正是根据这本畅销书为斯皮尔伯格编写了《慕尼黑》的剧本。
三
影片以一个年轻的摩萨德特工阿夫纳（Avner）为主人公，他是战斗英雄及总理私人保镖的儿子，结婚不久，爱人已经怀上了第一个孩子。他从电视里看到慕尼黑事件，总理梅厄把他召到身边，告诉他“一切已经改变了”（“9.11”后布什政府也用了同样的措词），希望他执行一项特殊使命。于是，以阿夫纳为首的五人暗杀小组形成了，小组其他四名成员分别是爆破、伪造、清理等方面的专家。他们到罗马、巴黎、塞浦路斯、贝鲁特和雅典等地消灭摩萨德指定的目标。影片叙事张弛有度，节奏把握恰当到位。斯皮尔伯格这位特技和镜头运用大师，将刺杀的细节和暴力的恐怖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其逼真。人物心理刻画与故事的推进保持有机的互动，导演一贯悲天悯人的人道关怀与谋杀机器的冷漠、精确，奇异地结合在一起，使影片内部蕴含了巨大的张力，产生独特的美感。该片既有好莱坞商业“动作片”的形式，同时更负载着历史、政治和哲学的深刻思考，让人很难将该片归入任何一种电影类型。有影评认为《慕尼黑》不是一部以商业回报为目的影片，斯皮尔伯格执导这部影片有相当深的用意，该片超越了他以往作品的政治意识和思想框架。我们也许可以用斯皮尔伯格上一部同主题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作为参照，对《慕尼黑》做文本细读式的分析，看看这部影片到底实现了哪些超越。
虽然《辛德勒的名单》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斯皮尔伯格甚至用该片的利润建立起几家慈善性质的犹太大屠杀基金会，如“义人基金会”（the Righteous Persons Foundation）；而且还实现了个人的梦想，与朋友合伙建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梦幻工厂SKG”（Dream Works SKG）；但是在《辛》片制作之初，斯皮尔伯格并没有预期到会有如此丰厚的票房回报。他曾回忆说：“在1982年买下卡涅利（Thomas Keneally）《辛德勒的名单》的版权时，我并不知道如何拍摄。这是第一部我作为一个人而不是电影制作人来拍摄的片子，……我终于意识到，我的人生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我不仅仅从电影中索取，而且要往电影里投回一些东西。”④ 斯皮尔伯格制作《辛德勒的名单》时，自己出资拍摄，不期望商业回报，甚至不是为了得奖。他所要“投回的一些东西”，一方面是给犹太民族一个值得骄傲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他要给这个古老的民族以“力量”。在一段有趣的采访对话中，斯皮尔伯格提到在上高中时，他拍摄了三部业余影片之后，就开始意识到“电影就是力量（power，或权力）”。⑤ 因为有一个高中同学，是个不识多少大字的WASP（白人昂格鲁—萨克逊新教徒）“混混”，平时语言单调匮乏，但骂起斯皮尔伯格来，却有一套套的反犹言论，且花样翻新，颇让少年斯皮尔伯格烦恼。为了战胜自己的怯懦，他邀请这个小无赖扮演一个片中人物。通过镜头发现，不需要语言他就可以任意摆布人物，利用电影镜头这个自我反省与自我表达的有效工具，他可以把令人恐惧的人和事轻松地把玩于股掌之中。
在斯皮尔伯格的镜头下，1940年代的波兰Krakow犹太人聚集区和奥斯维辛集中营，挤满了表情呆板、行色匆匆、单一色调的犹太人群，与厉声喝喊着命令、任意杀戮犹太人、训练有素的纳粹。影片用黑白胶片，大量运用远景，呈现给观众一个无差别、无个性、无内心活动的纪录片史料式的影像世界。斯皮尔伯格在这部影片中，有强烈的“见证”欲望，他实际上是要给那些否认大屠杀的人一个最终的回答：犹太大屠杀确实发生过。⑥ 当然，随着影片的获奖及其引起的巨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目的也达成了，人们在观赏影片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导演“给予”的观念，当该片成为家喻户晓载入史册的作品时，屠犹历史也成为深入人心的记忆。但也正因为如此，影片由于刻意追求真实记录的效果，而省略了个性和心理的塑造，按影评家葛瑞格·雷文（Greg Raven）的观点就是：《辛》片中所有人物的行为，都缺乏基本的动机。⑦ 片中所有纳粹都是脸谱化的，他们只知道杀戮和虐待犹太人，即使能在钢琴上优美地弹奏出莫扎特，或有着完全不同的教育背景，他们也无差别并无理由地野蛮和残酷。犹太人也一样脸谱化，盲目顺从，逆来顺受，从不想抗争，还任凭命运摆布。甚至主人公辛德勒也是个略显苍白和单薄的人物，他从一个一心只想发战争财的纳粹党徒，突然转变成不惜倾家荡产来拯救犹太人的义者，是什么促成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导演并没能给出一个言之凿凿的理由来（事实上，历史上的辛德勒是卷巨款潜逃的）。⑧ 斯皮尔伯格目的在于制作一部没有复杂矛盾、也无暧昧不清的“见证影片”（cinema vérité）。大量运用游机拍摄也是为给观众营造一种纪录资料片的效果，这是一部虚构的、着意烘托纪录片氛围的“伪历史片”。而《慕尼黑》则恰恰相反，影片开头索性采用当时的纪录资料片，新闻报道般地交代一下历史背景，然后一开始进入主题叙述，就烘托主人公的心理困惑。如果说《辛德勒的名单》是要观众不存疑虑地相信作品虚构的影像世界，那么《慕尼黑》却要观众与主人公一起思考、怀疑电影镜头“如实”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和其背后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慕尼黑》更像是一部心理片，一部问题片。该片通过主人公阿夫纳在执行刺杀行动的过程中，心理产生的矛盾和变化，来探询一个《辛德勒的名单》不肯面对的问题：什么使犹太人成为犹太人？或者说，什么是犹太性？犹太人的灵魂代表着什么？
四
应该说，《辛德勒的名单》有一个明确无误的价值判断，犹太人历经深重的苦难之后，必然被拯救。虽然不是依靠犹太人自己的力量，但美国大兵、或一个德国纳粹军火商最终会把犹太人带出人间浩劫。整个3小时16分钟的影片，绝大部分用黑白胶片，只是最后不到10分钟的部分是色彩鲜亮的彩色画面。影片的结尾是“辛德勒的犹太人”（the Schindler's Jews）在以色列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战后生活，都已子孙满堂，到耶路撒冷的辛德勒墓前，祭奠这位德国义人。一个圆满的劫后余生、光明救赎的人性故事。《慕尼黑》也是以一场所谓“慕尼黑屠杀”（the Munich Massacre）作为开篇，新生的犹太政权决定使用自己强有力的情报机关实施报复性刺杀行动，以告慰受难者和家属。但影片的主人公和行动小组成员，却对使命自始至终处于怀疑、矛盾和困惑中，人物复杂的心理波动，使这个贯穿影片始终的以色列事业所具有的正义性受到质疑。特别是在目标被清除后，行动小组没有感到胜利的喜悦，更没有为国效力的神圣感。相反，他们痛苦、忧郁、自我怀疑和否定，甚至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在以色列官方给予行动小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之后，愤怒的主人公阿夫纳却举家离开祖国，迁往纽约布鲁克林生活。至此，一个犹太民族自我救赎的寓言，却以逃到美国寻找避难所为结局。
这部影片在《辛德勒的名单》之后，继续追问受害者的情感与自己伤痛记忆之间的关系，以及受害之后，加害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是否正义等问题。显然，《慕尼黑》没有停留在对1972年慕尼黑事件和之后的报复的追问上，影片还对犹太人的灵魂做了进一步的拷问：即二战期间欧洲600万犹太人被屠杀，是否可以成为驱逐、屠杀巴勒斯坦人，建立以色列国的充分依据。这是影片《慕尼黑》最深刻、最有勇气的思想探索。它触及到犹太人生存现状与历史记忆的互动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那就是犹太人被屠杀、灭绝的历史，是否可以被当作犹太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道德资源。这一思考在片中通过主人公阿夫纳与母亲的对话展现出来。阿母虽然不清楚儿子在做什么，但作为一个纳粹屠犹的幸存者，凭直觉她支持儿子为国效力。纳粹集中营里的恐怖所塑造出来的近乎冷酷的个性，使她教诲儿子道：“听够了那些人性善的废话！看看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就知道人性是什么了：卑劣、残酷。我们一样也可以卑劣、残酷。我们必须去争夺土地，因为没有人会给我们土地。无论过去和现在花了什么代价，我们最终在世界上有了一块自己的地方。”受害者吸收、内化了加害者的逻辑，这也是以以色列第一代领导人本·古里安（Ben Gurion）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逻辑。这个逻辑造成了半个世纪的动荡、冲突的中东局势，以眼还眼的复仇怪圈吞噬着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鲜血。但是，在影片中，阿夫纳从一个追杀巴解成员的刺客，到变成一个被追杀的目标，个人的经历使他难于认同这种报复逻辑。他选择了逃避，迁移到美国寻找自由、稳定的生活。但血腥暴力的梦魇一直伴随着他和家人，他时时刻刻都在疑心被人跟踪，根本无法甩掉过去的阴影。同时，在纽约这个繁华喧闹的国际大都市里，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到以色列驻纽约领事馆大闹一番，痛快地发泄了闷在心中的怨气，但之后却又理不清与那新生的犹太国家魂牵梦绕的情感。当摩萨德的头子埃夫兰（Ephraim）到纽约来探望主人公时，他邀请阿夫纳回到父母用双手建立起来的祖国，深情地说：“你父亲病了，母亲会孤独的，回家去吧。”阿夫纳拒绝了，但他真诚地邀请这位老上级，像个老朋友、一个纽约的过客那样到家里吃个饭，叙叙旧。埃夫兰却板起了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也断然拒绝了。这恐怕是所有离散犹太人（Diaspora）的共同经验和处境：一方面只认同自己的犹太身份，而拒绝效忠自己的国籍所在国；另一方面，批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反对以色列的阿拉伯政策，对以色列怀有复杂、暧昧的情感。因此，他们往往在居住国是他者，又对以色列来说是外人。
五
之所以说斯皮尔伯格超越了以往影片的思想框架，是因为他在《慕尼黑》中表现出的魄力：把“二战”屠犹的历史与犹太民族的现实处境直接联系起来，通过影像呈现焦虑与困惑，质疑战后犹太人不加反思的“自鸣”逻辑：欧洲屠犹导致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然后无保留地依靠美国的庇护实现复国梦想。作为第二代离散的美国犹太移民，斯皮尔伯格对犹太人在世界上的尴尬境况，有着深切地体验。这位制造梦幻影像的大师，曾在每部作品中一以贯之地赋予一种他所张扬的普遍人性的理想主义价值观。无论是关乎犹太命运的历史题材，还是科幻、自然灾难的大制作娱乐片，总会有一条固定不变的价值主线：超越民族、文化、甚至星际差别的普遍人性的善，最终会战胜自利、褊狭、敌意的恶，整个人类以共同的人性为基础建设和平的家园。这种被斯皮尔伯格称为“老派的价值观”（old-fashioned values）⑨，与传统漂泊、离散犹太人的国际主义思想息息相关。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开始意识到，现实的犹太复国事业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犹太理想。他把自己的离散犹太人经验和多元文明的冲突，一点点填充到作品的抽象价值判断之中。特别是经历了2003年以来，因巴、以冲突和美国中东政策而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之后，这位敢于直面现实的艺术家，再次思考犹太人的命运与人类正义的关系。《慕尼黑》虽然从一个具体的事件入手，却展开了一个有纵深和整体感的大历史：它将“二战”大屠杀、以色列复国、巴、以冲突、争端和暴力串连起来，形成一个有内在关联的历史线索，在慕尼黑事件的发展中，揭示犹太国家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困境。与之相对照的是，《辛德勒的名单》虽然从一个屠杀犹太人的宏大历史入手，却只给观众一个平面的意识形态化叙述：给犹太人的浩劫以再现的影像，以便确证那段历史。
许多影评认为，《慕尼黑》是一部反战的现实政治题材片，影片以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纽约“双子塔”的远景镜头做结尾，寓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与以色列的报复刺杀行动相同，只会带来更深的仇恨。但实际上，《慕尼黑》不同于在2005年几部引起广泛关注的反战政治片，斯皮尔伯格的犹太意识和历史感使这部作品有更深、更复杂的含义。影片主人公是个以色列复国英雄的儿子，一个优秀的摩萨德军官，却在国家使命和个人良知之间徘徊，最后因在两难之间无法抉择而背井离乡。但逃避并没有使他解脱，相反，文化身份与集体历史记忆仍然形影相随，逼迫他回答：他是谁？如何作一个真正的犹太人？犹太性到底是什么？《慕尼黑》没有像亨利·比恩（Henry Bean）的影片《信徒》（The Believer,2001年）那样过于直白和简单化地回答这些问题。比恩在《信徒》中塑造了一个表面非常分裂，内部却又能统一的人物：丹尼·巴林特（Danny Balint）。他是个狂热的犹太教徒，同时也是个新纳粹主义者。他既认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又疯狂地反犹。但他本人并不觉得矛盾，因他有一个极端的种族逻辑：犹太人是高贵的上帝选民，是纯粹的人种，就像亚利安人一样；它的本质就是它的抽象性，即犹太人是无根的，既无土地、又无家园；它以其他民族为媒介，通过金融、投机、思想来统治世界；一旦犹太人拥有了土地（像以色列的犹太人那样），也就失去了抽象性和纯粹性，蜕变为与其他民族一样怯懦、愚蠢。丹尼自己之所以既是犹太教徒又是新纳粹，只因为他既崇尚犹太人的抽象性，又仇恨现代犹太人的现实性，他真正的敌人就是他自己。斯皮尔伯格当然不会在片中用这种思辨言说的方式来讨论犹太问题，他喜欢把人物放入具体的行动中来展示困境：阿夫纳和他的同伴们因同胞被杀而刺杀凶手，结果被追杀得走投无路，却不能放弃报复行动。这也许就是斯皮尔伯格要表达的犹太人的处境，也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人类的状况”（the Human Condition）。当然，这也是从他念念不忘的犹太人身份出发的思考。
注释：
① Kim Bullimore,Munich,Green Left Weekly,February 15,2006.
②③④⑤ Steven Spielberg,We can't Just Sit Back and Hope,interview by Dotson Rader,Parade Magazine,27 March 1994,p.3,p.6,p.7,p.4.
⑥⑦⑧⑨ Greg Raven,Review of Schindler's List,Vol.14,No.3,May/June,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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