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主义“必胜主义”的驳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初，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沉浸在冷战以苏联东欧集团的失败而结束的兴奋之中，资本主义“必胜主义”甚嚣尘上。就在这时，英国《伦敦观察家报》副主编和资深经济学编辑威廉·基根（William Keegan）推出了《资本主义的幽灵——共产主义失败以后的世界经济前景》（The Spectre of Capitalism-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一书，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这种资本主义“必胜主义”。基根在为本书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在本书写作之时，西方存在着一种必胜主义的气氛”，他写作此书就是为了批评这种必胜主义，而此书“所发出的从苏联的共产主义向‘市场经济’的转移道路是漫长而艰难的警告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1](序p.2) 尽管基德是站在促使资本主义自我完善的立场上，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兜售“社会资本主义”来驳斥西方资本主义必胜的论调的，但他所做的种种驳斥确实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实际证明也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我们认为，基德对资本主义“必胜主义”的下述种种驳斥值得深思。
一
正如基德所说，“在西方，共产主义的崩溃被用来作为资本主义最终胜利的前兆”。[1](p.1) 基于此，基德首先通过论证不能在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失败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胜利之间直接划等号，来驳斥西方资本主义“必胜主义”。他说：“本书的一个中心观点是，把共产主义的崩溃解释为曾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那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的胜利，这是一种错误。”[1](p.4)
基德详细分析了苏东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失败。他通过这一分析告诉人们，导致苏东共产主义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其自身的因素，而不是因为所谓的资本主义做得怎么好，更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身不存在问题。也就是说，是苏东共产主义体制自身的“不争气”葬送了自己，而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优越使其在“比较”中相形见绌。
基根认为导致苏东共产主义失败的因素有如下五项：
第一，没有正确地实施自由、平等。在基根看来，前苏联共产主义体制是一个专制的体制。这个社会在崇尚平等的同时缺乏自由。一个社会可以有没有平等的自由，也可以有没有自由的平等。但孤立的自由使得不平等更为加深并招遭暴政，而平等压制自由最终会摧毁自由。共产主义体制片面地追求平等其结果就是压制了自由并摧毁了自由。在基根看来，西方资本主义体制所实施的是“没有平等的自由”，这种自由最终会带来暴政，所以苏东共产主义体制下的没有自由的低级的平等的错误，并不能证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没有平等的自由就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被发明是因为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令人生厌。共产主义已失败的事实决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资本主义的这些让人不愉快的警觉，也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根据更为高尚的社会利益目标而对资本主义进行的矫正。”[1](pp.34—35)
第二，排斥外来援助。基根说：“共产主义最初观念中的那种傲慢使得它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的失败更具有讽刺意义，当时它简直就是要将‘革命’输出到整个世界。”[1](pp.87—88) 这种傲慢的态度必然会把国门关上，不去把自己的经济融入世界体系之中，不去吸收和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当然也拒斥一切形式的外援。显然，这一导致苏东共产主义制度崩溃的重要因素完全是其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所为，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本身没有多少关系。
第三，相对于消费品生产，重工业被置于优先的地位。在长期冷战时期，苏联和西方都彼此担心来自对方的攻击，而苏联更为强调所谓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基根指出，在苏联，这种“军事综合工业体”“是以牺牲消费品生产部类的发展为代价的，而无论如何，一种过时的经济意识的禁锢阻碍了消费品生产部类的发展”。[1](p.92) 这样，正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尽可能多地为人们提供消费品时，苏联却一意孤行地实施其发展货物而不是消费品的政策。由于不能提供足够多的消费品从而使这一制度走向了衰败，这当然是属于完全有可能避免的一个因素，这不是共产主义体制必然会如此的一个因素，人们当然也不能借此来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
第四，军事开支过大。苏联尊重强力，面对美国巨大的军事力量以及“星球大战”的威胁，苏联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也扩大自己的军事开支。庞大的军事开支把它彻底拖垮了。
第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导致的低效率。基根认为，在导致苏东共产主义失败的各种因素中，“微观经济无效率”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他看来，苏联的失败并不在于实施计划经济，而在于实施僵化的计划经济。他指出，苏联的悲哀就在于其领导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实施计划，什么时候不该实施计划，不知道究竟应当在哪一层面上实施计划。也就是说，苏联的悲哀就在于其领导人在不适当的时期在不适当的层面上实施了计划。这样，他就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即使是苏东共产主义推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失败这一事实也不能用来证明资本主义的“必胜主义”。
二
苏东共产主义失败以后，苏联东欧的一些国家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纷纷实施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追随者都对苏东的这一剧变寄予厚望。基根指出：“当东欧改革运动的冒险精神更多开始好像是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者’，其对私有化和市场力量的信仰可使西方最为保守的人感到亲切之时，资本主义的胜利似乎是要实现了。”[1](p.3) 如果苏东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后确实使这些国家变得繁荣，那么这就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必胜主义”的有力佐证。基于这一认识，基根通过论证苏东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并没有真正使这些国家摆脱困境，来驳斥资本主义“必胜主义”。
当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处于风声鹤唳之时，“美国资本主义模式被捧上了天”。[1](p.139) 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政要们认为面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局面，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向这些国家传播作为真理的市场经济的法则。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的法则就像工程学的法则一样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基根对此做出了深刻的驳斥，他认为，市场经济的法则与工程学的法则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对各个地方所产生的效用并不完全相同，要想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做出预测是比较困难的。他认为，要预测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究竟会使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未来变得如何，靠的不是那种简单的“歇斯底里的热情”，而是深刻的“历史透视”。从当今在苏东所出现的大量“预兆”表明，资本主义模式对这些国家“并不完全是有利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模式在苏东国家并不是成功的。[1](p.139)
当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向资本主义方向做出“结构性变化”时，这些国家就犹如“跳进了一个未知的世界”。基根借用他人的话说，这种改革战略绝对不是那种“社会代价最小的方式”，“这种战略是一种苦果，它把向市场的变化与财产的转变结合起来了”，“即使这种改革计划最初是得到了个人以及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痛苦的继续存在，这种支持是很容易被削弱的”。[1](p.140) 这些国家由于接受了资本主义便出现了可怕的后果。原先是贫困的社会主义，转眼间变成了贫困的资本主义。原先贫穷的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就又面临着贫穷的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它们只是从“东方已经变成了南方”而已。这些国家里的那些投机商人则发了横财。基根指出：“市场经济的本质被这些投机商人抓住了。”[1](p.132) 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本质，对这些投机者是极为有利的。
在苏联和东欧，对民主和对资本主义的期望是同时出现的。但事实证明，这些国家在政治上陷入了困境。经济发展要求政治上的自由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可当这一进程是从一个十分落后的起点开始的时候，要想把民主与经济的发展调和起来是极为困难的，于是就出现了社会的动荡与混乱。
基根列举种种事实表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资本主义模式并没有成功。
三
基根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资本主义也有着各种不同的模式，但资本主义下述显著特征已为人们所公认：“私有财产，经济、资本和劳动市场的流动性，追求利润的动机以及有限责任条件下的保险网等”。[1](p.25) 按照这些特征，显然唯有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而事实上，那些宣扬资本主义“必胜主义”人的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就是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他们的所谓资本主义必胜指的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必胜。基于此，基根又通过将作为典型和正统的资本主义形式的英美“自由资本主义”和那些非典型、非正统的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资本主义”加以比较，通过论证后者优于前者来说明资本主义“必胜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基根这样说道：“当资本主义正在赢得对共产主义的胜利之时，它也在对它自己‘放松控制’。但那些最受羡慕的资本主义者或市场经济——即日本和德国——却属于那种在解除控制方面行动迟缓的经济类型，它们拥有支持产业政策方面‘长期’观念的金融体制，并（特别是德国）赞成相对高的公共开支和一种满意的‘福利国家’。它们与里根、撒切尔类型的经济非常不同。”[1](p.7) 在基根看来，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真正令人羡慕的不是实施资本主义彻底和迅速的国家，而是不彻底和迟缓的国家。这说明纯粹的资本主义并不成功。在柏林墙推倒之前，西方的争论似乎集中在两种人之间，一种人认为资本主义是完美的，而另一种人认为它应该做得更好。在柏林墙推倒以后，这些争论者猛然感到真正应当争论的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好还是渗入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好，他们陷入了“关于美国、英国或其他地方有什么毛病的争论中了”。
基根列出了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德国对纯粹的资本主义来说是“离经叛道”的事例：在欧洲大陆，人们并不自觉认为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干预”是件坏事。在美国，许多的政治争论中“政府”几乎是个咒语，但在欧洲一些大公司可以堂而皇之地依赖政府或国家的合同。当由证券市场和银行体系来做金融判断时，美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极为强调经济的短期表现，即实现“迅速致富”；而在欧洲大陆则更多地强调储蓄和投资，强调长期计划，强调金融业和工业之间的以及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的长期关系。在美国，个人主义观念根深蒂固；而在欧洲大陆，人们并不认为“共同体”概念有害于创造性和“刺激工作”。在美国和英国，“收入的再分配”往往被视为一个肮脏的口号；而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德国，政府则乐于宣称，其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通过养老金、卫生和失业保险计划以及许多其他措施而实行的再分配来帮助弱者和贫困者。在基根看来，正是这些“离经叛道”的政策和做法才使资本主义获得了生机，这再次证明，资本主义不是由于坚持了而是由于离开了这些原始的规则才有今天对共产主义的胜利。
基根承认，尽管欧洲大陆和日本的“社会资本主义”要比美国和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更有吸引力，但目前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后者。他说道：“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哲学是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的哲学，它偏向于支持市场而不是干预和控制，偏向于个人主义而不是团体精神，比之日本和欧洲大陆资本主义，它带有更多的对立性质——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业主与工会之间存在的对立。”[1](p.180) 如果说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的比较中似乎后者占了上风，那么在美国和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与欧洲大陆以及日本的“社会资本主义”的比较中则又是后者占优势。在基根看来，要回答资本主义真的会“必胜”，就应当把两个方面的比较综合起来加以考虑，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后一种比较更为重要。后一种比较告诉人们，当今的资本主义要获取胜利，就要像欧洲大陆和日本那样偏离资本主义的航道，甚至还得接受社会主义的因素，而如果是因为这样做了以后，那么就不能用这种发展来证明资本主义“必胜主义”。
四
资本主义“必胜主义”信奉者所说的“必胜”，主要是指美英所实施的那种极端的市场经济的“必胜”。事实上，资本主义究竟能否真正取得最后的胜利，也主要取决于这种极端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前途，取决于这种极端的市场经济模式究竟会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什么。基根从这一认识出发，企图通过揭示当今美英的极端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带来，正在带来和将要带来的种种弊端来进一步驳斥资本主义“必胜主义”。
基根指出，随着苏东共产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曾经被世界上一些人奉为灵丹妙药的苏东所实施的那种极端的计划经济模式已被唾弃，而美英等国所实施的那种极端市场经济模式尽管实际上也已成了强弩之末，但却还散发着神圣和耀眼的光芒，还在被人追逐着。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已实施了数百年，使一些国家达到了令苏东各国人民羡慕不已的生活水准。正因为如此，这种经济模式掩盖了一系列弊病，人们对其种种负面效应视而不见，于是资本主义“必胜主义”的论调不胫而走。基根强调，现在是到了彻底揭露这种经济模式所存在的问题，还其真面目的时候了。
他向这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者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宣称如此坚信自由市场优越性的国家会允许主要贸易集团之间的贸易冲突发展成为贸易大战？金融体系的放松控制在银行体制和在外汇市场的波动方面都产生了如此大的混乱，以致金融市场正在妨碍真正的市场经济能力的发挥？还有，怀着对市场力量和私有部门的热情，这些主要的市场经济论者会忽视所有的市场经济最终所需要的基本的基础结构，并确实要冒破坏未来整个地球所依赖的环境这一风险吗？”[1](p.10) 基根通过提问的方式揭露了极端市场经济的三大弊端：其一，会造成贸易冲突甚至贸易大战；其二，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混乱，以致妨碍市场经济能力的发挥；其三，导致破坏地球所依赖的环境。他的结论是，当国家或贸易集团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正忙于“自己的事情”而未能进行足够协调的时候，危机实际上已悄悄地来到了，这些危机“会威胁到那种特别的‘资本主义’的未来”，可它们却还在陶醉于“庆祝其对共产主义的胜利”。[1](pp.10—11)
基根强调，要正确回答资本主义的极端市场经济是否已经成功这一问题，不能仅看其在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方面是否已经取得了成功，而应在更广阔的视野里来看这一问题。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世界受益的范围，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消耗世界资源的程度。
对前者，即“受益的范围”，基根指出，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受益的人数非常有限。首先，第三世界国家占全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往往不在受益范围之内，即使受益也十分微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处于低增长和向发达工业国家资源净转移的状况，一些债务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要把其50％的出口所得用于支付债务利息。他在本书的“中文版序”中特地告诉中国读者：“美国国民收入急剧增长主要集中在占总人口5％的最富有者中间； 有大量的工作可为贫困者提供，但却是以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说是较低的工资提供的。”[1](序p.3) 他反复指出，即使在美国，其内部“仍旧存在着令人不安的贫困地区的问题”，只是这一问题被“让东欧羡慕的一般生活水平”“隐匿”了而已。[1](p.7)
对后者，即“消耗能源的程度”，基根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占人口5％的美国每年消耗的资源和造成的污染占了世界的25％。 他说道：“‘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价值机制和‘机会成本’的概念；可是人们普遍承认，对于那些许多科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是最大的成本，即自由使用地球上的非再生资源，多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在处理它们的事务时则很少考虑。”[1](p.219)
基根指出，资本主义是用自己严重的衰退来庆祝共产主义的崩溃，这就使得极端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什么好心情来解决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必须明白，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极端的市场经济模式根本解决不了的。“在听任自便——极端的自由市场论者可能会鼓励这种方式——之下，资本主义接受了达尔文主义的那种社会内部力量斗争的思想。在听任自便下，资本主义导致了一定方面的人性的无政府的趋势。在听任自便下，资本主义诉诸狭隘的私利，……试图保证一套只是适宜于利益相关党派的不全面规则。”[1](p.238) 我们必须承认“极端的自由市场方式是一种灾难”，[1](p.238) 既然如此， 建立在对这种极端的自由市场模式的充分信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必胜主义”只是一些人的梦幻泡影而已。
五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化浪潮在全世界范围内迅猛展开。所谓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这样一种态势下，资本主义“必胜主义”的鼓吹者又把“必胜”的希望寄托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样，基根对资本主义“必胜主义”的驳斥又追溯到分析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的影响上来。在他看来，“正如早期的资本主义必须适应并对工会主义者做出让步一样，发展一种与发展中国家更为和谐、更具远见的关系，这将会是符合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1](p.249) “努力使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变得更为平等些，这已成为符合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私利”。[1](p.250) 但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它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发展中国家，这样，这种全球化不仅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伤害，而且也不可能把资本主义引向“必胜”。
基根指出：“在近些年的时期里，资本主义有三种重要趋势，它们可以用以下题目来概括：全球化、地区化和相互依存。”[1](p.210) 面对这些新趋势，“如果国家和国际的公共政策能够妥善应付的话”，资本主义“能够取得与黄金时代岁月相似的利益”。但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这样去做，它们也不可能这样去做。关键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全球化、地区化和相互依存这些新趋势时，不可能放弃其竞争和获取利润这些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基根看来，在日益走向全球化的今天，即使从表面上看国家之间、跨国公司之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是如此地相互依存，但实际上构成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特征还是竞争和获取利润。
基根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目前在这种全球化态势下的相互合作实际上是一种垄断。研究和开发的高成本不仅导致了各国政府的相互支持，而且导致了那些表面上的竞争公司之间的合作。技术淘汰率的加速加强了国家、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垄断趋势。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跨国联合母体内，投资、贸易和技术都在相互作用，它使得那些独立公司彼此之间竞争的简单模式过时了。
基根借用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对在全球化态势下经济运行特征的分析，来说明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竞争在当今世界已变了质。在全球化态势下，竞争主要是由技术所驱动，竞争已变成了一端的垄断寡头和另一端的地区低成本竞争者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还有什么公平可言？他认为，这种竞争实际上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安排市场份额。当然，这样做并不必定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公司避免了冒风险，这些公司只是分散了研究、开发和新的市场投机的风险而已。
基根正确地强调了全球化之所以会引出如此多的矛盾与斗争，关键在于全球化的推进者并没有维护全球利益的意识。对此，他做出了深刻而传神的表述：“我们可能拥有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以及生产和产品市场的全球化，但还不存在政府的‘全球化’，政府代表了普遍的利益以确保众所周知的‘比赛场地’的平坦。”[1](pp.214—215) 金融市场全球化了，生产和产品市场全球化了，但推进这种全球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可并没有“全球化”，即它们并没有代表全球的利益，它们并没有确保全球化过程中能使“比赛”公正、顺利地进行。全球化的推进者总是宣扬所有的人都会从经济政策的协作中受益，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这些推进者“不愿意做除了他们自己的短期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事情”。[1](pp.214—215)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人们看到的不是国际合作精神的增强而是衰退。基根说：“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对共产主义的胜利，但那些曾用于帮助它管理自己的经济管理工具和那些曾用于防止竞争性资本主义威胁到自身的国际合作的精神看来都衰竭了。”[1](p.236) 正因为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普遍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危机。如果听任这种信心危机存在下去，那么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坏消息就会接踵而来。而工商企业和消费者经受的信心危机，又将伴随着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所经受的信任危机，前者由于后者而恶化。基根还这样说道：“对那种环绕共产主义的崩溃而出现的必胜主义的嘲弄是，它恰值资本主义本身急切需要更好的协调之时。”[1](p.237)
上面我们评析了基根从五个方面对资本主义“必胜主义”所展开的驳斥。当然，他是站在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的立场上来进行这种驳斥的。具体地说，他驳斥资本主义“必胜主义”，是企图通过反对那种极端的自由资本主义，来推崇所谓“社会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他明确地说：“‘社会资本主义’是本书宁愿选择的形式。”[1](p.239) 尽管如此，我们还得承认， 他对资本主义“必胜主义”的驳斥确实是高瞻远瞩、入木三分的，给人以沦肌浃髓之感。对于东西方那些陶醉于资本主义“必胜主义”之中的人来说，基根的驳斥是清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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