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二战后”日本经过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高速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令世界为之瞩目，它的崛起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就在停滞、衰退的痛苦中煎熬，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就戏剧般的放慢，在1970-1991年日本的人均实际GDP增长非常迅速，一度达到美国水平的89%，然而从1991年起，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却不停的扩大，到1999年日本的人均GDP为24628美元，而美国为33836美元。从人均GDP增长指标看，70年代日本的增长率高达4.3%，80年代为3.4%，远远高出其它发达国家，而90年代却仅为0.6%，低于同期美国和英国的增长率，由此看出，日本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不仅不如自己的过去，而且也赶不上同期的其它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结果，日本90年代失业率直线攀高，1999年官方公布的失业率达到4.9%，高于美国同期失业率4.2%，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过去10年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仅没有启动日本经济反而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危机。为了推动经济增长，降低失业，日本各届政府都奉行“凯恩斯主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问题就成为日本各届政府“心中永远的痛”，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日本债务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根据日本大藏省公布的数字，日本现有国家债务680万亿日元，占GDP的130%，而美国是51.7%，欧盟是73.4%，按照财政学原理，国家债务超过GDP100%，而且继续扩大的话，财政即会破产。如今日本国库银根紧缺，扩大公共投资的资金主要靠政府发行国债来维持，使政府债务雪上加霜，日本经济低迷是何原因？过去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日本经济运行的总量指标上，如何重构金融系统和扩大社会总需求成为讨论的关键。但日本政府失败表明，日本经济的低迷另有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对美日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找出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这或许能引起对我国经济建设更多的思考。
二、美日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研究
美日都是世界上高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上有共同的地方，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差异，这才导致了在20世纪90年代它们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加以研究。
（一）产业政策及其结构
产业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方式，但由于美日两国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历史传统等因素的不同，两国的产业政策呈现出不同特点。
1、在产业政策目标上，80年代美国国际竞争力下降，国内保守主义有所抬头，但美国仍是市场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表现在产业政策上就是联邦政府并没有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对而言，宏观经济的稳定更为重要。日本政府产业政策的最大目标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二战后一段时期内，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是一个落后国家，其产业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以及基础设施、居民生活条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加速经济增长，摆脱经济落后状态。
2、在产业政策的重点领域上，美国政策的作用多局限于基础设施和公共领域，以及其它公共性较强的产业领域，如农业、交通运输业、科学研究等。政府也侧重于扶持薄弱的产业部门，从而起到协调促进各个产业部门发展的作用。日本的产业政策实际上就是工业政策，当然一个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基础产业的相应支持，基础设施都需要政府的扶持，但从日本产业政策制订和实施过程看，其着眼多集中于工业部门，“重点生产方式”、“重化工业”等政策都是支持和保护主要支柱工业。
3、在实施政策的手段上，美国直接运用行政手段达到政策目标的情况是很少的，即使使用经济手段也比较谨慎，以防止被支持行业和部门形成对政府的依赖，从而妨碍市场的公平竞争。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要深得多，对计划重视程度也比较高。战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日本政府的“重点生产方式”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此后政府干预手段由直接的行政划拨改为间接的经济调节，但政府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仍保留了广泛的计划调节措施，不仅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如经济复兴、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都通过计划加以量化，而且政府的调节措施有时甚至延伸到微观经济活动中。
（二）宏观调控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的主要内容在美日经济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两国国情的不同导致了这两种政策在发挥其各自的功能时也各不相同。
1、宏观调控的选择方式
美国既是一个政府经济活动最少的国家，同时，也是政府一直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健全的监管与详尽的法律规则，却使美国企业的几乎所有的经营活动都受到规范，美国的自由制度是在一个有规则的约束体系下运行的，这就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自由经济原则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关系，政府掌握宏观经济运行的方向，承担起减少经济波动、熨平经济周期的责任，实现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目标；企业在法律体系的约束内自由发挥自身的创造力，承担起经济增长的责任，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相比较，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财政政策在各个阶段为经济宏观和微观各个方面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从而使日本实现持续经济高速增长，然而，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原有制度安排产生的沉淀成本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论证经济增长与国家政策关系中，经济学家诺斯总结出“诺斯悖论”，即国家在实现集团利益最大化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具体表现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损害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财政政策在干预战后日本经济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也没有处理好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主导产业的扶持与均衡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二，密切注意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关系。它们最终成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低迷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2、宏观调控政策的效率
人均GDP是由投入的总量和生产率决定的。日本是典型的投入驱动增长的国家，即较高的资本和人力推动经济增长。从经济发展轨迹上看，日本人均劳动和人均资本的投入和一直以稳定的速度增加，并且比美国高出20%，比其它欧洲国家高出30-50%，但这种高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生产率较低的状况，这主要原因是日本的投入比较高。每个工人的工作量比美国高11%，资本投入量高20%；而资本率却比美国低许多，劳动生产率低35%，资本生产率低41%。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美国的差距一直保持在32%左右。进一步来说，日本在过去的十年里做了巨大的资本投入，但由于资本生产率方面的低下，并没有因为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以上总量数据的分析表明，这种以投资驱动带来的经济繁荣掩盖了日本经济的致命弱点－生产率比较低，并长期没有提高。笼统的判定日本企业生产率低是不合情理的。每年巨额的贸易顺差表明日本企业的产品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但深入研究会发现，整个日本经济也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少量以出口为导向的高效率的经济部门和大量非出口导向的效率低下的国内经济部门。在汽车、钢铁等领域以出口为导向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但这些企业的人数仅占10%，而90%的从业人员是在那些仅仅满足国内需求的企业里工作，特别集中在零售、食品加工、建筑、纺织等行业领域；这些领域管理水平比较低，生产方式比较陈旧。综合起来，出口导向经济部门的生产率优势就荡然无存了。日本长期奉行的以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政策，是使国内经济部门缺乏竞争的重要原因。
（三）合理的制度安排与创新制度
可持续竞争力是实现一国经济超长发展的根本道路，创新是实现可持续竞争力的最主要渠道，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创新制度是实现可持续竞争力的根本保证。
1、制度因素
美国可以长期保持与提升其竞争力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创造了一种合适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并且不断的根据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制度进行创新，进行改革。美国是一个善于运用制度创新来提高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国家。以市场制度为例，美国的市场制度制定了很多的原则，如市场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市场竞争的原则、政府与私营企业的关系、市场调节的方式等等，市场制度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美国是一个非常崇尚自由竞争的国家，但同时又是一个颁布反垄断法并主张限制垄断最早的国家。这种自由竞争与反垄断相结合并且相互之间互相制衡的原则是经济减少动荡，使之有序发展的基础。相比较，日本则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国家，市场制度远不及美国那样健全和完善，政府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2、创新制度
美国的创新制度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渗透到美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创新制度对于美国经济发展与可持续竞争力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生产领域、科学技术领域，在经济的宏观与微观层面上，在制度方面不断的创新，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拥有良好的创新制度，在于美国在制度上创造了创新的条件与机制。比如风险资本的创立、资本市场的设计，从制度上解决了企业创新的风险问题，在使资金和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同时，鼓励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就如何增强竞争力展开讨论时，就有学者指出，日本在技术上新思想少，追赶到一定程度就上不去了，日本发展快是由于采用了美国发明的新技术。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以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为参照系，也基本上适应了市场的发展。到80年代日本国内市场机制基本成熟时，政府却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劳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导产业。90年代日本政府再次陷入误区，指望着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经济，结果是新基础设施闲置，效益不高，预期内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没有出现。
（四）规制改革与产业振兴
美国经济规制改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80年代达到高潮。具体涉及航空、公路运输、公共交通、铁路、通信、天然气生产和输送、有限电视、银行和金融服务、电力、保险等众多产业，各产业规制政策改革的具体措施、改革形式等方面有很大差别，规制改革运动对各产业的发展也有不同的影响，然而，规制政策的变化都明显的改变了这些产业的市场结构和价格结构，提高了产业的竞争力和效率，降低了价格水平和成本，振兴了这些产业，促进了经济发展。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在国内奉行的充分就业和维持稳定的经济政策。为此，首先，政府纷纷措施保护现有企业，人为限制自由竞争，扭曲了市场，减缓行业发展的步伐，使大量效率低的传统企业长期存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对众多的传统小企业进行大量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为了保护现有的传统企业的存在，日本政府还对新的市场进入者设置了比较高的进入壁垒，包括日本的企业。其次，日本政府所倡导的雁型模式建立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同时严格限制进口的基础上，实际是限制外来竞争的贸易保护主义，造成商业惯例无法与世界惯例接轨，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远远低于世界市场，国内经济部门缺乏国外竞争者的挑战，没有提高生产率的动力和紧迫性。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研究，我们分清了美国和日本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的本质区别，无论是产业政策、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还是创新制度以及规制改革的差异，最终综合到一点，那就是：美国具备可持续竞争力，拥有长久的优势；而日本奉行的是以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政策，是典型的投入驱动增长型国家，短期内虽然实行了“赶超战略”，曾经辉煌一时，但却掩盖了最致命的弱点－生产率低下，当“泡沫经济”破灭之后，这就是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深层次原因。
在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中国一枝独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与美日有怎样的联系和区别？在经济建设中应吸取那些经验教训才能避免类似于日本这样的经济问题在我国重倒覆辙？这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下面深刻讨论之。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为了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以及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本文选用C-D生产函数进行分析。它表明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三部分共同决定的。当技术进步越快，则生产率越高；技术进步越慢，则生产率越低。由于技术进步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只能测算，而没有实际的统计数据。一般的讲，国际上使用R&D费用反映一个国家的技术状况，在我国由于这个指标的统计数据只有1997-2000年的，样本量太少以致不能作经济分析，所以在这里，我们使用“科技拨款”近似代替，因为一国的“科技拨款”越多时，则它的R&D费用相应越高（主要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生产），其生产率也就应该越高，反之亦然。因此“科技拨款”与“生产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现选取经济增长率g[,t]，科技拨款增长率s[,t]，投资增长率i[,t]，劳动增长l[,t]率四个变量进行研究，样本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区间为1981-2000年。
（一）模型的建立
对选取的四个变量进行向量自回归协整检验。若它们存在协整关系，则建立起长期均衡方程等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若不存在协整关系，则说明这四个变量必不是同阶单整，它们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模型建立的具体步骤如下：
1、单位根检验。
首先对经济增长率g[,t]，科技拨款增长率s[,t]，投资增长率i[,t]，劳动增长率l[,t]四个变量分别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的最终结果如表1表示：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g[,t] i[,t] l[,t] s[,t]
差分次数
0 0 1 1
滞后变量阶数
1 3 1 1
ADF Test Statistic
-3.87 -3.21 -4.58 -3.48
1% Critical Value-4.57 -3.92 -4.62 -4.62
5% Critical Value-3.69 -3.07 -3.71 -3.71
10% Critical Value
-3.29 -2.67 -3.30 -3.30
注：Mackinnon critical value for rejection of hytothesis of a unit root
这说明经济增长率g[,t]和投资增长率i[,t]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稳序列；劳动增长率l[,t]经过1阶差分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稳序列；科技拨款增长率s[,t]经过1阶差分在90%置信水平下是平稳序列，即g[,t]和i[,t]本身就是平稳序列，而s[,t]和l[,t]是1阶单整序列。
2、模型设定和协整检验。
本文使用Johansen和Juseliust提出的方法进行变量间的协整检验。令Y[,t]表示由g[,t]，i[,t]，l[,t]构成的列向量。对于Y[,t]，一个长度为p的无约束向量自回归模型表示为：
其中Π[,j]是系数矩阵，α是截距项，μ[,t]是零均值同方差的白噪声，T为样本容量，对式(1)进行差分变换，得到差分形式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通过运用Johansen(1995)提出的特征值迹检验，可以识别模型协整关系的数目r。特征值迹检验的零假设为某个模型至多存在r个协整关系，备择假设为模型协整关系的数目超过r，迹统计量服从Johansen分布，临界值由分布表给出，它的计算式为：
Π第(M-r)个最小的特征值，M为向量Y[,t]的维数；也可以使用最大特征值检验，其原理与特征值迹检验类似。迹检验法是通过建立VAR模型来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的，所以首先必须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p，本文使用最小AICC准则，在这一方法的应用过程中，可以结合观察不同滞后阶数VAR模型信息标准AICC的变化，拟合优度的大小以及残差正态性的好坏等方面进一步确定最优滞后阶数，根据计算所得结果可得到滞后阶数为2是可行的，此时AICC为-4.21，经最终检验g[,t]，i[,t]，s[,t]，l[,t]存在1个协整关系，所得最终计算结果为：
ecm=g-0.025-0.021I-1.79Il-0.247s
(3)
3、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检验。
建立最终向量自回归模型为：
其中矩阵A中小括号的数值为相应变量的显著性检验t值。
（二）模型的比较和分析
从上述模型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由式(3)有：在我国从长期均衡关系看，当科技投入增长率变动1%，实际经济增长率同向变动0.25%；当投资增长率变动1%，实际经济增长率同向变动0.02%；当劳动投入增长率变动1%，实际经济增长率同向变动1.79%。这说明目前状况来讲，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是很大，生产率还比较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类型还主要处于投入驱动增长型。
第二、由式(4)有：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率方程来讲，科技投入的t值和参数数值都较小，它是不显著变量，这说明了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和劳动力投入增加所引起的，尤其是近几年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投资急剧上升，这一点是比较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增长率滞后两期对其自身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反映了经济系统的连续性，误差修正项反映了长期均衡关系对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数值达到0.39；对科技投入方程来讲，经济增长率是显著的解释变量，这说明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将大大增加对科技的投入，这更加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保证经济沿着健康轨道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投资增长率方程来讲，经济增长率是其显著的影响变量，结构参数值为2.72。当经济发展越快，投资也就越多，这更加有利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我国投资环境，尤其是西部；对劳动增长率方程来讲，经济增长越快，所需劳动越少，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更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在从业人员中，更注重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以上归纳到一点：在我国目前阶段，资本和劳动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而经济增长又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使生产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是单向因果关系。
四、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几点启示
美日经济增长方式不同的选择最终导致了不同的结局，它们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和巨大的启示，在我国经济建设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注意几个方面：
第一、在保证经济总量增长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十五”计划的战略目标“发展是主题，结构调整是主线，改革和科技创新是根本的动力。”为指导方针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要加大科技投入（包括经费、人员、机构等），增强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水平，努力提高生产效率，促使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向技术进步型经济增长转变。
第三、构建国家可持续竞争力体系的基础是制衡的竞争与经济发展环境，合理的制度安排与创新制度是实现我国经济快速稳健发展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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