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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说明、理解、反思，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是涉及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哲学基本特征的判定，对科学一体化的多层面研究，以及实现哲学对现代科学大跨度综合的可能性与现实途径的探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此，本文将在考察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集中阐述作者有关说明、理解、反思及其相互关系的见解，以期对推动上述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一、关于自然科学及其说明的“发生学”与“遗传学”考察
要了解自然科学的“说明”，它的初始内涵与演变，必须从“发生学”和“遗传学”的角度，对自然科学的生成发展进行考察。
古代哲学与科学尚未分化，自然科学尚处于前科学时代。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除少数学科外，总体上带有直观性、经验性、实用性、技术性的性质。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古代希腊的科学具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古代希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相互影响很大，由于哲学与科学的相互作用，推动了自然科学理论思维的发展，建构了自然界的整体直观的辩证图景。二是古希腊人崇尚理性，在逻辑学与数学领域颇有建树，并且开始采用某些实验方法。从而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奠定了初步的然而是重要的基础。科学史表明，经验、理性、逻辑与数学，是近代自然科学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要素。
从古代科学到近代科学，是人类实践与认识的一次历史性飞跃。这种飞跃之所以能够产生，取决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变迁及其与科学的相互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自然科学技术的推动，正如霍克海默尔所指出的那样，实质上是对可以取得实际效用的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推动，这对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价值导向与价值选择作用。科学理性、技术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发展与膨胀，自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同时也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形式以至政治文化的巨大推动。除上述社会因素外，影响近代科学最大的文化因素，就是人文主义思潮的蓬勃兴起。只是往后由于科学与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及相互影响，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有力推动，尤其是弗兰西斯·培根的经验主义哲学与实验科学方法，笛卡儿的唯理论哲学与演释方法、数学方法的巨大而持久的影响，便日渐形成了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统治地位，并被后人称之为科学主义思潮，而侧重从意志、非理性的生存体验、文化、价值等维度进行探讨的科学与哲学，则被划归人文主义思潮的范围，如意志哲学、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等。从根本上说，一切科学与社会现象，都是人为的和为人的，但由于社会历史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造成了人文主义内涵的演变以及新的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概念的出现。确认这一点，对于了解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持的科学说明理论，颇为重要，他们正是以经验——理性为基础，从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来阐述与建构科学说明理论的。
当自然科学经过长期孕育，在近代西方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变迁中产生，便形成了自身的“遗传基因”。这种“遗传基因”的性状，明显地体现在它所确认并保持长期稳定的研究对象、任务与方法之中。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自然界的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有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把它叫做自然界的齐一性、可重复性、前后相续的性质，并用以改造和征服自然，为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服务。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是观察、实验、分析、归纳、演绎、证明等，概括起来说，主要是经验——理性方法，逻辑方法，数学方法。如果我们对近代自然科学的上述状况进行反思，便不难发现它的若干被恩格斯称之为“不自觉的无条件的前提”。承认自然界的先成性、客观性，这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一个基本前提。承认自然科学认识、规律与自然界规律的同一性，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随之而来的又一个重要的予设前提，否则难以实现“知识就是力量”、“改造”、“征服”以至“主宰”自然的目的。须知，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如何同一，它的基础和条件是什么，是一个需要研究、论证的哲学问题，近代自然科学也同样把它当成了一个无条件的前提。当然，科学自身也并不具有前提反思的义务与任务。由此可以看出，作为近代自然科学理论思维的无条件前提的那些前提，其实是一些哲学问题，并且是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由近代自然科学的整体性质所规定，也由于它缺乏对自身无条件前提的反思，因而便逻辑地、不可避免的表现出如下一些特征：1、 重视经验—理性与（传统）逻辑的力量。这既包括重视观察、实验、经验，又包括重视对感觉经验的分析、归纳、演释和证明，而形式逻辑的无矛盾规律，则构成了思维形式、理论结构的基本规律，数学的运用与定量化、精确化，便成了衡量是否科学的一条重要标准。在这里，经验被看成是可以反复重复的非历史的东西，理论、定律、规则便成了对自然界的描述与说明。 2、尽可能排除其他因素对对象逻辑或物的逻辑的影响。这些因素，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更包括诸如历史、传统、文化、科学的社会建制等众多的社会历史因素。3、 由此而获得的有关自然规律的认识，被认为是纯粹客观的知识，是对自然界的科学的说明与描述。由此可见，近代自然科学的说明，从其自身的性质与特征看，是一种关于自然界的理性的、逻辑的、对象性的、客观的说明。
二、科学说明理论的建构及在科学哲学内部遇到的挑战
关于科学说明问题的探讨，也许我们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亚里士多德。他提出了“四因”说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与目的因，认为以前的哲学家都没有能说明事物的存在与运动变化，而按照“四因”说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在现代，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则把说明规定为只是精确地分析产生现象的环境，用一些合乎常规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穆勒认为，依据因果律指出某一现象的原因，或者一种现象可以依据一条自然定律演绎出另一种现象，这种结果或者被演绎出的现象就叫得到了说明。在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石里克看来，对自然加以说明，意味着用定律描述自然。亨普尔是维也纳学派的重要成员，是一位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于自然科学的统一论者。他致力于科学说明理论的研究，从事科学说明理论与模型的建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首先，亨普尔论述了他关于经验科学、自然科学的两个核心观点，即说明与验证。依他看，科学探索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经验科学与非经验科学，“经验科学力求探究、描述、说明和预言发生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的事件。因此，经验科学的陈述必须由我们经验中的事实来检验，而且仅当他们有经验证据的正当支持时，它们才是可接受的。”（《自然科学的哲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 页）第二，从对经验科学、自然科学的这一基本看法出发，亨普尔进一步集中地论述了定律及其在科学说明中的地位问题。亨普尔认为，人们长久以来或借助于拟人化的自然力，或归因于上帝的不可测知的计划或命运，对我们周围发生的事件理行理解或解释，这是一种非科学的说明，是不可取的。针对上述“非科学的说明”，亨普尔提出了“科学说明的两个基本要求”：一是“相关性要求”，即“所引证的说明性知识为我们相信被说明的现象真的出现或曾经出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二是“可检验要求”，即“构成科学说明那些陈述，必须能够接受经验检验”。（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5页）提出这两条要求，表明了亨普尔对“定律”与“经验”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早期的实证主义观点，但从总体上说，是同近代自然科学对经验—理性的重视相一致的，也体现了近代自然科学方法与说明的同一性。与“科学说明的两个基本要求”相联系，亨普尔进一步建构了科学说明的“复盖律模型”。这其中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演绎—律则说明”，说明者由普遍定律和对特定事实作出断言的陈述组成，被说明者即为上述判断逻辑地推出的结论。这种说明，既满足了相关性要求，也满足了检验性要求。另有一种说明是“或然性说明”，这种说明与前一种说明的区别是：前者“是在全称形式定律之下的归纳归结”，后者“是在或然形式定律之下的归纳归结”。（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第三，除“定律”说明以外，亨普尔还谈到了“理论性说明”的问题。所谓“理论性说明”，是“寻求对规则性的说明，并对现象提供一种更为深刻、更为精确的理解”，“把现象阐释为藏在这些现象之中或之下的某些实体和过程的呈现”。（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在这里，亨普尔没有把科学说明局限于现象、经验的层面，而是深入到“实体与过程”和理论的层面，但即便如此，这种说明也仍然是对象性的，不包括人文精神的成分。
随着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亨普尔的科学说明理论遇到了多方面的挑战，这其中既包括对亨普尔基本看法的质疑与反驳，也包括对说明理论与形式的多方面探讨，而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则在众多方面突破了科学哲学的传统见解，为人们了解科学说明及其与人文科学的理解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首先，是库恩把历史主义带进了科学哲学，从而为提出一系列新见解，探究自然科学的说明及其与人文科学的理解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在库恩看来，科学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认识活动，而是一种社会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科学不是一种纯逻辑的过程，而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科学哲学应立足于科学史的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库恩才有可能把科学与社会，与人联系起来，从而注意和发现存在于科学研究、科学认识之中的人文精神，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解。库恩的这种见解，显然与把科学视为一种纯粹的、非历史的经验—理性探究的传统观点是对立的。其次是库恩关于“范式”和“专业母体”及其作用的论述。关于“范式”的酝酿、形成和提出，如库恩所述，首先是基于科学史的研究，同时也受到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范式”的内涵颇多，但基本的是世界观、信念、理论、方法、仪器等。库恩把“范式”看成是科学生产的手段，影响科学认识的重要因素，这无异于承认了科学认识、科学理解的“前见”与“前理解”，与哲学解释学殊途而同归，而与传统科学哲学和说明理论尽可能排除主体性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力图寻求纯客观的、对象性知识大相径庭。库恩考虑到不少学者对他的“范式”概念提出了责难，把“范式”修改为“专业母体”。依库恩的说法，“专业母体”包括符号概括、模型、范例等内涵。这种修改，对于克服“范式”内涵的模糊性、不确定性是有益的，但从承认“前见”、“前理解”这样一种角度来看，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第三，库恩立足于科学史，论述了科学知识增长的模式问题，把社会、历史、心理以及非认知的因素纳入了自己的视野，使人们对自然科学的认识与了解，靠近了人们对人文科学的认识与了解。第四、库恩对科学共同体在科学认识成果的产生与形成，在相互冲突的理论与范式的选择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库恩认为，科学共同体是科学生产活动的生产者，他们有共同的交流模式、专业标准和价值取向，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才产生了该共同体的科学认识成果，包括理论、法则和学说。在相互冲突的理论和范式的选择中，科学家的主观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客观因素，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往的自然科学观念及科学说明理论。它清楚地表明，自然科学认识绝不是与主体与社会无关的纯客观认识，也不是与传统、文化、前见、前理解无关的纯对象性认识。正是基于这种不同的科学观，所以库恩也就对亨普尔的覆盖律模型提出了疑问。在库恩看来，“不管在最初提出的领域中它有什么优点，却完全不适用于历史”，“事实愈是被覆盖，就愈是不会给众所周知的事实增添什么”。（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6页）库恩在批评“覆盖律模型”的时候，有完全否定规律对历史的解释力的倾向，但的确点中了“复盖律模型”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问题之一，是这种模型的推演性质，的确不能说明历史，包括科学史，因为历史本身具有生成性、敞开性、发散性、复杂性。问题之二是，对于历史，包括科学史，要复盖全部事实是困难的，难于做到的。库恩对物理学中的原因概念演变的考察就说明了这一点。库恩指出，物理学中因果概念是变化的。1600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对原因的分析在物理学中占统治地位，这就是他的“四因”说，主要是形式因和目的因。到13、17、18世纪，动力因在解释中占据了支配地位。而在19世纪对物理现象的解释采用了微分方程的形式，“但作为一个解释，方程是不可分的。如果没有严重的歪曲，那么，就不可能从这里重新得到时间上先于结果的主动的动因或孤立的原因。”“20世纪发生的事情是物理解释中的又一次革命，这次不是在它的结构方面，而是在它的实质方面”，例如，“电磁场作为一种非机械的物理实体，具有只能用数学方程描述的形式性质”。（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为什么解释准则会发生以上变化，库恩认为这是由于有新理论的产生，新解释准则在相当程度上是寄生在新理论之上的。这说明，解释具有历史的相对性，随着理论的演进，解释准则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事实上，除库恩以外，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费耶阿本德的“概念说明”，劳丹的“研究传统”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间接地涉及到了科学说明问题，并与人文科学、解释学提出的问题相互呼应，共同推动了使说明和理解从对抗走向结合的进程。
三、说明与理解：从对抗越走向结合
区别于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的形成，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它有别于古代作为一种教育思想与教育体系的“人文学科”，但承继并弘扬了它的人文精神。问题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随着理性在经济、政治、哲学和科学领域的膨胀，造成了人文科学的衰微与人文精神的失落。在科学领域，人们普遍以自然科学的实证化、定量化为尺度，试图以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统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随着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与极度膨胀，使西方社会尤其是发达工业化国家，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普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才有了人文科学在现代的发展。人文科学复兴与发展的一项集中的与重大的成果，在于重新发现与确证了一个不同于自然界的人的精神世界。面对这样一个世界，人们不禁要提出问题：人文科学是否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质？其方法是否应有别于自然科学方法？从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层面看，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何？
有不少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并作出了回答，这其中既包括人文哲学、社会哲学的学者，也包括科学哲学的学者。在这里，我们将着重论述解释学的见解，也涉及到社会哲学的一些见解。解释学最初起源于语言及文本的解释与阐发，中世纪以来侧重于经文、经典与典籍的诠释与释义。经过被称为解释学上的康德的施莱尔马赫之手，探讨了有效解释可能性的普遍条件问题，完成了一场近似于康德在哲学领域所完成的那样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被称为“解释学之父”的狄尔泰，通过把理解与解释纳入历史意识与生命哲学之中，确立了人文科学“理解”与自然科学“说明”的对立，使“解释学脱离了自然主义的说明，而被推回到心理直观的领域”。（利科尔：《理解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经贝蒂等人进一步研究，提出一整套理解和解释的方法，确立了解释学方法作为人文科学一般方法的地位。到此时，解释学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确认人文科学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存在着一套特有的方法，即解释学方法，它的基本特征是理解，而不是说明，不能套用自然科学的因果联系方法和实证方法。那么，就解释学发展的这一阶段而言，它所说的理解内涵是什么，与自然科学的说明有什么不同？经过粗略的考察，可以对它的内涵作如下概括：1、语义学、 语法学内涵。2、对作者“原意”的理解和解释。如何做到这一点， 靠读者对作者在当时条件下为何作出这种表达的原意进行揣摸、体验，这体现出解释的心理学内涵。3、对作者生存体验的理解与解释。 理解与说明的区别是：说明只限于提供对象性的客观知识，而理解则在于揭示蕴含、体现于文本之中的作者的“原意”以至生存体验。这似乎是一种对立，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不同观点的双方都坚持了这种对立以至对抗。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研究，使解释学实现了“本体论转折”。他把“此在”确定为“在”的看守者，而理解是“此在”同“在”的最根本的关系，是人的一切活动包括意识认识活动的基础，也是解释的基础和根据。解释是理解的发展，是把理解筹划的可能性清楚地揭示出来。沿着海德格尔的基本思路，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先见”构成了我们的“在”。理解具有历史性、具体性与开放性。有限性与历史性构成了经验的一般结构。从而使哲学解释学得以确立。利科尔在许多问题上承继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观点，也承认本体论的重要性，但认为他们忽视了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依利科尔看，理解的本体论，只有通过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探讨，才能最终达到。因此，他便从语言分析和语义学入手，通过文本理论沟通认识论、方法论与本体论，试图实现三者的统一。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著名学者，继承和延伸了这一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并使之与解释学相结合，形成了“批判的解释学”。他同伽达默尔的论争，表达了不同于以往解释学的一些重要见解。他通过建构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把立足于个体性的理解，推向了社会性的理解。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解释学在经过了“本体论转折”和进一步延伸、拓展之后，自身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从本体论层面对理解与解释进行考察，确立了“此在”对于“在”的重要地位。其次，确认了理解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和对于认识的先在地位，亦即从生存论的角度，确认了生命体验、生存理解对于认识行为的先在性。第三，强调了理解的历史性，突现了理解者与理解对象的相互作用，意义生成与展开的过程。第四、探讨了在理解问题上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接近于确立解释不仅对于人文科学，而且对其他所有学科具有普遍意义的见解。第五，强调了批判意识，突出了社会理解的重要性。如果说，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由于把历史意识纳入科学哲学与说明理论的研究，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指出了自然科学也在众多方面包含了理解的因素的话，那么解释学及其在海德格尔以来的巨大进展，更是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统一的高度，论述了理解问题的广泛存在与普遍性，虽然有一些学者也存在着过分地强调理解而忽视说明的问题。看来，人文哲学、科学哲学以及社会哲学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正形成一种共识，即理解与说明可以结合和统一。
现在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理解与说明何以能够统一，是一种什么样的统一，如何实现这种统一？
其实，理解与说明统一的根据，说到底，仍然存在于人的生命活动、生存活动之中，是一种本体论、生成论的依据。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在劳动、实践中的自我生成，自我超越。人要生存与发展，必须改造自然，但人必须通过社会，与其他人形成一定的交往关系，才有可能实现改造自然的目的。从为人的角度而言，人必然把自身的目的投射到自然界中去，并把对象的因果性纳入自己的目的性范畴。从人为的角度而言，人在认识自然，了解社会时，人也必然会伴随以某种程度的理解。与意志哲学、生命哲学、存在主义把人的生命活动仅视为人的意志、生命之流，非理性的精神活动不同，马克思主义则把人的生命活动、生存活动，理解为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活动，而实践活动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既存在着理性因素，也存在着非理性因素，既有人自身的对象化，也有对象的人化，因而既存在着理解的因素，也存在着说明的因素。
如果说在自然科学中，存在着或者凸现出更多的说明，人文科学存在着或者凸现出更多的理解，在社会科学中则明朗地体现了二者的并存与结合。社会劳动、实践中的主体的目的性与对象的因果性的统一，本身就自在地包含了理解与说明的并存与统一。正因为如此，一些从事社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对理解与说明的关系采取了一种现实的态度。例如韦伯在他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先是在考察先知与救赎方式的基础上，把宗教转化为伦理；接下来把宗教伦理转化为社会活动，确认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指出了二者的对立与冲突；继而把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同行动指向的此岸性与彼岸性结合起来，具体化为四种行动类型，即被称为合理性行动的工具合理性行动与价值合理性行动，被称为非理性行动的传统行动与情感行动，对上述行动类型以及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并进一步阐述了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内在的紧张与冲突等一系列问题。韦伯的这种探究，体现了他关于社会学的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解释的基本立场、观点与实际做法。从这里我们发现，从个人的主体意识到社会行动，再到行动的社会结果，是韦伯实现从意义性理解到因果性说明的一条重要通道与途径。综上所述，理解与说明虽然内涵不同，在不同学科领域也会有所侧重，但二者并非绝然对立，而是可以并且应该统一的，其统一有其本体论依据，从认识论、方法论上也存在着结合与统一的种种途径，问题在于对此作多层面、多侧度、多视角的进一步探讨，尤其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探讨。显然，这种统一，不是二者紧张对峙，也不是一方吞并一方，更多的可能表现为二者多种形式的结合、过渡与转换等，呈现出理解与说明的辩证法的独特的丰富内涵。
四、反思及其与说明、理解的关系
什么是反思，它的意义何在？黑格尔对此作过较多的论述。他说，“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页）反思能从表象到概念，把握事物的共性，深入事物的本质， 揭示事物的真实本性。在黑格尔看来，反思也是自我反思。他说：“思维因对自身进行反思，从而自身达到经过中介的直接性”。（《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3页）可见，黑格尔所说的“反思”，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或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回溯性、超越性、追寻性、本质性、整体性、思辨性特征。联系到西方哲学史，我们不难发现，西方不少哲学家的思维方式，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与此相近或类似的特征：首先是巴门尼德。他的反思超出了表象直接接受的范围，并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指向了“思有同一”的问题。与巴门尼德相区别，笛卡儿的反思或曰理论思维的前提反思、前提批判，从怀疑一切知识开始，经过我在怀疑、我在思想等环节，确认了思维着的自我即精神或心灵的存在，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胡塞尔在反思近代哲学主客体二分立的基础上，以纯粹意识统摄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形成了自己的现象学体系。海德格尔则在对实体本体论、主体本体论反思的基础上，以思入是或者思入在的方式，把思有同一统一到了人的非理性的体验上。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费尔巴哈唯物论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批判的继承，以及是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继承的视角看问题，无疑也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同样批判地继承并发扬了人类哲学思维的反思传统。首先，这种反思，是立足于劳动、实践、人的自我生成、自我超越基础之上，以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为基本内容的反思，同时也是人与社会的自我反思。其次，这种反思是对理论思维的前提反思、深层反思、进程反思与意义反思。一切科学的理论思维，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有其思维的前提、基础、过程与结果，都以某种予设前提为起点或立足点，也都有其深层的哲学内涵。对此进行反思，是哲学特有的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第三、这种反思的指向集中到一点，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即由恩格斯明确加以概括的哲学基本问题。近一些年来，有人曾对恩格斯的这样一种概括或看法提出异议，或认为是受政治倾向的影响，或认为已不能表征已发展了的哲学状况。其实，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哲学史广泛存在的事实。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是由于人的实践与认识，人的自我生成与自我超越，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具有相通性、同形性、至极性。限于篇幅，在这里对它们之间相通性、同形性不展开论述。这里提到的至极性是指，无论你从何种事实开始的反思，反思的至极处便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各种不同的哲学派别最终都不过是对这一问题作出直接或者间接、这样或者那样的回答而已。
由是观之，反思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同时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的一种思维方式，与自然科学的说明，有着原则的区别。自然科学的说明，是与自然科学的整体性质、基本方法具有同一性的，是对自然界、客观对象的因果性说明和对象性知识。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反思，则是对自然科学理论思维的前提、基础、发展逻辑、成果意义的反思，并且是对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全部科学以及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的整体反思。反思与说明的联系何在？一者表现为说明为反思提供依据、支撑和基点，并从总体上对反思的深度、广度形成一定的、可能的制约；二者表现为反思为说明提供先导性观念、基础性分析、批判性审视和意义性阐释。
相比较而言，反思与理解的关系要复杂一些，这与人们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性质的认定有关，又与解释学的发展历程有关。我个人认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各有其特殊性，人文科学的基本特征在于理解，也需要说明；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在于说明，也需要理解；而社会科学则近乎是一个居间者，两者的同时并存与相互联系表现得比较明朗。否定人文、社会科学需要理解的观点已明显站不住脚，把人文、社会科学认定为“准哲学”也有不少疑问，看来，需要把人文、社会科学，与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思考、哲学阐释区别开来。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范围内，理解仍是理解，而不是反思。理解是对文本、作者精神世界的意义性理解，同样为反思提供依据、依托和起点，并对反思形成某各制约，反思则是对理解的追问、追寻、批判、超越，为理解提供一种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思路。如此说来，似乎理解与反思的关系比较清楚，但其实不然。这里因为解释学有一个发展过程，理解的内涵在这一历程中有相当大的变化。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想说，我们在这里是把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解与解释学的理解适当加以区别的，前者属于科学的范围，后者在从局部解释学走向一般解释学以后，逐步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如前所述，在施莱尔马赫之前，解释学具有技术、技艺的性质，理解的内涵主要是语言学、语法学内涵。到一般解释学形成以后，同是一个词语“理解”，却增加了心理学、人文哲学，人文科学一般方法论、历史哲学与生命哲学的内涵。经海德格尔实现解释学的本体论转折以后，理解则进一步拓展为具有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的概念，更加鲜明地凸现了它的哲学性质。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何以可能形成如此巨大的深化与拓展，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尔、哈贝马斯等人运用反思的哲学思维方式，对理解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哲学探讨。例如利科尔，就曾明确地承认他是站在反思哲学这条线上来研究问题的。他把反思作为从语义学进展到本体论的一个层次，作为理解符号到自我理解的一个环节，用反思沟通语言和存在，确认反思是自我反思，又是具体的反思。他从解释文化产品开始，试图通过对对象与行为、象征与符号的理解与解释来认识自我，把握自我，以区别于笛卡儿通过反思来直接建立自我。又例如哈贝马斯，他认为反思是一种认识和批判的活动，批判理论的目标在于唤醒理性的自我批判的反思能力，理解不限于意义的阐释，而应该扩大成批判，自我反思是在语言层次上进行反省，是主体迈向自主和负责的成熟个体的要素。哈贝马斯颇为推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它在方法上是自我反思的科学，而他借助于这一理论建构起来的“批判诠释学”或“深层诠释学”，则是一种基于对社会生活的种种条件进行反思的批判反思的科学。至此，哲学解释学的理解与哲学的反思，自我理解、自我超越与社会理解，反思与自我反思，反思、批判与自我超越等便形成了一种相互贯通，相互映现的局面，哲学解释学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践解释学相比，就主要剩下跨越实践观点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相关见解这个门槛了，当然这是一个需要迈出大步才能跨越的门槛。
以上，本文已对自然科学的说明、人文科学的理解、哲学的反思，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层面的说明与理解的关系，反思与自然科学说明的关系，反思与人文、社会科学层面的理解的关系，以及反思与哲学解释学的理解的关系进行了论述，阐述了自己的一些相关见解。显然，上述研究与见解尚有待深化与拓展，且定有不当之处。综观视野所及的各家学说和各派观点，看来，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象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 页）“任何科学都是一种历史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56 页）的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道路，仍然是我们进一步探索与解决科学的统一、哲学对科学的综合以及说明、理解与反思的关系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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