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家族主义文化与浙江省家族制企业模式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族论文,浙江省论文,文化与论文,主义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家族主义到泛家族主义
长期以来，家族主义被认为是我国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核心。汪丁丁(1995)研究指出，“从那个最深厚的文化层次中流传下来，至今仍是中国人行为核心的，是‘家’的概念”。诸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在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国家，家庭里的人际关系是个人最重要的关系（王铁明，2000；陈艳云，1998）。儒家思想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个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家族的生命应当绵延不绝，一脉相承。由于父母是个人“己身之所出”，个人必须“崇拜祖先，敬侍父母”，家庭中的长辈要竭尽所能，栽培后代；家庭中的成员则应恪尽本分，努力获取各种资源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要。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主要是围绕“五伦”展开的，强调的是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兄善弟恭，夫爱妻顺，朋睦友信。因此，将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人伦文化”或“家族文化”是很有道理的：中国的伦理纲常是以家庭为中心，风俗习惯是以家庭为出发点，社会组织是以家庭为基础，治国兴业以家庭为模范。反映在语言上，世界只有汉语是把国与家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国”也就是扩大的“家”而已。个人不过是家庭中的一分子，传统教育中个人最高的荣誉莫过于振兴家风，而败坏家业则是最大的罪恶。
这种以家族利益为首要目标的价值观念就是中国人在传统社会中待人接物时所奉行的家族主义。从商周时代开始，家族主义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冲刷和洗礼，逐渐磨合出中国人处理家庭成员内部关系、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家庭与国家的关系的最佳状态。通过官方的鼓励支持，士绅阶层的大力襄助，科举教育的有力引导以及种种祭祀、仪礼形式，甚至戏曲、文学等艺术作品的濡染，家族主义在中国人中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成为国人评判是非善恶的天理和良心。至明清时代终于积淀成为一种体现着国民价值观念的文化形态，并以其鲜明的特质构建着中国古老文化大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任何一个身处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都深受这种独特的家族主义文化精神的感染，使得每一位中国人几乎都具有仿佛先天遗传的家族取向的价值观念。因此，近代国学大师钱穆曾认为“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
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都有亲戚和朋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且西方人重视家庭的传统并不比中国人差，但中西方人对待家族之外的人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那么中国人意识形态中的家族主义是怎样影响其行事方式的呢？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使诸多学者认识到仅用“家族主义”一词还不足以刻画中国人行为的价值取向。或者说，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实际上具有一种明显的“泛化”趋势。樊江春(1992)、台湾学者杨国枢(1993;1998)、刘兆明(1995)等详细研究了这种被称之为“泛家族主义文化”的特征及其表现形式，他们认为华人在家族中所集聚的生活经验、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在参与家族以外的组织活动时，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将家族中的结构形态、关系模式及处事方式推广、泛化或带入这些非家族性的团体或组织。也就是说，在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中，中国人会比照家族主义的取向而活动，其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将自己和那些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联接而成的“自家人”看作是“圈里人”，而将陌生人和外人看成是“圈外人”，待人接物时以特殊主义而不是普遍主义为基础行事，对圈里人和圈外人的态度截然不同。费孝通先生曾以“差序格局”的概念形象地描述过这种泛家族主义：“它实际上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1985）。
更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上述“圈子”的范围可以随情境的变化而放大或缩小。一方面，亲缘的扩大化使认宗亲（即远祖同谱而认为宗亲）、认干亲（如干爹妈、干儿女）、认养亲（如养父母、养子女）、结义亲（如结义兄弟姊妹）成为我国人际关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另一方面，许多人又只把几个人当作自己可以推心置腹的“亲信”。这种家族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泛化决定了中国人在对待一个人时，首先将其定位在人际关系立体网络中的某一结点上，然后根据圈里人和圈外人的远近亲疏来选择行为方式，从而导致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对待同一个人，或同一场合对待不同人的态度会有极大的差别。这就与西方人采用普遍主义的原则而行事大相径庭了。众所周知，西方文化是一种契约文化和信用文化，而且西方人的行为不是以遵循什么家族内的伦理为出发点，也很少顾及家族的荣辱兴衰，一切以个人的利害得失为转移，其家庭关系如同一般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东方人则不太注重契约，而是强调关系，而且往往是一种低文本的关系——在很多时候都无法通过文字的方式明确表述这种微妙的关系，甚至一切都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在这种被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称之为“低信任度社会”中，社会关系恰好如同家族关系。中国人普遍将重用“自家人”看作自己的本份，往往尽其所能加以提携；甚至将地方官员也被呼之为“父母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家族文化的血缘亲情关系已经扩散、泛化并渗入到了社会的每一角落，它早已超出了家族的范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泛家族主义比家族主义本身更能描述中国人行为处事的精髓，而单纯用家族主义来刻画中国人在团队、组织、社会中的行为却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这也是许多西方人看待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时始终有“雾里看花”的根本原因。这种泛家族主义的文化特征事实上已经深深地植根在华人社会里，被认为是中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一个基本点，也是华人组织行为中的奥秘所在。
二、泛家族主义文化在家族企业管理中的表现
长期以来，华人家族企业的高速成长和稳定发展使得国外众多管理学家、社会学家对华人家族企业的文化根源产生了浓厚兴趣。例如马克斯·韦伯长期关注华人企业，他认为华人世界普遍重视家族和家族文化，企业发展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Max.Weber,1920)；勒维(Levy,1963)对传统的中国家庭制度下孕育出的裙带关系文化背景作了精辟的分析；爱尔森斯塔(Eiosenstadt,1973)则认为文化断层对家族企业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雷丁(Redding,1993)认为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应该从其文化背景与处世风格上进行探讨；德国学者何梦笔(C.H.Pillath)也曾和我国学者陈吉元合作研究了村落文化对中国乡村经济的影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西方学者的研究基本上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看成一个常量，特别是把“家”看成是范围固定与封闭的单位，并由此考察其对家族企业发展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中国家族企业的许多决策行为都是中国家族文化泛化与延伸的结果。但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弹性。把着眼点放在家族主义上，而对华人企业中泛家族主义文化特征的忽视，使西方学者对华人企业的成功或者失败始终有着一种神秘的感觉。
应该说，这种泛家族主义文化起源于中国的乡村，绵延几千年，虽几经变革，但其基质未有大的变化，其影响则早已越出乡村，弥散于整个社会。自20世纪以后，泛家族主义文化历经嬗变，总的走势是趋于弱化和消解，特别是在文革期间还遭到了疾风暴雨般的冲击，但它并没有消亡，况且运动摧垮的只是泛家族主义文化的形式，其内在逻辑依然存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泛家族主义再次复活且在局部地区呈兴盛之势。在我国改革时期特殊的社会机制作用下，各种家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它们将泛家族主义文化在新时代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也就是说，泛家族主义文化之所以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不仅是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家族制度至少在中国较大范围内的恢复”（李新春，1998），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泛家族主义文化直接影响了家族企业的管理活动。具体来讲，我国当前家族企业中泛家族主义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的创建与发展依赖亲情熟识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企业创建之初不得不依赖亲朋好友。在社会资本普遍匮乏的现实目前，我国私营企业的起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家族主义及其泛化的结果。据张其仔(1997)推算，1992年中国私营企业中以亲缘或准亲缘网络为基础的企业数约占71.2%至78.68%。换句话说，这些企业在创办初期都依靠亲戚之间的合作，都利用了血缘、亲缘、地缘的家族关系。尤其是那些在80年代初期创建的私营企业，既面临着制度的羁绊，也面临着严重的资金匮乏。“圈外人”因为害怕承担制度性风险而根本就不敢与企业业主合作，更不愿向企业业主出借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圈里人”才可能伸出援助之手。浙江瑞明汽车配件公司的董事长韩玉明在回忆起1984年创业的情景时曾说：“我是靠丈母娘家借的5000元，开汽车摩托车配件店起家的”（陈立旭，2001）。其二，企业发展过程中离不开“自家人”的鼎力帮助，尤其是在企业发展遇到严重挫折时，挺身而出出手相助的往往都是自己的“亲信”。而且我国许多家族企业都是利用同学、同乡、朋友等关系网络来获取企业所必需的资源、市场和信息。比如，在宁波服装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就充分利用了宁波与上海的亲缘网络关系而获得了大量的技术和信息。2001年12月，我们对浙江省东部一家生产家用电器的A企业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这家家族企业的董事长在回忆了企业20多年的艰辛发展过程后，非常感慨地对我们说：“我们这家企业曾经有三次陷入了绝境，但每次都靠几位‘铁哥们’的无私救助而度过了难关。”现在这家每年纯利润5000万元的家族企业将其6%的股份赠送给了这几位“亲信”，以回报其救助之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定的社会发展时期内，由泛家族主义文化所编织的亲缘或准亲缘网络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创建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企业在用人方式上亲疏有别。在家族企业中，企业业主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招聘“自家人”进厂做工，以至于管理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几乎就可以用父子、（表、堂）兄弟、（表、堂）姐妹以及叔伯婶姨来进行称呼了。王晓毅(1996)调查了3家私营企业的79名在册员工，其中只有18人与企业的所有者没有直接的亲戚关系，超过75%的企业职工都是企业所有者的亲戚。如何合理任用家族成员和外聘人员，成为许多家族企业的一大难题。一方面，家族成员之间天然的共性使企业业主自然地偏爱“自家人”。夫妇和兄弟姐妹们能够清楚地懂得彼此言行举止中隐含的意义，口头的和非口头的信息能在企业内迅速传递，企业可以从“自家人”共有的亲缘、经历、身份及共同的语言中汲取到特别的力量，因此许多家族企业都无法逃避亲情网络的限制。另一方面，家族企业在选拔管理人员时往往具有浓厚的任人惟亲的色彩。我们所调查的上述A企业实际上是一家正在逐渐淡化家族制管理的家族企业，但我们在对其中层管理人员的问卷调查中仍然发现，泛家族主义文化对企业用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该家族企业中的11个中层管理岗位中有6个实行了外聘，但核心岗位都由家族的“亲信”掌管。在我们调查的39名应聘到A企业工作的外地管理人员中，有71%的人员反映工作起来难以真正地放开手脚，老板的“自家人”实际上在许多部门担任要职，使外来人感到压抑。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在家族企业中一旦将一件事干砸了，如果是“自家人”干的，可能轻描淡写就过去了；但如果是“外来人”干的，其动机首先就会遭到怀疑，就可能会受到处罚，甚至解雇走人。此时家族主义的泛化在企业这种组织形态中达到了极致。
第三，企业在对外交往上倾向于采取“特殊主义”原则。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家族企业在与供应商、分销商、债权人甚至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打交道时，其行为准则不是“普遍主义”，而是见“人”行事的“特殊主义”。如果是与陌生人做生意，则谨小慎微，生怕吃亏上当；如果是与“自己人”做生意，则放心大胆，合约条款双方心知肚明即可。毋庸置疑，在一个低信用度的社会中，特殊主义就有可能成为布劳所谓的“共同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并为社会成员和组织提供一种基本准则。卢现祥(2000)、陈立旭(2000;2001)、李新春(1998)等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以特殊主义为取向的关系网节约了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带来的高风险时，“自家人”之间可以形成一种可靠的相互支持、互相保护的战略网络组织。比如，在北京闯天下的浙江人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浙江村”，并发展出一个依托乡土人际关系的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供销市场，泛家族主义文化在企业运作中的影响一览无余。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特殊主义”的交往原则不只当前国内家族企业所独有，而是全世界的华人家族企业的共性：华人企业家大都认为最可靠最易于合作的是家族成员，其次是亲戚、干亲、拜亲，然后是同乡、同学等一系列的“圈里人”。我们在看到“特殊主义”原则对家族企业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必须要看到“硬币的另一面”：正是在这种与外界交往中的泛家族主义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家族企业往往表现出一种自我封闭的倾向，在任何一个狭小的时空范围内都企图寻找出“自家人”，从而让无数的“圈外人”望而却步，最终使企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第四，企业所有权的代际传承难以突破家族的圈子。在资本的力量显得尤为重要的后工业时代，企业间的兼并收购似成家常便饭。然而，家族企业所有权的更替却深受泛家族主义文化的影响。企业业主身兼企业家和家族领导的双份职责，企业家的职责要求他们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做出恰当的反应，而家族领导职责则需要他承担着使和睦的家族企业绵延传承的重任，决不能让企业落入别人之手。因此，家族企业的创立者大都希望企业能在家族中传递下去，而不希望像一般企业那样以资产或股权的形式产生继承人。哪怕是在企业发展遇到资金特别困难的时期，家族企业也往往都会拒绝外来资本入股的诱惑。当然，家族企业中这种所有权的垄断可以保持企业经营理念和目标政策的一贯性，从而保持企业的相对稳定性，使企业文化源远流长。但这样做又使得家族企业陷入无尽的烦恼之中：重用本族人、慎用外族人极易导致人力资源的近亲繁殖，担心家族所有权受到野心勃勃的非家庭成员的威胁，提防那些经历了企业各个发展阶段的元老们在企业中形成实际控制权，还需要为企业发展预留出足够的流动资金以备不测。他们避免给年轻的不属于家庭的经理们以发展事业的机会，或对他们有所限制；对于公司元老则满怀戒心、时刻提防、伺机排挤。这种“世袭制”的企业所有权传承俨然是千百年来家族领导权继承的翻版。虽然说在全世界华人家族企业所有权代际传承中不乏成功的案例，但也有诸如王安电脑公司惨痛的教训——1980年王安公司营业额高达30亿美元，王安个人名下的财富就有16亿美元。1986年，王老先生不顾众人的劝说，任命其36岁的儿子王列为公司总裁。但无奈王列对企业经营懵懂不知，自其接手公司后一年之中亏损了4亿美元，公司股票价格三年内下跌了90%，最后不得不宣布破产，万贯家业还是付诸东流了（余波，2000）。
三、对泛家族主义文化的继承与超越：浙江省家族企业模式演进之路
卢现祥(2000)的研究表明，我国75%的私营企业采用了家族式组织和家族式管理，浙江省也不例外。从各种统计数据来看，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发展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到2000年底，浙江省民营企业已有14.64万家，从业人员191.91万人，在许多县市民营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有的甚至达到了80%。而且这些民营企业绝大部分也都是家族企业，从万向集团、飞跃集团等大型民营企业到近15万家小型个私企业，其组织、管理方式大都具有典型的家族制管理特点。“浙江省私营企业的成长轨迹，尤其明白地显示出了家庭文化的印记，……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浙江尤其是温州台州的多数私营企业是在家庭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陈立旭，2001）。仔细研读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些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依赖亲情熟识关系而创建起来的，企业在用人方式上亲疏有别，对外交往时常常奉行特殊主义原则，所有权代际传承也局限于家族的小圈子。在这种典型的泛家族主义文化的影响下，浙江家族企业曾经经历了艰难坎坷，但始终顽强地寻找着生存与发展的机遇，并表现出骄人的业绩。
对浙江省家族式企业模式进行评价，并且指出其下一步演进的趋势是当前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一个热点。我们认为简单地列举家族制管理方式的利弊，而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深层次地挖掘家族制管理的形成原因及其具体表现形式，不是评价家族制企业模式的科学方法，也无法指导企业的战略选择。我们上文的分析已经表明，泛家族主义这一积淀在中华民族儿女血脉中的古老文化在当今中国的私营企业管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对浙江省企业而言当然也不例外。这些企业采用家族制管理模式的原因，一方面是企业业主不自觉的泛家族主义惯性使然，或者说是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在起作用，另一方面则是企业在现有的社会资本条件下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毋庸讳言，泛家族主义文化使家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自我封闭，从而对家族企业的发展形成了许多无形的束缚。例如，对“圈外人”的排挤、对外部股权资本的拒绝，对陌生交易者的防范，对企业各种利益相关者的不公平对待等。如果家族企业中有一位“权威”掌舵，企业可能会平平安安；一旦出现较大的波折，企业中的许多隐患就会在一夜之间猛然爆发，甚至会给企业以致命的打击。然而，泛家族主义文化又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倘若不是亲情熟识的帮助，许多私营企业根本就无法创立；不是“自家人”的团结与忠诚，许多私营企业根本就无法度过难关；况且家族成员对企业负责的态度、长期的投资、快速的行动和对企业天然的爱，都是许多一般企业费尽心机开展企业文化建设也难以达到的。因此，我们认为简单地指责这些家族企业的企业家“思想保守”、缺乏“现代意识”、欠缺“管理水平”等等，显然是过于表层化了。
其实，“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与企业管理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更明白地说，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方式”（李亦园，1996）。我们的分析表明，那种断定家族制管理就是“落后管理”代名词的观点既经不起理论的深究，也与现实中活生生的例子相违背。我们在浙江省宁波市调查方太厨具公司时，董事长茅理翔先生给我们道出了他对泛家族主义文化以及家族企业管理的认识。他说：“泛家族主义文化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作用，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实现超越；家族企业管理模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且永远也不会消失。”我们在浙江省多家家族企业的调查和访谈中得到的一个强烈的印象是，要想在家族企业的管理中将泛家族主义文化彻底根除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同时还显得极为可笑。事实上，只有充分地认识泛家族主义文化的影响，并在企业管理中因势利导地运用它，浙江省家族企业才能适时地突破家族封闭的圈子，超越亲情熟识的人格化社会网络交易而进入非人格化的制度性交易，完成从非规范的管理向现代化管理的转化，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
从当今世界企业模式的发展趋势看，西方国家的企业越来越重视东方“人伦文化”的影响，海外众多华人家族企业也开始逐渐跳出“小家文化”的圈子。把西方文化与东方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已经成为许多企业的共识，一种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和中国要素的混和模式”正在欧美和东南亚国家兴起。在这种新的模式下，华人企业的文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两权逐步分离，实施民主化管理，培养员工的创造力，给外来成员更多的晋升机会。这也许就是浙江省家族企业模式下一步演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