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20年：人性描写的历史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性论文,历史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1)05-0085-06
新时期20年来，小说创作无疑在理性内涵的拓展、艺术观念的更新及表现技巧的丰富 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由这一成绩所构织的艺术画廊里，人性描写是最引人注目的 一笔。新时期小说所走过的20年历程，事实上是一个不断向文学本体回归的历程，因而 也是一个将人性的表现不断引向深入和多样化的历程。在我们勾勒这一历程基本轨迹之 前，有必要对人性的内涵、文学中的人性及其特征作一探讨。
关于人性的内涵，历来就有各种不同的概括，但不论是哪一种概括，要搞清人性的内 涵，首先得了解什么是人的本性与本质。依照马克思的论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 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评价人的一切行为 、行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的发生了变 化的人的本性。”“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只有将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 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 现自己的生命。”②约翰杜威的阐述是：“我不相信能证明人们固有的需要自有人类以 来曾改变过，或在今后人类生存于地球上的时期中将会改变”。“我所谓‘需要’，是 指人们由于其身体构造而表现的固有的要求。例如饮食的需要和对行动的需要，等于是 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设想在任何情况下，这些需要会停止存在。”“有些倾向 是人的本性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这些倾向改变了，本性便不再成其为本性了。”③ “人性不变的理论是在一切可能的学说中，最令人沮丧的和最悲观的一种学说。如果逻 辑地贯彻它，它将意味着个人的发展在其出生时即已预先决定的一种学说，其武断性将 赛过最武断的神学的学说。”④综上所引之论述，对于人性，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和 概括：
一、人作为一种以生命的形式置身于自然的存在物，有着其基本的、相对稳定的自然 欲求，或称自然属性和一般本性；
二、人的一般本性的实现有赖于相应的对象，只有通过相应存在对象的确认，人自身 的生命表现才能得以实现；
三、人的一般本性在现实的生命活动中，或者说一般本性一旦进入具体的、现实的生 命活动，就不再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而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特征。
根据这种归纳和概括，我们对人性的内涵便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人性是人在其生命 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自然属性的综合，是人在现实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全部规定性。 很显然，完整的人性内涵应包括两个方面：即一般的、普遍的人性和现实的、具体的人 性；前者事实上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如食欲、性欲、享受欲、进攻欲、获取 欲等，这些人本能欲望在现实中则体现为一种生理需要(如衣、食、住、行、性、睡眠 等)；后者指的是人性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背景下之具体环境中的表现形 态，这些形态在现实中则体现为种种心理活动和行为，反映着人的心理和行动的需要， 如人的交往、理解、爱、尊重以及自我实现中表现出的善良、同情、正义、仇恨、嫉妒 、邪恶等善恶心理和情感。这两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构成了完整的人性内涵。尚需明确的 是，除了人的自然属性具有相对稳定性外，现实的、具体的人性则是随着社会历史文化 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具体环境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具有明显的可变性和开放性。正 是这种可变性和开放性才使人性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形态，显示出变动不居的特征。当然 构成人性这一特点的不仅是外在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个体的个性心理气质的差异在事 实上起着更为根本的、关键的作用，它是构成人性丰富性、多样性和可变性的最本质、 最内在的动因。
在我们了解了一般人性和现实人性之后，再来看看文学中的人性。作为以人为表现对 象的文学，它在探悉和摹写人的个体心理活动及其特征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不论是社 会变革还是现实人生遭际，抑或是个体之生命体验，其所激发起的人的心理感受和情感 活动，均能借助于文学加以形象的表现。当然，文学作为人类表达心智情感、心理活动 、思想理念的语言艺术，它对人性的表现自然要遵循其固有的艺术法则和规律。因而文 学中的人性虽以现实中的人性为模本或依托，但在经由作家的艺术创造之后，现实的人 性便会在不同的程序上发生变化，被演绎、融合成艺术作品中的人性。鉴于文学作品中 的人性之于现实中人性所存在的区别和差异，我们有必要对什么是文学中的人性，它具 有哪些特征作一简要阐述。
所谓文学中的人性，就是作家依凭自身对现实中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人性现象，经由取 舍和艺术加工后，成为作品艺术魅力之重要构成的人性内容。文学中的人性较之现实中 的人性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感性化与形象化。文学作品不论是对一般人性还是现实人性的描写，都是或借助 于生动的感性材料或借助于具体可感的形象来表现的。任何抽象的、理性化的人性内容 都将对作品的艺术品质构成损害。文学中的人性表现是与作家的个人艺术气质和所秉持 的艺术观念相联系的，是经由作家主观审美情感投射后的产物，它虽与现实人性有着诸 多的联系，但已经明显区别于现实人性而具有感性化、形象化的特征。
二、变异性与凸显性。由于现实中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和意识倾向的互不相同，也由于 个体自身心理和意识的矛盾性和可变性，决定了人性的极端复杂性与无限多样性。文学 不可能完全穷尽现实人性的复杂状态，但文学却能以其独特的方式去揭示和表现人性的 矛盾性、变化性。以文学观照和表现世界的手法所揭示出的人性的矛盾性与可变性，相 形于现实人性就有了某种向度上的变异，或者说作家在某个向度上对人性进行了重新打
造，从而凸显了人性的某一方面内容与特征。
三、主观色彩与个性化。文学中的人性虽然根源于现实人性，但由于艺术创造过程中 ，作家个人美学情趣、价值观念的渗透，通常要将现实的人性材料按照个人的意志和审 美理想进行重新编码，从而构织成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人性形态。此外，由于小说作品 常常要以人物、情节结构及话语方式来传达人性内容，这样，不同人物各自特有的心理 、情感及思维方式所构成的个性化世界、不同作家笔下相同人性内容的不同传达和表现 方式所呈现出的独特性，就形成了文学中人性显现所具有的个性化特征。
以上我们探讨了人性的基本内涵、文学中的人性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就新时 期20年小说创作中的人性描写轨迹作一番粗略的梳理，以期勾勒出其历史演进的大致轮 廓。
综观新时期20年的小说创作，在人性描写上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人性的觉醒期( 1977-1985)，这一时期在二个向度上展开人性描写；二、人性的探索期(1985-1987)， 也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人性描写；三、人性的拓展期(1987年至90年代)，有三个向度上的 人性描写。这三个时期七个向度的人性描写构成了20年小说创作的总体面貌和基本轨迹 。
一、人性的觉醒：呼唤尊严与抒写真情(1977-1985)
新时期伊始，当人们刚刚从荒谬的政治理性阴影和文化荒原中走出时，长期的精神窒 息、文化饥渴和人性压抑所积郁的巨大心理情感能量，迫切需要有一个宣泄、释放的通 道。这时的小说在电视还远离人们生活的时候，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传达人们情感和心声 的主要作用，迎来了它值得骄傲的辉煌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脚 步声，小说创作一开始就将艺术的笔触聚焦在人性描写上。虽然这时期小说的人性描写 尚未在整体上表现出足够的深度和广度，但已经在两个向度上卓有成效地展开了：一是 以觉醒了的人性意识去观照刚刚结束的非人性的政治意识统摄下的畸形人性；二是以解 除禁锢后的自主心态去叙写作家真实之个人情怀，表现出富有个性的人性情感。前者以 一批引起强烈反响的“伤痕”“反思”小说为代表，后者以一批初涉文坛的中青年作家 创作为主体。这两个向度上的人性表现，迅速打破了“十七年文学”在人性描写上的缺 失，使新时期小说一开始就向文学的本体复归，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
在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精神劫难之后，作家们积郁于胸的感触无疑是复杂的。但无论 这些感触有多么复杂，在这一时期几乎都指向了酿就如此众多非人性事件与情景之历史 动因和人性动因的追问，指向对人的尊严的深切呼唤。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 班主任》、《如意》、张贤亮的《吉普赛人》、莫应丰的《竹叶子》等一批小说，以敏 锐的艺术触角率先洞悉了历史劫难在人们精神和心灵上留下的深刻印痕。这种洞悉并不 单纯是一种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敏感，更是一种人性意识复苏与觉醒的结果。当然，倘若 不是新时期思想禁锢的解除，不是政治理性盘压的结束，这种人性的觉醒还将有待时日 。作家人性意识的觉醒，不仅对人性被扭曲的状况拥有敏感，而且对人性的自我扭曲投 以关注的目光。王蒙历经打成右派的长达20年的人生磨难之后，一旦从政治理性的漩涡 中挣脱出来，其对人性便有着较深入的透视和揭示。《布礼》中，在泛政治意识的濡染 下，连谈恋爱写的情诗都需与革命联系在一起，更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人性已被扭曲的 钟亦成非但没有丝毫的痛苦，反而陶然其间，表现出荒谬政治环境里不但人的尊严被剥 夺，而且个体自身也将尊严视为异己之物加以推拒。《蝴蝶》中，作家通过张思远副部 长于颠簸的吉普车上恍若梦境的往事联想，从正面表现出人性意识的觉醒——“把爱情 叫做‘问题’，把结婚叫做解决问题，这真是对祖国语言的歪曲和对人的情感的侮辱。 ”对人的正常情感欲望的遮掩，事实上是一种非正常的观念理性统摄的结果。这种统摄 排斥了一切人性内容，而把种种非人性的空洞、呆板乃至虚幻的理念装填进来，这不仅 窒息了情感，也窒息了生命。不难看出，不论是钟亦成还是张思远，他们的人生悲剧， 既是一种政治悲剧，也是一种人性被扭曲的悲剧。
历史浩劫中人性被扭曲的现象，不仅上述作家给予深切的关注，其他一批作家的小说 中也作了充分的表现：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郑义《枫》、鲁彦周《天云山传奇 》、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周克芹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李国文《月食》、孔捷生《在 小河那边》等，均展现了置身那荒诞岁月中人物曲折的生活道路和历经磨难的心灵创伤 ，回响着对非人性的历史存在的谴责之声，寄托着呼唤人的尊严的强烈意愿。
泛政治意识解除后人性意识的觉醒，使上述作家对人性扭曲、尊严丧失的历史境况进 行深刻反思和揭示，并试图清理和打捞失落的人性，同时也使另一批作家毅然打开了一 扇透视真实人性情怀的窗口，从展呈真情、书写情爱的角度，绘状出一幅情美意深的人 性画卷。王安忆、张洁、铁凝、张抗抗、汪曾祺、张炜、黄倍佳等一批新老作家，纷纷 将笔触伸向以往较少涉及的人性情感空间，以剥离了僵硬的政治化、概念化的躯壳而呈 露出真性情、真情感的清新动人的面貌，给文坛注入了一股蓬勃的生机。
爱情不仅反映着人的自然的情感欲求，也反映着个体独特的情感方式、性格秉赋以及 对人生的体悟，虽然它同时也映射着一定历史阶段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观念，但爱情毕竟 是一种个人性很强的情感，蕴含着丰富的人性内容。一批作家涉足于此，并表现了种种 突破传统道德框范的情感方式，率先打破了某些禁区。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 弦《未亡人》、《挣不断的红丝线》、谌容《褪色的信》、王安忆《金灿灿的落叶》、 陆星儿《美的结构》、《啊，青鸟》、尤凤伟《因为我爱你》、陈可雄、马鸣《杜鹃啼 归》、《飞向远方》等作品，均在爱情的表现上倾注了心力，呈示出新的内涵，从而丰 富了新时期小说的人性描写。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因涉笔女主人公与有妇之夫的爱情而引起当时评论界的聚 讼纷纭，但这部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触及婚姻家庭制度、观念习俗与情感之间的矛盾 ，而在于它表现了两性之爱在某一既定的人伦规范下所达到的一种极致状态，呈示出爱 情所具有的无限伸展性，表现了作家对爱情这一人性之重要构成的大胆肯定。张弦《未 亡人》以女主人公内心独白的方式铺写出周良惠在真爱的觉醒后受伦理道德的挤压而痛 苦挣扎，最终归于妥协的人生悲剧。张弦另一部作品《挣不断的红丝线》中的傅玉洁尽 管曾经为追求真爱而与世俗力量抗衡过，但终因环境压力和生活的困顿，无奈地回到她 抗拒过的世俗之中，在她身上闪现过的人性之光不仅没有带给她幸福，反而带给她曲折 磨难的人生体验。周良蕙、傅玉洁在爱情上的人生遭际，既表现了人物觉醒了的人性意 识，又展示出现实社会中与人性抗衡以至扼杀人性的世俗力量。不难看出，张洁、张弦 对其笔下人物命运的关切与悲悯之心，表明作家意识深处所拥有的一种可贵的精神关怀 ：即对人的生存质量的关怀。这无疑是根植于人性觉醒基础上的一种现实情怀，一种对 真情真爱的呼唤。
二、人性的探索：把脉民族文化，彰显现代意识(1985-1987)
在新时期小说的发展史上，1985年无疑是个不平凡的年份：一部部突破传统审美观念 、呈示出全新的理性内涵的作品，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在这个年份纷纷登场亮相，同时引 发了批评界众说纷纭的理论阐释，使文坛呈现出一派热闹繁荣的景象。
这一时期的人性描写，虽然是前一阶段的自然延伸，但总体上已有较大程度的拓展。 主要表现在两个向度上，一是从反思历史到反思文化，“文化寻根”事实上是历史反思 朝纵深发展的逻辑必然，是通过对人性负面的审视以达到对健全人性的张扬；二是通过 对有着现代意识的人物的表现，正面肯定那些有助于实现人从传统到现代转化的人性品 格，这一表现在客观上与负面地反映人性形成了对照，二者殊途同归，目的都在探寻和 建立与现代化的民族理想相适应的人性品格。由这两个向度上展示的人性描写，不单是 表明了作家人性思考的深入，而且表明了整个社会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对于那些 潜藏、隐伏于文化心理结构中可能或正在构成阻碍现代化进程的人性因素的自觉反省。
这一时期作家们纷纷把笔触伸向传统文化并非偶然。这样一种不约而同的集体行动的 出现，不仅是历史反思的必然延伸和现实文明进程的内在要求，同时还与当时大量体现 现代西方文化、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学术著作的译介、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西方 文化、哲学思潮的流播所带来的一种新的、迥异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的观念的对 照下，富有使命感的作家敏锐地察觉到传统文化塑造的人性品格中，存在着诸多需要扬 弃和重塑的东西。尽管文化传承是一个民族繁衍、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相伴的精神因袭， 具有很强的生命活力和历史惯性，但当一个民族面对新的生存抉择和发展契机时，其文 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东西不一定都能成为积极的因素被吸纳利用。许多体现着人性负面的 因素甚至是一些正面的因素，其富有生命力的特点未必都有助于民族的新生，反而会成 为新的历史变革中最不易逾越的障碍。事实上，对于人性问题的深入探究，民族文化是 绕不开的对象。
在现实世界里，任何人性行为是离不开人的意识倾向的，而人的价值理想则是人的意 识倾向的重要构成，对人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换句话说，个体的行为方向，是建立 在个体所处特定文化环境下而形成的对于人生的价值判断上，有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就 有什么样的现实行为。而价值判断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受制于人所处的文化背 景。文化就像一只无形的巨手，它在形成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过程中，常常是不知不觉 地将已然形成的价值准则像接力棒一样无可推拒地传递给你，从此你就如同接受了既定 的运动规则一样，身不由己地按照既定轨道向前运动，任何脱离规范的行为都将被认定 为违规而被社会视为异类，而这种违规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和正常人性的张扬，则无人 问津。
王安忆的《小鲍庄》借助一个偏僻、落后乡村人们生存状态的描写，着力揭示出传统 文化规约下烙印着浓厚的农业文明色彩的一种内敛、萎顿、寡欲、麻木以及随遇而安的 人性形态，表现出作家面向现代社会、面向世界的姿态下对民族文化的积极审视。韩少 功的《爸爸爸》则摹写出同一文化传统统摄下的一种单一化的、恒古不变的人性形态。 王安忆、韩少功的创作，从发掘民族文化的“根”出发，着力于探寻那些酿就了种种历 史悲剧而至今依然普遍存在的人性形态，其所依赖的文化土壤是怎样产生并延续着与文 明相悖的人性内容。这样一种富有人性内涵的文化反思，无疑可作为人们在建构新的社 会文化秩序时所依凭的一种有益的参照。
除王安忆、韩少功外，汪曾祺、郑万隆这一时期的作品也以探究民族传统文化之根、 深入审视决定着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内在文化动因见长，他们笔下的人性描写多半具 有单向性的特点。此外，还有一些作家则从当代人的心理模式、行为习惯、人生态度入 手，去捕捉和揭示隐藏其后的民族文化心理之特质，其笔下的人性描写表现出同一文化 心理基础上的多向性特点，如陈建功、张承志、贾平凹、郑义、李杭育、阿城等作家的 小说。所有这些作家均以自身的艺术方式，将笔触深入到人的内在心理情感和思维层面 ，不仅揭示出人性形态的文化基元，而且展示了现实中人性表现的内在动因，这与“伤 痕”“反思”文学相比，在人性的开掘上无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当寻根作家在传统文化的深度审视中表现了与现代文明进程不相适应的人性形态时， 另一批富有现代意识的青年作家，其小说借助具有浓厚个性意识的人物的摹写，传达出 对人性张扬的积极态度与价值肯定。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 、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作品的相继出现，其意义在于从另一个向度上进行 人性探寻，表现了那种敢于向常规和正统挑战的叛逆姿态所含蕴的人性内容，呈露出浓 厚的现代意识。这些作品在80年代中期出现并非偶然：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社会思 想文化形态正发生着显著变化。西方哲学、文艺学著作的超密集的译介和传播，使人们 关注现实的热情与吸纳西方现代思想的渴求汇聚在一起，构成变革现实和传统的强烈愿 望。如果说寻根小说是以现代观念去审视民族文化，那么徐星、刘索拉们的创作则是在 最直接的层面上展呈现代观念和价值理性，表现合符现代社会之价值需求的人性形态。 作家赋予了小说人物以新的人性内涵：不但在诀别传统中获得个体人生设计的自主权利 ，而且能通过现实的实践努力获得对个体价值的真正确认。很显然，与寻根作家不同， 徐星们的创作绕开了历史，绕开了文化，绕开了传统，直接以现时的需要为出发点，表 现出一种截然不同于传统人格的人性形态。
三、人性的拓展：传统理性框范的解体和人性形态的多元展现(1987-1998)
当历史步入90年代前后，迅速掀起的商业大潮使整个社会被物质主义洪流所淹没，这 一客观社会环境的移变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当一部分作家创作主体精神世界的蜕变，致使 这一时期的人性描写呈现出斑澜多姿的面貌。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使 既往的价值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长期处于社会中心而又有着优越心态的作家 对此有更为深切的体验，从社会的代言人到社会的边缘人的急遽变化，使他们首先感到 价值的失落，心态的失衡曾一度导致作家在艺术上滑向媚俗和低俗。这种社会大转型时 的心态失衡是必然的，但也是暂时的。经过一定时间的调整，作家在面对一个主体个性 获得极大解放、价值观呈现多元化的社会现实时，其创造力便有了理想的用武之地。在 这样一种现实里，体现着人性之丰富内容的个性心理和意识倾向获得了充分表现和展示 的空间。在对物质利欲的趋赴中，在对价值理想失落后的精神重建中，在社会结构调整 导致利益重组的矛盾纠葛中，甚至在商海弄潮儿并非全然得意的心态中，人性势必会表 现出繁复多姿、千奇百态的形态来。置身于这一被激活了的人性所装扮起来的人情世相 中，作家的感受无疑是极为丰富的，这些感受不仅是作家的创作之源，同时还会激发其 对人性的深入思考，从而使作品的人性表现更为深入和多样。
这一时期小说的人性描写主要在三个向度上展开：一是通过表现远离崇高和神圣的普 通人的日常生存状态及其人生态度，展示人的生存本相中所蕴含的人性内容；二是借助 新的文体形式和叙事方式所展现的带有后现代特征的人物情感、意识氛围，表现身 处特殊社会环境中人性的特异形态和可能形态。三是以强烈的鲜明的个性化体验为基础 的“私人化”写作，表现富有个性特征的情感与心灵体验，拓宽了人性描写的视域。这 些向度上的人性书写，或注重于当下现实人性状况，或依凭作家对人性的独特理解加以 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引人注目的拓展。这一切显然与这个时期社会转型过程中 所发生的社会经济结构、价值观念体系的深刻变化分不开：不论是商业时代物质主义、 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形成对人性的扭曲，致使人性恶的一面——诸如贪婪、嫉妒、憎恨 、暴力、攻击性、性变态等负面心理情感找到一块得以滋生的沃土；还是自由宽松、平 等竞争的社会人文环境带给人的心智才情、抱负、理想的广阔的施展空间和多样化的抉 择机会，激发出人性潜在的、多样的内涵与形态；无不在相当程度上丰富着人性的范型 和境界，这给作家的人性表现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和艺术灵感。作家们从艺术创新的 意愿出发，发现了适合其自身艺术特质和人生感知的人性书写方式和内容，从而摹写出 各具特色和理性蕴含的人性形态。
80年代末，文坛出现了一批表现城市普通百姓平凡生活的作品。这批作品主要有池莉 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方方的《风景》、 《白雾》、《白梦》；刘震云《一地鸡毛》、王朔的《空中小姐》、《顽主》、《过把 瘾就死》等。这些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关键在于其透露出一个新的信息——作家的创 作开始从表现重大、严肃和富有社会文化意义的主题，转向现实世界中无足轻重的普通 百姓的生存本相。但这种描写重心的转移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以普通百姓为对象也能表 现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关键在于作家写作态度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化——创作 主体开始有意识地规避严肃、重大主题，不再热衷于绘写体现时代精神或理想人格的人 物，而更为关注普通人平淡无奇的生活和琐碎平庸的人生烦恼，认为这才是社会人生的 真实构成主体，才是人的生存世相的本来面貌。池莉说：“我不篡改现实”⑤。就是要 将“有着毛茸茸的质感”⑥的现实生存世相原汁原味地展示出来。很显然，作家心态和 意识的平民化，使他们自觉地拒绝崇高和伟大，而趋同于凡俗人情。这一转化最根本的 原因，无疑是与整个社会伴随汹涌而来的商业浪潮而出现的价值追求世俗化的倾向相关 联，物质主义濡染下所形成的对于物质利欲一味趋赴的社会人文环境，迅速瓦解了人们 昔日所尊奉的价值理想，淘金梦的瑰丽色彩，使一切现实的生存状态相形之下显得黯然 失色、平庸乏味。
同样出现于80年代末的苏童、格非、余华、洪峰、孙甘露等一批新锐作家的小说，构 成了这一时期人性描写的又一道景观。表面上看，这批作家格外热衷于在历史的语境中 叙说个人或家族的故事，但事实上这些“历史故事”只是作家借以表现人性、传达对历 史和生命之独特理解的一种载体。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作家不仅在对历史框架的叙写上 与既往作品迥然不同，而且在人性内容的表现上也迥异于传统历史小说。传统历史小说 通常是借助事件中人与人的关系来展示和表现人性，注重人性表现的因果关系；而苏童 们则是将历史虚拟化为一种模糊的背景存在，注重于在某种隐然可感的历史氛围中去凸 显人性形态。这种凸显常常是一种淡化了外部联系的直视与审察，是对某一人性构成的 显微式的观照。因而他们通常是将单一的人性欲望从人性的整体结构中抽离出来进行表 现，并使人物成为这种人性欲望的化身或符号，这虽然失却了人性的立体感和复杂性， 但却在特定的角度上逼近了人性的真实，从而唤起人们对人的生命之本质存在深沉思考 。
进入90年代后，虽然商业社会的价值导向致使消费性的大众文学占居中心地位，许多 作家迫于生存压力要么弃笔从商，要么走向媚俗，造成文学一度沉寂的局面，人性描写 也因失去内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而流于感官和肉欲的绘状；但仍有不少作家固守着自 身的精神追求，特别是一些女作家，她们在商业浪潮中既不在精神上流于低俗，消弭自 身独立的精神品格，又能从多元选择、崇尚个性的社会氛围中形成自己独立的个性品质 和艺术追求。陈染、林白、海男等的“私人化”女性小说，便以其独特的对女性内心体 验的细腻描写及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女性意识，成为90年代文坛不可忽视的创作现象。 这些作家的小说在明显的女权主义思想理念的统摄下，其人性描写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以浓厚、鲜明的个性化体验为基础的女性内心隐秘情感、情绪和感觉的描绘，揭示出淹 没遮蔽在男性中心话语和传统观念理性中女性世界丰富多彩的人性形态。这些人性形态 不同于以往女性小说中那些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联、同时又是出自男性视域的女性内心感 受描写，而是一种既体现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又具有现代人追求独立的个性空间的孤寂 感，更富有鲜明的个人趣味倾向的生命感受。毫无疑问，这种人性形态的摹写，在一个 新的向度上拓宽了人性描写的视域，使这一时期小说的人性描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以上三个向度的人性表现表明，这一时期小说的人性描写在广度与深度上有了显著的 拓展，这一方面体现着作家人性探索的延续性和执着精神；另一方面也表明转型期商品 经济所确立的社会运行机制和人际交往规则，在打破旧的价值系统、建立新的价值体系 的过程中，人所面临的危机与生机使人性处于动荡而又活跃的状态，这不仅给作家提供 了更丰富多样的素材，而且能带给作家更多的思想启迪、激发更多的灵感。这使得90年 代的小说创作得以绘状出多样化的人性形态，为新时期小说人性描写增添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注释：
①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③④约翰·杜威：《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155页。
⑤池莉：《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载《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⑥池莉：《写作的意义》，载《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