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一九五九年——纪念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改革论文,西藏论文,九年论文,四十年论文,一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59年开始在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发展的又一个伟大转折，而且是更加深刻的根本性质的转折。这对西藏人民来说是难忘的一年，对我个人来说更是震撼心灵的一年。
西藏的民主革命要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彻底清除其影响，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使西藏人民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在祖国大家庭中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道，共同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提供根本的保证。一个是实行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扫除障碍，奠定基础，开辟广阔的前景。前一个问题在1951年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时起，就基本上解决了。这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伟大转折。它的意义在于彻底清除了西藏发展的外部阻滞因素。后一个问题是从1959年开始实行民主改革起，在两年多的时间中得到彻底解决的。这是西藏历史发展中的又一个伟大转折，而且是比前一个转折更加深刻的根本性质的转折。它的意义在于彻底清除了西藏发展的内部阻滞因素。从此，西藏藏族和各民族人民走上了同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道，共同发展进步，共同繁荣兴旺，共创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从1959年到现在整整40年过去了。4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但从西藏社会的发展来说，却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有记载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西藏的现代工业、现代交通运输、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药卫生、现代文化教育、现代通讯手段，等等，都是在这40年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逐步发展起来，并且日益壮大的。总之，经过这40年的发展进步，西藏藏族和各兄弟民族从长期封闭落后、日趋衰败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得以跻身于现代民族、现代社会的行列，并且正以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奔向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些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一个真理，这就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必须具备外部推力和内部动力，外部推力是条件，内部动力是根据。推力只有通过动力才能起作用。
西藏在1951年和平解放以前，既没有外部推力，又缺乏内部动力。相反，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内受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整个社会处在内外两种阻滞力的沉重挤压之下，完全没有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而作为生产力主要要素的劳动者农奴和奴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在死亡线上挣扎。因此，社会生产力在极低下的水平上停滞不前，并且日趋衰退。长此下去。整个社会必将崩溃。
我在青年时期管理庄园的几年生活中，对这一点有切身体会。当时我想，农奴们饥寒交迫的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变，农奴死光了，贵族们也活不下去，整个社会就会完结。因此，萌发了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所以在1951年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写进关于社会改革的条文，我完全赞成和拥护，认为这是指明了西藏社会改革的道路：1952年西藏地方政府为执行和平协议成立“角楼噶厦”要我主持其工作，随后又成立“改良会议”要我担任其领导人，我都欣然接受，认为这是实现改革的措施，便认真负起责任，努力开展工作，推动噶厦组织官员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减免债务和改变政府官员薪俸制度的两个文件，经达赖喇嘛批准，用噶厦命令的形式下发全区各宗谿执行。这种做法也曾得到工委主要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认为能减轻一点农奴的负担总是好事，同时也向我指出这只是一种改良性质的措施，要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制度，还需要做许多工作。
当时我一心想着通过这样一些措施，一步一步地推动噶厦走改革的道路，但是对于如何实现根本性质的社会改革，改革后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如何发展生产建设等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后来在推行已经下发的两个文件时，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阻力和困难，究竟怎么办，感到一筹莫展；加上前后两次伪人民会议代表向工委和噶厦呈送报告，坚决反对改革，并提出了“对政教合一的美好制度永远不改”的主张，而在噶伦和高级官员中有些人对这种主张表现出同情和赞许的态度，我开始意识到要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是不可能的事。到1957年下半年所谓“四水六岗”反动组织在山南建立“卫教军”叛乱武装，发动叛乱，又发现噶伦索康·旺清格列、孜本朗色林·久美班觉、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等掌握实权的高级官员在暗中勾结和支持叛乱武装时，中央曾几次向噶厦提出警告，明确指出：如果西藏地方政府纵容和包庇少数反动分子发动武装叛乱，中央将命令人民解放军坚决平息叛乱，发动农奴起来解放自己，彻底推翻封建农奴制度。但是索康·旺清格列等人置中央的警告于不顾，于1959年3月10 日在拉萨散布谣言，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罗布林卡，在街头游行示威，公然召开所谓“西藏独立国代表大会”，强迫官员们在所谓“宣言”上签名划押，发动了以反对民主改革、分裂祖国为目的全面武装叛乱。
从3月10日至3月19日期间，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遵照中央的指示，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坚持不打第一枪的原则，一方面向集聚在罗布林卡的索康·旺清格列、柳霞·土登塔巴等噶伦们提出警告，责令他们负责平息叛乱，一方面由谭冠三政委给达赖喇嘛写信，争取他摆脱叛乱分子，珍重自身安全。直到3月18 日午夜达赖喇嘛随叛乱分子逃离拉萨，叛乱分子于3月19 日凌晨向西藏工委各机关和西藏军区司令部发动武装进攻后，人民解放军被迫进行还击，仅用两天时间平息了拉萨市区内的叛乱。3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签发国务院命令， 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责成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此后，在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下，发动广大农奴和奴隶，按照中央关于边平息叛乱边进行民主改革的方针，用两年左右时间，完成了民主改革任务。
至此，我真正懂得了在西藏实现社会制度改革，既需要外部推力，更需要内部动力。这推力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进藏工作人员和驻藏人民解放军，这动力就是觉悟了的百万农奴和奴隶。只有依靠这推力和动力构成的合力，才能推动西藏社会发展和进步。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果实得来不易，值得加倍珍惜，更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对我个人来说，在1959年还有一件使我终生难忘的大事，这就是在民主改革中对没有叛乱的农奴主实行赎买政策。1959年4月中旬， 我同已故第十世班禅大师、帕巴拉·格列朗杰还有其他几位代表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先后同我们商谈有关西藏民主改革政策问题时，提出了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即由国家出钱把他们占有的土地、耕畜、农具及多余的庄园房产等买过来再分配给农奴和奴隶。对此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也想不通，一再表示不同意。我认为农奴主的一切财产究其实质，都是剥削农奴的劳动成果而积累起来的，全部没收后分给农奴和奴隶，是物归其主，理所当然。如果中央决定执行这项政策，我也赞成，但我个人绝对不要赎买金。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说服我，要我照顾大局，考虑其他没有叛乱的农奴主的利益，而且赎买政策不只是几个赎买金的问题，首先是体现在政治上对叛乱和没有叛乱的农奴主区别对待的大政策界限问题。这样我放弃了自己的意见，表示拥护这个政策。
事实上后来我才明白赎买政策包括一系列重要内容。这些内容主要的有：在民主改革的群众运动中，对没有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实行保护过关，只进行背对背的诉苦批判，不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民主改革后对没有叛乱的农奴主实行包下来、包到底的方针，安排好职位和工作，安排好生活，做到各得其所，然后本着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逐步进行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这是中央体察西藏的特殊情况而采取的一项深得人心的特殊政策。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坚持执行了这项政策，有效地团结和教育了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促进了他们改造思想的自觉性，调动了大家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力的积极性，把消极因素转化成了积极因素。
在今天纪念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的时候，回顾往事，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1959年开始进行的彻底的民主改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的新西藏。换句话说，西藏的藏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只有团结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沿着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指引的道路，在实现了彻底的民主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进而跻身于现代先进民族的行列。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祖国前进的步伐，在现在和今后，就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反对分裂倒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为西藏的更加发展进步和日益繁荣兴旺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