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适应与牧区经济发展——基于青海祁连的调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祁连论文,牧区论文,青海论文,调查研究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05：F06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9）01－0057－07
文化与经济关系如何，牧民在现代经济的进程中经历着怎样的文化冲突和心理调适，文化适应在牧区经济发展中承担或即将起怎样的作用？文章选取青海省祁连县为调查分析个案，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一、祁连的经济人文地理状况
2008年2月10日，海拔4000米的野牛沟乡在大雪过后显现出一片苍茫之美，当笔者第二次走进这个曾是野牦牛繁衍生息的偏僻乡村牧区时，耐寒的牦牛、藏绵羊和阿柔马正在青年男性牧民的放护下觅食枯草，而一些不宜冒寒放牧的老牧民坐在牛粪火炉旁一边喝着奶茶一边思量着2007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利与弊。牛羊肉价格翻了一番，使这里的很多牧民在年前的秋季牲畜出栏中获得了较好的收入，惊喜的同时，牧民也承受了蔬菜、米面、衣服、汽油等现代生活已无法剥离的商品涨价所带来的冲击。这个或主动或被动地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实现共舞的牧区乡村，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有“高原明珠”、“牧区江南”美誉的青海省祁连县。
“祁连”是一个历史积淀较深的优美词汇，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匈奴语，意为“天山”，当代语言学界有人对此产生质疑，认为“祁连”本为上古汉语[1]，而民族史学界有人则认为它是乌孙语的可能性最大[2]。祁连县因地处祁连山麓而得名，本为羌人居地，匈奴、小月氏、吐谷浑、吐蕃、蒙古、哈萨克等族群曾在这里定居和迁徙。历经千年的历史演变，祁连形成了多民族居住的格局，境内现生活着藏、蒙古、回、汉、土、撒拉、裕固等15个民族，截至2007年底全县约有4.8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6％以上。祁连县位于青海省东北，隶属于海北藏族自治州。它东与门源回族自治县接壤，南与刚察县、海晏县相连，西南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为邻，北及西北与甘肃省酒泉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等为界。祁连山支脉走廊南山耸立于县境西北，托勒山横贯县境中部，托勒南山、大通山横亘于县南，四条山脉构成祁连县多山地貌。境内黄河水系的默勒河和祁连山地水系的黑河、八宝河、托勒河等河流纵贯其间，形成优良的天然牧场。县境东西280公里，南北185公里，平均海拔3500米。祁连县草场辽阔，总面积为1764.11万亩，占全县土地面积的80％，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为1508.88万亩，占草原总面积85.53％。主要分布在八宝河、黑河等5条河流前缘丘陵地、盆地、河谷地区，具有面积大、类型多、草质好、产草量高、利用季节明显等特点，是青海省重要牧业基地之一[3](3)。
祁连资源丰富，元朝时就被称为“八宝”之地，是青海省资源开发的重点县。这里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水资源，被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称为“中国的乌拉尔”，境内有石棉、煤炭、铅锌、锰铜、沙金、石英石、祁连玉等40多种500余处矿点。祁连石棉储量大、棉质好，是全国唯一可湿法生产的优良棉种，其已探明储量居全国第二位；祁连煤炭储量大、煤质好，是青海省重要的产煤区。这里也是黑河、大通河、托勒河“三河”源头，是青海东北部的水塔，年径总流量23亿立方米，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56万千瓦，各河流域有多处理想坝区。祁连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丽的六大草原之一的“祁连山草原”，有世界第三大峡谷之称的“黑河大峡谷”、变幻多姿的“祁连石林”和常年不化的“七一冰川”以及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都是祁连有待深入开发的经济资源。
从可持续发展和优势产业来看，畜牧业乃是祁连的基础产业，与牧民的生计生活有直接的关涉。祁连古为羌人居地，其畜牧业历史悠久，《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说，“（羌地牧民）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4](2869)。《史记·匈奴列传》中也说，祁连山一带，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养，汉军攻破祁连山后，有匈奴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5](2909)。祁连县现辖有7个乡镇，其中纯牧业乡镇5个，半农半牧乡镇2个。祁连草原面积广阔，牧草等级较高，草场以山地草甸类草场为主，广泛分布于野牛沟、阿柔等纯牧业乡镇的山地、滩地上，是优良的冬春牧场，此类草场占全县可利用草场总面积的49.48％。其次，有高寒草甸类草场、灌丛类草场、山地高原类草场、高寒沼泽类草场、灌丛草甸类草场、沼泽类草场、森林类和疏林类草场，这些类型草场天然牧草资源比较丰富，营养成分适中。总体来说，祁连是适宜发展草原畜牧业的。据祁连县有关部门2007年初统计，畜牧业收益已占到全县总收益的83.3％，畜牧业是全县的主要经济支柱。
二、文化、文化适应发生作用何以可能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往往只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所关注的只限于资金、技术、资源等经济开发的具体问题，很少涉及具体民族及民族地区的人文环境，其结果往往导致经济开发与经济发展主体的阻隔和背离。由此也使得，以往关于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经济和生计方式的政策和学术关注，一般注重其社会性，而忽略了文化属性，为经济（研究）而经济（调查）。笔者认为，对民族经济的调查与分析，不能避开民族文化。立足于文化的基点，对经济行为的价值进行判断分析，可认识民族经济的本质意义。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文化和文化适应在区域经济和民族经济中具有不可代替的地位。
什么是文化？众说纷纭。马歇尔·萨林斯说，毋庸置疑，文化是人类的适应方式[6](20)。何为经济？文化人类学认为，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人群和组织因为具有一种结构化的生活方式，社会才有了经济。因为每一个人群的自然生存，需要连续不断地进行物质与服务周而复始的交换，在交换中形成了一定的结构。如果一个社会或人们共同体在物质与服务尚没有形成一种结构化的供给，那么它就无法存续。而这种结构化的供给，即不必在表面上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意识到，也无需举行什么装模作样的供给仪式。它体现为一种作为社会成员的深层意识“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的意识由习尚、道德、法律、传承、传说、神话等具体的文化因素所决定[7]。
文化适应之所以成为可能就在于，文化本身是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8](24)。人们总能为远在自己社区活动范围之外的人与物在各自的文化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中，寻到一个合适的位置[9](31)。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动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就是他的不可能性[10](2)。栗本慎一郎认为，经济与文化的其他各要素如亲属关系、宗教信仰、道德法律、传统风俗等种种复杂的关系交织在一起，或者说他们是“嵌合”（embedded）在整个社会中。这不单是说人类社会生活中各种要素错综复杂地交织于一体，也意味着在由血缘关系、宗教、赠予礼仪等社会习尚所决定的人类行为中，实际上潜伏着财物的生产、分配等经济功能——尽管这些功能在表面上不为人们所意识到[11](8)。马歇尔·萨林斯则简单而明了地声明，人对生活的看法（即人类学者眼中的“文化”）决定着人们物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方式[12](9)。
事实上，人们的经济行动是在文化的网络中进行的，经济过程往往受到文化网络的牵制。实际的经济行为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下，是依赖在文化中的角色的形式进行组织，因此这一过程中并不仅仅是非经济行动通过角色标准介入经济行动的组织，而是他们共同处于一个价值体系之中，在这一共同的价值系统中，行为者既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文化背景采取行动、作出决策，当然也不可能是文化规则的奴隶，变成文化的编码，而是在具体的动态的文化关系制度中追求目标的实现，使得该民族的文化与其经济活动总是处于相互协调和融为一体[7]。
对一个民族而言，文化作为一个社会或民族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一个社会或民族的行为。对于一个民族或区域的经济增长来说，与该民族或区域的文化对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利用程度密切相关。文化观念不但诱导人们的价值追求，推动社会的消费需要，而且调节着时代的经济运行和发展。人类的习惯是特定文化下的习惯，人的习惯性行为之所以才能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够对经济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民族经济作为民族文化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不是游离于民族文化而独立存在的，正如弗朗索瓦·佩鲁所说：“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意义比较明确的价值使某些目标处于相对优先的地位，对于这些目标的追求，激励着每一个人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13](19)
三、文化适应与牧民的经济生活
曾经的游牧民族以部落为单位，在无边的草场上逐水草而居。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以及“日升而出，日落而归”的传统牧业生产，形成了牧民自给自足的生活消费方式和轻视商品经济的传统习惯。新中国成立后，牧委会等行政部门代替了部落首领的生产组织和管理职能，牧民的经济生产在政府统一计划下进行。20世纪80年代牧区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祁连牧民在这一国家体制政策影响下进行了相应的文化调适，他们的衣食住行和商业意识都发生了很大变迁。
（一）居住的变迁与适应
相应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牧民经济条件的改善，祁连牧区居民点的布局和建设规模，也随之进入了新的时期。一方面，随着草原牧地和牛羊马等牲畜承包到户，牧民在自己的固定草场上分冬、夏、秋三个季节草场进行小范围季节性的游牧，不再大范围内的“逐水草而居”。另一方面，随着体制改革后收入的迅速增加，牧民能拨出一定的资金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冬季草场建造土房甚至新式砖瓦房。严格地说，定居的牧民只是家庭中的部分成员，如老人、孩子，还有一部分牧民仅在某个季节（一般为冬春季）可以居住在定居点中，其余时间必须随牧群奔走。定居游牧，主要是把牧民中的老、幼、妇安置在定居点居住，有一部分身强力壮的人外出放牧；瘦弱的牲畜留在定居点饲养或就近放牧；留在定居点的老人、妇女，在定居点建饲养基地。
随着牧民定居和轮牧的实现，牧民有了永久性砖木结构或土木结构的房屋，牧民从实际生活的体验中认识到定居的优越性，定居减轻了牧民举家搬迁之辛苦、消耗。定居后，生活相对稳定，在这种生活环境中，牧民便产生了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的强烈愿望。室内增加了组合家具、成套沙发、席梦思床、铁皮烤箱等较现代化的日用品；通电的地方不说，在不通电的乡村很多牧民都装上了太阳能发电机、装上了电灯、看上了电视。
另外，在调查中笔者看到，由于人口、交通、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作用，牧区乡村的聚落化越来越明显。就拿野牛沟乡大泉村松子开（托茂人）一家来说，20世纪80年代承包草地时，他家以户为单位分得了冬、夏、秋圈草地，现今随着松子开老人的6个儿子慢慢长大，他必须将草地再分配给他的6个儿子。现今松子开老人已经有两个儿子分了家，在他的院落旁建置了各自的院落，其他的几个也都结婚生子，随着儿子的子女的逐渐增多和长大，他们分家建置院落已经是迟早的问题了。松子开与定居之初还相距较远的邻居院落慢慢连成了一片已经不是触不可及的事了。
在院落成片的聚落化趋势之外，城镇化是现今牧区的又一个趋势，野牛沟乡是正在急速城镇化的典型。虽然穿境的湟源——嘉峪关公路目前还是沙土路，但由于该地区的石棉资源和煤矿的发现开采，致使过境车辆、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旅店、饭馆、汽车维修铺、蔬菜水果店、浴室等商业店铺已鳞次栉比立于公路两旁，这种趋势还在加剧。另外随着野牛沟牧民对孩子教育越来越重视，为减少路途、方便孩子吃饭，很多牧民除在冬圈建有自己定居之外，还在乡政府所在地修置了自己的院落。哈则热老人（托茂人）说，在9年前，她家搬到乡上时，只有乡政府和学校等几个单位，几乎没有牧民居住，近几年人们都纷纷在乡上盖了房子，现在与她家隔墙而居的邻居4年前才从村子里搬下来。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各种新式房屋正在修建。笔者同许多牧民交谈时，他们认为到乡上居住，可以让子女接受好的教育，让老人享受清福，吃住较好、看病方便，水、电、路等各方面条件比村子里好。
在越来越多的牧民到乡镇政府驻地或向公路沿线聚居的同时，有较多的牧民选择移居县城或其他城市。笔者从祁连县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2007年底，祁连县移居的牧户共达613户，占全县总牧户数7 915户的12.9％，其中举家移居占移居总数的70％。移居户中因子女上学的有117户，经商的271户，其他225户。野牛沟乡是全县牧户移居最多的乡，141户移居户中有20余户到西宁居住。
（二）衣、食、行的变迁与适应
祁连牧民在实现定居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其生计活动的方式也发生了较大变迁。
在衣着方面，随着收入的提高，小商品市场逐渐繁荣起来，为牧民改善自己的衣着服饰创造了条件，服装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质量也有提高。各种化纤、棉织品、毛织品服装、皮鞋、皮靴、旅游鞋等都成为日常用品。当下除一些老年人外，青年牧民穿民族服装的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热衷于牛仔服、夹克、长裤等衣服，很多牧民冬天还穿起了鸭绒防寒衣。2005年7月笔者在祁连作第一次田野调查时就看到，当地的男性中青年，无论蒙古、藏、裕固、撒拉族还是土、汉、回等民族牧民，他们有的戴着有沿的黄帽，有的梳着分头，他们或是穿上休闲夹克，或是脚蹬现代的运动鞋，从着装和形象上已很难一眼分清是哪个民族。2008年2月当笔者第二次田野时，当地中青年服饰的“现代”和“时尚”程度令我暗自吃惊，在青海省首府西宁时行的蓝色呢子风衣，在这里也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青睐。55岁的诺尔布（蒙古族）告诉笔者：“过去我们蒙古族男女都穿大襟长袍，一般有三种，在夏天时我们一般穿一种叫‘拉布锡格’的布面长袍，冬天一般穿羊皮无面长袍，蒙语叫‘德吾勒’，在隆重的节日活动时，一般穿名叫‘吾齐’的羊皮缎面长袍。现在不同了，我们平时穿的跟汉族一样，只有在结婚等节庆日子穿民族服饰。”
在饮食方面，传统的牧民饮食与农民饮食是有较大区别的，60岁的韩占龙（托茂人）给田野中的笔者讲述了这样一个笑话故事：“不知道这是什么年代的事了，说有一个牧民与一个农民交成了朋友。有一天，农民到牧民朋友家去作客，牧民给农民朋友做的是水油饼，牧民朋友将煮好的水油饼用手捏拌成两个圆形的‘玛路’，把‘玛路’放在面饼边沿的两个小孔上，请农民朋友吃。这个农民从一头抓时，抓不稳，从另一头捏时，捏不住，搞得没法吃，失了脸面丢了人。过了一段时间，牧民去了他的农民朋友家作客，朋友家给他做的是长面。当一碗长面端到跟前时，牧民不知怎么吃，他的朋友就挑起长面绕脖子一圈后放到嘴里吃了，这个牧民学着朋友的样子，用筷子绕到后脖时，筷子松了面条掉到后脖子里了，烧的直乱跳乱叫。”
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现代经济的渗透，牧区的食物，在原来的手抓肉、奶茶、糌粑“老三样”之外又补充了米面、蔬菜、鸡、蛋、鱼等。2005年笔者走访一牧民家时，主人给笔者端上了手抓肉和肉肠并炒了两个菜，但还是热情地让笔者多吃肉，开玩笑说：“多吃肉，肉是人吃的；菜就是草嘛，是牲口吃的嘛。”后他又告诉笔者说，其实现在米面、蔬菜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食品。在野牛沟乡，一位叫布群（藏族）的牧民说：“以前我们基本上只吃酥油、糌粑和牛羊肉，很少吃米面和蔬菜，也不会做。自从搬到乡上后，吃饭的习惯也变了，我们也开始炒菜、做面食，生活习惯基本上与汉族差不多。”据有关部门统计，现今祁连县米面和蔬菜的消费量有逐年增多的趋势。
在行方面，牧民定居后，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多和道路交通的改善，他们已不满足于骑马放牧的生活方式，摩托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已进入牧民家庭，近几年购买机动车辆还在逐年增加。一位年龄为51岁名叫万里玛（蒙古族）的牧民告诉笔者：“过去放牧、转场进城和出门走亲戚家主要用的是马和牦牛，这一二十年来，随着经济生活的提高和公路的发达，我们这儿的人家家都买了摩托车和双排座小货车，有的家还不止一两个。我就有一个摩托车，我家离乡上有两公里多的路，平时去街上买菜和送孙子上学都用这个，这个东西现在方便得很，离不开。”田野中，也有牧民向笔者抱怨说：“前年我给儿子买了一个摩托车，现在还后悔着呢，年轻人骑车疯得很，经常爆胎，冬天雪多地滑，又经常翻车。现在我们这里买摩托车的多得很，但我觉得这个不如原来的马，马吃草，摩托车吃油，你说哪个划来？”
（三）人口与草原建设观念的变迁与适应
承包责任制之前的无计划生育和之后的草场固定，使新增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增大，各户都面临草场短缺的情况。在祁连牧区，如果一个牧民的子女结婚并另立新居，父亲就得把自己的牲畜和牧场分出一部分给他们。子女很快又有了自己的子女，这样一代一代分下去，牧场只能越来越小，前文提到的松子开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好在牧民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不得不考虑计划生育问题。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大多数牧民都已经接受了“两个孩子”的政策。田野调查中，一村委会干部对笔者说：“在过去，包括我在内，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不理解，认为我们少数民族人口少，汉民人口多，应该让我们多生，现在看来，人口多了，但草场并没有增多，也就富裕不起来。现在大家都想通了，一般都认为生两个孩子最好。”野牛沟大泉村33岁买苏木（托茂人）说：“我们这里的计划生育搞得好着呢，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家里一般都是两个娃娃。现在人都聪明了，知道娃娃多了草场不够用，生活也就好不了。关于生男生女，我们牧民不是很讲究，儿子女儿都是自己的孩子。也有些人希望养儿子，但也不是非要不可。”
关于草场设施建设，历史上牧民靠天放牧，人随畜走，单纯以牲畜头数的增长作为生产发展的标准，这一指导思想最终导致草原生态平衡的失调，成为进一步发展畜牧业的最大障碍。家庭承包制实行后，牧民开始把草业作为畜牧业的基础，具体表现就是力图以草定畜，不仅注重天然草场的保护和利用，而且注重人工种草[14]。过去的牧区，没有任何设施来保护牲畜。对付自然灾害的主要办法是移牧，即依靠长距离游牧脱离受灾区。实行责任承包制之后，家庭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调动了牧民建设养畜的积极性，牧民也意识到棚圈建设、围栏建设的重要性，群众舍得投资搞建设，能够花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于改善草场。调查中一牧民说：“以前我们祖祖辈辈都是随水草而居，靠天畜牧。改革后我们分了牛羊和草场，政府还大搞‘五配套’工程（笔者注：定居点、牧畜圈棚、草地围栏、饲草种植、人畜饮水），和以前确实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家的1500亩冬圈全部弄了铁丝围栏，还建了两个暖棚。连羊都住进房子了，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买苏木则详细地说了他家这几年建设过程：“1998年，我在父母分给我的冬圈上选了一块能挡风、太阳好的地方盖了两间房子，在房子跟前还建了一个土木结构的羊用暖棚。2002年，国家给了一万多，我掏了一万多，又盖了现在这个砖木结构钢窗式的暖棚。暖棚这个东西作用大得很，冬天羊在这里下羔大多数都能存活，我们家的羔羊成活率达到了80％以上。2003年左右，我家的草场全部完成铁丝围栏，这对长草好。从2000年开始，隔几年我就从大通牛场等地方买了野血牦牛种公牛和种公羊，弄了牦牛提纯复壮和种公羊串换。现在我们还经常给牛羊打针注射疫苗，反正现在牛羊成活率好了呗。”
新的技术和观念正在进入高原牧区，不少牧民掌握了科技养畜的知识，推广了杂交新品种和畜疫防止新技术，生产中也采用了一些新工具，如用剪刀或电动剪毛机剪羊毛，家庭用手摇牛奶分离器打制酥油，改变了许多传统的劳作方式。同时，随着牧民的文化适应，一些发达地区乃至国外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方式也开始被一部分牧户所接受，实现了家畜良种化、畜群结构合理化和快速育肥周转，进而提高了出栏率、高品率。
（四）商业意识的变迁与适应
自祁连畜牧业实现了从游牧畜牧业向定居畜牧业的过渡，其经济也实现了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畜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牧民的商品意识增强，牧民饲养牲畜的目的不再只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作为商品进行交换，获取利润，进而提高生活水平，所以祁连牧区的出栏率、商品率自体制改革后在逐年提高。笔者在调查中看到，过去被视作只会放牧的牧民，现在大多对商业发生了兴趣，并掌握了一定的经商技巧。放牧之外，很多牧民还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各种副业生产，如挖药材、养鹿、短途贩运等。甚至有的牧民走进城镇，从事小商品经营或饮食业。事实也证明，从事多种经营的牧户，收入来源比较灵活，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单纯依靠牧业的家庭。
在野牛沟夏、秋圈高海拔的地方，笔者时常见到插着小红旗的帐房，它们其实是草原上的“超市”，牧民可以就近购买一些日常用品和副食品。在野牛沟乡开餐馆的舍巴（托茂人）告诉笔者说：“以前我没想到自己会做生意，但看着好多牧民跑运输、贩牛羊、开商店，钱也挣了，生活也好了，我也就想了。大概是2002年左右，有一个四川人在街上开了一个餐馆，生意好呗。跟着，我就开了这个餐馆，主要是针对过路的跑车司机和挖矿、挖虫草的人。在牧民以前的观念中，客人是要热情招待的，无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只要来到家里，就要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客人，客人要是给我们付钱，那就是对我们的不尊敬，我们也没想着把食物卖给人。但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把饭馆的饭菜卖给来餐馆的人就像县城里人把衣服、米面卖给我们一样，现在我还希望来饭馆的人越多越好呢。”
祁连牧民商业意识的变迁和适应，主要表现在集镇贸易的发展上。新中国成立前，祁连无集镇贸易。1957年7月，在实行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政策下，俄博举办祁连首届物资交流大会。1960年12月，在县城设第一个集镇贸易市场，定每月逢5为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集镇贸易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除。1979年始恢复物资交流会。此后在县城八宝乡选址修建平房与防雨防晒棚，建立两处固定农贸市场[3](282－283)。现今峨堡、阿柔、默勒等乡镇也有了自己的集贸市场，县城八宝镇的集贸市场在赶集日则是人头攒动、车水马龙，交易量非同昔比。集镇作为城乡的纽带，是沟通城乡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重要渠道，也是牧业人口转向工商业人口的初级预备阶段。现今牧民对集市的依赖程度日渐增大，集市逐步成为牧民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笔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2007年底，祁连县各类牲畜存栏量达到117.51万头只匹，其中羊100.22万、牛16.48万、马0.73万。各类牲畜的繁活率达到80.76％、出栏率达到42.61％、商品率达到38.35％。2007年全县牛羊肉、牛奶和羊毛产量分别达到10254、9 624和1306吨，畜牧业生产总值达到14526.46万元，牧民人均收入达到3745.5元。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及牧民经济收入的增加，市场经济已成为现今祁连牧区生产的主要运行方式，这使得牧民必须根据市场需求开展劳动生活，从市场上获取消费品，根据市场机制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消费，按照市场经济孕育发展起来的观念进行消费和生活。可以肯定，市场经济的浪潮必将广大牧民进一步地推向商品生产的大海。
收稿日期：200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