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尽狂沙始到金——再评袁良骏先生《丁玲：不解的恩怨与谜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谜团论文,恩怨论文,不解论文,吹尽狂沙始到金论文,袁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拜读袁良骏先生杂感《热风冷眼学术随笔的“三忌”》(载《北京日报》2001年12月2 日文艺周刊)，不能不令人击节叫好。袁先生这篇短文，切中了当前学术随笔繁荣景象 中存在着的某些时弊，提出了自己对学术随笔写作的一些真知灼见。他在文章中提出： “为保征学术随笔的健康繁荣”，“必须克服以下‘三忌’”：“一、忌信口开河。某 些作者认为学术随笔就是胡诌八扯，爱说啥就说啥，爱怎说就怎说，可以不受任何学术 规范的约束。”“二、忌亵渎伟人。近年来有一种靠骂名人出名的不良风气，这也污染 了学术随笔。比如对鲁迅，有些作者便任意贬损，十分刻薄。”“三、忌浅尝辄止。学 术随笔依然是学术，还是要讲究科学性，还是要讲究学术规范。比如，史实要准确，考 证要扎实，不要不懂装懂，等等。”
笔者以为，袁先生这些意见，可谓耿耿诤言，是时下学术随笔“热风”中的另一种声 音，实属难能可贵，也一定会得到广大严肃学人的认同。然而，“观其言，察其行”， 同样是这位声名显著的学者，其学术随笔实践却与自己的主张背道而驰，凸现出“让人 扼腕”的强烈反差，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如袁先生的随笔《丁玲：不解的恩怨和 谜团》(载《粤海风》2001年第5期)一文，便是对革命作家丁玲恶意贬损的例证。该文 发表后，引起了一些读者的不满。笔者曾不揣冒昧，写了一篇《丁玲：“谜团”还是迷 雾》的长文，就教于袁先生。拙作前五部分，以《身后是非谁管得》为题于《文艺理论 与批评》2001年第1期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第4期 转发。该文主要是针对袁先生大文前两节“丁玲和周扬”、“丁玲和沈从文”中涉及的 一些史实进行必要的辨正，列了“丁玲真的‘只对了一半’”、“丁玲有‘变节行为’ 吗”、“丁玲‘同样充满了宗派色彩’吗”、“也谈丁玲、沈从文的历史恩怨”、“丁 玲、胡也频、沈从文曾‘大被同眠’吗”五个小标题提出质疑。拙文发表后，曾接到一 些热心读者的来信和电话，表示认同。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黎辛老先生在信中说 ：“袁文早在《粤海风》见题目，想是一般为丁玲说话又说不出什么名堂的稿，没有看 。想不到这位奔走丁玲处多年的人竟说丁玲有历史问题，搞宗派，与‘大被同眠’。比 徐庆全(原《百年潮》杂志编辑部主任、发表贬损丁玲、有严重导向错误《丁玲历史问 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的作者——笔者)还全面，比周扬大胆，且有创造，您批得详 又稳。”其实，文章的个人得失并不重要，关键是如袁先生所说，是否讲究了“学术规 范”，是否做到了“史实准确，考证扎实”，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笔者实在无意指责袁先生言行不一。但不管是谁的文章，一经发表，便成了公众读物 ，便会引起读者的思考和联想。在人们心目中，袁先生自然不是那种“信口开河”、“ 浅尝辄止”的轻狂之辈，也不是想靠“亵渎伟人”，“骂名人出名”的人，因为先生早 已在学界名声赫然了。或许在袁先生来看，丁玲当然不属于“伟人”之列，充其量是个 故去了的名人罢了，贬损一通也无关紧要，也冒犯不到哪儿去。其实，丁玲即使是一般 老百姓，一个无名之辈，无论生前死后，人格也应受到尊重的，不顾历史事实，颠倒黑 白，流短飞长，实在不算怎么高明。本文即针对袁先生“谜团”文章的第三个大题目“ 丁玲和当代文坛”中涉及的几个问题，再与袁先生商榷。
一 丁玲在《“牛棚”小品》之外
如果说“丁玲和周扬”、“丁玲和沈从文”历史恩怨的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热 度已退居其次；那么，关于“丁玲和当代文坛”的议论或论争，仍在热闹地进行，褒贬 毁誉，各执其词。袁先生这篇长文，无论布局谋篇，还是遣词用句，是为集贬损丁玲各 种“宏论”之大成，损你没商量。但他的那些指责，往往断章取义，或是无中生有，或 是有中说无，又往往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
如袁文在论述“丁玲和当代文坛”时开头这样写道：
……她以什么样的脚步和姿态进入当代文坛呢?丁玲首先发表的，是这样两个小作品： 《“牛棚”小品》和《杜晚香》。两文都可以说是她在北大荒劳改期间的生活和思想纪 实……一个暴露，一个歌颂，尽管角度不同，功力不同，但都是动人的真情文字，都不 辜负读者对她的厚望。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下去，丁玲不难成为众星拱之的文坛泰斗。
然而，丁玲改变了路向，巡视中国文坛，丁玲最有资格写《“牛棚”小品》一类控诉 极“左”路线，揭示人性扭曲的血泪文字。让人不可理解也无比失望的是，《“牛棚” 小品》之后，丁玲再也不写这类文字了，《“牛棚”小品》成了绝响……
其实，这并非袁先生的“新”论，而是一段对自己“宏论”的再一次重新炒作。且看 他1993年3月在“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是怎么说的：
丁玲复出后，她以《“牛棚”小品》那样的血泪文字控诉了“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 ，给阔别已久的、对她寄予厚望的读者们一个美好的希冀：“庾信文章老更成”，让丁 玲同志写出更多的《“牛棚”小品》，更好地控诉极“左”路线的罪恶吧：人们翘首以 待……
但是，丁玲愈来愈让人们失望，她的血泪控诉以《“牛棚”小品》始，几乎也以《“ 牛棚”小品》终，她的“控诉”已经终结，剩下的仅有怀人忆旧的歌功颂德了……而丁 玲，不是最有条件，最有资格写出最美好、最生动、最感人的血泪控诉吗?
然而丁玲没有写、不再写、永远不想写了!丁玲的晚年，与早年的丁玲、延安的丁玲判 若两人，她的棱角、锋芒、勇气统统不见了，她变成了一个十分平庸的歌功颂德者，不 ，极“左”路线的维护者、辩护士!她发明了一句名言：她受的那些苦难，屈辱都不值 得再提，那都是“娘打孩子”，即使打错了，打疼了，甚至打死了，“孩子”都不应怪 罪、埋怨“娘”!丁玲完全错了，谁是“娘”?极“左”路线是“娘”吗?真是认贼作父 、认贼作娘!(《中国现当代文学一颗耀眼的巨星——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第 280页)
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丁玲真的是“认贼作娘”了吗?就在袁先生在这样一次严肃的丁 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上，当着100多位中外学者宣读他的这段“新”论时，与会学者 杨桂欣同志即给大会主席递交了一张要求发言的小条子。当袁先生结束发言之后，在大 会主席的允许下，杨桂欣同志当场向袁先生的发言提出质疑：“丁玲在何时何地，在哪 一篇文章中发明了这么一句名言(即指娘打孩子——笔者)?在我的印象里，这句所谓的 名言的发明权属于另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丁玲不但没有‘发明’它，而且从来没 有引述它，更没有肯定它”。这时，袁先生当众解释说，他所引用的那句“名言”，是 根据丁玲1985年4月在西安的讲话。杨桂欣同志发言未完，厦门大学教授、中国丁玲研 究会副会长庄钟庆先生翻开手头带着的《丁玲文集》第八卷，摆在杨桂欣同志面前。丁 玲这篇题为《扎根在人民的土地上》的讲话，曾经在天津《文艺》双月刊1986年第二期 发表。全文近万言，其中不仅没有袁良骏先生强加给丁玲的那些话语，而且连让人那样 臆测和引申的文字也没有。笔者亦是此次会议的亲历者，这一有力的辩驳，曾给当时的 会场带来一阵窃窃私语。会后，袁先生再次对杨桂欣同志解释说：他所引用的丁玲在西 安的讲话，是根据西北大学学生给他的记录稿，问杨要不要看，如果要看，回北京后一 定寄他。杨桂欣同志当然没有理由谢绝袁先生的好意。可是后来杨桂欣同志在他的《惊 异于袁良骏先生对丁玲晚年的“新”论——“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侧忆》中回忆 说：“三个多月过去了，我没有见到袁良骏先生说了要给我一份他手头持有的‘独家资 料’——西北大学学生对丁玲在西安讲话的记录。为此，我也有那么一点的遗憾，但， 这是稍纵即逝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像这种所谓记录稿，即使有，甚至 私自印行，广为散发，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中国人吃这种所谓记录稿的苦头，难道还不 够大和多吗?”同时也严肃指出：“作为一名学者，一位研究丁玲并有专著出版的专家 ，在进一步研究丁玲的进程中，撰述和发言，不根据研究对象丁玲的著作本身，而偏要 以所谓学生的记录稿为本，给丁玲罗织一番，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学风呢?”尽管 袁先生的这番发言遭到当场驳斥，但在有的人那里还是产生了反响。与会的一名香港学 者在香港《争鸣》杂志1993年5月号发表题为《极“左”路线是娘吗?——“丁玲文学创 作国际研讨会”纪实》一文，对会议作了歪曲的报道，对丁玲的评价亦极为偏颇：“… …从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发言可以看出丁玲对中共的维护，她并不恨极‘左’路线， ‘革命’把她的坚强意志消磨殆尽，变成了‘愚忠’，再不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 时代的脉膊齐跳动，这实在是丁玲的悲剧，也是中国当代许多作家的悲剧。”从标题到 文章主旨，与袁先生大文如出一辙。
更为有趣的是，袁先生的论文收入会议论文集时，曾致信论文集选编小组有关同志， 主动提出删去关于“娘打孩子”那一段。然而当他得悉杨桂欣同志根据会议上驳斥他的 内容写成《惊异于袁良骏先生对于丁玲晚年的“新”论》一文，忽又致信会议论文集选 编小组有关同志，要求恢复自己主动提出删去的文字。最后，会议论文集选编小组尊重 了袁先生的选择。如此花絮，足见袁先生亦为性情中人，有着真正“固执”的个人风格 。
诚然，丁玲复出文坛以后，对曾给予过她帮助、关心、爱护、影响的鲁迅、瞿秋白、 宋庆龄、向警予、茅盾、史沫特莱、冯雪峰、潘汉年、宣侠父等人，留下了一篇篇深情 的怀念文章。这些文章，无论是史料价值，还是文学价值，都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和 喜爱，文艺理论界不少学者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在袁先生看来，她“詈骂”沈从文， “不得人心”、“有失大家风范”；她怀念师长、故旧，又是“歌功颂德”，叫丁玲如 何是好呢?再说，丁玲在《“牛棚”小品》之外，就真的“没有写、不再写，永远不想 写”控诉极“左”路线的文字，《“牛棚”小品》果真“成了绝响”么?
不是这样，决不是这样!对此，笔者实在有点替袁良骏先生难堪。有了他这一番对丁玲 的污辱和责难，有了他这一番“义愤填膺”的慷慨陈词，丁玲便真的“成了一个平庸的 歌功颂德者”，袁先生则成了一位力主反“左”的英雄么?诚然，他这一番对于丁玲在 《“牛棚”小品》之外的声讨，可能蒙蔽一部分不知详情的读者，煽动一部分人对丁玲 的鄙薄；然而，假的就是假的，谎言必须揭穿!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丁玲的《“牛棚”小品》完稿于1979年3月19日，很快被《十月》 杂志当年第2期发表。随即产生强烈反响，并获得《十月》文学奖。当时，正值“伤痕 文学”热席卷神州文坛，她接到北大荒一位农工战友的一封来信，大意是说“历经劫难 之后，我们痛定思痛，挥汗流血，重振山河，为什么时下一些刊物上有的文学作品还在 往我们的伤口上抹盐巴”?这不能不使丁玲对“伤痕文学”来一番深深地思考。按说， 她是“伤痕”最深者之一，要不要写“伤痕”，怎样写“伤痕”?的确是个问题。经过 深思熟虑，后来她在回答人们的提问时这样说：“……写伤痕小说，有的人赞成，有的 人不赞成，这有什么赞成不赞成呢?社会里有那个事你就可以写嘛。但这里面有一个问 题，就是要注意别写得哭哭啼啼的，别把政治性当作口号去说教……”(《答<开卷>记 者问》，载《丁玲论创作》第393页)。她还认为当时有的作品格调过于低沉，故事凄凄 惨惨，固然可以引起读者的同情，但也可能使人气馁，意志消沉，觉得前途渺茫。“我 想要写出这种伤心，但不要使人灰心，使人怜悯，不要倾泻无余，而要留几缕情丝，令 人回想”(《<“牛棚”小品>刊出的故事》，载《丁玲论创作》第124页)。
于是，在《“牛棚”小品》之后，她开始断断续续写作长篇回忆录《风雪人间》。因 为中途住院、出访、办刊物，同时要完成另一部回忆录《魍魉世界》和长篇小说《在严 寒的日子里》，天不假时，结果三部作品都未及完成便匆匆走了。但从已成书的《风雪 人间》内容看，她从1958年被打成右派以后，寂居北京，经王震同意，接纳她追踪陈明 一起到北大荒落户写起，一直写到1970“文化大革命”中从“牛棚”放出来，去21队强 制劳动那段最凄苦的日子。上卷《到北大荒去》19篇；下卷《“牛棚”小品》13篇，包 括陈明同志所编《附录》(1969年丁玲的日记片断、1969年陈明的日记片断、1955年至1 979年有关丁玲重要记事及陈明同志所撰《三访汤原》、《追叙夜审丁玲》、《记入狱 》)6篇，全书共12.5万字。书稿中个别篇章，丁玲生前曾在《人民文学》、《作品》等 刊物发表。丁玲逝世后，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华人世界》杂志全文刊出。 同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8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风雪人间》和《魍魉 世界》两部回忆录合编成一册出版。1991年收入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丁玲文集》第 八卷。
上述情况，作为“丁玲研究专家”的袁先生清楚不清楚呢?他完全清楚。事实是：袁先 在他自己的专著《丁玲研究五十年》(1991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书末，附有《丁玲晚 年著作目录》；袁先生根据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的《风雪人间》单行本，将 《到北大荒去》、《“牛棚”小品》上、下两卷32篇标题尽列其中，无一遗漏。这算不 算“铁证如山”?笔者愚钝，以为对人尽皆知的事实，一再矢口否认，一再出尔反尔， 若学问做到这个份上，与胡搅蛮缠何异?
也许，在袁先生看来，这是一部不够水准的回忆录。尽管为其列了篇目，仍可不屑一 顾，不予承认。你不承认不等于这部作品不存在——它不仅存在，而且感动过无数读者 !
一位中国读者如是说：
……丁玲不念旧恶，恢宏豁达，难道她真的没有痛苦吗?不，她心灵上的创伤是很深很 深的。去年，我读了她的散文《远方来信》，我流了眼泪。隔一段时间我见到丁玲，我 告诉她我读了这篇文章，我说：“丁玲!你受苦了……”(刘白羽《丁玲在继续前进》)
一位外国读者如是说：
原以为生活经历了风和浪之后，感情便穿上了盔甲；然而，最近读丁玲的遗作《风雪 人间》，泪线却完全失去控制。
《风雪人间》里，丁玲以真挚朴实的笔触记述了她在黑龙江北大荒那十二年艰苦生活 的遭遇。在那天寒地冻的环境里，丁玲的肉体与精神饱受超乎他人想象的折磨与凌辱。 深深深深地感动我的，是她那种不为磨难所屈服的坚韧精神，还有，受尽折磨而对人性 依然不丧失信心的那份豁达。
全文感情，波澜起伏，字字句句，犹如千斤棒子，直捣读者心窝，令人觉得痛不可挡 ，而痛至极点时，眼泪便簌簌地往下掉。(新加坡作家尤今女士《心茧》，见尤今所著 《玲珑人生》，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风雪人间》让已届古稀之年的老作家刘白羽流泪了，让感情 “穿上了盔甲”的尤今女士流泪了，也让丁玲的无数读者流泪了。笔者是10多年前，第 一次在《华人世界》读到这部浸透血泪的文学回忆录的。当读到丁玲被打成右派以后， 将要离开寂居的北京，去西郊万安公墓凭吊她的母亲时，在母亲坟前那一番刻骨入髓的 内心独白；读到她在北大荒冰天雪地里，被自己的亲生儿子的“远方来信”击倒，独自 错迷在鸡舍旁那间冰冷小屋的悲凉场景；读到她被关进“牛棚”后，不能与近在咫尺的 丈夫见面，只能乘看守出去打饭的机会，猛然跃上坑头，战战兢兢地守候在玻璃窗后， 用一件悬挂在窗棂上的旧衣服遮掩着自己的面孔，悄悄从一条窄窄的缝隙中四面搜寻， 搜寻在晨光中打扫操场的那个瘦小的身躯，搜寻那双毛皮帽子下两颗大而有神的眼睛的 细节；读到她被遣送21队强制劳动，65岁的老人了，还得每天挑数十担猪潲，与一个比 她还大10岁的老头喂养60多头猪，却悄悄鼓励自己，“不只要在肩膀上磨炼出一块厚厚 的茧子，来承担80斤重的水桶，而且要把心也磨出一块厚厚的茧子，来承担无限重的精 神上的痛苦”这般撼人肺腑的话语；读到她与一群女知青一起住宿，不许抽烟，不许午 睡，不许睡觉打鼾……为了驱赶白天劳累过度而袭来的睡意，她只好在知青们的嘻闹声 中，在她们学唱“样板戏”的喧哗声中，独自搓着细细的麻绳，来医治自己打鼾这一“ 不治之症”的这类情节，笔者当时确曾是读得泪眼模糊……
难道，这部用血泪凝成的回忆录，不是对极“左”路线的强烈控诉吗?诚然，从反右到 “文化大革命”，挨整的作家决非丁玲一人，其中不少人以不同的文学样式，写出了在 那漫漫蹉跎岁月中各自不同的辛酸。这些作品，不仅是对“左”的错误的控诉，也是对 后人的一种警示：这样的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因此，它们是作家社会责任感、历史责 任感的强烈体现。但在当时众多“伤痕文学”作品中，以《风雪人间》这种纯纪实的长 篇文学回忆录形式问世的作品，并不多见。当然，全书32篇，虽如有的评论家所说，在 思想艺术水平上也有个参差不齐的问题，但若干篇什都可称“伤痕文学”作品中的上乘 之作，“它们的谋篇布局、人物和场景的描写，还有语言的艺术光泽”，“都是高手们 才能营造出来的艺术珍品”(杨桂欣《丁玲评传》第408页)。
正如袁先生称《“牛棚”小品》是“控诉极‘左’路线、揭示人性扭曲的血泪文字” ，但它到了王蒙笔下，“却也让极政治化的人觉得肉麻”。对同一部作品，往往出现截 然不同的看法，并非稀奇。但笔者以为，事实胜于雄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纪实文 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丁玲这部显示她晚年文学功力的重要作品，其主要的特点在于它 的真实，在于它的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几次重版，说明 它拥有读者。并不是由某几个或某一群人“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自从《风雪 人间》问世以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它都有过公允的评论(可惜，我们的袁先生却视而 不见)。
——《风雪人间》记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丁玲同志的不幸遭遇……这也是中国文坛上 的一曲悲歌。它使许多善良的人下泪，赢得许多同情者的欷嘘叹息。但是它又不同于“ 伤痕文学”，因为它不是对党发牢骚泄不满，也不是埋怨党这个错了那个不对。而是相 信党终归是正确的。丁玲同志想把这段历史的苦难写出来，留给后人，是作为教训来记 取的。(胡青坡、叶颖《在困难中显示伟大——读<风雪人间>和<魍魉世界>》，载《丁 玲研究》第310页)
——读了《风雪人间》，使人们既感受到寒冷彻骨的北大荒风雪，更体验到人间的温 馨；既看到魑魅魍魉年代被扭曲的灵魂，更洞悉了作家那颗火热而博大的爱心。作家努 力透过人情世态，着意发掘人类心灵的美，像淡淡的流水，潺潺地渗入读者的审美的心 灵世界，激发了人们追求生活希望的勇气。(陈福郎《<风雪人间>的美感效应》，载《 丁玲与中国新文学》第298页)
——《风雪人间》由于是写丁玲被错划为右派后在北大荒的生活的遭际，特别是写她 去北大荒前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受的打击和折磨，这就决定了它的篇幅也是写哀情 多于豪情。就哀情来讲，有夫妻别离的悲痛，有孤身寂居的哀伤，有暂时不被儿女理解 的心碎，有身受折磨时的痛苦……然而，流露在作品中的许多哀情，同样没有淹没豪情 。……(华济时《性格清彻·音调宣畅——丁玲两部遗作的风格》，载《丁玲研究》第3 55页)
够了，丁玲在《“牛棚”小品》之外，还有一部“血泪淋漓”的“对‘文革’极‘左 ’路线的血泪控诉”——《风雪人间》(引号中系袁文针对《“牛棚”小品》的话语)! 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对丁玲这部撼人心魄的遗著，袁先生可以不为所动，但作 为“一名新时期丁玲研究专家”，果真不曾翻阅，是不是要算自己所作的这门学问的一 个小小缺失?也许，在袁先生今后的大作中，不再有那腔无名怒火，不再有那番咬牙切 齿的诅咒——丁玲在《“牛棚”小品》之外，“没有写，不再写，永远不想写”出“揭 发、控诉祸国殃民、将中国引向历史倒退的极‘左’路线”的“血泪控诉”，而变成了 “一个十分平庸的歌功颂德者”，“极‘左’路线的辩护士”!
否则，难免会有读者呼吁：中国的“3.15”，还应该加上一项非加不可的内容……
二 在读书问题上，丁玲“完全歪曲了鲁迅”?
袁文在论及“丁玲和当代文坛”时，系统地指责丁玲晚年的文艺思想“愈来愈严重地 给人们一个‘左’的印象”时，归纳了这样四条：“首先，丁玲把歌颂与揭露机械地对 立了起来，似乎只能写好，不能写坏，一写伤痕，一写阴暗面，便违背了‘歌颂’之旨 ”。“其次，在强调深入生活的重要时，丁玲也陷入了片面性”。“第三，在作家和政 治的关系问题上，丁玲也走向了极端”。“第四，在对文艺的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关系 的理解上，丁玲也陷入了严重的自相矛盾”。笔者以为，这一番对丁玲晚年文艺思想的 概括，决非一位真正的丁玲研究学者以外的人士所能为之。这就是久历磨难，背负着深 深的心灵创伤重返文坛的丁玲么?为什么袁先生笔下的丁玲与现实中的丁玲，与众多读 者、研究者心目中的丁玲，与党中央已为其盖棺定论的丁玲，相距是如此之遥?难道， 这也应了鲁迅先生那句名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时比人和猿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如果要对袁先生上述四条逐一辨正，那么，任何一条都是一篇大文章。这类文章，大约 会有人写，而且能写得论据确凿。
这里，笔者只想指出两点。第一，袁先生的上述四点，亦不是他自己的“新”论。198 6年6月6日至13日，“丁玲创作60周年学术讨论会”分两段在丁玲家乡常德和长沙召开 。袁先生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论丁玲晚年的文艺思想》(《丁玲与中国新文学》第356 页，1988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文第二部分“对丁玲晚年文艺思想的基本估价” 中，概括了五点，其内容与上述四点完全相同。只是袁先生当时大概考虑到丁玲刚刚去 世三个月，尸骨未寒，遣词用句稍稍平和一些，不像他后来那些文章，那么怒发冲冠， 那么咬牙切齿。第二，袁先生还说：“……她甚至说，作家只需读一本书，这便是‘社 会’。尤其不妥的是，她把鲁迅在特定条件下说的‘反话’——‘不读或少读中国书’ ，不加分析地大加肯定，这就完全歪曲了鲁迅的原意”(这句话源于鲁迅《华盖集·青 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鲁迅当时说：“青年必读书，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而在这句话的“附注”中，说了这么一句：“我以为要少——或者 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文发表于1925年2月21日《京报副刊》，见《鲁 迅全集》第三卷第12页——笔者)这段文章，也是15年前他对丁玲晚年文艺思想的基本 估价第五条中可以找到的内容。这就是说，在读书问题上，丁玲把鲁迅的“反话”当成 了“正话”“主张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完全歪曲了鲁迅的原意”。
在读书问题上，丁玲“完全歪曲了鲁迅”吗?
这实实在在又是一顶沉重的大帽子!——丁玲的原话怎么说的?白纸黑字印在好几本书 上，还是让读者评判吧!
问：……对于如何加强艺术修养，您有什么想法?
答：文学修养，主要靠读书，要读好书。现在我们的书出得太杂了，青年们不知道应 该读什么，有许多时间浪费了。另外，有的报纸、刊物上一些茶余饭后的东西太多了， 意思不大，读了对文学修养没有什么好处。我过去相信鲁迅的话，不读线装书。当然不 能说凡是线装书都不能读，而是那里面封建的东西比较多。我觉得，过多地读旧诗词， 人的愁就来了，没有愁也发愁了，这个愁不是自己的，是外加的。我过去读反映现实生 活的书、读现代的翻译小说比较多，觉得里面的情绪比旧诗、词中的情绪健康些。总之 ，现在是杂书太多，青年人不易选择。搞理论批评的、搞编辑的，应当指导他们读书… …(丁玲《答<延河>记者问》，载《丁玲论创作》第521页，原载《延河》1982年第11期 )
这是一段答记者问。丁玲这段原话中，显然没有要人家“不读或少读中国书”的句子 ，更没有对这句话“不加分析地大加肯定”。相反，开宗明义所回答的是：“加强文学 修养，主要靠读书，要读好书。”被袁先生抓住“辫子”大加抨击的是：“我过去相信 鲁迅的话，不读线装书”这一句。姑且不论丁玲是在回答提问时的随口便答，事先有无 文字准备，《延河》的同志可以为证。就这句话本身而言，第一，并没有肯定她“过去 相信”“不读线装书”是对的，第二，她没有继续主张“不读线装书”的意思，而是马 上补充说：“当然不能说凡是线装书都不能读。”此外，这里要注意的是，丁玲是讲“ 我过去”对鲁迅那句话的理解，这“过去”过去了多久呢?如果是在她太年轻的时候， 没有读懂或者误解了鲁迅的原意，自是不足为奇的。笔者查得，丁玲开始读鲁迅的书是 19岁。因为当她“在社会上走了几年，碰了一些壁，才觉得鲁迅的作品对我是极大的安 慰，我开始理解中国人民的痛苦从何而来，我自己的痛苦从何而来。那时我19岁。我把 鲁迅的作品全找来看，尽管我很穷，连吃饭也成了问题，但还是要买他写的书”(丁玲 《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丁玲论创作》第96页)。可见丁玲当时在主要的方面 是读懂了鲁迅的。正如现在一个19岁的年轻人，真正能读懂鲁迅的有多少?袁先生做了 多年文研所鲁迅研究室主任，自然比一般人知道得更清楚。仅仅抓住丁玲那一句话作文 章，是否犯了学问之大忌——有断章取义之嫌?
笔者不需重复丁玲在《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鲁迅先生于我》等文中对鲁迅 先生所怀的那份敬仰、感激的真挚感情；也不说鲁迅先生曾称赞过“丁玲女士才是唯一 的无产阶级作家”，不说鲁迅先生当年误信谣传丁玲已遇害时有过的惋痛：“瑶瑟凝尘 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不说鲁迅先生曾在丁玲身处逆境时，给过她多少关爱，多 少帮助……还是回到丁玲是否主张“不读或少读中国书”这个问题上来。
记得1993年《光明日报》发表的《毛泽东与丁玲》一文中，陈明同志曾向采访他的张 素华等同志提到1948年丁玲在西柏坡给过他一封长信，信中转述了毛主席曾两次重复对 丁玲说：“……历史是几十年来看的，不是几年来看的，要几十年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发 展、是停滞、是倒退、是好、是坏。”(此信收入《丁玲文集》第十卷，338页)几十年 间，丁玲是怎样看待读书问题的?她几十年的言行，“完全歪曲了鲁迅的原意”吗?
早在1950年初春，丁玲应《大众文艺》星期讲演会组织者的邀请，作了一次《谈文学 修养》的讲话。她在“谈学习”部分首先指出：“无论如何，你要是不读书而想成为一 个诗人或文学家是不可能的。”因此，她主张青年人“多读书”。她主张读些什么呢? 一是认为“从中国旧文学里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有人说从中国旧文学里学不到什 么东西，是不对的。古代的章回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这些作品 里表现人物的方法确实生动得很”。接着，她举了《红楼梦》里一处描写林黛玉的细节 和《三国演义》里描写阿斗这个人物的细节，随手拈来，如数家珍。之后，她说：“我 们的文学遗产里有多少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他们描写的人物跟活的一样；他们描写的 故事情节和画的一样，短短几行就写出一个生动的人物……”二是认为“除了从古书里 学习以外，我们更要多读现代同时代人的书。别人的作品即使全部不好，只要有一段好 ，一个人物写得好，都是可以学习的”。三是还主张读外国书，学习外国的作品，读托 尔斯泰和俄罗斯其他伟大的作家的作品，尤其是苏联的作品。同时，也指出不要死学， 不是抄袭。西洋有一句俗话：“第一个形容女人像花的是天才，第二个仍然这样比喻便 是蠢才”。(《丁玲文集》第六卷)
在已出版的《丁玲文集》十卷本中，丁玲对读书问题的阐述，不乏其例，足以说明丁 玲一直是主张读书的。此外，她还谈过另一个读书的话题。尽管这个话题现在有些人不 愿意听了，但丁玲讲过，也是事实。1982年4月27日，北京语言学院一位留学生问她： “……给您带来最大的影响的是什么书?”丁玲回答说：“很多人问我，哪一本书对我 影响最大?小时候我读的书比较杂，什么书都看。中国的文学书我喜欢读，但不定就对 我影响最大。我自己喜欢读的书，也经常向别人宣传的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我 过去没有很好地读这些书。在延安读过这些书，未引起大的兴趣，我那时的兴趣在文学 写作上。在十年动荡年代，我在监狱里读马恩全集……我从他们的话里学哲学，学社会 学，也学经济学……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将是最大。”(丁玲《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的 一次谈话》，载《丁玲论创作》)丁玲在秦城监狱关押5年，而且是单独囚禁，没有别的 书让她读，这就给了她一个系统地学马列、毛主席著作的机会。这件事，她在刚刚放出 秦城监狱，被遣送到长治市郊嶂头村不久，刚刚和儿子蒋祖林取得联系，就给儿子、儿 媳写了一封六千来字的长信，其中有三千字是谈她在狱中学马列、毛著的情况和感悟， 称“这些书，真真是最完整的社会史、革命史、党史，更是一部最崇高的、优美的英雄 史……”(蒋祖林《从母亲的一封信说起》，载《中国现当代文学一颗耀眼的巨星—— 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当时是1975年7月，丁玲头上还戴着“右派”、“叛 徒”两顶大帽子。在一般人看来，有什么必要和儿子谈什么在狱中学马列之类的事情? 笔者以为，因为那些书的确使她激动，使她受益非浅，使她觉得自己“高了几寸”。她 所希望的，是她的这番感悟，能被孩子们理解，并能仿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读书方法上，她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1998年8月21日，原中国 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二期学员苗得雨同志(现山东省文联顾问)在《今晚报》上发表了 《记丁玲在文讲所第二期的辅导谈话》。据苗得雨同志介绍，这是历经反右、“文革” 等一系列运动之后，从一本不知怎么幸存下来的日记本中“原文誊出的”，“真是不亚 于一份宝贵的出土文物，让人喜出望外又喜出望外”。他的第二期同学，中国作协副主 席邓友梅同志读到这篇文章，也是激动不已，立即写了一封题为《难忘丁玲谈读书—— 邓友梅致苗得雨》的公开信，发表在1998年9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他在信中说： “丁玲那次讲话对我们那批人有很大影响，你的记录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极有价值……经 过四十多年风刀霜剑，同学们有的离开人间，有的退出文坛，我等的笔记文稿又麻烦红 卫兵、造反派们多次查抄烧抢，早已消失殆尽。你居然保留住这珍贵的记录，文坛何幸 ，学界何幸!”一年多后，也是因丁玲一案打成右派的原文讲所一期学员徐光耀同志(河 北省文联主席)，因为准备写回忆录，在一包尘封已久的自设“档案”里，翻出了一本 小册子，系1957年中国作协文讲所打印的《清除丁玲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影响参考资料 》，其中有一篇是《读书问题及其他》(另一篇是《漫谈“左联”点滴》)。这篇文章跟 苗得雨记录的是同一内容，即1954年1月29日丁玲与学员李涌、羽扬在学员宿舍的“聊 天”似的谈话。听者也是闻讯而来，并不是预先组织。只是苗得雨同志所记，是根据自 己当天日记誊出，而后者则是根据当天一位速记员所记整理，篇幅自然比前者长一些。 两相对照，内容大体一致。徐光耀同志发现此文，亦大为惊喜，不久把它发表在《长城 》2000年第2期上。他在《关于丁玲遗作的说明》中说：“这个小范围的‘聊天’，面 对的又是一群天真纯洁的青年，才使她敞开心扉，婉转又直率地表达了她对文学的看法 ，所谈切身感受，是‘掏心窝子的话’，但锋芒所指，却是教条主义的核心……我今天 74岁，展读此文，仍有茅塞顿开，恍然有悟之感。”
丁玲当时是在什么背景下有这番“聊天”的?又是什么原因使邓友梅们至今如此激动不 已如此拍案叫绝?我们从邓友梅、徐光耀的推介文字里可以了解到一些情况。50年代初 ，一切是学苏联，一边倒。有人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捧为文艺工作者的不 二法门，把信奉不信奉这套学说看作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学员们听课也听出一套程式 ，无论讲屈原、曹雪芹，还是讲歌德、但丁，内容都相似，时代背景、作者生平、主题 思想、故事结构、人物塑造……论述辞汇也多用苏式套话。再生动的作品经这么一讲也 变成了一篇政治图解，枯燥无味。而且，还规定按这套规矩写论文。这样学习行吗?于 是学员们把学习中的困惑反映给所领导，并请他们直接汇报给丁玲。因为这套模式是领 导认定的，有政治含意的，所以大家作好了挨丁玲批评的准备。结果则大出所料，丁玲 竟对他们说：
有人读书，读了后就明白了这书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 这种读书方法。
我们读书是教条的，按着几条去读，几条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里边的动人的地 方倒忘了!
看书要沉到(书里面描写的)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太清 楚的人，太“理论”的人，往往没意思……
读书是一种享受。读着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久了，在脑 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都活了。
上述摘录，仅是她谈读书方法的主要观点，全篇内容，读者可以参看原文。也许，在 已经远离那个时代背景的当代读者看来，丁玲这些讲话，并非什么惊世骇俗之说。实际 上远不是这样，邓友梅在致苗得雨信中说：“坦白地说，这些观点和主张，在那个时代 是‘另唱一个调子’。用现在话说有点新潮，前卫!……有的同学被错划为右派，原因 之一就是向别人传达过丁玲这次讲话。”
此外，邓友梅还发出如此感叹：“在她晚年，不止一人说她保守，叫她老‘左’，我 们同学中就没有一人对此表示过同感，就因为我们了解她。我们看到的是思想解放，求 真求实，热情坦直，快人快语的丁玲，我们看着她为此付出了过重的代价。”
不知袁先生对邓友梅这番感言有何感想。
也许，正是由于丁玲热情坦直，快言快语，死后也还要继续为此付出代价。如前面一 段答记者问中，她对古典诗词的看法似乎有点片面，当然也毫无遗漏地遭到袁先生的否 定。其实，笔者以为，她之所以不主张过多地读那些给人添愁的旧诗词，一是与她的性 格有关，二是她那位早夭的挚友王虹剑，就是因为过于偏爱婉约派词人的作品，就格外 多愁善感，或许给过她影响。最近，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出了一份毛主席当年写 给李纳等谈如何读词的遗墨。他以范仲淹的《苏幕遮》和《渔家傲》为例说：“词有婉 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他又说：“ 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 情是复杂的，有所偏袒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的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 立的成份，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 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2001年8月2日《文学报》)照如此说来，丁玲不 喜欢婉约派那苍凉的清凄哀怨，那无尽的缕缕愁绪，并不为怪，如果笼统地划为反对读 “线装书”之列，亦属牵强附会。
考察丁玲几十年来关于读书的言论，她是否“完全歪曲了鲁迅”?笔者以为读者应该有 了答案。那么，她到底错在哪里?在袁先生看来，她千不该万不该说的，是那句“作家 只需读一本书，这便是‘社会’”。仅仅这句话，她就应该继续付出遭“损”的代价。
她是这样说的吗?
——前几天，有人说我读了很多的书，说我博学。天晓得!我不懂外文，外国文学读得 少，中国古典文学也读得少，马列主义的书在延安也没有好好读。我以为我只读了一本 书——社会，即所谓人生，我只读了这本书。把我的全部精神、身体、心灵化了下去， 几十年的时间，学了那么一点点东西。(《我的命运是跟党联在一起的》，《丁玲文集 》第四卷第340页)
这是丁玲的原话，是1981年7月5日纪念延安中央研究院成立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的一段。类似的话，还在其它几个场合讲过，对一位业余作者也讲过。她的这个观点， 其实50年代初就有了，“有人问我没有念几年书，没有丰富的农村生活，怎么能够写出 这些书来?……但你翻开我的历史看看，并不是这样的。我快五十岁了，经过一些酸苦 ，有一点经历，从自己生活中淘出一些东西，用生命换来一点东西，就这么一点东西； 是吃过亏，倒过霉，赔过生命，赔过一些东西，才得到那么一点东西”(徐光耀同志“ 发掘”本《读书问题及其他》，载《长城》2000年第2期)。
这是丁玲在误导“作家只需读一本书”吗?难道作为一名真正的作家，不应该读懂社会 —人生“这本书”吗?丁玲的上述讲话，岂又仅仅是在谈读书呢?——袁先生这样理解并 驳斥丁玲这段话，真令人大吃一惊，这是袁先生的文章么?
诚然，丁玲四岁丧父，家道中落，中学没念完便出去闯世界，生活赋予她的，只能上 高尔基式的“我的大学”，因此，她算不上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学者型作家。这一点，她 自己也承认。但是，她凭自己的禀赋，更是凭自己的刻苦自学，凭她那番一般作家不曾 有过的人生经历，她到底成功了——无可争议地走进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永恒殿 堂。尽管有人不断对她进行诋毁和否定，仍然还是有读者读她的书，有国内外学者研究 她的作品，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
丁玲是否歪曲过鲁迅?在此，笔者还想借用袁先生自己说过的一段话予以说明：“丁玲 是不折不扣地站在鲁迅一边的。她的客厅的东墙上，正有一个鲁迅诗的‘斗方’，是一 位有名的书法家写的，但是，除了思想上的一致，她不搞宗派活动。”(袁良骏《丁玲 同志印象记》载《丁玲纪念集》第374页)
当然，时代在前进，人的思想也会随之进步。这是袁先生15年前说的，在先生看来， 这观点显然已经过时。所以，15年以后的今天，袁先生才有了这篇《谜》文。但是，不 管再过15年有人又会怎么说，丁玲一生的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她不仅没有对鲁 迅有过任何歪曲，相反，她曾经是一位鲁迅旗帜下坚强的左翼文艺战士，是一位真正的 鲁迅精神的传人!
三 《歌德之歌》错在哪里
袁先生的大文在论及“丁玲和当代文坛”这部分中，着墨最多是针对丁玲的长诗《歌 德之歌》的攻讦。他所抨击的丁玲晚年“左”的文艺思想，亦是由此诗说开去。有意思 的是，他在文中引用的他对丁玲《歌德之歌》不满的一段对话，也是从他15年前的《丁 玲同志印象记》中抄来的，几乎一字不漏。
1981年6月，我去大连参加纪念鲁迅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的撰稿会，途经木樨地，顺便 去看望丁玲同志，想不到他们也正要动身去北大荒。只吃了一根冰棍，我们便一道下楼 。在电梯上，有这样一段简短的对话：
——“袁良骏，我写了首长诗，你看到了吗?”
“不仅看到了，还有点意见。”
“是吗?什么意见?”
“题目不好。用《献给党之歌》不是很好吗?‘歌德’这个字眼，已经让人给糟蹋了。 ”
“不，还是‘歌德’好，别人是别人，不管他。”
“群众不理解。”
“不理解也要这样写。”
《歌德之歌》1981年7月5日发表于《光明日报》，袁先生6月份便“不仅看到了”，而 且还能对丁玲面陈“意见”，这说明丁玲对研究她的袁先生的信赖，未发表的手稿便让 他先看了。其实，丁玲、陈明重访北大荒，离京日期是1981年7月15日，同行者还有河 北作家谷峪、美国华裔学者梅仪慈女士等人(《丁玲年谱》)，并不是袁先生所说的“6 月”。显然是袁先生记错了，毫无套近乎的意思。只是九泉之下的丁玲万万不能想到的 是：同样是这样一段对话，同样是针对她的一首诗，15年之前和15年之后，在同一位学 者口中，竟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变化：
——15年前，袁先生曾接着电梯上的那番对话这样说：“下楼了，我也默然了。首先 我自己便‘不理解’起来：为什么群众不理解‘也要这样写’呢?丁玲同志不是很强调 文艺大众化吗?为什么却不管‘群众不理解’呢?……后来，我明白了。我所说的‘群众 ’，丁玲同志并不认为能代表大多数。反言之，反对使用‘歌德’字样的群众，她并不 认为是有觉悟的群众。显然，丁玲同志又固执起来了。多么难以改变的固执呀!”(《丁 玲同志印象记》)
读者不难看出，在上述这段对话及对话之后的陈述中，袁先生很清楚表达了三层意思 ，一是《歌德之歌》这个题目不好；二是认为丁玲不听取“群众”意见的态度不妥，太 固执；三是他“明白了”，两人所指的“群众”是不同的。笔者以为，这些看法还算比 较客观，也并无什么恶意。
——15年后，袁先生在这篇《谜》文中又是怎么说的呢?“造成丁玲断然刹车(刹车， 即指丁玲‘不再写’控诉‘左’倾路线的文章——笔者)的原因是什么，读者并不了然 ，然而，人们读到了丁玲的长诗《歌德之歌》，问题也便迎刃而解……这首长诗，囊括 了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所谓‘歌德’，即歌中国革命之德，歌中国共产党之德 。毫无疑问，这完全正确。然而，艺术作品的衡量价值，关键并非‘正确’……从这个 角度看，丁玲这首长诗便彻底失败了，因为它通篇都是叙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既散 文化，又概念化，变成了一种‘政治表态’，枯燥而直露，毫无诗的想象与含蕴，是一 些标语口号的堆砌。这首长诗的发表和对沈从文的詈骂，大倒读者的胃口，丁玲形象在 人们心目中一落千丈”。袁先生这样说还嫌不够，进而亮出底牌：“这样一种标语口号 化倾向，亦即文艺教条主义倾向，愈来愈严重地流露到丁玲的文艺思想中，愈来愈严重 地破坏了她的艺术敏感。也愈来愈严重地给人们一个‘左’的印象。”
袁先生这番“宏论”，自然比15年前进步了许多。第一，他对这篇长诗的题目仿佛又 没有了意见，肯定“歌中国革命之德，歌中国共产党之德，这完全正确”。第二，除了 这一条肯定，其余呢?全给否定了，从这首长诗的形式到内容，否定得那么坚决、尖刻 、不留情面。再过15年，在袁先生笔下，丁玲的《歌德之歌》，又将是什么样子，不敢 妄加臆断——只是目下，如果这两篇文章都收入袁先生同一本丁玲研究专著中(不排除 有这种可能)，先生将作如何感想，读者将作如何感想?
最最耐人寻味的是，袁先生在他这篇长文结尾时说：“在丁玲仙逝几乎15年之后，作 为一名新时期的丁玲研究专家，我仍然没有弄明白‘会有人理解’这句话，我仍然不明 白这些‘理解者’是谁?这些‘理解者’为什么对丁玲有这样大的影响力量?……可是， 丁玲去得太快了。她没有回答我的疑问。”
同样都是白纸黑字，15年前，袁先生说：“我明白了。”可15年后，忽又说：“我仍 然不明白。”袁先生郁积在胸的“谜团”由谁作答?笔者只好仰天长啸：丁玲!魂兮归来 ……
《歌德之歌》到底是怎样的一首诗?它错在哪里?究竟是错在题目，还是错在内容?
《歌德之歌》是丁玲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真情实感，以一位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真情 实感，献给党的60周年生日的一支颂歌，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
袁先生不是面陈丁玲：“歌德”这个字眼不好、“群众不理解”么?为什么丁玲偏又不 听袁先生意见，将题目改成《献给党之歌》之类，并坚持“不理解也更这样写，会有人 理解”呢?说句实在话，笔者真不知袁先生对这个当年“明白了”而现在却“仍不明白 ”的问题到底明白不明白。笔者只知道，丁玲写这首诗之前，即1979年2月，《新文学 史料》发表了华裔美国记者赵浩生先生的《周扬笑谈历史功过》的长文(此文原载香港 《七十年代》月刊1978年9月号——笔者)。周扬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 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 ；“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对周扬这种说法，丁玲很不以为然，当着周扬的面，于1979年11月8日，在中国作协 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给予了公开驳斥，可谓大义凛然，振聋发聩(《讲一点心里话 》，载《丁玲文集》第四卷第358-359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思想空前活 跃。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颁发，更加统一了全党的 认识，人们都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把自己的国家建成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但是在文艺 界，如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等暴露文学以及一大批“伤痕文学”继续产生着“轰动效 应”。文艺界思想比较活跃，也比较混乱，你歌颂光明吧，说你是“歌德派”；你坚持 写工农兵呢，见鬼去吧，“文学就是写我自己”……而丁玲呢?你周扬说我是“暴露黑 暗派”，我偏不是!从延安时代开始，我丁玲一直就是“歌德派”!笔者以为，丁玲之所 以将自己歌颂中国革命、歌颂党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定名为《歌德之歌》，也许就是这 个含义，并非受其他什么人的“影响”。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丁玲逝世多年以后，“第 八次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于1998年8月在丁玲度过了八年窑洞岁月的延安举行， 丁玲生前的战友和伴侣陈明同志抱病选编的《我在霞村时候——丁玲延安作品集》(陕 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赶在会议开幕之际献给与会中外学者和广大读者， 也就是想让丁玲作品作证，让读者“看到一个毕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女性作家，在 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所走过的艰辛道路和她复杂的心路历程”(陈明《我在霞村的时候— —丁玲延安作品集·后记》)。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即便是当年丁玲的《“三八节” 有感》、《在医院中》、《我们需要杂文》等文，只能说明丁玲一直是一位真正关注社 会的作家，一位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决不是周扬所说的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 代表。
笔者以为，这样理解丁玲之所以坚持不改《歌德之歌》的题目，亦并非完全是主观臆 断。丁玲在这首长诗动笔之前两个多月，即1981年4月7日，她在厦门大学六千人大会上 ，所作题为《文学创作的准备》的文学报告中曾说：
……人们对这个(写什么)问题争论不已，这个说只能写我自己，那个说只能写工农兵 。实际是把这些问题割裂开了，没有结合起来加以认识。这跟过去有人争论，他是写光 明的，你是写黑暗的一个样。什么才算是黑暗?什么才算光明?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是充满 光明的，但也有不太光明的东西，有落后的一面。要写光明，没有黑暗衬托是不行的， 有比较才有鉴别。张志新就是我们的光明，她那样坚强，反对“四人帮”那一套，刀割 在脖子上也不怕。割喉管、压迫张志新就是我们的黑暗，光明是靠黑暗显示出来的。我 这样说，也许有人会说我是一个歌德派。是的，我是赞成歌人民之德的!歌社会主义之 德的。“歌德派”如果不是“歌”人民之“德”，而是骗人，讲假话，嘴里说“歌德” ，骂别人“缺德”，而自己反而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挂羊头卖狗肉，那我是坚决反对 的!要揭发这些假“歌德派”。我们一定要“歌”社会主义的“德”，“歌”我们共产 党的“德”!为什么不歌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嘛!(《丁玲论创作》第463页)
这段话，能不能算作丁玲《歌德之歌》的题解呢?反之，如果将《歌德之歌》的题目改 成《献给党之歌》，则不能体现丁玲独特的艺术个性，不，袁先生所指的“固执”的丁 玲风格!
诚然，丁玲自己说过：“至于诗，我实在是外行。”(《丁玲文集》第六卷第530页)但 诗人朱子奇说：“丁玲是有诗才的。”诗人严辰也曾这样评论：“丁玲虽然一生只写过 四首诗，但她是诗人。她的小说，她的散文，都是诗。”一位老教授说：丁玲的四首诗 ，“都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极高艺术价值的好诗”，是从心里迸发出来的爱，是深情地献 给爱人、革命，献给党、领袖的好诗”(宋建元《丁玲评传》469页)。这大约不完全是 溢美之词，大家更没有把《歌德之歌》从她的四首诗作中作为“政治表态”、“标语口 号”予以剔除。
我们再具体谈谈丁玲的这首长诗《歌德之歌》。全诗464行，从辛亥革命一直写到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浓缩了中国近70年历史进程。单从诗的构架上讲，可谓气势恢宏。因 为这70年，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称得上翻天覆地的70年。全诗共分11节，对以孙中山为首 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们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壮举，对反帝、反封的“五四”运动大潮 ，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北伐战争，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对南昌起义以来的工农武装 斗争，对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年抗战，以 及推翻蒋家王朝的解放战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反右 ”、“文革”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对粉碎“四人帮”以及三中全会后，人民 再次获得新生的喜悦，都作了形象的描写。从全诗内容来看，既有对推动历史前进的进 步力量的真诚颂扬，也有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屠杀革命者的无比憎恨；既有对党和人民 的热情讴歌，也有对极“左”路线的强烈控诉……诗中所写，几乎全是载入历史史册的 重大事件，重要史实，根本无需像袁先生所奚落的那样，由丁玲来一番“政治表态”。 这首诗的体裁、内容，决定了它的风格。大凡政治抒情诗，不可能是小桥流水，不可能 是风花雪月。它是诗人激情的喷涌，它是诗人为这时代的欢呼，也是诗人为国家前途命 运的忧郁……
这首诗，是不是真的如袁先生所说，是将“歌德”与“揭露”机械地对立了起来呢?也 不是这样的。在全诗464行中，直接控诉“左”倾路线的就达72行，比例是不小的。诗 人不仅控诉了“左”倾路线在“文革”中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还对红军时期 几乎把革命断送的肃反扩大化进行了反思，并且提醒人们“提高警惕，牢记教训”。因 为那些不是牺牲在和敌人搏斗的战场上，而是被错杀在自己同志枪口下的冤魂中，大都 是为革命流血奋战的勇士，也有她当年熟悉的左联战友。丁玲曾经说过：“想不写伤痕 是不行的，但要写得气壮山河，不光是同情，悲痛，还要乐观，要有力量。作家是有自 觉的人，不能光是叹气，诉苦，还要引导。”(《答<开卷>记者问》)你听：“祖国啊/ 你蒙难十年/美丽的土地被凌辱/庄严的旗帜被污染/你的儿女被蹂躏/你的荣誉被践踏/ 谁能忍得住眼中的热泪/谁能压得住心头的怒火/我们怀念着过去/我们企望着将来/我们 至死，也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活，为着实现我们的誓言/总有一天，火山要爆发/熔 岩将淹没大地上的垃圾/共产党永远是不能被摧毁的”(《丁玲文集》第三卷《歌德之歌 》)难道，这仅仅是“一些标语口号的堆砌”吗?
另外，丁玲这首长篇政治抒情诗首发在《光明日报》上，袁先生所指的“群众不理解 ”，是来自《光明日报》读者来信的统计，还是他那个圈内的几位大家的“意见”?袁 先生在他的几篇大文中虽都说得振振有词，却也都含糊其词。笔者以为，如果把这“意 见”来源说得更明白一点，也许读者会更加信服。
由《歌德之歌》而引发的袁先生对丁玲晚年文艺思想的责难，还有两点：
第一，“她一再宣扬‘作家是政治化的个人’”(这里，袁先生把丁玲的话改动了，应 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笔者)。不错，丁玲是说过这么一句话，但似乎没有如 袁先生所说的“一再宣扬”。这句话，曾经频频遭到指责，不，是频频遭到遣责。这并 非出自袁先生一人之口，而是有如一排浪头打来，铺天盖地。这句话的源头在哪里呢?1 980年8月丁玲在庐山疗养期间，适逢全国高等院校文艺理论研讨会在庐山召开。8月7日 ，她应邀在这个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讲话。这一个半小时的讲 话，笔者未见到全文的整理稿，只有题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的一篇一千多字的摘 要，发表在同年《文艺理论研究》杂志第3期，后收入《丁玲论创作》和《丁玲文集》 第六卷。这句话是在什么语境中“蹦”出来的呢?
……文艺作品总是有内容，有主题的。梁信为什么写《红色娘子军》和《从奴隶到将 军》，而不写别的?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怎么能不为人民写东西，不为共产主义 写东西呢?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有的作家说他可以不要政治 ，你是个作家，就有志向，就有理想，就有感情，这都不是与政治无关的吧?当然也有 另外的政治，这就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政治。
笔者曾有幸听过丁玲生前几次讲话，她从来都是不用讲话稿的。她不是所谓“身居要 津”的人物，有一帮秘书为她起草讲话稿。她的讲话或答记者问之类，都是临场发挥， 因为她讲的那些内容，无疑都是烂熟于心，可以娓娓道来的。大约，这不会是某人或某 几个人的印象。听过她演讲的人，可说成千上万。这次在庐山的讲话，是否是照本宣称 ?看样子也不是。即便如此，上面所引的这段发言，也无多少辫子可抓。袁先生说：“ 这样说来，谁又不是‘政治化的个人’呢?”但这里说的，毕竟是指作家而言。她说“ 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无非是强调我们的作品要讲社会效果，而前提是由梁信的创作实 践有感而发。稍稍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文学艺术 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一种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就文学作品而言，不管作家的主 观意图如何，作品的客观效果，总会反映一定的社会倾向。“你是个作家，就有志向， 有理想”，“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为”，“怎么能不为人民写东西，不为共产主义写东 西呢”?1981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 于政治这样的口号”，“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能脱离政治，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任 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 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丁玲的那番讲话的内涵，与小平同 志的讲话没有冲突；就是拿到今天与江泽民同志今年《七一讲话》中所再次强调的“代 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要求 相对照，有什么冲突，有什么不一致呢?由此可见，丁玲旨在强调文艺作品要强调社会 效果的讲话，并非是袁先生所说的丁玲晚年文艺思想的“走火入魔”。正是因为丁玲说 了这句话，便成了她挥之不去的“左”的铁证之一，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不得不由笔 者想起鲁迅先生60多年前说过的那番话：“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 ’。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 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弄得迷离惝恍。”(《且介亭杂文二集·“题 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25页)当然，袁先生的这里“摘”下的一“句 ”，并非是一朵绣得鲜丽令人赞叹的玫瑰，而是一朵该诅咒的“左”得可怕的“罂粟花 ”；亦并不为“吹嘘”，是为“附会”乃尔。可见中国文人无论“断章”还是“摘句” 之功夫，可谓源远流长，不过及至当代，稍稍发扬光大而已。
第二，“在对文艺的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关系的理解上，丁玲也陷入了严重的自相矛 盾”。诚然，丁玲关于文艺政治标准、艺术标准的讲话，她以一位老作家高度的责任感 ，曾多次论及。在此，笔者不能一一列举。仅就袁先生所举《谈写作》和《延边之行谈 创作》为例，让读者了解一下丁玲是如何“陷入严重的自相矛盾”的。首先，必须严肃 指出的是，袁先生为了批驳丁玲在此问题的“自相矛盾”，竟不择手段地将这次讲话时 间倒置，用以达到其攻击丁玲“改口”。事实上，《延边之行谈创作》是1981年8月10 日，丁玲在延边新闻出版局和朝鲜族作家的谈话，发表于1982年《金达莱》文学丛刊第 1期，在先；而《谈写作》是1982年5月21日丁玲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 1982年6月17日和24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在后。两次讲话时差将近一年。当然 ，作为一般读者，大约不会留意此类细枝末节，充其量只是看看热闹罢了。而袁先生此 种瞒天过海的小小术谋，是否也算有失学者风度?其次，重要的是丁玲在两次讲话中到 底有无“自相矛盾”之处?还是让读者来评判：
——毛主席讲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是现在有些人所理解的，政治第一， 艺术第二，艺术可以不好，只要政治正确。我以为不能这样理解。对于作品应有很严格 的政治要求，而这个作品又是用最高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艺术性不高，政治思 想再好，也是宣传品，是教科书。毛主席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是指作品要有最高的 艺术，但艺术总是和政治有关的。一个作品艺术性很高，完全与政治无关，与人民生活 无关，能吸引人看，虽也无害，但对人类也没有益处，用艺术掩盖了政治的贫乏，这种 作品比那种艺术性低，政治性也低的作品，作用可能更加不好。这是我的理解，不知对 不对。(1981年8月10日《延边之行谈创作》，《丁玲文集》第六卷327页)
——有些东西，我们过去的解释是很固定的，实际也是僵化，如政治第一，艺术第二 的问题，就文学讲当然是艺术第一啦!怎么能说政治第一呢?政治第一，是社论；文学创 作是艺术第一。事实上假如一个作品没艺术性，光政治性，第一是做到了，第二就没有 了，那还算什么文学作品呢?起码要有艺术性，要迷住读者，什么人都想读你的，老少 皆宜，有广泛的读者。假如你的作品只有一小部分人喜欢，广大的读者不喜欢，你得想 办法。没有艺术性能打动读者吗?但是不能否定与政治有关。哪个作品不是有高度的政 治性它才富有艺术生命?作品的艺术生命是跟着政治思想来的。我们就是这样辩证地来 看问题。《红楼梦》比《金瓶梅》好，《金瓶梅》里边写人情的东西还是写得好的，写 了些拍马吹牛的人，现在还有现实意义。《金瓶梅》写的是社会，《红楼梦》只写了一 个大观园，范围还没它大。为什么《红楼梦》影响比较大呢?就是因为《红楼梦》里有 比较高的政治思想，它是反对那个社会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是那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 思想性就是政治意义。(1982年5月21《谈写作》，《丁玲文集》第六卷383-384页)
上述两段讲话，即使不麻烦袁先生将时间错位，丁玲关于文艺作品政治标准和艺术标 准的阐述，有何本质的不同?袁先生指责说：“小孩子都明白，第一就是第一，第二就 是第二，怎么‘第一’‘第二’都是‘指作品要有最高的艺术’呢?这究竟是曲解还是 诡辩?”笔者以为，真要把这个问题说透彻，说得人口服心服，丁玲这种解释，以及这 种解释的一致性，已经很不容易了。特别是她所举的《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例子， 便能够精辟地说明问题。假设这个问题让袁先生去阐述，不是即席讲话，而是精心准备 后去宣读自己的高见——即便是先生思想再解放，甚至有“舍得一身剐”勇气，能将这 个“第一”，“第二”的问题完全颠倒过来吗?所以袁先生用纯粹“摘句”的技法(姑且 不说有意将时空倒转)，简单地扣人“自相矛盾”、“曲解”、“诡辩”的帽子，实在 不见得怎么高明。究竟怎样认识丁玲晚年的文艺思想或是丁玲与当代文学?恕笔者又在 堂堂鲁迅研究学者袁先生面前班门弄斧，恐怕还是应参考鲁迅先生“论文”的意见比较 合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 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才较为确凿，要 不然，很容易近乎说梦的。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这和我劝那些认真的 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的思想，大致并无不同。”(《且介亭杂 文二集·“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30页)
大约，鲁迅先生之所以至少目前还未被完全摧毁，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中折射出来的 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历史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的光辉，不是某些人 妄想扑灭得了的。它不仅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也将继续显示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比如 上述关于“论文”的意见，一千年以后，你也未必能推翻它。有如“断章取义”一词， 源于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对《礼记·中庸》截取《诗·大雅·抑》的注疏，自《中庸》至 当代，历时两千余年，该词仍为贬义。那么，鲁迅先生对不“顾及全篇”、不“顾及全 人”、不“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的“近乎说梦”的“论文”方法的批评，能过时么 ?笔者以为，鲁迅先生之所以主张“论文”时要“顾及作者全人”，无疑是深知中国的 文人，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癖好，若此类“说梦”文章一多，素以“道德文章 ”并重的读者自然会朝作者的道德即人品方面予以揣摩。读得久了，作者自然也会在读 者心目中掉下价来。
袁先生对丁玲的长篇政治抒情诗《歌德之歌》以及由此说开去的两个话题的评论，是 否“顾及”了所论作品的“全篇”，“顾及”了作者的“全人”，“顾及”了作者当时 “所处的社会状态”?先生大抵心中有数。至于是否是“说梦”，仍然得由读者去评判 。
四 不是结束的结束语
在国人呼唤诚信的今天，言行一致，更应是一个学者的为人、为文之道。因为读者注 重你的学术言论的同时，更会注重你的实践。笔者以为，现当代文学研究，不是某些人 可以任意转弄的“魔方”，丁玲亦不是可以随意捏捻的一尊泥人。我想，关于丁玲其人 及其作品的研讨，特别是对她晚年文艺思想或丁玲和当代文坛的研讨甚至论争，远远不 会结束。实事求是地讲，袁先生之于丁玲研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中，卓有成就的学 者之一，特别是80年代初他的《褒贬毁誉之间》等文，曾经获得人们的喝采。丁玲刚刚 去世时他的纪念文章《丁玲同志印象记》中说：“在很多问题上，我觉得她并不‘左’ ，比如，坚持文艺反映现实，坚持作家深入生活，坚持文艺作品的健康情操，坚持文艺 的民族特色……所有这些，怎么能叫‘左’呢?而在事实上，有些人正是攻其一点，不 及其余地给她扣上了‘左’的帽子，这和五七年打‘右派’时的手法又有多少差别呢? ”然而辞世若干年之后的丁玲，在袁先生的笔下，却“变成了一个十分平庸的歌功颂德 者”，“极‘左’路线的维护者、辩护士”!袁先生的丁玲研究文章，一篇比一篇深入 ，一篇比一篇进步。这不能不令笔者想起中央电视台那个有趣的新闻专题节目，想起钱 塘江潮涌起的那份雄奇和壮观，想起那些赶潮的人们的那份激情和投入。然而，大潮过 后，钱塘江水依然汩汩流淌……
话虽这么说，袁先生与当年那些打丁玲右派，后来又打她“左”派的人还是有明显区 别的。那些变来变去的打手及其传人们，他们玩弄的是政治术谋，是一帮欲置丁玲于死 地而后快，连她死后也要让她的灵魂不得安宁，并盘算着自己如何名垂青史的政治家。 而袁先生的屡屡“改口”，充其量不过是为了保住一个学者、一个正人君子的清白名声 而已。然而，即便是如此，笔者还是得提醒一下袁先生，不要忘记了自己曾经说过的关 于丁玲评价的另外一番话：“我总觉得，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再轻易给人扣上 ‘左’或‘右’的帽子。丁玲在这个问题上‘左’，就批评她的这个‘左’，而她在另 外的问题上不‘左’，就不要一古脑儿说她‘左’。”(《丁玲同志印象记》)笔者以为 ，这才是一种向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但是这种批评，最好 是不用“摘句”的方式，而是“顾及全篇”“顾及作者全人”、以及她“所处的社会状 态”；否则，又会“近乎说梦”，让人驳斥起来不需费什么工夫。
2001年“三八节”那天，《南方周末》发表了林贤治先生《左右说丁玲》的文章。他 在“作者题记”中说：“丁玲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一个 未及完成却因意外打击而几乎碎裂的作家，一个忠实于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奋斗的 作家。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她的写作事业，以及她的坎坷一生?……我们在经受了十年劫 难之后走到了今天，已经学会了宽容，可以不再计较强暴、伪善、卑劣和无耻，却不想 放过一个弱势者，一个长期受怀疑、受歧视，以致备受打击的人。那是不公正的。只要 了解了这位女性作家的受难史、抗争史和创造史，我们将会为曾经对她作过的右或者左 的责难而感到难堪……”不知袁先生以为如何。
这并不是说，丁玲需要怜悯。她一辈子生性倔强，从未希求过任何怜悯。丁玲也不是 神，是神也该请下神坛。金无足赤，丁玲也会有缺点。但是，她到底对在哪里，到底错 在哪里，作为一位正直的丁玲研究学者，有责任把事实真相告诉读者。如果对一些已经 了然的东西再来一番云山雾罩，何来是非可言?尽管钱塘江潮年年有，丁玲还是丁玲。 九泉之下的丁玲，永将依然故我，不会因潮起潮落而变来变去……
收稿日期：2002-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