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审美文化批判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现在有迹象表明，“文化批判”正在成为人文知识分子介入当代文化的一种思想利器，然而由于“批判”概念长期以来在中国片面化、狭隘化、极端化的使用，这一概念的运用可能造成某些误解，甚至显得逆耳和刺目，因此有必要先为之正名。
文化批判不是政治批判，不是道德批判，也不同于经验形态的批评或评论。文化批判首先是对于当代文化的一种分析、梳理、考察和反思。最早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批判”概念的是康德，他的“三大批判”就旨在分析和研究人的心理功能，追问人获取知识是否可能以及如何成为可能，考察人的理智、情感、意志有多大能力、多大范围。文化批判首先是在考察、分析和研究的意义上对于当代文化所作的一种学理研究。
文化批判也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启发。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质，发挥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即对于现存事物的批判，特别是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现存文化的批判，例如马尔库塞著名的社会批判著作《单面人》副标题就是“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则对发达工业社会流行的“文化工业”的欺骗公众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对于文化批判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观点和命题是值得借鉴的，有两点理由：一是法兰克福学派所针对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状况与我们所处的现代商品社会的文化状况尽管有着巨大的差异，但也不乏类似之处，二是由于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当今的信息传播突出地表现为同时性和即时性，这使得任何有形或无形的万里长城对于不同文化的阻隔愈发成为不可能，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传通和融会正在缩小甚至消除它们之间固有的差距，使得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常常会面临共同的问题，如果说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所存在的悬殊仍很明显的话，那么它们在文化上却呈现出趋同的势头。这两点共性使得我们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借鉴吸取成为可能和必要。但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又有两点根本性的不同：一是理论基础不同，法兰克福学派世称“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但它却是一种经过改造甚至曲解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其中每个学者都有不同的侧重方面，但大都致力于将各种流行的思想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杂糅成一体，包括狄尔泰、柏格森、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人的学说，例如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建基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之上，是一种“精神—心理解放论”，企图建立一种以“快乐原则”为普遍准则的精神乌托邦，阿尔多诺则将精神乌托邦建立在人的生命本体之中，倡言通过美和艺术来实现对于全面崩溃的世界的救赎。而我们则认为当代文化的出路不能从人的自然本能中去寻找，而应靠人的价值观念，包括信仰、信念、理想去照亮，如果说前者所采取的是一种趋下的、退守的文化策略的话，那么我们所坚持的则是一种趋上的、进取的文化策略。二是理论倾向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带有“准政治理论”的非学术化倾向，并不谨守学术的边界，带有文化激进主义的色彩，他们往往把政治问题引向学术领域，将学术政治化，将学术直接转化为政治实践，因而这一理论一度成为“青年造反哲学”、“新左派
哲学”风靡一时。而我们则认为根据中国国情，主张“文化批判”必须恪守学术界域，在理论考察和探讨中提供一套不同于流行观念的价值体系，唯其如此，倒可能是一条更加有利于当代文化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基于这两点不同，文化批判又不能照搬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学说。
再次，文化批判不光是否定性、消解性的，而且也是建设性、构成性的。它要对当代文化存在的缺陷进行否定和拒斥，但它不是用政治概念和道德规范去对当代文化下判断，不是对当代文化进行道德审判和政治斗争，而是依据文化的规范例如文化的健全性、合理性和生长性来对当代文化作出价值判断，激浊扬清、去芜存菁，进而探讨建立新型文化形态的可能性。另外，文化批判也不是脱离实际的向壁虚构和纸上谈兵，它并不只是谋求知识的增长，它更主要是通过对人们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实践的规范和导向，推动当代文化向更加健全、合理、优化的形态转化。在这里也显示了理论的现实意义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
二
当代审美文化是当代文化中最活跃、最有影响因而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方面。“当代审美文化”是一个特指概念，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应运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生产出来的文化，包括流行歌曲、摇滚乐、卡拉OK、迪斯科、肥皂剧、武侠片、警匪片、明星传记、言情小说、旅行读物、时装表演、西式快餐、电子游戏、婚纱摄影、文化衫等等。需要说明的是，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把当代审美文化称为“大众文化”，其实多有不贴切之处，因为就其内涵来说，当代审美文化恰恰只是一种“小众文化”，它的生产者、制作者恰恰不是“大众”而只是“小众”，只是在人口数量上所占比例极小的制作人、策划人、广告商和经纪人，大众只是其推销和牟利的对象，虽然大众在市场上作为买方常常倍受逢迎、倍受奉承，但在文化上恰恰不具主动权和支配权，而只是被控制、被操纵、被利用的，是被制作和推销文化的“小众”牵着鼻子走的。另外，使用“大众文化”也容易引起使用上的混淆，如今人们所说的“大众”已不是往常所说的“工农大众”，而主要是指现代都市大众，是指那些生活在现代都市之中、或受到现代都市化进程影响的乡镇和农村的社会人口，其人多势众，但成分复杂、界限模糊、情况多变，完全不是“工农兵”之类概念所能涵盖。显而易见，以这种“大众”为主体的文化与30年代或延安时期所说的“大众文化”其性质已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如果不加鉴别地混用“大众文化”的概念，则可能带来种种语义上的误解和释义上的麻烦。为此，笔者不赞同将当代审美文化称为“大众文化”。
当代审美文化不同于以往任何文化形态的地方有两点，一是经济动机上升为支配文化行为的主导力量，二是现代科技改变了文化的内在构成和运作方式。这两点决定了当代审美文化的两大基本矛盾：经济冲动与文化冲动的相互对立，科技含量与人文含量的相互抗衡。当代审美文化的所有矛盾大致可从这两大基本矛盾而得到揭示。
当代审美文化是一种经济型的文化，对它来说，市场行情、供求关系、消费需求具有决定意义，票房价值、上座率、收视率、畅销度是其命脉，文化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围绕盈利这一目的来组织和安排，遵循市场规则、顺应消费趋势必须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一旦盈利的目的不能有效达到，它的运作过程就势将阻滞、停顿和中止，甚至面临亏损、停业、破产。但是即便如此，如果文化仅仅听命于市场，服从于盈利，那也势必走入误区，因为当代审美文化终究是一种文化，文化的特质在这里仍然是应该得到尊重和保证的，文化对于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的对抗性、超越性和批判性仍然是其灵魂所在。丹尼尔·贝尔有一个说法，经济所依据的原则是“效益”，而文化所依据的原则是“自我实现”。（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56-59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所谓“自我实现”与信念、信仰、理想等价值体系相连，属于意义的领域、价值的领域。一旦把“效益”原则奉为唯一的、最高的原则，以之排挤和取代“自我实现”的原则，文化与金钱算计、物质实利之间失去了距离、抹煞了界限，为了牟取经济、物质的实利而丢弃了信念、信仰、理想，那么文化便将失去它的魂魄，这势必给文化带来深重的灾厄。
当代审美文化的另一显著特点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无冕之王。电视、广播、报纸、书刊、电影、录音、录像、光盘、电脑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等日新月异的传播方式，建立起了以都市为中心、辐射面无比广阔的传输网，将以都市居民为主体的所有接受者纳入受众的范围。而这些崭新的传播方式无一不与当代审美文化相关，只要产生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旋即便会有若干新的审美文化样式问世，随之又总是会引发新一轮的潮流和时尚，带来极其可观的商业效益。大众传播媒介所凭藉的各种科技手段大都是本世纪第三次技术革命以来的产物，有着极高的科技含量。科技含量的倾重大大地改变了当代审美文化的构成和特质，使其运作过程日趋程序化、精确化、自动化，使其生产方式日趋社会化、集约化、规模化，同时也使得文化产品日趋标准化、格式化、通用化。这里也潜伏着一个误区，因为无论科技手段再先进，它仍然只是一种工具、一种载体，这种手段和工具的逻辑对于目的和本体的逻辑只是外在的，一旦这种外在的逻辑入主文化，变成文化内在的逻辑，那就势必导致文化的个性、风格、品位、深度的严重削弱，而这一切，恰恰正是文化的魅力所在。这同样会给文化带来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总之，当代审美文化正处于经济与文化、科技与人文这多种冲动力的拉扯、争抢和劫夺之中，它被扭曲、变形、撕裂，并从而表现出种种特有的文化征象，如消费性、娱乐性、复制性、平面性、边缘性、包装性、快餐性等，固然不能说这些变化都是消极的、负面的，但其存在着重大缺陷则是显而易见的，这正需要通过文化批判来加以规范和制衡。
三
文化批判还必须追问当代审美文化的哲学基础。
当今成为整个社会“集体无意识”的经济冲动，其哲学基础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有着很深的根基，它在当今商品大潮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更为盛行，它的强力渗透使得“有用即真理”的思想在文化领域中也变得十分时髦，对于作为文化根柢的那些终极性的东西如信念、信仰、理想等等产生着严重的腐蚀和消解作用，有可能造成深刻的精神危机：当人们除了“有用”什么都不相信的时候，“有用”便成了唯一的偶像，这就导致了新的崇拜心理和宗教意识的孳生，导致了商品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的抬头。而且在当代审美文化中流行的实用主义档次并不高，只是一种经验形态的实用主义哲学，它很容易将一切加以庸俗化，当它把有用视为真理，把欲望视为信念，把需要当作原则，把实利当作标准时，文化的终极意义便被彻底庸俗化了，其结果就是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的肆意泛滥。
当代审美文化的另一哲学基础是技术主义。科学技术是人类发明创造的，但是它也可能变成压迫人、限制人的异化力量，当前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正在助长着科学技术与人相互对立的倾向，在飞速发展的高新科技面前，人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无能也越来越被动，被迫放弃了主动权、创造力和自由度，科技力量的压抑致使人的精神萎缩、情感淡薄、人性缺失，造成了大批缺乏价值追求的人，如果说还残留着一点价值追求的话，那就是对于科技力量的崇拜，形成了一种技术拜物教。其结果就是文化的片面性，科技文化压倒了文学文化，而在科技文化中技术文化又压倒了科学文化。在当代文化中大红大紫、炙手可热的唯有那些关乎人们生活实用和经济收益的技术手段，即使是基础科学，其价值也只有在对技术的应用性和有效性作出说明时才有可能得到重视，而那些诉诸人类终极价值的文学文化就更无人问津了。这也造成了文化的肤浅性，一旦文化的超越性为技术的实在性所消解，文化便变成了一种娱乐和消遣，变成了一场犹如置身于游乐园的过山车、卡拉OK厅或面对着游戏机时的毫无创造性的游戏。
针对当代审美文化的上述哲学动向，文化批判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一是抵御实用主义对于文化的侵蚀，消除文化的急功近利色彩，拒斥文化实践中的短期行为，强化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否定性、对抗性和超越性，确立文化普遍、恒久、深远的价值目标；二是在强大的技术力量面前守持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自由度，确立信念、信仰和理想等精神价值在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将人的精神价值追求与现代科技的物质奇迹平衡起来，将人情人性的柔性与高新技术的刚性平衡起来，建成一种健全、合理、向上的当代文化形态。
四
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文化批判立足的基点何在？鉴于当代审美文化的上述现状，我们认为，这一基点应落实在现代人文精神之上。关于现代人文精神，人们已经发表了不少意见，我们觉得还有必要强调一下现代人文精神的理想特质。现代人文精神所体现的是一种终极关怀而不是一种初级关怀，它往往超出于人的实际需要之上，表现出对于实际需要的异在性、对抗性和超越性，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其一，提倡现代人文精神所要解决的并非吃、穿、住、行等生存需要层级的问题，并非在物质实用的层面上给人提供一种操作性的方案和指导；其二，现代人文精神也不构成直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完成某种社会使命的手段，它与具体的、实在的政治目的和社会使命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总之，对于现代人文精神不能作片面、狭隘、急功近利的理解，现代人文精神关注的是人性提升这一终极性问题，它致力于推动人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发挥自身潜力，向自身的生命极限和精神极限挑战。因此这种现代人文精神又常常表现为一种人文理想，它不完全属于知识的领域，而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信念和信仰的领域，它在信念和信仰的高层次上引领着当代审美文化的发展，使之呈现出积极、向上、进取的态势。可能有人会觉得在当今中国大谈人文理想是否太奢侈了？笔者的看法恰恰相反，应该说当今中国过多的是物质，缺少的是精神，过多的是欲望，缺少的是理性，过多的是实际，缺少的是理想，如果将理想的王国拉回到现实王国的地面上来，消除了它对于日常生活和物质实用的异在性、对立性和超越性，那倒恰恰是当代审美文化的莫大不幸！
五
一个时期以来，美学似乎总是在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进退失据，找不到自己的感觉。按说美学是一门哲学意味很浓、思辨倾向很强的理论学科，它的本真地位在纯粹理性的领域之中，美学以审美文化为研究对象，但从深层次上说它要解决的却是人之为人以及如何为人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如何实现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如何改变和提高人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之类根本性、终极性的问题，例如关于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之关系的永恒思索就构成了人类纯粹理性领域中的又一“哥德巴赫猜想”。美学的历史进程正记载着人从一个特殊的侧翼对于自身的精神极限所展开的一次又一次艰苦卓绝的冲击，其价值决非凭什么物质功利、经济实用可以衡量。但是如今这一纯粹理性的立场已经被弃若敝屣，美学中的陈景润不再能够赢得社会的热情关注，即使有幸被人念及，人们伸手向它索取的也首先是实际功用。而美学自身也常常耐不住寂寞、经不起诱惑，“反认他乡是故乡”，开始到实践理性的领域去寻找归宿，而且这种实践理性又仅限于对生活实用、经济指标或市场效益的追逐。由于中国人的学问历来过多受到“内圣外王”、“修齐治平”这一传统的熏染，在其血脉中过多残留着“经世致用”思想的遗传基因，所以这种实践理性冲动一时还来势凶猛、难以遏止。但是一旦这种急功近利的势头冲破了理论所固有的边界，理论与实践之间没有了界限，那么美学就一点也不“美”，甚至不成其为“学”了，这就恰如文人一旦“下海”就不复是本来意义上的“文人”一样。甚至事情还远不止于此，一旦学术为实践理性的狂热冲动所裹挟，完全抛弃了纯粹理性的本位，突破了纯粹理性的边界，还可能造成远近历史上都曾经有过的灾难性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有些美学理论对于当代审美文化所存在的弊端也并未起到针砭和制衡的作用，相反地倒是采取了一种曲意迎合和怂恿的态度，其表现一是亦步亦趋地为当今流行的市场权力、技术统治和工具理性作出说明、提供论证，对于变幻莫测的社会潮流缺乏超越和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二是泛化倾向，形形色色贴着“实用美学”、“实用文化”商标的泛理论相继问世，但又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所以人们所看到的与其说是实际生活在理论总结中得到提高，不如说是理论在降格以求中大大地掉了档次，三是理论学说成了单面性的肯定文化。对流行的东西、人们一拥而上、趋之若鹜的东西一律鼓掌、一味叫好，流露出无原则的从众心理和媚俗倾向。
六
处于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这两者的巨大张力之间，美学的安身立命之处何在？
说到底，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门学科都是有用的，彻头彻尾“无用”的理论和学科压根儿就不会存在，不过这个“用”也总是有高低、远近、久暂、显隐之分。美学之“用”并不表现为直接的、物化的实践理性，不表现为经济实利和市场效益，或者说白了，它不表现为挣钱多少。在当前的文化状况下，美学之“用”表现为它的批判理性。所谓“批判理性”，就是以文化批判的形式张扬一种变革精神和进取精神，它所操持的是文化批判的方法，是对种种当代审美文化现象进行考察，同时也要考察流行的观点、思想、学说，包括对于美学自身的考察，当然如前所述，这种文化批判不只是否定、针砭和拒斥，而且也是引导、提高和重建，最终达到促使社会文化和理论学说这两个方面都发生积极转变的目的。应该说，这是美学超出于任何物质功利和生活实用之上的“大用”。
总之，对于当今流行的社会文化和理论学说进行批判考察已经成为当代美学一个重要的课题，美学所应操持的批判理性既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的领域交界，又保持自身相对明确的界域，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纯粹理性属于科学的领域，它所凭借的能力是理智和认识，它的对象是真，它所遵循的原则是客观规律性；实践理性属于实际生活的领域，它所凭借的能力是意志和欲望，它的对象是善，它所遵循的原则是主观目的性；批判理性则处于这两者之间，它植根于科学但又不拘囿于科学，它包含着湛深的学理但又不仅仅是个学理的问题，批判理性肩负着批判和制衡流行文化和流行学说的社会道义和历史使命，但是它又不诉诸感性实践意志以及接踵而来的感性实践行为，批判理性主要通过高扬现代人文精神来对整个社会的精神结构和思想体系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因此，尽管批判理性也追求善，但是与实践理性却有着重大的区别，实践理性所追求的善主要是物质需求的满足，而批判理性所追求的善则主要是一种精神需求的满足，后者更多与探索、理解、创新、成功、自尊、自信和爱有关，标志着人性的提升和发展。同时，批判理性所提出的人文精神又不是凭空臆造的结果，它需要对于历史与现实具有沉潜的研究、精审的洞察和透辟的理解，它对于当代审美文化所作的批判，恰恰是以深厚的学理和深入的研讨为根柢的，这就是说，批判理性的人文精神，又必须拥有纯粹理性的深厚背景，谨守理论的学科边界，才能真正得以标举。
因此，当代美学在承当起对于当代审美文化以及流行的理论学说进行人文导向的重大使命时，它所操持的批判理性就既是合规律性的，又是合目的性的，但它又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判然有别：它以知识为深厚背景，但又不完全属于知识的领域；它要实现善，但又不至于落入以利相倾的生活实用领域。它是在价值的领域、意义的领域之中，通过提供某种信念、信仰的概念和范本，以凝聚整个社会的精神结构和思想体系，使之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之上，以一种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势头，抵抗和制衡那种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文化风尚，防止在市场权力和技术统治的巨大压力之下泯灭了对于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的企望和追求，使得人们的社会行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行为保持一种健全合理、振奋向上的趋势，进而有效地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和社会理想。
七
与上述批判理性相适应，文化批判也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方式。
文化批判针对的是直接现实，是实际生活中普遍存在也十分具体的审美文化现象，它要寻绎当代审美文化与器物、制度、观念等多种层面文化因素之间的联系，要分析当代审美文化的构成状况和基本矛盾，要界定当代审美文化的本质、特性和价值，要清理当代审美文化正负两面的关系，要寻求重新构建的可能和途径。在此过程中它要大量接触感性现象和实证材料，当然它并不仅止于此，而要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理论升华。这样，文化批判便与通常的美学研究呈现为截然相反的逻辑路径，不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演绎法，而是主要运用自下而上的归纳法，在大量的感性现象和直观经验中归纳出某些带普遍性、必然性的东西来，其中许多规律如果不直接接触现实是无从发现、无以揭示的，仅靠抽象的理论推演是无论如何推不出来的。
抽象思辨是美学的胜场，自有美学那天起，解决有关美的问题总是需要求助于玄思，因此抽象思辨可以说是美学运思的基本方法。当代审美文化包含着大量现象形态的东西，对于这些现象形态的东西的把握仅靠抽象思辨未必能够奏效，抽象思辨与感性现象在思维活动中并不一一对应，并不完全吻合，人的感觉往往是说不出的。人们对于感性现象的把握常常需要求助于知性。知性是从感觉、直观等感性意识中提升出来，它已经对感觉和直观作了一定的抽象，扬弃了这些感性意识的局限性，但是据此就认为知性与感性意识的具体性相互对立，则是一种误解，知性是将抽象的思维内容置于具体的思维形式之中。黑格尔说：“由知性所建立的普遍性乃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坚持地对立着，致使其自身同时也成为一特殊的东西了。”（注：黑格尔：《小逻辑》第172-173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总之知性处于从具体的感性意识到抽象的理性思辨之间的中间状态，它不像感性或理性那样壁垒森严、不可逾越，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而是亦此亦彼、亦彼亦此，处于个别性与普遍性、具体性与抽象性的中途，表现为黑格尔所说的“知性逻辑”：“这只是各式各样的思想形式或规定排比在一起的事实记录，却把它们当作某种无限的东西。”（注：黑格尔：《小逻辑》第182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这就是说，文化批判主要采用知性思维的方式，它对于当代审美文化具体现象的把握不是诉诸思辨和推理，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不是用逻辑来说明逻辑，而是采用现象描述和经验归纳的方法，切近现象层面的事实和情状，但在这种现象描述和经验归纳中却融贯着研究主体清明的理智态度和犀利的思想穿透，在对事实和情状的概括和综合之中趋向对于普遍规律和一般意义的深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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