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变迁的中国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演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_经济增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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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促进了30多年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尤为显著[1-3]。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通过影响要素投入和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进而产生制度贡献[4]。一些学者推算，制度因素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出增长增加0.15—0.225个百分点[5-6]。Acemoglu在研究中却指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并不确定[7]。制度变迁犹如一把“双刃剑”，在看到它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的同时，还要对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8]。制度改革和制度变迁的方向有可能是正向的，也有可能是负向的，即制度变迁反映的是对不断变化环境的适应[9]。高质量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制度的不稳定也会产生阻碍经济增长的转型成本[10]，导致脆弱性。1990年6月在马耳他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上首次提出“经济脆弱性”。199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正式提出经济脆弱性(Economic，Vulnerability)的概念，并将经济脆弱性作为衡量国家和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11]。脆弱性被认为是系统本身固有的一种属性，有效诊断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对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12]。目前，脆弱性研究成为一种范式，成为可持续研究的热点[13]。经济脆弱性的研究尺度主要包括微观尺度的企业脆弱性，中观尺度的区域经济脆弱性和宏观尺度的国家经济脆弱性。研究的领域包括欠发达地区的研究[14-15]；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的研究(如旅游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16-17]、石油城市经济脆弱性[18-19]、矿业城市经济脆弱性[20]；经济脆弱性的规避策略研究[21]；经济增长与环境的脆弱性的关系研究等[22]。

       目前关于经济增长系统与脆弱性的研究文献很少，结合制度因素的脆弱性研究处于比较薄弱的阶段。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经济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系统积累了许多矛盾，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脆弱性[23]。因此，厘清制度变迁收益的基础上，深入掌握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产生的脆弱性，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降低和预防经济脆弱性，防范经济增长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促经济增长的空间，实现更多潜在的制度变迁收益，促进中国经济更快更好地持续健康增长[24]。

       一、经济增长脆弱性的概念和评价模型

       (一)经济增长脆弱性的概念

       经济增长脆弱性的概念目前文献很少有学者提出，更多的是经济脆弱性的概念。199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认为经济脆弱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因遭受未预料到事件冲击而引起的损害所具有的承受能力”[11]。

-Zorrilla(2006)梳理了经济脆弱性，把经济脆弱性作为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LDC)的经济发展问题。经济脆弱性更多的指由于自然资源的缺乏、单一化的经济造成出口依赖、经济地理处于封闭，所引起的自身经济力量难以控制的暴露，多元化经济发展困难，导致经济危机或经济风险的产生[25]。Briguglio等(2008)定义经济脆弱性是指系统面对外部冲击时呈现的暴露，是系统内部的本质属性。并认为对于一些人均GDP高的国家也会呈现较高的经济脆弱性，并提出了经济脆弱性中的“新加坡悖论”[26]。Stefan Kienberger(2012)认为经济脆弱性类似与风险，定义经济脆弱性为敏感性和应对能力的函数[27]。国内学者对于经济脆弱性的也有一些定义。如，苏飞、张平宇(2010)认为经济系统脆弱性是指由于经济系统对系统内外各种扰动的敏感性以及缺乏应对不利扰动的能力而使该系统容易受到损害的一种本质属性[18]；武剑，杨爱婷(2012)定义经济脆弱性是各种经济指标综合属性的一种表现，主要包含敏感性和应对性两个方面[23]。经济增长系统是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概念和内涵和经济系统类似。因此，借鉴以上专家的经济脆弱性概念，定义本文中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的概念：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指经济增长系统在面临不确定因素干扰中呈现出的增长要素敏感性和措施的应对性，进而在增长系统内部结构呈现的不稳定的本质属性。

       (二)经济增长脆弱性的评价模型

       Polsky等(2008)发展了基于暴露—敏感—适应的VSD评价整合模型，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脆弱性评价模型[28]。李博(2014)认为脆弱性的评价就是通过敏感性和应对性两者之间的反比例函数[29]。本文中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评价的数学模型为：

      

      

表示区域i的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

表示区域i的经济增长敏感性；

表示区域i的经济措施应对性。

       经济增长系统包含增长敏感性和应对性两个方面。经济增长敏感性是增长系统内外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所具有的承受能力；经济增长应对性是促使经济增长稳定持续增长的能力。经济增长系统的脆弱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经济增长脆弱性的表征是在经济增长敏感性和应对性在相互作用中产生一定程度的脆弱性。当经济增长敏感性越强，脆弱性有可能越大，其脆弱性的体现是根据经济增长的应对性。如果应对性弱，脆弱性指数就必然大；如果应对性也强，这个时候就要分析二者的相对变化中，脆弱性指数体现出来的大小。反之，亦是如此。因此，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经济增长脆弱性指数的大小更多表征的是经济增长系统所处的一种状态。

       二、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一)评价指标的构建

       选取GDP增长、收入增长、就业增长、产业增长、投资增长和贸易增长作为经济增长敏感性指标。把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增长系统的应对性指标。借鉴金玉国，樊纲、王小鲁等研究的市场化指数来代表经济制度变迁的指标[3][8]。制度变迁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①市场利益主体分配格局变化的市场和政府关系；②产权制度变化中非国有经济的地位；③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④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⑤全球化和一体化程度。具体指标见表1。

      

       (二)评价方法

       脆弱性的评价方法主要有综合指数法、模糊数学方法、图层叠置法、脆弱性函数模型评价法和模糊物元评价法等[30]。综合指数法是目前脆弱性评价值最为常用的方法，但是在权重上更多体现的是人为主观因素。本文采用综合指数法里面的熵权法，其优点在于可以客观地确定指标权重，摆脱主观性确定权重的人为因素，能够准确地反映数据的客观规律。熵权法进行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的评价具体步骤：

       第一步：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三、中国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评价结果

       (一)数据的选取

       根据表1中指标体系，选择中国1979-2013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原始数据来源于1978-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年鉴》。涉及价格要素指标采用1978年作为基期的实际价格。中国在1985年开始统计专利数字，1979-1984年专利申请和授权数存在缺失，所以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计入的数据为1985-2013数据。

       (二)信息熵值、效用值和权重

       根据计算熵权法步骤，得到中国经济增长系统中各指标的信息熵值、效用值和权重，见表2。

      

       (三)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评价结果

       根据公式(1)和(7)得到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的敏感性、应对性和脆弱性的评价值。结合标准差分级法和专家评判，分别对敏感性、应对性和脆弱性评价值从低到高划分了极低、低、中、高和极高五类不同等级。具体评价结果如表3。

      

       四、中国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演变过程分析

       (一)脆弱性演变过程分析

       1979-2013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呈现逐渐从极高度的脆弱性向极低度的脆弱性演变的态势，演变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2年，经济增长系统基本上呈现高度的脆弱性。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系统呈现高度脆弱性的根源在于经济制度不断的变革，导致现实经济环境与制度环境的不匹配，出现的阶段性波动。另外在新旧制度的转换过程中，存在的利益冲突，造成的摩擦成本，引起制度变迁成本上升或者效率损失，制度效益打了折扣，因此导致高度脆弱性。1978年中国拉开了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并推动了经济增长，百废待兴的制度环境却不能及时顺应这样的变革形势，导致随后的1979-1992年经济增长系统呈现高度脆弱性。1982年实行在公有制基础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制度安排。1984年明确提出商品经济的概念，经济体制变革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阶段是在风险过大的制度环境中，所做的市场化转型的较大变革。但是，制定这样的制度变革，却不能应对经济增长中的实践问题。1988年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化阶段，特别是对于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明确对企业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立法。但是，工业企业的市场环境还是受到制约，不能完全发挥主体作用。1992年，实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明确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解决了制度变革中的关键性问题。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解放了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束缚。

       第二阶段：1993-2013年，制度变迁的步伐并没有停止，经济增长系统呈现稳态的低度脆弱性。究其原因在于制度的本底环境已经基本建立，摩擦成本下降，利益冲突相对减少，制度效益凸显，制度已经能够有效或者高质量地应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变化，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新常态。1997年，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使经济体制改革迈出更大步伐。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经济进入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阶段。2013年明确提出深化经济改革的重点是以产权制度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渐进式的制度改革，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增强，制度对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逐渐增强和完善，制度红利的效应凸显。

       (二)经济敏感性和制度应对性演变分析

       从经济敏感性结果看，1979-2013年呈现出波动状态说明经济增长系统的敏感性指标容易受到干扰，进而产生相应的波动，波动性是经济增长系统的本质属性。从敏感性和脆弱性二者的相关分析看(表4)，相关系数为0.162，呈现正的弱相关，说明敏感性波动能导致脆弱性的随之波动，但是作用并不显著。

      

       从制度应对性结果看，1979-2013年基本呈现出从极低到极高应对性稳定向上的演化态势，说明经济制度环境的改善和制度质量的不断提高。应对性和脆弱性的相关分析看(表4)，相关系数为-0.521，呈现中度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如果制度的应对性越强，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就会越低。考虑到制度应对性产生的滞后性，因此建立制度性应对性和脆弱性的分布滞后模型(表5)。从表5中看出，制度应对性滞后2年t值变为正值，此时R[2]值为0.5124，DW值也较低，拟合程度为中等，说明制度应对指标减弱增长系统的的脆弱性存在2年的滞后期。

      

       五、中国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因子分析

       (一)障碍度模型及结果

       脆弱性的影响因子分析主要是采用障碍度模型进行分析，可以探究影响经济增长系统的主要制约因素，掌握脆弱性产生的根源，采取积极地对策和规避措施。障碍度的模型主要从敏感性和应对应指标中，计算出障碍的大小。障碍度越大，说明其对经济增长系统的影响越大，容易引发系统的脆弱性[23]。障碍度的计算公式为：

      

      

为第j个指标的障碍度；

为第j个指标权重；

为第i个样本第j个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根据公式(8)计算得出1979-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系统中年度排名前五影响因子的障碍因素及其障碍度(表6)。

      

       (二)影响因子分析

       1.总体特征分析。依据表6数据进行频次分析，1979-2013年排名前五个的障碍因素指标为：

(非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

(出口占GDP比重)和

(进口占GDP比重)三个指标都出现20次，

(进口增长率)出现17次，

(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例)出现14次。排名前五的指标中除了

都是制度应对性指标，包含了制度变迁中的三个方面，说明目前影响经济增长系统主要的是制度性障碍，反映出制度应对性指标形成的环境还不够完善，自身发展的不足，应对性的制度措施仍需要完善，提升具有较大的空间。首先，产权制度的改革(

)是主要障碍因素。产权多样化的程度是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障碍的存在说明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还没有达到一个合理的上限，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促进中小微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应当成为今后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关键因子。其次是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障碍(

和

)。全球化进程中，进出口的比重成为衡量的主要指标，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面临很多的机遇和挑战。随着内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例如市场竞争的加剧，国际分工利益的自利性，进出口贸易环境的稳定与安全性、经济资源的流动和转移的时效性等，在中国加入WTO短短的十几年时间，相应的制度环境完善，与世界各国经济的融合和交流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后是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的障碍(

)。要素市场里面选取实际外资利用占GDP的程度，出现障碍说明实际利用外资的程度不足。主要原因在于要素市场的扭曲，地方政府垄断性保护出现寻租行为，抑制了外资的利用。加速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有效利用外资的投入程度，是要素市场发育完善的基础。五个障碍指标中唯一的增长敏感性指标是

(进口增长率)。其原因在于中国一直强调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远大于进口，导致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加快对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加大关税税率的改革，破除贸易壁垒，加大开放力度，可以加速实现贸易的增长，特别是进口贸易的增长。

       2.阶段性特征分析。第一阶段：1979-1986年，影响经济增长系统的障碍因素基本上是增长要素敏感性指标。增长在这个阶段成为主要的目标，并引发了增长系统的不稳定性，成为主要障碍因素。第二阶段：1987-1994年，影响经济增长系统的障碍因素是敏感性指标和应对用指标共同作用。制度应对性开始出现，但是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完善，此阶段增长的敏感性指标和制度应对性指标共同导致经济增长系统呈现障碍性。1995-2013年，影响经济增长系统的障碍因素更多的是制度应对性指标。说明制度环境和经济增长环境的不匹配，因此导致障碍性出现。1992年后，第一障碍因素指标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1992-2002年

为要为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标，2004-2008年

和

为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指，2009-2013年

和

为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标。规律性出现的都是制度应对性指标，第一障碍因素呈现规律性说明在此阶段破除制度障碍的困难和需要的时间性。因此，掌握出不同阶段的障碍因素，可以更好地从顶层的制度设计上，建立破除影响经济增长系统的制度环境。近期分析看，2009年以来，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的障碍因素凸显。从选取指标分析，专利的申请和授权反映了在市场经济的规制下，市场竞争的法制环境和竞争的实力体现。以专利为代表的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成为国家创新、技术创新的经济竞争实力。知识产权的保护，专利申请和授权，特别是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和保护的制度环境在中国需要更多的完善和加强。

       六、结论

       1979-2013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系统脆弱性呈现逐渐从极高度的脆弱性向极低度的脆弱性演变的态势。演变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92年，基本上呈现经济增长系统的高度脆弱性。原因在于新旧制度的转换过程中，现实经济环境与制度环境的不匹配，利益冲突造成的摩擦成本，引起制度变迁成本上升或者效率损失，制度效益受损。第二阶段：1993-2013年，经济增长系统呈现稳态的低度脆弱性。原因在于制度的本底环境已经建立，在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经济增长系统已经能够有效或者高质量地应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变化。相关关系发现，脆弱性和敏感性关系不大，脆弱性和应对性呈现中度负相关，制度应对增长系统的脆弱性存在2年的滞后期。影响因子分析发现，1979-2013年主要是制度性障碍影响经济增长系统，但是存在阶段性规律特征。2009年以来，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的障碍因素凸显。说明亟须加大专利申请和授权为主的国家创新、技术创新的力度，完善和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和保护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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