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关”到“入世”：韩国、巴西、墨西哥三国的体制转换与政策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西哥论文,巴西论文,韩国论文,入关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目前WTO的主要成员国中，韩国、 巴西和墨西哥在诸多方面与我国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发展中大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都居于主导地位。此外，这三个国家之间还有其相同之处，就是都创造过发展奇迹，也都经历过经济危机。本文将以这三个国家的政策调整与体制转换为研究重点，通过比较方法分析缔约国政府与WTO／GATT的互动关系。
考虑到经济全球化这一重要历史背景对国际经济秩序和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作用，也为了使我们的比较更有针对性，我们将把GATT和WTO两个历史阶段结合起来进行比较。也就是说， 我们将首先比较各个国家“入关”前后的政策调整与体制转换情况，然后探讨它们“入世”后面临的新问题。
最后，我们将在比较GATT与WTO异同的基础上， 总结和提出我国政府入世的政策选择和改革方向。
三国入关前后的体制转换与政策调整
巴西是GATT的早期缔约国之一，韩国于1967年3月正式加入 GATT，墨西哥于1986年8月成为GATT的正式缔约国。由于国情不同， 加入GATT对三国国内政策和体制的影响是有差异的。但是，在相对封闭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三国的体制调整方向、方法以及政策取向又有许多相同之处。我们着重研究的是它们的共同点。
市场经济模式
三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整个GATT阶段，三个国家实行的都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和工业化深入发展的时期，政府在经济生活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很多经济活动中，政府通过替代市场来培植市场，政府官员通过替代企业家来壮大企业。与此相关的背景是，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自从30年代经济危机以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明显加强。所以，由发达国家推动形成的GATT并不认为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三个国家也都没有因为加入GATT而改变经济模式。
发展战略
根据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来界定的发展战略主要有两种，一是进口替代战略，二是出口替代战略。前者立足于内需的扩大和国内产业的发展，后者着眼于外需的增加和外向型产业的壮大。三国对于发展战略的选择方向、选择方式和选择时机都有一定差异。
50年代，韩国一直实行进口替代战略。1962年，因为以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为重点的产业升级已经完成，也鉴于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狭小、资金短缺、劳动力过剩等实际情况，韩国决定申请加入GATT，走向国际市场，拓展生存空间。为此，韩国确定了“贸易立国”方针，并提出了出口导向战略，其核心思想是以国外为原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通过增加出口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墨西哥在1938—1988年一直执行进口替代战略。长期实施这一战略导致了几个问题：一是开拓进口替代品市场占用了大量的政府投资，农业、交通、能源等部门的投资受到限制，致使经济发展出现瓶颈；二是过度保护导致本国产品成本增加、质量下降；三是大量进口原材料和机器设备导致对外依赖性增加。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同时根据GATT有关缔约国的要求，墨西哥政府于1988年12月开始推行出口替代战略，实行贸易自由化。
巴西的对外战略具有明显的易变性和波动性。50年代，巴西为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大力推进进口替代战略。60年代，为减少外贸赤字，解决经常项目收支严重失衡问题，巴西开始推行出口替代战略。70年代中后期，因国际收支和债务问题，巴西再次调整发展战略，有选择地综合使用进口替代和促进出口政策。90年代，由于经济环境的稳定和外部条件的好转，巴西又把通过外贸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作为发展战略。
三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出口替代与进口替代并不是它们的发展目标，而只是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一种手段和途径。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实现工业化才是他们真正的战略目标，而且是共同的战略目标。与此相关的背景是，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虽然已经实现工业化，但是还处于完善和健全的过程中。这一背景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目标不但是明确的，而且与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要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外贸体制
外贸体制包括进口体制和出口体制。调整的内容一般包括关税税率和各种非关税保护措施。既然关税减免是加入GATT的题中之义，韩、巴、墨三国在入关后，都根据GATT的要求对关税进行了调整，减少了非关税壁垒，对关税实行了大幅度减免。同时，也根据GATT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有关例外条款，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
韩国政府为了配合战略转型，入关之前即降低了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产品的关税。入关后第一年，总体关税税率下调到14%，制造业产品的关税税率下调到12%，初级产品的名义关税税率下调到17%。但是对于政府扶持的行业，则保留了高关税政策和各种非关税保护措施。例如，韩国为了扶持本国汽车工业，用了近20年时间才较大幅度地降低了进口关税，同时采取了多种非关税保护措施，主要包括：鼓励使用国产车，对进入汽车行业的外资予以限制，通过立法限制外国汽车进口，通过制定严格的技术标准限制进口车车型，通过课征高额消费税限制进口轿车的使用。
墨西哥在入关前，对于进口主要采取征收关税和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两种手段，对于出口则采取多种鼓励措施。入关后，墨西哥加速推进出口体制改革，用两年多的时间取消了大部分商品的进口许可证，先后三次减少关税档次。到80年代末，平均税率降到17.3%，需要进口许可证的商品只占进口商品的1.7%。对出口的支持政策虽有调整， 但政府仍坚持对出口的领导，例如：国家继续从资金、外汇、税收等多方面为出口企业提供优惠；继续扶持重点出口企业。
巴西由于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关税体制也出现过多次变化。但是不管怎样变化，历届政府都有一根弦是紧绷着的，即只要外贸状况恶化，就采取多种措施控制进口，鼓励和支持出口。
不管是进口限制的减少，还是出口刺激的间接化，都反映了政府干预的减少，也都说明了GATT对缔约国政府的约束和影响。但是，从三国入关后对外贸体制仍然具有绝对控制权这一点来看，主权国家政府的意志在GATT时代是无所不在的。
汇率与金融体制
汇率体制主要是受IMF的影响，与GATT没有直接关系。但是， 汇率高估与否，外汇管制是松还是紧，直接关系到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三国入关后都对汇率体制进行了调整。不过整体说来，它们对汇率的调整力度都不大。例如，巴、墨两国长期实行“钉住爬行”的汇率政策，根据本国与美国的通胀率差异情况，每天进行小幅度汇率浮动。虽然其基本趋向是贬值，但总的幅度很小。
在GATT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金融服务贸易的规模都比较小。但是，金融体系是否完善，金融环境是否宽松，还是对国内企业的资金筹措能力和外资的进入数量有重要影响。因此，韩、巴、墨三国在入关后，为刺激出口，吸引外资，对金融体系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韩国在入关前已对金融市场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入关后，韩国又加速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放松金融管制，采用国际金融惯例，大量引进外资，吸引外资银行到韩设立分行或代表处。
1982年，墨西哥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了控制国内金融形势，政府对银行实行了国有化。入关后，墨西哥开始实行金融改革，解除利率控制，同意银行投资采用国际标准，允许外国资本在本国金融机构少量持股。1990年以后又开始推动银行非国有化。
入关后，巴西金融市场一直比较活跃，1987年即有103 家商业银行，其中包括国营29家，私营56家，外资18家。此外，还有储蓄银行5 家，投资银行44家，开发银行15家。
汇率制度相对保守，金融体系相对灵活，是三个国家入关后的共同倾向。这种组合方式在GATT阶段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主要是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从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繁荣。当然，这里的前提是有一个良好的国际金融秩序。如果国际金融失序就要另当别论。
宏观调控政策
在GATT阶段，韩、巴、墨三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具有高度同一性，都服务于工业化目标。三者只是在分工上有所不同：经济战略提供的是一种方向、一种路径；经济体制提供的是一种基石、一种空间；经济政策提供的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二是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居于主导地位。例如，韩国政府在入关后，主要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配置资源，引导市场活动，控制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帮助本国企业在对外竞争中形成优势。巴西政府则主要通过财政手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间的平衡发展，通过产业政策支持某些现代工业部门和基础产业部门的增长。
总体说来，在世界各国普遍注重内向发展的前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信息技术还处于萌芽阶段的工业时代，GATT提供的磋商机制并没有为世界各国政府提供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改革的范式，各个国家强烈追求的不仅是政治上的自主自立，在经济上也都在探索着自己的模式，谋求着自己的独立发展。而每一种具体模式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从体制到政策，从内到外，从宏观到微观，到处都体现着政府的意志和行政色彩。从而，当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感受就是，在各国政府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下，很多体制和政策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一种统一于主权国家政府意志的一致性）。由于这种一致性，三个国家分别创造了韩国模式、巴西奇迹和墨西哥奇迹。但是，在政府频繁更迭和政策频繁调整的情况下，这种一致性一定是很脆弱的，三个国家经历的困难与危机可以说明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一致性建立的前提是全世界都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建设和发展工业社会，一旦这一前提变了，这种一致性就会遭到破坏，如果不被破坏，它也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种束缚。
WTO成立后，韩国、巴西、墨西哥三国面临的主要问题
进入90年代以后，墨西哥政府着力推动私有化，全面推进经济改革，但是由于本币持续高估，经常项目逆差加大，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所以，1994年末在大幅贬值的刺激下，墨西哥金融危机突然爆发。
韩国政府并没有随着WTO的建立而迅速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 政府依旧主导着经济发展，出口导向战略依旧在推行。很多问题也正是在这种曾经享誉全球的韩国模式中不断积累和加剧的。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之后，韩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没有了；在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中，传统的加工制成品的出口萎缩了；在政府与大企业、大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背后，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了。1997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韩国终因这一系列问题而陷入金融危机。
90年代中期，巴西政府大刀阔斧地推动了经济改革，包括：加快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增强企业活力；减少进口限制，逐步拆除关税壁垒，取消歧视性的鼓励与补贴，开放市场，实行自由贸易；修改外汇汇率刺激出口，实现外汇自由化；抑制恶性通胀，营造良好的国内经济环境。可是，在外债负担的沉重压力下，在投资者恐惧心理的作用下，巴西还是于1999年初陷入了金融动荡。
这三个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的起因似乎都与国际贸易无关，而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失序有着直接关系。在它们复苏的过程中，主要的参与者是IMF， WTO 似乎也处于不相干的位置。 但是事实上， 这一系列危机在WTO的酝酿、形成和发展阶段爆发，决不是偶然的。这一切都可以从WTO对GATT的取代上，从WTO的发展中找到问题的症结。
从表面看，建立WTO的构想是欧盟为限制美国滥用“301”条款而提出的，其最终形成不过是大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从本质分析， WTO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产业结构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已经完成了其经济结构在全球范围内的初步调整，信息产业蓬勃发展，传统工业渐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贸易结构上看，发达国家高附加值科技产品的出口大量增加，传统工业品在进口中的比例明显扩大。从贸易主体看，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其规模、范围都达到空前程度。经济全球化需要新的游戏规则。发达国家一方面要保持和保护自己的科技优势，一方面要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得到更多的传统工业产品。这样，WTO就呼之欲出了：首先， 要为新规则确定法律保障，所以需要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正式组织；其次，要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规则确定下来，就是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少量技术密集型产品进行等价交换；再次，要通过共同的市场体制来保证这一规则。于是，和GATT相比，WTO 就有了三个重要特征：（1）它的地位与IMF和世界银行相当，是一个常设国际组织，具有法人资格，可以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行为提供一个共同的制度框架。（2 ）它主要负责管理三个协定，即商品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和知识产权协定。其中，对前两个协定的管理原则是实行贸易自由化，对知识产权则强调保护。这种“一放一管”，可以使“以少换多”的交换原则合法化、长期化。（3）它是一个合约组织。 它不会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行使权力，但是可以对缔约国的国内经济施加影响。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融入全球化就意味着接受WTO的规则。 一味坚持民族化就意味着否定WTO的规则。事实上， 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意识到，融入全球化是必然的，那么根据WTO 的新规则来调整自己的政策、转变自己的体制也就是必然的。问题是，这里面有几个基本矛盾：在发展战略上，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矛盾，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单纯的内向型发展和外向型发展都遇到了巨大障碍。关起门来全力推进工业化，或者完全按照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其结果都是与迈入信息社会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在信息化方面搞赶超战略，一方面受到人才与技术的限制，一方面也受到工业发展水平的制约。
从市场经济模式看，由跨国公司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减少政府干预；数字化时代的企业成长方式与管理模式，也要求政府减少干预，至少是改变干预方法。这时，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自我定位，一方面却难以马上找到新的位置。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无所不为，于是政府很容易陷入一种尴尬境地。韩国因改革滞后而受到困扰，巴西、墨西哥因改革力度过大而遭遇危机，这是所谓的“过犹不及”，同时也说明了政府找到合适的位置是何等困难。
汇率体制本来不是WTO的问题， 却时时处处影响和制约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这说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在国际金融失序的情况下，WTO 为国际贸易建立起来的秩序并不能保证国际经济不出现问题。
从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的关系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体制转换的方向应该是自由化，可是经济政策的重点却常常是国内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体制与政策之间是有矛盾的。
三国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入世的启示
巴西入关的时候，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为50%；韩国入关的时候，很多直接补贴手段还被广泛使用；墨西哥入关的时候，金融服务贸易的协定还没有出台。我们今天入世，遇到的门槛之高是这些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今天，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为4%， 发展中国家也已降到13%左右。而且，服务贸易与知识产权已经成为重要的谈判内容。所以，我们很难从三个国家的入关经验中找到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但是，通过仔细研究三个国家入关后的发展脉络，我们却可以对我国政府如何应对WTO有一个整体的把握。通过分析WTO与GATT在背景、规则方面的异同，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既然WTO与GATT一脉相承，我们就必须消除一种误解，就是WTO会侵犯国家主权。从韩国、巴西、墨西哥三国入关的经验看，WTO ／GATT对缔约国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和建立经济体制方面虽然是有约束力的，但不会破坏它们的权威性和独立性，更不会完全取代政府，因此，在体制转换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政府不应该“缺位”。
2.从WTO是GATT的更高级形式这一点来看，各缔约国在GATT 阶段的市场化和自由化举措，不管当时是否比较激进，在今天的入世之路中都应该是应有之义。因此，政府各部门中，凡是根据GATT的基本标准处于“越位”位置的，都应该积极主动“退位”。
3.既然我们今天入世的大背景已经是全球化和数字化，既然我们同时面临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任务，既然我们必须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作出抉择，既然我们面对的是重重矛盾和种种机遇，我们就必须以入世为契机，仔细思考我们21世纪的现代化之路。21世纪的经济现代化也许还可以概括为四个现代化，但是其内涵一定不同于上个世纪。今天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模式、怎样的进程，它们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怎样的结构、怎样的次序，这都是我们入世后要研究的问题。只有彻底搞清这些问题，我们才不会在未来的全球经济生活中陷入被动。这些问题既是体制问题，也是政策问题。推动工业化需要城市化，而推动信息化的发展则需要改变整个政府审批和管理体制。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也一定是打破地方割据局面的过程。
4.经济环境的改变，以及WTO规则的调整， 决定了传统的出口替代和进口替代战略在今天都显得过于简单。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国家的导向只能是兼顾内外，而不是在内与外之间取舍。对我国来说，扩大内需和开拓国际市场的任务都很重，我们不可能完全采取进口替代战略，也不可能完全采取出口替代战略，这就要求我们制订一个科学的、现实的和具有内在同一性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这一战略，我们应该能够把两种取向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协调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根据这一战略，建立或者改革相关的经济体制，比如汇率体制。（截稿日期：2000年4 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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