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地区论文,后期论文,移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大批北方人民为避战乱向南方迁移。此后，由于藩镇割据、唐末农民战争和军阀混战造成的战乱，以及逃避沉重赋役等原因，北方人民的南迁断断续续都在进行着，一直持续到五代十国结束，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民的南迁浪潮，移民遍布南方各地。其中包括今浙、沪两省市和苏、皖两省长江以南部分的江南地区，吸收的移民人数最多，是移民的主要迁入区之一，移民对江南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 迁移过程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北方陷于战乱之中。安史叛军因在南阳（今河南邓州市）和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等地遭到唐军的顽强抵抗，在淮河以南的活动相当有限，更未进入江南。除了永王璘、刘展两次叛乱产生过时间较短的局部战争，江南大体保持着和平的局面。此外，自东晋南朝以来江南即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基于这两种原因，安史乱后玄宗率部分臣僚逃入蜀中，士大夫则多奔东南。顾况说：“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①a]；李白指出：“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①b]；《旧唐书》卷一四八《权德舆传》载：“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韩愈追溯道：“当是时，中国新去乱，士多避处江淮间。尝为显官得名声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数”[②b]。所谓的“吴、东吴、江东、江淮”，或仅指江南，或指包括江南、江西和淮南在内的区域。虽然文献很少提到普通百姓的迁移，一般说来士大夫迁客较多的地方，也是百姓迁移之所在。据上引诸人之语，时人认为江南是安史之乱期间北方移民最多的地方。
安史之乱时形势的急剧发展以及向江南迁移的人潮是如此之盛，以至于不少人都以为朝廷将要迁入江南，在此情况下，坐镇江陵的永王璘率兵数万顺长江东下，袭击吴郡（治今苏苏州市）等地，企图抢先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建立半壁江山[③b]。由于江南的繁富，一些北方军事野心家也率军经淮南南下。上元元年（760年），刘展率亲属和宋州兵七千人进入江淮，在长江南北为唐军击败[④b]，便是一个例子。各种政治势力的进入，对北方人民向江南的迁移潮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刘展叛军的活动一度使江南陷入动乱之中，“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⑤b]受此影响，一些江南人民也参加到外迁避难者的行列。原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市）的诗人戴叔伦便因“淮汴初丧乱，蒋山烽火起”，和姐夫一起率亲族乘商船溯长江西上，迁入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以后其姐夫一家定居于此[⑥b]。不过，这种动乱局面并未维持很久，即使浙东袁晁起事规模和活动地域也相当有限，往往一二年左右即被扑灭，因此为躲避战乱而发生的江南人民的外迁规模不大。
广德元年（763年）安史之乱结束，不久开始进入藩镇割据时期。约自建中元年（780年）起，藩镇之间争夺地盘和藩镇与朝廷之间的战争开始升级。如果战争持续几年，战乱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也会向南迁移避乱。建中末由于德宗出逃梁州（今陕西汉中市），镇守江东的韩滉以为德宗将要南迁江南，聚兵修石头城（即金陵），置馆第数十以待之[①c]。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必然有一些北方移民迁入江南，在陈州（今河南淮阳县）任职的孙起偕父母逃入江南便是其中的一例[②c]。白居易族人四散逃难，其七兄便逃到于潜（今浙江临安县西）[③c]。定居婺州的河东人何晋，则在会昌中朝廷平定泽潞节镇时自晋城（山西今市）避兵南迁[④c]。
除此之外，因躲避沉重的封建负担而南迁的逃户也达到一定的。不过，藩镇割据时的战争主要发生在关中和河南一带，自两地南迁避乱的下层人民多就近迁入蜀中和湖北、江西，避赋役南迁的人主要迁入那些未得到充分开发地广人稀的地区，迁入江南的下层人民并不很多。但江南却是上层移民的主要寄住区，“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便是对这种状况的说明[⑤c]。
僖宗乾符二年（875年），爆发了王仙芝和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由于黄巢采用流动作战的方式，战区遍及黄河流域和今四川以外的南方各地。中和四年（884年）历时九年余的农民战争结束，但在镇压黄巢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各派军阀随即展开激烈厮杀，残酷的战争持续二三十年，一直延续到五代。为了保全性命，黄河流域人民不得不又一次向安全地区迁徙，出现唐代最大规模的北方人民南迁潮，江南复成为移民最多的地区。洛阳人许浑迁居润州不久，北方的亲友也相继避难而至，他不由得发出“全家南渡远，旧友北来频”的感慨[①d]。安史之乱时江南是士大夫移民最多的地方，唐末同样如此，“四方豪杰与京都士族往往避地江湖”[②d]。
位今苏、皖两省淮河、长江之间的淮南地区也是各派军阀激烈厮杀的地区，“被兵六年，士民转徒几尽”[③d]，与之一江之隔的江南成为移民主要迁入区。景福元年（892年），孙儒“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④d]，迁入江南，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定居江阴（江苏今市）的葛涛和定居歙州（今安徽歙县）的孙抗的祖先，都在此时迁自扬州[⑤d]。
唐末的北方移民相当部分是随各种武装力量进入的。江南的黄巢军作战经过的区域，乾符五年（878年）黄巢首次进入南方时，便“驱河南、山南之民十余万”自淮南进入江南，再入福建和广州[⑥d]，广明元年（880年）黄巢军再次经江南北上。因某种原因有一定数量的黄巢部卒留居江南，唐末一度控制浙东七州之地的刘汉宏就是其中之一[⑦d]。唐末为征黄巢和争夺江南，也有相当多的北方军队涌入江南。中和二年（882年），原河南军阀秦宗权部下、和州刺史秦彦率所部数千人占据宣州（治今安徽宣州市）[⑧d]。大顺二年（891年）正月，活动在淮南的秦宗权大将孙儒“尽举淮、蔡之兵济江”，自润州转战江南北部[①e]。孙儒部于光启三年（887年）渡淮时，有兵万人，随其进入江南的北方军人至少有几千人。此外，孙儒军中还有一定数量的淮南人民。这些军人，相当部分都留居江南。
唐末，淮南杨行密和两浙钱镠为争夺太湖流域发生过一定规模的战争。在战争中，钱氏下属的一些军人沦为杨氏的战俘，而杨氏沦为钱氏战俘的军人也为数不少。例如，乾宁四年（897年）的一次战争，两浙将顾全大破淮南十八营，俘虏大将魏约以下三千人[②e]；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吴越军击败包围苏州的淮南军，生擒淮南军三千余人[③e]。
五代时，江南以今太湖西北部和天目山一线为界，其东属于吴越国，其西属于吴国和代之而立的南唐。两国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而北方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中，先后经历了后梁、后晋、后唐、后汉和后周五个王朝，每次改朝换代无不通过军事武力。此外，唐末开始壮大的契丹族五代时不断向中原扩张，甚至进入开封。自后周时起，北方政权开始对淮南用兵，企图统一南方。上述战争过程都要刺激一批批北方人民向南迁移。
为了增加国家的力量，吴国采取吸引北方移民特别是士人的作法”，“起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士有羁旅于吴者，皆齿用之”[④e]。由此，“北士人闻风而至者无虚日”[⑤e]。南唐继承了这一作法，不仅注意招收上层移民，也注意招纳下层移民，规定：“其向风面内者，有司计口给食，愿耕食者授之土田，仍复三年租役。”[⑥e]南唐保大七年（949年）正月，淮北因后晋、后汉更替陷于混乱之中，自发性武装较多，南唐派皇甫晖率兵万人北上招降，后汉的亳州蒙城镇将等人均率部归服，迁入南唐[①f]，即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招纳活动。吴国都城在江北的扬州，江南是其重要部分；南唐都城在江宁（今江苏南京市），江南为国土的主体。因此，江南是二国北方移民的重要迁入地。在招徕北方人才方面，吴越国同样很积极：“常使画工数十人居淞江（今吴淞江），号莺手校尉，伺北方流移来者，咸写貌以闻，择清俊福厚者用之。”[②f]优惠的政策必然要吸引大批南下的移民迁入，因此五代时江南仍是北方移民的重要迁入区。
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周世宗率军大举进攻南唐，攻破位今江苏长江以北的海州、泰州和静海军等地。泰州的士庶老幼在刺史的率领下，尽室渡江南迁[③f]。由于无法抵抗后周军队的进攻，南唐元宗下令焚烧东都（今扬州市）的宫殿、寺庙和民居，将人民悉数迁到长江以南[④f]。不久，南唐求和，上表自称“国主”，割江北之地予后周，又引起淮南人民新的南迁，原居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北）的李元清就是随同南唐溃兵一同迁入金陵的[⑤f]。这次迁移，无疑是五代时期淮南人民最大规模的一次南迁。由于南唐灭亡的时间（宋开宝八年，即975年）离此次南迁相隔17年，淮南移民都不可能重新北返，大多数人只能定居在江南。
二 移民分布
为了能够作比较细致的研究并进行定量分析，笔者从唐宋文献的人物传、墓志铭和神道碑中搜集了743名北方移民的迁移资料，其中分布在江南各州的人数如下表：
唐宋文献中分布江南各州的北方个体移民人数
地区名
移民数
升州
10
苏州
16
常州8
润州4
池州2
宣州8
歙州
11
越、浙中2
浙东1
杭州
13
越州6
婺州6
明州2
湖州2
睦州1
台州1
温州3
处州1
衢州4
南唐
12
江南、江淮 16
吴越、江浙 5
据表，北方移民在江南的分布面相当广，以江南平原的苏州、常州、升州、杭州、越州及皖南山区的宣州、歙州等州较为密集。
苏州长期以来是太湖流域的区域中心，影响并达到长江下游地区，唐代的江南东道治所即设于此。由于经济文化发达，向来被誉为“甲郡标天下”[①g]。唐代北方移民以其为重要聚居地，列表移民中16人分布于此，居各州第一位。
梁肃在安史乱时自北方迁入苏州一带，他说苏州治所吴县：“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三编户之一，由是人俗桀杂，号为难治。”[②g]北方移民竟占到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可见移民数量之多。天宝时苏州有人口63万余[③g]，准此比例估算，移民至少有二三十万。
唐末北方武装势力自淮南进入苏州。僖宗光启二年（886年），感化军牙将张雄自徐州率众三百进入苏州，次年六合镇将、原黄巢部下徐约率部驱逐张雄，占据苏州[①h]。与此同时，单独迁入的北方移民人数甚多。例如，毕师颜及其子宗逸避黄巢乱，自山东郓州迁家苏州盘门外[②h]，郑戬祖先于唐末自北方定居吴下，以后世代为吴县人[③h]。此外，嘉兴（浙江今市）县唐末也有移民分布[④h]。
白居易说唐后期苏州周围的常、润、杭诸州经济状况：“海内时无事，江南岁有秋。生民皆乐业，地主尽贤侯。郊静销戈马，城高逼斗牛。平河七百里，沃壤二三州。”[⑤h]既然苏州有较多数量的移民，这些州也不应例外。大历中，朝迁评价各地刺史治绩，润、常两州刺史均被推为第一，治绩之一是“业来游口”[⑥h]。大历初安史之乱已经结束，有能力的北方人纷纷北归，无为北返者开始在南方定居，所谓的“业来游口”应主要指北方移民在南方定居。卒于贞元十一年（795年）的京兆人杜氏，是在“□岁中原盗贼奔突时避地东土”，随父母定居润州句容的[⑦h]。虽然因碑文缺字年代不详，据文意和卒年推测当是安史乱时迁入。来自河北的移民张祜在长庆年间（821—824年）迁入润州，杜牧之子杜晦辞则在唐末退稳于常州阳羡（即义兴，今宜兴市）[⑧h]。唐末扬州大乱，不少人举家南迁，上举葛涛的事例说明与之一江之隔的常州是移民的主要迁入地之一。
自隋平南朝以后，六朝古都金陵（今南京市）地位一落千丈，唐初废为蒋州，继沦为润州属县。但是，金陵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天下大乱时的重要地位，势必成为吸引北方移民的中心，永泰中（765—766年）博陵安平人崔造和其朋友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便侨居于此[①i]。唐末，自北方南下的感化军牙将张雄自苏州退出后占据升州[②i]，零散迁入的移民为数更多，长安人刘著便是代表[③i]。
五代升州改为江宁府，为南唐国都，境内的北方移民必然以此为首选迁入地，如卢氏、朱元[④i]，都自北方迁入。南唐后期因后周南侵而大举南迁的淮南人民，也多定居在金陵一带[⑤i]。在上表中升州有10人，仅次于苏州、杭州和歙州，但南唐（因不知迁入地故列此）的12位移民中，大部分可能定居在都城，因此移民实际数量应多于唐末的其他州。
永泰元年（765年）李华撰《杭州刺史厅壁记》[⑥i]，说：“杭州东南名郡，……。此州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国家阜成，兆人户口日益增。……。方隅有事以来，承制权假以相国元公，旬朔之间，生人受赐，由于望甲余州，名士良将递临此部。”虽然安史乱后来此的“名士良将”等人士未必都是移民，但其中有一些人是移民却是不容怀疑的。原任蓟县（今北京市）县尉的王某于安禄山反后奉母亲杨氏南迁，其母卒于杭州富阳县境，王某后封御史、著作郎[⑦i]，自然是一位上层移民。另一位来自北海（今山东青州市）的移民唐熊，天宝末也因避地迁居余杭[⑧i]。元和间白居易兄弟避乱离散，其中一人流离于此[⑨i]。唐末钱镠以杭州为基地，割据浙江，后建立吴越国，以杭州为都城。吴越国厚待北方上层移民，这些人大多应居住在杭州。吴越国的军队中颇多来自北方的军人（见上）。为了保卫都城的需要，屯聚在杭州周围的北方籍军人人数应多于其他地方。在上表中杭州在13人，人数仅次于苏州，表明杭州是移民的重要迁入区。
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市）位于钱塘江的东面，长期以来是浙东平原的中心，中原兵兴之后，北方人民特别士大夫迁入甚多，“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①j]河北人齐抗、李某和鲁中儒士吴筠，便是安史乱后东游会稽的北方人士，李某和吴筠均死在越州[②j]。安史乱后薛兼训统领越州，为了提高当地的丝织水平，“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③j]，这些军人和妇女大多应定居越州。
贞元年间（785—805年）李汲任越州余姚县令，“子人济俗”，“户口增倍，歌谣至今”[④j]。贞元中自会稽（治今绍兴市）析置上虞县[⑤j]，表明全州的人口都有了一定的增长。贞元十二年，越州刺史皇甫政一份关于向中央进献绫彀的报告提到“请新来客户续补前数”，德宗以为“彼客户者，咸以遭罹苛暴，变成疮夷之人，岂可重伤哉！”[⑥j]在当时的情况下，客户多是未著籍的流民，据此贞元时迁入越州的移民人数甚多，故导致当地人口的较快增长。这批移民迁入的原因阙载，但当时江南似乎不曾发生足以导致较大规模移民的事件，而北方因李希烈和朱泚反叛发生战乱，导致一定数量的移民南下。德宗说他们“咸以遭罹苛暴，变成疮夷之一”，表明他们应是自北方南下的避乱难民。
唐末五代仍有人迁入越州。唐宗室李洧孙唐末避居上虞、嵊、会稽三县交界山区[①k]。杜氏的祖先五代时“南渡至会稽，乐其风土，因居焉”[②k]。襄阳人皮日休和其子光业也在此期间迁入越州的[③k]。
唐末，僧人文喜迁入湖州，长安宫廷乐工李长史流落到武康县[④k]，表明当时有一些移民迁入湖州。不过，有关湖州的资料较少，无从得知移民规模。
皖南山区的宣州（治今市）、歙州（治今歙县）、池州（治今贵池市）位居或靠近长江南岸，当移民渡江南下大道，唐后期五代也有一定数量的北方移民。
安史之乱阶段宣州有相当多的北方移民。例如，李白一家流落江南，曾在秋浦（今贵池市）居住数年，最后定居在宣州当涂[⑤k]。溧阳县（今江苏溧阳市，唐末改属升州）在柳均任县令时人口增加很多。“时干元中（758—760年）大盗初平，……。公之宰溧阳，奸豪屏气，茕婺苏息，流民复，旷土辟”[⑥k]。当时，发生在江南的永王璘之乱已平，高展之乱尚未开始，所说的“大盗初平”应指唐军收复两京和史思明一度表示降唐，据此迁居溧阳的流民主要是北方移民。
永泰元年（765年），宣、歙两州发生方清之乱。“苏州豪士方清因岁凶诱流殍为盗，积数万，依黟、歙间，阻山自防，东南为苦”[⑦k]。方清一度攻陷歙州，并设立昌门县，宣州的秋浦等县也是其活动地域。平乱以后，唐朝在二州地置旌德、绩溪、石埭等县，又自宣州和饶州析置池州[①l]。州、县的设置一般都是人口增加的结果，否则设立以后不久也要撤销。虽然宣州在元和间的著籍户数较天宝减少，但所辖乡的数目却由开元的167个上升为195个，旌德在设县后才四十年便已升为上县[②l]，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当地人口有一定的增加。这些流民来自何方，因文献阙载已很难详知。时值安史之乱刚刚结束，朝廷尚无力安置大批南迁的北方移民，由于饥荒移民被迫团集为盗并非没有可能，南宋初年北方流民武装横行江南即是一个证明[③l]。盗平后接连设县的事实说明，两州动乱的产生是地方行政滞后于人口增长所致。因此，流入两州的大量人口中，应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北方的移民。
宣州是唐末大江南北各派军队激烈争夺的地方，境内的北方军人特别多。窦韦任刺史时，秦宗权部将泰彦攻入，不久又有北兵渡江前来。此外，“是岁南徐（即镇江）刘颢作乱，扬州继丧师，二境流离，人不堪命”，大批移民迁入宣州。此后又有北方军队进入。大顺元年（890年）前后，宣州刺史击败仍留在境内的北方军队和刚渡江前来的孙儒军，两军“其众尽溃”[④l]。由于战争规模不小，进入宣州的北方武装都有相当数量。例如，秦彦部袭击宣州时便有兵数千人[⑤l]。一些北方武装成员被击溃后可能会留居于此。此外，长期驻扎宣州的北方和淮南军人，也有一部分人定居当地。方氏父子就是因此而留居的移民。《十国春秋》卷一一六载：“方虔为杨行密守将，总兵戍宁国，以备两浙。虔后为吴越所擒，其子从训代守宁国，故子孙至今为宁国人”。
宣州境内的下层移民可以河南人杨某为代表，杨某避乱迁入宣州，在此“市田宅，筑室种树，春耕秋收”[①m]，后世代定居于此。
唐末宣州因多次战争土著人口死亡很多。仅裴庆余任刺史时的一次战争，州城人民得以保全，但城外农村人口损失惨重，“无孑遗矣”[②m]。因此，外来移民应在当地人口中占一定比重。
皖南有两个地方因唐末五代时北方移民集中而得以闻名。一个是池州建德（治今东至县北）的桃源。虽然“山溪源远，人迹罕到”，但在“五代之际，衣冠士族避难于此，皆获免焉”，故被称为桃源即便于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③m]。另一个是歙州西南的黄墩，“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者有相与保于此，及事定留居新安，或稍散之旁郡”[④m]。原居沛县（今属江苏）的朱氏，唐宗室成员李氏，都是唐末因避地而留居黄墩的北方移民[⑤m]。
据明代程尚宽《新安名族志》，歙州有明确迁入时间、地点的56姓中，26姓系唐后期五代迁入，其中唐末迁入的又占三分之二以上。由于期间迁入的移民人数较多，歙州列表移民11人，居江南各州前列。
在江南平原和皖南山区以南的各州，也有数量不等的北方移民。有关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市）的个案移民资料多集中在唐末五代，但在其西面的衢州却有一户名叫李涛的移民家庭在安史乱时迁入[⑥m]。安史之乱时衢州的人口有了较多的增长，乾元元年（758年）玉山县自衢州改隶新成立的信州，但在两年后的上元元年有人却说衢州人口未见减少，而且“去岁江湖不登，兹境稍穰，故浙右流离多就遗秉，凡增万余室而不为众。”[①n]在当时的情况下，涌入衢州的万余户“浙石流离”应有南方籍和北方籍两部分人。婺州在开元至元和年间乡数由189年增加到200[②n]，表明人口有一定的增长。既然衢州有一些北方移民，位于其东更靠近江南平原的婺州不应例外。
婺州和衢州均位于江南进入江西和福建的交通要道，难免有一些北方人民在流徙的过程中定居下来。诗人韦庄的几位兄弟便迁入婺州，韦庄为此赋诗：“回头烟树各天涯，婺女星边远寄家。”[③n]宋人王淮、宗泽、王登、时德懋和柴望等人的祖先，都在唐末迁居婺州的金华、义乌、东阳与衢州的江山等县[④n]。
衢州、婺州和越州一线以南的浙南、浙东诸州以及浙西山区的睦州（治今建德市东），安史之乱阶段的移民数量很少，到唐末五代才有一定数量的移民。743名个案移民资料中诸州有8人，除一位姚秘监可能在唐后期迁入睦州[⑤n]，其他7人均在唐末五代迁入。这些移民分布在温州的平阳、瑞安，明州的四明、奉化，处州的丽水等县[⑥n]。
三 移民影响
大量的北方移民涌入江南，必然要对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在五代三个江南割据政权中，吴越国王钱氏是道道地地的南方（杭州）人，政治制度的建立主要依赖本地人，文献中不易见到移民在政治中起较大作用的记载。吴国虽由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杨行密所建立，但其权臣徐温和取而代之的南唐李氏都是移民。不过，由于吴国都城在江北，这些人最早都迁入淮南，南唐建国后后裔或本人始迁到江南。
虽然帮助江南各国建国的军队主要是开国者下属的州郡兵以及其他区域武装，但北方籍军人仍是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吴国军中的北方人最多，由投降的孙儒部特别勇健者五千人组成的“黑云都”，向为冲锋陷战的劲旅[①o]，骑兵也多是北方人[②o]，李神福、安仁义等主要将领都来自北方。吴国建国仅仅三十余年便为南唐取代，军队人员组成并无根本变化。北方籍军人在吴越国军队中的比重显然不及吴国，但仍占一定比重。孙儒死后，“其士卒多奔浙西，钱爱其骁悍，以为中军，号武勇都”[③o]，即是一个证明。
唐末天下大乱，江南也一度陷入乱局，导致战乱的主要原因便是黄巢军、秦宗权军、杨行密军等形形色色的北方和淮南武装力量的南下。而如果没有乱局，钱镠、董昌等江南地方武装力量也就不至于乘乱而起。如上所述，相当一部分移民是在北方武装力量南下时定居在各地的。因此，虽然不能将所有北方军队的南下都说成是移民南迁，但随军南下无疑是移民的一种形式，唐末江南的动乱显然与这种武装移民有关。
安史乱后，江南一些州的户口有所下降。据说常州因遭刘展之乱，“地荒人亡，十里一室”[①p]；苏州因乱以及此后的饥饿、疫病，“死者暴露，亡者惰游，编版之户三耗其二，归耕之人，百无其一”[②p]。这些话虽然都有较大的夸张，但反映出人口有一定的下降。此后江南诸州户口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③p]。上元间移民占苏州编户的三分之一这一事实（见上）告诉我们，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是江南人口数量迅速得到恢复的重要原因之一。
安史之乱结束以后，由于相对和平的环境和北方人口的继续迁入，江南各州的人口仍在继续增长。以苏州为例，元和户100808，较天宝户76421增长32%[④p]。《元郡县图志》保存的部分府州元和户数，普遍低于同书登载的开元户数和《新唐书·地理志》登载的天宝十一年户数，不过北方诸州下降幅度极大，南方诸州要低得多，少数州还有所增加。鉴于元和户数较实际人口偏低，周振鹤先生认为，应将其放大了看，即户数较天宝时大量减少的州也许减少不多，稍有减少的恐怕并未减少，没有减少的则是有所增加，显著增加的应该是大量增加[⑤p]。苏州元和户较天宝户数增长约32%，实际增长应不止于此。白居易咏苏州：“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版籍十万户，兵籍五千人。”[⑥p]杨乘说苏州：“十万人家天堑东，管弦台榭满春风。”[⑦p]此“十万户”估计是城市人口，各县的人口也应有较大的增长。由于人口众多，五代时又自苏州析置秀州（治今浙江嘉兴市）。苏州的事例无疑是江南北部移民较多之州人口增长的一个缩影。
在使用简单生产工具的状况下，劳动人口数量的多寡往往是影响地区开发进展的决定性力量。随着人口的增加，唐后期五代江南人口密集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始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一方面通过开发围田或圩田、山田等方式，扩大耕地面积，另一方面通过兴修水利等方式提高粮食亩产量[①q]就此意义而言，移民的迁入不仅促进江南人口密度的提高，也促进农业生产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进军。
唐代我国手工业技术仍以北方最称发达，北方工匠的南迁必然有利于南方生产技术的进步。闻名于世的歙州歙墨的生产开始于善于制墨的易水（今河北易县）人奚鼐和其弟奚鼎，二人于唐末避乱迁居歙州。奚鼎之子奚超在南唐也以造墨闻名江南，因之被南唐国王赐姓李，此后其子孙世世代代均以制墨为业[②q]。越州人民原不善于丝织，在薛兼训的安排下引进大批北方织妇，她们不仅自己织出较好的产品，而且带动了当地人技术的提高，“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③q]。开元时，越州主要上贡农业副主品，纺织品仅交棱白绫一种。贞元以后在这些贡品之外，“别进异文吴绫，及花皷歇单丝吴绫、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几数十品”[④q]。
人口数量的增多，农业进步和手工业技术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江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加之北方藩镇割据，唐后期政府漕粮和赋税收入主要依赖江南和淮南地区，大和年间杜牧说：“今天下以江淮（指江南和淮南）为国命”[⑤q]，即是对此的扼要说明。
杜甫赋诗：“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学士亦奔波。叹彼幽栖载典籍，萧然暴露依山阿”[①r]，说明文人南迁是一种普遍现象。江南是北方文人的主要迁入地之一，不少人在此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安史乱后迁到江南的北方人崔翰，“通儒书，作五字句诗，敦行孝悌，诙谐纵谑，卓诡不羁，又善饮酒，江南人士多从之游”[②r]。迁入越州山区的鲁中儒士吴筠，“与诗人李白、孔巢父诗篇酬和，逍遥泉石，人多从之”[③r]。“善属文，弱冠游太学，籍甚于公卿间”的北方文人殷怿迁居吴郡，“吴中士大夫得从府君游者，乡党以为荣”[④r]。三人的例子充分说明，北方文人由于他们的知识和名望，深受迁居地人民的尊敬，江南文人大多愿意与之交往，地方文化风气和水平必然得到相应的提高。甚至某些文学形式水平的提高，也与这种交往有关。唐末都官员外郎、著名诗人郑谷避乱江南，南方人孙鲂从之游，“尽得其诗歌体法”[⑤r]，即是一证。
自六朝以来，江南即是人文汇萃之地，全国文化较为先进的地区。经过唐后期五代的发展，水平更高，人才更多。南唐元宗甚至据此得出“自古江北文士，不及江南众多”这样的错误认识[⑥r]。照时人史虚白的看法，“江南称为文物最盛处”的重要原因，是“天下瓜裂，中国衣冠多依齐台（指南唐创立者李昪）”[⑦r]。将江南这一南方先进地区文化的进步都归之于北方移民显然有所夸张，但也并非毫无根据。例如，江南最著名的文人韩熙载便是一位移民，他不仅以自己的文学影响江南，而且“内念报国之意，莫急于人才，于是大开门馆，延纳隽彦，凡占一会一能之士，无不加意收采，唯恐不及”[①s]，为南唐发现并培养了大批人才。罗愿《新安志》卷一在分析歙州文化进步的原因时，也认为：“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风俗益向文雅”。
除了文人迁入，还有很多北方艺术家迁入江南。白居易在江南便遇见一个“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的梨园乐工[②s]。一位在长安梨园吹芦管的李长史，在黄巢乱后流落江南[③s]，说明唐末也有艺术家南迁。艺术家南迁不仅有助于提高江南的艺术水平，也将北方的艺术形式传入江南或扩大在此的流传范围。这方面可以西域乐舞为例。安史乱前，它主要流传于北方，南方较少见。安史乱后，由于北方音乐舞蹈家的南迁，杭州、常州等地都能欣赏到这种乐舞[④s]。直到五代的南唐，西域乐舞仍在江南表演。南唐升元二年（938年）国王派学士孙晟宴请高丽使节，度间便奏龟兹乐，作番戏[⑤s]。盛唐时名噪天下的《霓裳羽衣曲》唐后期流失，残谱流到南唐。南唐后主善于乐舞的国后周氏用琵琶将其重新奏出，“于是开元、天宝之遗音复传于世”[⑥s]。
随着移民的进入，北方的一些社会风尚也传入江南或扩大在此的流传范围。这方面可举牡丹为例。以雍容华贵而深受我国人民喜爱的牡丹本出产于西北，经人工培植和移栽始在各地流传。唐后期是牡丹自北向南传播的重要阶段，《唐语林》卷三对此一段有趣的记载：
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令访牡丹。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得此花，始栽植于庭，栏围甚密，他亦未知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覆其上。
会稽上徐凝见此牡丹，不由地赋《题开元寺牡丹》诗：
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
开元寺僧惠澄生活时代不明，但题诗的徐凝是元和时人，据此，牡丹南移是在元和前后的事。
虽然牡丹的南移未必都是北方移民所为，但牡丹的在唐后期而不是在这以前（包括牡丹最受推崇的盛唐）迁入南方，表明只有在此期间才形成促使其南迁的环境。北方移民熟悉、热爱产自自己家乡的牡丹，通过他们这种喜好又薰陶了南方人民，从而形成促使牡丹南移的环境。
注释：
①a 《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全唐文》卷五二九。
①b 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全唐文》卷三四八。
②b 《考功员外卢君墓铭》，《全唐文》卷五六六。
③b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元载十二月甲辰；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全唐诗》卷一六七。
④b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十二月。
⑤b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上元二年正月。
⑥b 戴叔伦《抚州对事后送外生宋垓归饶州觐侍呈上姊夫》，《全唐诗》卷二七四。
①c 《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十一月；《新唐书》卷一二六《韩滉传》。
②c 《孙府君墓志铭》，载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9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③c 白居易《自河南经乱，……》，《全唐诗》卷四三六。
④c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二《何遁山先生赞》。
⑤c 王禹偁《小畜集》卷三○《柳府群墓碣铭》。
①d 《江上喜洛中亲友继至》，《全唐诗》卷五三一。
②d 苏颂《苏魏公集》卷五五《李公墓志铭》。
③d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昭宗景福元年八月。
④d 《资治通鉴》卷二五八，昭宗大顺二年七月。
⑤d 见蔡襄《端明集》卷三八《葛君墓志铭》；罗愿《新安志》卷六。
⑥d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
⑦d 《新唐书》卷一九○《刘汉宏传》。
⑧d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僖宗中和二年十二月。
①e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昭宗大顺二年正月。
②e 《资治通鉴》卷二六一，昭宗乾宁四年四月癸亥。
③e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七八《吴越二·武肃王世家下》。
④e 《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
⑤e 《十国春秋》卷一五《南唐一·烈祖本纪》。
⑥e 马令《南唐书》卷一。
①f 陆游《南唐书》卷二。
②f 《十国春秋》卷七八《吴越二·武肃王世家下》。
③f 徐铉《周公墓志铭》，《全唐文》卷八八五。
④f 《旧五代史》卷一一八《周书九·世宗纪第五》。
⑤f 《十国春秋》卷二九《南唐十五·李元清传》。
①g 白居易《自到郡斋仅经旬日》，载《全唐诗》卷四四七。
②g 《吴县令厅壁记》，载《全唐文》卷五一九。
③g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①h 《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僖宗光启三年。
②h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宫观》。
③h 胡宿《文恭集》卷三六《郑公墓志铭》。
④h 据杜大圭《琬琰集》卷四○《谢尚书涛神道碑》，谢涛于唐末自缑氏迁入嘉兴。
⑤h 《想东游五十韵》，《全唐诗》卷四五○。
⑥h 《新唐书》卷一○一《萧定传》。
⑦h 刘巨川《杜氏墓志铭》，《全唐文》卷六二二。
⑧h 见《全唐诗》卷五一八张祜小传和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上。
①i 《旧唐书》卷一三○《崔造传》。
②i 《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僖宗光启三年。
③i 范纯仁《范忠宣集》卷一二《刘君墓志铭》。
④i 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九、马令《南唐书》卷二七。
⑤i 例如，濠州人李元清在后周侵淮南时聚集乡人抵抗，兵败后迁入金陵（见上），估计随其迁入的乡人为数不少。
⑥i 载《全唐文》卷三一六。
⑦i 权德舆《杨氏附葬墓志铭》，《全唐文》卷五○四。
⑧i 刘挚《忠肃集》卷一一《唐质肃神道碑》。
⑨i 《全唐诗》卷四三六《自河南离乱……》。
①j 穆员《鲍防碑》，《全唐文》卷七八三。
②j 《新唐书》卷一二八《齐抗传》；《唐代墓志汇编》第1742页《李夫人墓志铭》；权德舆《吴尊师传》，载《全唐文》卷五○七。
③j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④j 《唐故李府君墓志之铭》，载《唐代墓志汇编》第1889页。
⑤j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⑥j 《唐会要》卷九五“逃户”。
①k 黄缙《文献集》卷八上《李先生铭》。
②k 李光《庄简集》卷一八《杜府君墓志铭》。
③k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
④k 《十国春秋》卷八九《僧文喜传》；吴融《赠李长史歌并序》，《全唐诗》卷六八七。
⑤k 见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和《秋浦寄内》，分别载《全唐诗》卷一七四和卷一八四。
⑥k 《柳府君墓志铭》，载《唐代墓志汇编》第1992页。
⑦k 《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
①l 见《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
②l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六。不过，据同卷载，歙州乡数由72减为50，和增县的事实不符，殊不可理解，疑有误。
③l 参见吴松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第六章第一节，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
④l 沈颜《宣州重建小厅记》，《全唐文》卷八六八。
⑤l 《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二年。
①m 刘分《彭城集》卷三四《为杨殿丞作五世祖系事状》。
②m 沈颜《宣州重建小厅记》，《全唐文》卷八六八。
③m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二。
④m 罗愿《新安志》卷三。
⑤m 见程必《铭水集》卷一一《朱惠州行状》，邓文原《巴西集》卷上《李君墓志铭》。
⑥m 《唐代墓志汇编》第1783页《李涛墓志铭》、第1808页《李涛墓志铭》。
①n 李华《衢州刺史厅壁记》，《全唐文》卷三一六。
②n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六。
③n 韦庄《夏口行寄婺州诸弟》，《全唐诗》卷六九八。
④n 分别见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王淮神道碑》、宗泽《宗忠简集》卷七《遗事》、葛仲胜《丹阳集》卷一三《王公墓志铭》、昌祖谦《东莱集》卷一三《时德懋墓志铭》、柴望《秋堂集》卷二《柴公墓志铭》。
⑤n 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二六《姚处士墓志铭》。
⑥n 参见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七《时思堂记》、赵孟俯《松雪斋集》卷六《阙里谱序》、《乾隆温州府志》卷二八、楼钥《攻愧集》卷一○四《张君墓志铭》、陈著《本堂集》卷三七《五氏族谱序》、欧阳修《文忠集》卷二六《谢公墓志铭》。
①o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昭宗景福元年八月。
②o 《资治通鉴》卷二六一，昭宗乾宁四年二月戊申。
③o 《资治通鉴》卷二六三，昭宗天复二年七月。
①p 李华《常州刺史厅壁记》，《全唐文》卷二一六。
②p 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全唐文》卷四三○。
③p 参见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210—21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p 分别据《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
⑤p 《唐代安史之乱和北方人民的南迁》，载《中华文史论丛》1988年第7期。
⑥p 《自到郡斋仅经旬日……》，载《全唐诗》卷四四七。
⑦p 《吴中书事》，《全唐诗》卷五一七。
①q 参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五章第一、第二节，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q 蔡襄《端明集》卷三四《文房四说》；苏易简《文房四谱》。
③q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④q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六。
⑤q 见《全唐文》卷七五三《上宰相求杭州启》。
①r 杜甫《寄柏学士林居》，《全唐诗》卷二二二。
②r 韩愈《崔评事墓志铭》，《全唐文》卷五六六。
③r 权德舆《吴尊师传》，《全唐书》卷五○七。
④r 冯宿《殷公家庙碑》，《全唐文》卷六二四。
⑤r 《十国春秋》卷三一《孙鲂传》。
⑥r 佚名《江南余载》卷上。
⑦r 史虚白《钓矶立谈》。
①s 史虚白《钓矶立谈》。
②s 《江南遇天宝乐叟》，《全唐诗》卷四三五。
③s 吴融《赠李长史歌并序》，《全唐诗》卷六八七。
④s 杭州见张祜《观杭州柘枝》，常州见白居易《看常州柘枝赠贾使君》，分别载《全唐诗》卷五一一和卷四四六。
⑤s 《十国春秋》卷一五《南唐·本纪一》。
⑥s 《十国春秋》卷一八《南唐·列传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