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微博为例探析“后机制”时代社交媒体传播伦理失范问题
林赛赛
摘 要 在中国，以微博为主要代表的社交媒体成了“后机制”时代网民针对各类事件发声的主要渠道。文章以微博为例，试图分析在“后机制”时代社交媒体发挥了怎样的积极作用，以及有哪些问题需要警惕和克服。
关键词 后机制时代；社交网络；群体极化；伦理失范
2017年10月以来，“Me too”运动愈演愈烈并逐渐席卷全球，这一运动呼吁所有遭受过侵犯的女性挺身而出说出受害经历，并在社交媒体附标签发文，以唤起社会关注。作为颇具影响力的国际新闻事件，“Me too”运动在较短时间内可以迅速传播，并吸引公众广泛参与，社交媒体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与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等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合作，邀请了近百位国际知名学者和业界高管对2019年全球新闻传播的发展作了前瞻性预测。其中，美国西北大学传播学院教授Pablo J.Boczkowski认为，“Me too”运动等事件标志着世界进入了“后机制”时代，即传统媒体时代“沉默的大多数”借助于以社交网络和算法平台为代表的“智媒”，相互联结，集聚力量，向积弊缠身的机构和体制表达愤懑，倒逼变革的发生[1]。
在国内，类似事件也频繁发生，“智媒”逐渐成为各类公共事件的策源地，这引起了学界大范围的关注和讨论。
研究区采用航空正射影像和SPOT5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对比分析，地貌形态、断层等区域性或面积较大特征较易识别，解译效果较好。本次遥感解译出滑坡7处、崩塌3处，经过野外验证，解译正确率分别为87.5%、75%，并建立了解译标志，总结出了滑坡、崩塌的解译特征，这为当地的地质灾害调查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微博是“后机制”时代国内网民针对各类事件发声的主要平台。2019年3月15日，新浪微博数据中心发布的最新《2018微博用户发展报告》显示，微博月活跃用户4.62亿，连续三年增长超过7 000万[2]。拥有着巨大传播影响力的微博在“后机制”时代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又存在着哪些需要警惕和克服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1 “后机制”时代：让“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
在大众传播时代，传统媒体面向社会大众进行中心式分发。在这种传播模式下，大众作为受众接收媒体的单向传播，其反馈渠道单一、时效性差、反馈效果微弱。因此在大众传播时代，传统媒体掌握着主要的话语权，而广大受众缺乏表达意识和有效的发声渠道，不得不沦为“沉默的大多数”。
对于已婚人士来说，租金最终可否扣除取决于自己“另一半”的情况。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的,视同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只能由一方扣除住房租金支出。
根据波斯特曼和奥尔波特的界定，谣言的定义为“是一种用口传的方式为主要媒介在人们之间流传以使人们相信，缺少详细具体的材料来证实谣言是确实存在的”。网络谣言和谣言没有本质区别，只在传播媒介上有所差异[4]。
作为主要发声渠道与沟通平台，微博在国内“后机制”时代进程中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维护弱势群体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舆论监督力度等方面释放着巨大能量。但其中不断涌现的传播伦理失范现象同样不容忽视，如不加以规制，很容易造成网络空间秩序崩坏、社会信任基础动摇等不良后果。本文将“后机制”时代微博环境中存在的伦理失范问题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2 微博传播伦理失范：群体极化与谣言泛滥
微博以内容为纽带连接起了社会网络，为大众提供了观点表达的自由广场，“沉默的大多数”得以低成本而高效地发声，同时其交流模式的开放度和灵活度很高，依靠用户间的相互联系很容易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这种力量也就是“后机制”时代倒逼社会生态变革的重要动力。
2.1 群体极化与网络暴力
从2016年乔任梁自杀事件到2017年江歌遇害案，再到2018年的德阳女医生自杀事件，由群体极化衍生出的网络暴力恶果累累。其破坏性变数很大，小则是对个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的侵害或者危害其生命，以及延伸到现实生活的一些麻烦，大则是类似于媒介审判的群众性狂欢处死罪犯，严重影响司法审判的公平和独立。进入“后机制”时代，公众的发声意识愈发高涨，我们也就更需警惕这些负面影响。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网络群体极化比现实中的群体极化现象显得更为严重。在“后机制”时代，借助微博的传播影响力，诸如实名举报、揭露社会机构弊端等各类容易吸引公众眼球的信息得以呈现“病毒式”扩散，并形成持续刺激。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出于从众心理，人们被轻易带动情绪，丧失理智并走向极端化，集体对争议性事件当事人进行过度道德审判、语言侮辱、人肉搜索、线下骚扰等。这些行为无疑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扰乱其正常生活秩序，会对其造成巨大心理伤害，甚至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网络语境下，由于事件本身具有复杂性、事件各主体之间矛盾重重，再加上微博平台上的信息传播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征，极易导致谣言和假信息的滋生和传播。根据动机不同，谣言和假信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意误传，一类是有意捏造，但二者的危害性都是不容忽视的[5]。
“群体极化”最早从社会心理学领域发展而来。后来，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他的书中这样表述这个定义：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3]。
2.2 谣言与假信息泛滥
一直以来，微博在公共信息传达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新闻信息与社会热点的传达方面，其价值尤为显著。比如发挥着强大议程设置作用的微博热搜榜，可以在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最热门的信息与最新的舆论动态，促进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参与。同时，微博还发挥着促进社会沟通的功能，从“纵向”来看，它为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开辟了便捷高效的新通道，有助于促进舆论监督与权威机构公信力的增强，从“横向”来看，微博又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了解和对话提供了可能，十分有效地缓解了不同群体间信息不对称、交流阻力大等问题。
式（2）中：iL(t)表示为电感电流；uc(t)为电容两端电压；ug(t)为输入电压；uo(t)为输出电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公民意识的觉醒，过去的单向线性传播被多元的网状传播所覆盖，受众拥有了更多自主性、创造性和能动性。国内以微博为代表的一批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了他们观点表达的“扩音器”。受众通过微博等表达态度，其目的可能是实现个人诉求，亦可能是促进社会变革，如2018年的中国版“Me too”运动以及2019年10月以来引发社会各界关注的“李心草事件”等，这些事件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与刺激性，容易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迅速发酵为备受关注的热点事件，其进展过程也被纳入公众视野，有了一定的舆论监督色彩。这也决定了此类事件的解决必须更加公开透明，能够经得起社会各界的“审视”。
2019年10月以来持续发酵的“李心草溺亡”事件即是“后机制”时代谣言与假信息流传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典型案例。李心草母亲作为弱势群体，借助微博平台对女儿的非正常死亡提出质疑与控诉，迅速引发社会各界热切关注。其间，“李心草家属买热搜炒作”“涉事两男子及李心草室友为高官子弟”“警方包庇涉事人员不予立案”等谣言与假信息相继流传，使公众情绪随之起伏，影响了对事件的正确认知与判断。同时，公安机关等权威部门的事后反馈也存在着一定的延迟性和模糊性，这无疑削弱了权威机构的公信力，动摇了社会信任基础。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束语
在“后机制”时代，基于社交分发和算法分发的互联网平台大量兴起，为社会大众提供了相互连接的纽带和表达意见的渠道。然而，在公共事件与公共议题的讨论中，公众并不能时刻控制好自己倒逼社会体制变革或实现个人合理诉求的行为尺度，因此衍生出一系列伦理失范的网络群体行为。
其中，在企业内部精细化管理工作当中需要设置专门的审计人员，对企业相关的财务业务进行审计。但是大部分企业都没有设置专门的审计部门，财务审计工作都是由企业原有的财务部门工作人员来完成的，但是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并不是专业的审计人员，审计工作实施的专业性、规范性较差，而且财务人员没有掌握高效的审计方法和理念，审计工作完成的效率也受到了影响，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实际效果没有真正的发挥出来。
在当下的网络语境下，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都呈现出了新的传播特点。一方面，社交媒体中网民的伦理失范行为需要内部力量（网民自身道德水准与媒介素养的提升）与外部力量（法律、平台、管理部门）的联合规制；另一方面，学界和业界应当重新想象和界定“后机制”时代新闻媒体的功能，即由单纯依靠权威账号的信息发布，转向引导和促成机制与公众之间的理性对话[1]。
参考文献
[1]史安斌，王沛楠.2019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基于五大热点话题的全球访谈[J].新闻记者，2019（2）：37-45.
[2]新浪微博数据中心.2018微博用户发展报告[R].2018.
[3]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1.
[4]谢继华，叶继武.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与政府应对策略——以汶川“5·12”大地震为例[J].科教导刊（中旬刊），2012（5）：233-235.
[5]王玉华.网络公共事件传播中微博伦理失范与规制研究[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4.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9）21-0051-02
作者简介： 林赛赛，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在读。
标签：后机制时代论文; 社交网络论文; 群体极化论文; 伦理失范论文;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