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古典主义到阿马蒂亚#183;森的能力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典主义论文,能力论文,马蒂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长期以来，尽管时常遭到质疑，但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在内的主流经济理论始终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人们亦普遍认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均收入的逐步提高，是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甚至是解决一切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根本途径。毫无疑问，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加，是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它是否是唯一的手段、是否同人们的真实生活状况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则值得进一步探讨。至少，分配不公、环境恶化、贪污腐败等现象，尽管对人们的生活质量有重要影响，但并非是经济增长本身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应该指出，经济增长只是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作为一种手段，经济增长在实现或反映其最终目的时至少存在五大缺陷（参见Sen 1988，pp.12－15）：第一，经济增长仅涉及GDP和人均GDP，对GDP在人们之间的分配毫无兴趣；第二，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度量指标，GDP只涉及能够在市场上交易或具有市场价格的商品或服务，而忽略了环境、自然资源、社会资本等难以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其价值、但对人们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的物品；第三，作为GDP测算基础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在现实经济中往往是扭曲的；第四，人们对生活的享受和参与程度，重要的不仅仅是拥有的收入水平，还包括寿命、质量以及同一定收入相对应的商品数量和商品结构等更全面的因素（如收入追不上房价造成的压力和焦虑等）；第五，同样的人均GDP和收入水平，在实现人们的生活目标时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寄生虫病对食物和营养之间关系的影响等）。
为了实现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最终目的，经济学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研究，而应该关注那些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更为广泛的因素。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就是以人们的生活本身为研究对象和出发点，着重对各种手段（包括经济增长）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中的作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转化机制和转化效率等方面进行更全面系统的研究。
二、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基本分析框架
（一）手段与目的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经指出，“财富显然并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美好事物，它只不过是对我们想要的某些东西有用而已”（《尼科马克伦理学》，转引自森2002，第260－261页）。也就是说，不论是商品的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还是财富和资产的占有，都仅仅是人们享受生活的手段或工具而已，其最终目的则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并且，尽管商品和财富是人们实现更美好生活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它显然不是唯一的手段。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现代经济学把人们的效用和福利的增加作为重要目标，但由于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多地定位在物质财富的生产、消费和交换上，始终给予了这些手段以更多的关注，甚至被手段迷住了眼睛而舍弃了经济发展的原本目标。
尽管古典经济学也关注物质财富的生产，但由于把焦点放在人类劳动上，偶尔还会对人类自身状况加以眷顾（马克思更是通过异化理论和剥削理论，痛斥施加在劳动之上的锁链）。然而，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兼顾了人们的主观需求和商品的客观供给，但也许是为了回避不必要的争论、也许是因为对资本的重视，越来越集中于对经济发展手段的分析。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的开篇就指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自此之后，经济学家就始终对商品和财富给予了莫大的关注，逐渐忘却了人在物质财富生产方面的主体性地位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例如，尽管效用本身是一种主观的东西，但在经济理论中只有同客观的商品或财富联系在一起时（通过效用函数），才能进入经济分析的视野。在微观经济学中，理论研究基本遵循了“商品—效用—福利”的思路；在宏观经济学、尤其是国民经济核算中，为了回避对效用进行度量的困难，更是直接以商品（以及供求决定的价格）或财富作为经济增长的度量手段。也就是说，不论是作为微观经济学核心理论工具的（主观）效用，还是作为宏观经济学基本度量手段的物质财富或商品生产（如GDP等宏观指标），都把研究的重心放在物质财富上面。
当然，如果物质财富同人们的生活水平完全线性相关，如果物质财富是实现更理想生活的唯一手段，那么，经济分析的这种简化本来就是理论研究的一个优点。令人遗憾的是，第一，物质财富并不是改进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唯一手段；第二，正如阿马蒂亚·森雄辩地表明的，物质财富和效用对生活质量的度量往往是扭曲的。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阿马蒂亚·森在对新古典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驳后，提出了立足于人类生活本身的“能力方法”。该方法以人们为实现理想的生活方式而能够把握的能力集合（机会与选择）为核心，深入考察了各种手段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商品或财富向能力转化的内在机制以及能力集合的基本内容等问题，对一系列的经济问题提出了全新的、更有成效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二）“能力方法”的基本思路
尽管阿马蒂亚·森对“能力方法”的论述散见于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中，但我们通过图1还是可以对其逻辑思路做大致的了解：
图1 新古典经济学与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
新古典经济学的做法是直接以商品或服务为起点，并通过效用函数把物品和人们的主观感受联系在一起；同时，在福利经济学中，通过对个人效用的进一步加总和比较（通过各种社会福利函数），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福利状况及相关的政策措施做出判断。能力方法的出发点则完全不同，它直接关注同人们生活直接相关的“能力”（Capabilities）和“功能”（Functionings），各种物品（商品和服务）只是实现“能力”和“功能”的手段之一（尽管它们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并且，作为实现某种能力和功能的手段，物品要经过漫漫征程才能达到目标终点，其间的每个中间环节都可能对手段（物品）和目的（能力和功能）之间的转化效率产生决定性影响。由于物品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并没有实质的差异，而各中间环节则可能因地因时发生巨大的变化或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这些中间环节（权利、环境、社会或政治等）在能力方法中具有比“物品”更为重要的角色和作用。
按照阿马蒂亚·森的思想，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不仅应该把已经实现了的“功能”作为目标，更应该把能够实现潜在功能的“能力”与关键的影响因素作为重要的评价目标（例如营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政治权利等）。其中，不论是“功能”和“能力”，还是各种影响因素，它们都是一个“集合”，而不是一维变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马蒂亚·森认为应该构造反映“结构多元性”（Constitutive Plurality）的、包含一系列子指标的综合性指标，而不是在传统的“竞争多元性”（Competitive Plurality）方法中选择某种单一指标。简言之，直接关注人们的能力和实现的功能（而不是物品）、更加强调物品与“能力和功能”之间的转化效率以及采取开阔的视野关注物品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是能力方法不同于新古典方法的根本之处。
为了说明“能力方法”，阿马蒂亚·森采用了一些新的概念，其基本含义同传统用法略有差异，值得略加说明以便于理解。按照阿马蒂亚·森的理解，自由（Freedom）既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手段，“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森2002，第1页）；也就是说，对经济发展的分析实质上就是对“自由”的状况及其扩展程度的考察。同时，功能（Functioning）就是成就（Achievement），每个人具有的功能集合实际上就是人们能够实现的生活条件的不同侧面，它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核心组成部分；能力（Capability）则是每个人结合客观手段和自身条件、在实现“功能”时所具有的机会和能力（Ability）。在能力方法中，“功能”和“能力”构成了“自由”的基本内容，而自由的扩展就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
“自由”、“功能”和“能力”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人们生活质量的集中体现和能力方法的理论核心，它们之间有着密切而微妙的联系。正如上文所说，自由既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手段；其中，前者是自由对发展的建构性作用（即自由是发展的组成部分），后者是自由对发展的工具性作用（即自由是发展的基本手段）。“功能”作为生活质量的核心内容，更多地与发挥建构性作用的自由有关，它既是具有建构性作用的自由的主要组成部分，又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能力”则更多地体现在发挥工具性作用的自由上，它是实现“功能”和发展的终极目的的基本手段。不过，尽管“能力”是工具性自由的主体，但它本身具有一定的建构性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功利主义的后果主义特征和自由至上主义（正义理论）对过程的强调的有机组合。“自由”、“功能”和“能力”之间的关系，可由图2表示：
图2 自由、功能与能力之间的关系
根据图2，自由包括具有建构性作用的自由和发挥工具性作用的自由两类，并由“功能”和“能力”组成，但自由的两种作用和两个组成部分并不相等，主要是由于“能力”的特殊性质。尽管“能力”是工具性自由的主体，但它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建构性作用，即能力不仅是实现自由的基本工具（工具性自由）、而且它本身就是值得人们去追求的（建构性作用）。例如参与社会交往和公共政策辩论的机会等，它不仅有助于更美好生活的实现（工具性作用），而且是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建构性作用）。此外，除了“能力”因其建构性作用而与“功能”相交外，图2的箭头还表示二者之间的决定关系：能力是实现功能的手段和保障，功能则是人们生活质量的核心内容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因此，“能力”在能力方法中处于核心的位置，是各种影响因素的重要载体和传感器，这也许是为什么把这种方法称为“能力方法”的原因之一。
除了作为经济发展和“能力方法”的核心组成部分的“自由”、“功能”和“能力”外，权利（Entitlement）是阿马蒂亚·森早期作品中经常使用的词汇，其含义类似于“能力”概念，“指的是人们在社会中运用他或她面对的全部权利（Rights）或机会，能够支配的各种商品组合的集合”（Sen 1982，参见Sen 1984，p.497）。不过，权利和能力虽然类似，但二者之间仍有重要的区别，前者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支配力，后者则是人们本身能够把握的东西；从权利转化为能力，还取决于个人的特性或条件。例如，为了实现良好的营养这种“功能”，人们首先要通过自己拥有的权利购买一定数量的食物，至于这些食物在实现营养这一“功能”时的能力如何，则还取决于这个人的个人特性，例如是否患有寄生虫病、新陈代谢状况、是否处于怀孕或哺乳期等。
以上述基本脉络和基本概念为基础，我们不难通过例子对能力方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框架做更直观的描述。仍以食品为例，人们获取和消费食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良好的营养这一“功能”。从食品这种物品（手段）到营养目标的实现，要经过一系列的环节。首先，不同的食品具有不同的特性，如卡路里、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等，为了实现营养功能，人们必须根据社会文化、饮食习惯和可获得的食品种类等因素，选择某种食品组合。但是，为了得到这些食品，人们必须先拥有某些支配这些食品的权利，例如用收入通过市场交换购买、借助于自己支配的土地和劳动由自己生产和种植等。其次，人们拥有的权利以及这些权利能够最终得到多少食品，还取决于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收入分配、相对价格（如改革开放前的剪刀差）、社会救助和扶贫政策等。最后，人们通过拥有的权利所获得的一定数量和种类的食品，在最终实现一定的营养水平的能力方面，还取决于个人的特性，例如年龄和性别（例如女性的怀孕和哺乳状况）、体型和新陈代谢率、工作种类和活动水平（如脑力劳动或繁重的体力劳动）、个人嗜好（如抽烟和经常熬夜的人相对较瘦）、社交活动（如在社会交往中可能会把一定比例的食品作为礼物转移出去等）、气候条件、教育水平（尤其是关于营养和健康方面的知识）、医疗条件（如对寄生虫病、相关肠胃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治疗情况）等等，其中每一种个人特性还受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这个例子中，新古典经济学的做法是直接把食品和营养联系在一起（如果它关心营养问题的话），重点分析食品价格和食品供给数量等方面；与这种狭隘的观点不同，能力方法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中间环节，试图通过改善或理顺这些中间转化机制，探讨最终的营养状况。研究重心的转移（从食品到营养）、对中间环节的重视、更为开阔的视野（从单一指标到“功能”集合和“能力”集合），是能力方法不同于传统经济理论的显著特征。下文的分析表明，这种更为开阔的视角，通常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和更为有效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比较：兼论新古典的缺憾
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理论并吸收其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新方法。大致说来，能力方法重点对新古典传统中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中的基本需要方法进行了批判继承，并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生活本身的关注、斯密的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以及拉格朗日等学者的统计度量等古老传统中的合理成分。后文将借助于对能力方法和新古典传统的比较，并结合运用能力方法对粮食与饥荒案例的分析，进一步探讨能力方法的核心内容、展现它的理论魅力和应用价值。
（一）过程与结果
对目标与手段、过程与结果等问题的考虑，是任何一种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从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能力方法对“过程与结果”问题的态度出发，考察它们的不同处理方式，然后按照阿马蒂亚·森的有关论述（Sen 1984，1985），依次对新古典主义的传统做法和发展经济学中的基本需要方法进行考察和评价。
新古典经济学在考察商品或服务的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对人们生活状况的影响时，一般按照“物品—效用—福利”的思路、遵循功利主义的哲学传统来进行。按照阿马蒂亚·森（2002，p.50）的总结，功利主义传统具有三方面的含义：（1）后果主义，即对一切选择或活动的评价都要按照它们所产生的结果来进行；（2）福利主义，即在评价时仅仅根据每种选择或活动所产生的效用，而不关注效用之外的因素；（3）“总量排序”，即仅关心效用总量，而对效用总量在个人之间的分配毫无兴趣。
同仅仅关注实际后果的功利主义不同，政治哲学中的自由至上主义更为强调过程，并给予某些权利和原则以绝对优先的地位。按照这种理论，某些原则（如自由、平等）和权利（如自由权、财产权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不论它们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实际后果，一个良好的社会都必须无条件地予以尊重和优先考虑。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权利和原则同人们的效用、福利和生活水平并不是同一层面的东西，而是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
同功利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绝对观点不同，能力方法则不仅关注后果，同时也对过程给予适度的考虑。由于能力方法把人们自身的生活质量作为出发点，因此，它非常重视各种经济活动、制度安排或政策措施所产生的实际后果（功能）；同时，由于这些权利和原则往往是“功能”的组成部分，其本身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在这个意义上，能力方法也关心过程。也就是说，自由至上主义中的那些权利和原则，由于它们有助于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能力方法关心这些“能力”（或工具性自由）所产生的结果；用时，由于它们具有自身重要性（作为“功能”或建构性自由），能力方法亦关注这些权利和原则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能力方法对“过程”的重视是通过给予这些权利和原则适当的权重来实现的，不同于它们在自由至上主义那里的绝对优先地位。
（二）新古典经济学
对于生活标准的评价，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有两种方法：（1）以效用为基础、以“物品—效用—福利”为线索的理论分析；（2）以商品或富裕为基础（如GNP、人均收入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定量考察。由于前者依据的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后者依据的是客观存在的商品或财富，阿马蒂亚·森分别把它们称为“主观主义方法”和“客观主义方法”。其中，在以效用为基础的“主观主义”之中，对于效用又存在三种不同的解释，即把效用解释为愉快（Pleasure）或幸福（Happiness）、欲望的实现（Desire Fulfillment）或选择（Choice）。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就是在批判继承这些传统方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下面，我们将依据阿马蒂亚·森的批判，对它们依次予以剖析（主要基于Sen 1985），从中不难看出能力方法的不同之处。
1.把效用解释为愉快或幸福的主观主义方法。阿马蒂亚·森认为，把效用解释为愉快或幸福具有悠久的传统，但把它作为估价生活标准的方法却存在诸多缺陷。首先，愉快或幸福概念本身过于宽泛，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者往往对它们有不同的理解，能否对不同类型的愉快或幸福进行公度（Commensurable）令人怀疑。
其次，即使愉快或幸福在估价生活标准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们也不会是唯一的合理方法。举例来说，“考虑一个被严重剥夺的人，他贫穷、被剥削、过度劳累和疾病缠身，但他从社会条件的角度满意于自身的命运（比如通过宗教信仰、政治宣传或文化压力）。我们是否能够仅仅因为他是幸福的和满意的，就相信他一切良好呢？如果一个人过着一种被完全剥夺的生活，那么他或她的生活标准能是很高的吗？生活标准不能同人们过日子的性质发生如此的背离！”（Sen 1985，p.8）
最后，即使不把愉快或幸福作为估价生活标准的目标、而是作为一种估价手段，它们也是不适当的。这是因为，人们感到愉快或幸福，既不是估价行为本身，又不紧密地取决于估价行为。为了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阿马蒂亚·森曾举出了这样的例子：“我喜欢x但求之而不得，我将学会在没有x时感到幸福和满意”。因此，“尽管在幸福的估价行为和精神状态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但不能把它们看成相互一样的东西”（Sen 1985，p.8）。
总之，尽管把效用解释为愉快或幸福的方法具有一定的优点，例如愉快和幸福同生活标准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其本身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和悠久的传统，但它并不适于作为估价生活标准的一种方法。
2.把效用解释为欲望实现的主观主义方法。阿马蒂亚·森认为，欲望在告诉人们什么东西具有价值、什么东西没有价值方面，具有提供证据的作用。“但从这一点跳跃到把欲望强度视为估价的基础，确实是跨度太大的、可疑的做法”（Sen 1985，p.11）。
其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欲望与对生活标准的估价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欲望和价值估算绝不是相同的东西”（Sen 1985，p.9）。第二，欲望的强度容易受偶然境况的影响，欲望尺度并不具有太多的公平性、也不能反映估价的强度。具体地讲，“对于超过人们支付能力的东西的欲望的缺乏，反映的也许不是估价的缺乏，而是希望的破灭、对不可避免的失望的畏惧。弱势群体通过使得欲望与可行性相一致，对社会不平等做出妥协。因此，欲望尺度并不具有太多的公平性；它也不能反映估价的强度”（Sen 1985，pp.10－11）。
另外，即使对欲望进行人际比较是可能的，但它也往往是扭曲性的：“一个人欲望的实现也许预示着、也许没有预示着更高水平的福利或生活标准。受虐奴隶、打碎饭碗的失业者、无望的赤贫者、驯服的家庭主妇也许仅仅有一点点的欲望，但这些受约束的欲望的实现并不是巨大成功的标志”（Sen 1985，p.11）。
阿马蒂亚·森总结说：从估价目标的角度看，由于愉快或幸福同人们的福利或生活标准更为相关，因此把愉快或幸福作为估价目标要优于把欲望作为估价目标；从估价方法的角度看，由于欲望作为一种行为、它同价值的联系比愉快或幸福更为直接，因此在提供一种估价方法方面，对效用的欲望解释能够比对效用的愉快解释更为有力。不过，尽管对效用的这两种解释稍有差异，但它们都难以成为理想的估价生活标准的基础。
3.把效用解释为选择的主观主义方法。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用愉快或幸福以及欲望的实现来解释效用，并把它们作为经济理论、尤其是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基石，是经济学边际革命以来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学术传统。不过，由于难以直接对它们进行观察和测量，因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责难。1938年，萨缪尔森（Samuelson）在《消费者纯理论的一个说明》一文中提出了“显示偏好理论”，试图通过对消费选择行为的直接观察来描述消费者偏好的基本特征。自此以后，用选择来解释效用，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说，“这种观点流行于经济学界的原因，也许是对可观察性的沉迷以及特别相信选择是人类行为中唯一可以被观察到的东西”（Sen 1985，p.12）。
阿马蒂亚·森指出，上文对把效用解释为愉快、幸福或欲望实现的多数批评，对于效用的选择解释同样成立。此外，由于“每个人做出的都是他或她自身的选择，不可能从对不同个体实际选择的观察中，得到效用的人际比较”（Sen 1985，p.12），因此，对效用的选择解释在进行人际比较方面，甚至还不如对效用的欲望解释。更为重要的是，“你选择什么，必定取决于你的动机。尽管一个人追求自身的福利是一个足够好的充分理由，但它当然不是唯一可能的动机。如果你为祖国的骄傲、球队的荣誉或你大姨妈的利益而做了一些事情，那么它对你的福利的影响很可能是第二位的和派生的，隐藏在你选择背后的主要动力则是另外的东西”（Sen 1985，p.13）。用选择来解释效用、并把它作为估价生活标准的基础，显然是不准确、不全面的。
4.以商品或富裕为基础的客观主义方法。同对效用的各种主观主义解释的批评不同，阿马蒂亚·森对以商品占有和富裕状况来估价生活标准的方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把它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正确方向。根据阿马蒂亚·森的看法，评价生活标准的理想方法应该以这种客观主义方法为基础，通过对它的进一步完善、并把商品或富裕作为估价生活标准的手段（而非生活标准本身）来进行。阿马蒂亚·森正是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他的功能概念、能力概念和能力方法。
阿马蒂亚·森认为，“在理解生活标准时，对极其重要商品的拥有的关注，看起来确实是明智的。事实上，在识别一个人具有较低的生活标准时，以他或她被剥夺了像样的房子、足够的食物或基本医疗保障为基础，要比以他或她只不过感到不幸福或受到挫折为基础更为合理”（Sen 1985，p.15）。因此，按照商品占有和富裕状况来估价生活标准，要比按照各种主观主义的效用解释更为合理，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是继续下去的正确方向，而在于商品存量的拥有是否是正确的可以止步的东西”（同上）。也就是说，尽管按照商品占有和富裕状况估价生活标准是正确的前进方向，但我们不能止步于此。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生活标准不在于商品或富裕本身，而在于商品或富裕所能提供的改善生活标准的“能力”；第二，商品或富裕是实现一定生活标准的重要前提、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它所提供的“能力”受到大量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阿马蒂亚·森总结道，“生活标准必须是一种直接的、人们过的某种日子，而不是人们过日子的资源或手段”（Sen 1985，p.16），商品占有或富裕本身并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人们的生活状况。因此，我们在评价生活标准时，不应该集中于商品或富裕本身，“而应该是一个人在食品和其他商品的帮助下、在生活中能够成功地过着的生活类型，例如一个人能否有较好的营养、能否有娱乐的能力，如此等等”（Sen 1985，p.16）。正是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阿马蒂亚·森认为必须超越以商品或富裕为基础的客观主义方法，而构造某种基于功能和能力的评价生活标准的方法。
（三）基本需要方法
除了新古典经济学外，发展经济学中的基本需要方法（Basic-needs Approach）也是获得广泛使用的一种分析方法，值得一论。基本需要方法试图从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同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更为接近。正如阿马蒂亚·森指出的，“在近来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基本需要方法’，同‘能力方法’具有许多相似之处”（Sen 1984，p.513）：其一，基本需要方法把发展的目标，视为向人们提供满足基本需要的机会，因而包含了反驳“以效用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和以商品为基础的增长核算”的内容，这同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是一致的；其二，基本需要方法对“营养、健康、住所、饮水和卫生设施、教育，以及其他必需品”的强调，使得它同能力方法中的诸多“能力”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参见Sen 1984，p.513）。
尽管如此，发展经济学中的“基本需要方法”和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还是存在根本的区别：第一，尽管基本需要方法注意到了不同人在满足相同需要时、往往需要不同的商品，但“基本需要”主要是依据“商品”而非“能力”来界定的，而满足基本需要的商品集合和能力集合之间一般不会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的关系。例如，食物和健康服务的不同组合，能够实现相同的营养水平。因此，依赖于商品而非直接针对能力，往往会产生额外的问题。第二，由于社会相互依赖性，每个人为实现特定能力所需要的商品也许不能单独地确定。“对于实现特定生活条件所需要的商品，会随着生理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其他偶然的因素而发生很大的变动”（Sen 1985，p.25）。第三，基本需要是按照所需要商品的“最低数量”进行解释的，它实际上意味着“实现最低能力水平”的分析框架；与之相反，能力方法能够应用于任何生活标准水平的分析。从这个角度看，基本需要方法的研究对象，仅仅是能力方法研究对象的一个特例。最后，“需要”是一个较“能力”消极得多的概念，而能力则与积极自由有着更为自然和直接的联系（参加Sen 1984，pp.513－514）。总之，在评价生活标准时，尽管“基本需要方法”比传统的、以效用或商品为基础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但它同“能力方法”相比仍存在一些缺陷。
四、案例分析：粮食、饥饿与饥荒
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在西方经济学界，粮食、饥荒和贫困同样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一方面是古典经济学重要的理论研究内容和政策辩论的焦点，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命运起到了重要的催生作用。当年，马尔萨斯以28年修订再版6次的韧性，出版了分析世界人口和粮食问题的《人口原理》。正是在此后涉及扶贫和再分配（阶级利益）等问题的政策争论中（如济贫法和谷物法），马尔萨斯和密友李嘉图为了为各自的政策主张寻找理论依据，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形成了古典经济学最有趣的壮观景象，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和命运。
从马尔萨斯时代到今天，世界人口增加了6倍，但人均粮食消费量一直在持续提高，事实证明马尔萨斯的忧虑是多余的。同时，李嘉图所担心的土地供给和级差地租问题，似乎也没有显示真正的约束力：例如，1970－1990年间的世界粮食生产的迅速增加，94％源于单产的提高，只有6％来自种植面积的扩大。显然，在粮食与人口问题上，古典经济学的判断存在极大的问题。那么，现代经济学家的表现又是如何呢？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同古典时代的前辈们一样，仍然把目光集中在粮食生产、土地供给、人口数量和自然灾害上，对世界粮食总体过剩条件下频繁发生的饥荒疲于应付、无能为力（在战火纷飞的中东、在人们骨瘦如柴的部分非洲地区，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忙碌身影，却看不到予以根本解决的希望）。
阿马蒂亚·森指出，“饥饿不仅与粮食生产和农业扩展有关，也与整个经济体的运作有关。……为了在当代世界消除饥饿，关键是要以一种足够宽广的视野，而不是仅仅就粮食与人口之间的某种机械的平衡，去理解造成饥荒的起因过程。……焦点必须对准个人和家庭有无购买足够食品的经济能力和实质自由，而不是单单对准一国的粮食总量”（森2002，p.163、162）。
能力方法关注的焦点是人们拥有的支配食物的权利或能力，而不仅仅局限于粮食供给状况；事实上，许多饥荒是在粮食供给没有显著减少的情况下发生的。按照阿马蒂亚·森的总结，人们拥有的支配食物的权利或能力取决于三个方面：（1）个人或家庭的资源禀赋，如劳动、土地和其他资源，它同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状况密切相关；（2）个人或家庭的生产能力和利用这种能力的可能，对于大多数不直接生产粮食的工薪阶层而言，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3）市场交换条件或相对价格。当经济出现紧急情况或异常波动（经济衰退、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这些交换条件会发生急剧的变化（既可以是实际的灾害、也可以是对灾害的预期），从而导致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陷入饥饿、饥荒甚至死亡。
就世界上发生的绝大多数饥荒而言，其决定因素都是第二个方面（尤其是就业机会的丧失）和第三个方面（交换条件的急剧变动），而不是或不仅仅是粮食供给。例如，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饥荒（导致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和大量移民）、1943年的孟加拉国饥荒和1973年的埃塞俄比亚局部饥荒，都是因为粮食相对价格的急剧变化和粮食的大量出口（寻求更多利润）。其中，1943年的孟加拉国因为日军逼近引起的投机炒作，使得粮食价格急剧上涨；爱尔兰和埃塞俄比亚则是由于当地购买力的下降，导致当地粮食价格的急剧下降。另外，1974年的孟加拉国饥荒的起因是对洪水灾害的预期，导致水稻种植等就业机会的减少（该年的粮食产量处于高峰，饥荒发生在粮食产量的波动之前）；印度曾是饥荒持续不断地发生的国家，但自从1947年独立后采取了创造紧急情形下的临时公共就业机会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
当市场交换条件发生急剧变动或突然丧失工作机会，社会弱势群体会首当其冲地受到致命打击。按照能力方法，对于饥饿和饥荒问题，政府有效的政策是提高弱势群体支配食物的能力（就业机会、工资水平、防止哄抬物价的价格干预等），而不仅仅把注意力放在粮食供给上。反之，如果只注意粮食供给，很可能导致致命的失误。例如，如果政府在粮食生产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不相信饥荒的发生，那么其他因素引起的就业机会的丧失、相对价格的急剧变化等，有可能导致失去“能力”的群体陷入可怕的境地。
此外，同粮食、饥饿和饥荒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饥荒发生时的人口死亡。人们通常认为，饥荒发生时的人口死亡显然是饿死的，但阿马蒂亚·森对历次饥荒的详细考察却表明，营养不良造成的免疫力下降、流行病的猖獗和医疗卫生服务的不到位（以及处于生死边缘的群体缺乏享受医疗服务的“能力”），是造成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或灾害面前，政府应该加强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救助。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任何饥荒一般都不会涉及所有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在饥荒中的命运各不相同，“魔鬼总是袭击落在最后面的人”，政府有责任为弱势群体提供“防护性保障”——他们总是脆弱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五、结语
作为一个处于社会经济转型和迅速发展时期的大国，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领域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经济快速增长、产业升级转型、收入分配调整、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等，无一不将我们推向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国人，无疑动力与压力并存，自豪与艰辛同在；而作为经济学家，无疑是幸运的。
斯密曾经指出：“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斯密1776／1972，p.74）按照这种说法，目前中国正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包括“贫穷劳动者”在内的“大多数人”应该“最幸福、最安乐”。然而，事实情况却是：不少人感到幸福，却未能充分体会到“安乐”，譬如无房年轻人、失地农民、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饱受水资源污染和空气质量恶化之苦的村民和市民等。理论和现实的反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包括新古典在内的主流经济学说的理论缺失。
事实上，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等西方主流学说，向来注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研究“物与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为强调“物与物”掩盖下“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西方发达经济体，政治法律社会等相对成熟，故西方经济学放手研究“物与物的关系”大致说得过去；而我们则面临快速的经济转型和急剧的社会变化，西方经济理论并不足够，而马克思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亦与我们目前面临的环境存在很大不同。上述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客观成就与主观感受的不同，要求我们扩阔视野，广泛借鉴各类经济理论和各国历史经验，以对中国目前存在的诸多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作出更好的解释、提出更有效的政策建议。在这一过程中，阿马蒂亚·森及其提出的能力方法值得关注。
由于该方法更侧重于“人与人”的关系、不同群体的“个人特性”、相对价格和不同群体的相对地位等更全面的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考察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时代的中国所面临的各类社会经济问题。
以房价为例，高涨的房价不仅仅是住房供给和需求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更会对普通城市居民、尤其是年轻人的“能力”造成巨大冲击：买房子，巨额贷款会挤压人们的教育健康医疗等人力资本投资、日常交往和生活消费，产生一系列精神焦虑和压力等影响健康和工作效率的问题；不买房子，不确定的房价房租预期、资产价格上涨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等，会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是房价的“绝对价格”、现代宏观经济学强调高房价对资本货币市场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则重视房价的“相对价格”（高房价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进入成本，进而剥夺了其购房能力）及其对不同群体市场地位和人们生活质量的影响、对弱势群体的“剥夺”，这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高房价社会经济影响的更全面理解，亦有利于决策部门出台更有效的政策措施。同时，高房价不仅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本身，还会通过对健康、消费等经济变量的影响而冲击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毫无疑问，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房价、粮价、药价、地价等对人们生活质量乃至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都有一定的解释力，都是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很好补充，有助于我们采取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值得高兴的是，不论是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还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对中小企业和大学生的扶持措施等，中国政府近来出台的诸多政策措施，已大大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羁绊，在相当程度上触及到了“能力方法”的核心。笔者希望此文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通过理论反思、理论借鉴，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福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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