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4.0、区域协调发展4.0与工业4.0——“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内在本质与关键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背景论文,关键论文,战略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5)03-0087-06 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区域发展,从2013年至今先后提出了多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区域发展举措。①2013年9月与10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及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分别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构想,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进入实施阶段。 从战略构思到战略确定以及行动框架的敲定,仅仅用了不到2年时间,可见“一带一路”在中国决策者心中的份量之重[1]。《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一带一路”的建设目的:“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战略一旦成功实施,将在欧亚大陆形成一个内部经济联系密切、涉及65国和44亿人的巨型经济体[2]。这不仅会改变中国和沿线国家的空间格局,也将对世界经济与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一、“一带一路”的背景:全球化4.0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首先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依托东亚大陆有利的地理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和抉择,也是承接历史与现实、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蓝图;其次,从以往全球化的历程来看,由于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所形成的全球治理结构存在先天缺陷,绝大部分国家都期望一个具有平等互惠基础的全球经济发展体系的出现。因此,正是基于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需要,以及全球化推动下世界经济合作与分工程度的不断深化和广泛需求,中国在内外部环境日趋成熟的条件下,高瞻远瞩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是符合历史契机的。 1.以往三次全球化历程及特征 回顾16世纪至今,可以说世界总体经历了三次全球化浪潮(表1): 15世纪以前,人类受制于落后的通信、交通等技术以及生产力水平的约束等,全球化还不具备产生的物质基础,世界各地相对处于孤立、分割的状态。16世纪以后,随着各种技术尤其是航海技术的快速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开始重视开辟新航路或新商路,这些国家等通过战争掠夺和殖民地经济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了直接的经济联系,从而暴力催生出经济全球化的萌芽,这是第一次具有近代意义的全球化进程,可称之为葡萄牙模式,其特征为军事掠夺。 第二次全球化进程始于英美等国先后发起的工业革命,18-20世纪,英美等国完成工业革命后,军事殖民成为这些国家对外扩张的主要手段。在这个进程中,世界主要区域或大量资源基本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殆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得以确立并发展壮大,由其主导的所谓世界自由市场体系最终成型,这是第二次全球化进程即全球化2.0,可称之为英国模式,与第一次如出一辙,其特征为军事殖民。 20世纪中下叶,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的不断调和及冷战的推动,殖民地在解放运动中一一走向独立,宣告了全球化2.0的终结。历史表明,仅仅通过军事力量强迫搭建起来的、以践踏他国主权和利益为代价的全球化经济体系无法长久维持。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通过构建全球性的经济、贸易、金融合作组织来主导第三次全球化进程。世界三大经济组织——WTO、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标志着经济全球化从无序状态迈向体系化和制度化,也即美国模式,其特征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化的经济及贸易运行规则。 2.全球化3.0的缺陷及世界对全球化4.0的期待 尽管前三次全球化浪潮的方式有所不同,但都存在一个共同点即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体现在参与国的地位、发展和利益皆不平等:一是参与者在制定全球经济、贸易等规则时的权力地位不平等;二是在双边的往来过程中,后发国家往往受制于西方制定的运行规则,在经济、贸易和金融交往中,必须满足西方炮制的诸如政治、环境、人权等要求,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三是参与者所获利益明显不对等、差距巨大。 在全球化1.0和2.0的进程中,不平等主要来自军事侵略和威胁,被殖民地几乎没有自主利益;在全球化3.0中,虽然军事主导作用有所减弱,西方不再单纯依靠武力推进世界不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转为依托自身强大的资本和市场优势,通过对世界市场运行基本框架的设计,并单边制定有益于自身的运行规则来整合全球资源最终获得最大利益。显然,全球化3.0同样匮乏平等,以支撑美国模式全球化框架的载体——美元体系为例,美元不仅赋予了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霸主地位和强大控制力,使其在全球化进程中攫取了大量利益,同时也扩大了美国经济波动对世界产生的影响。这种被单一利益主体控制的全球化进程不仅无法满足大多数参与者的诉求,同时由于缺乏对主导者的监督和约束,导致全球化3.0屡屡失衡,主导者自身的局部危机很容易转嫁为全球性危机。 因此,在这种格局下,绝大部分国家迫切需要一个具有平等和共赢性质的新型全球化治理体系。相对美国经济状况的下滑与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呼唤一个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 3.全球化4.0背景下“一带一路”的时代重任 由于全球化3.0体系的痼疾,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众多后发国家的利益诉求长期被压抑,全球经济体系并不和谐,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目前中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4]。基于以上背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构建一种平等、互惠互利的区域合作发展模式,来推动崭新的全球化进程,希望在促使世界经济复兴的同时也能有效化解一国内部发展的不均衡,这种思路不仅能满足诸多后发国家对于平等利益的诉求,对部分发达国家同样也具有吸引力。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实际是全球化4.0进程的先导。但对中国而言,想要在全球化4.0进程中取得先机,必须通过战略的稳步实施来创建合作、平等、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公平、自由、务实的新型世界组织,并在适当时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首先,创建以合作、平等、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发点。与美国马歇尔计划不同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并非试图通过制度、规则等,谋求对其他区域事务的干涉[5]。虽然“一带一路”战略在加快中国和沿线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及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等方面会发挥类似马歇尔计划的作用,但本质上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旨在构建一个平等、包容、开放、互惠互利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与马歇尔计划所谋求的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完全不同,这种新型关系不仅是“一带一路”战略顺利推进的保障,也是全球化4.0的核心宗旨。 其次,创建公平、自由、务实的新型世界级经济、贸易和金融组织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保障,同时能够为全球化4.0的到来奠定基本的运行准则。世界现有三大经济组织几乎都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所主导,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西方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的主要工具,这种组织的运行模式既不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也不符合世界未来的发展潮流。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坚持由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由中国创建或主导的新型跨区域组织如亚投行、金砖银行来参与融资和投资活动极为重要。这些新型组织将会为未来全球化4.0进程奠定平等、自由、务实的经济活动运行规则。 最后,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4.0竞争、获得主导权的根本保障。美国能长期维持其在全球化3.0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元是最为重要的世界货币[6]。凭借这种优势,美国不仅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权,同时能够通过其货币政策的调整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因此,中国应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在与沿线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基础上推进人民币结算进程,逐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基础,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为争取全球化4.0进程的主导权奠定基石。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内在本质——区域协调发展4.0 回顾历史,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中国的强盛曾经影响了整个世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中国就已构建起贯通亚非欧的桥梁——丝绸之路,这条国际通道在世界经济交往与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海上丝绸之路又名陶瓷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宛如一条丝带,将世界各大洋周边的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上“一带一路”的盛衰折射出中国发展的起起伏伏。形式上,“一带一路”战略承接了一些历史元素,似乎是丝绸之路的2.0版本,然而同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今天的“一带一路”不只是单纯的陆上与海上国际交往通道,而是一个借助历史符号构筑起的全球联系网络;也不单纯是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产品之间的来往通道,而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基础的融合经济、文化、技术、资本、资源等方面的全方位交往平台。实际上,“一带一路”战略的本质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4.0版本②,但是其作用区域的空间尺度已经囊括国家和跨国区域,它所代表的不再是一个局部的联系通道,而是已经超越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范围构建起的将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的伟大战略。 1.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变历程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的区域不仅在自然资源、地理环境、文化习俗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在经济发展方面同样存在巨大差距。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是中国政府长期坚持的区域发展战略目标。中国领导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要处理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关系[7]。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随着发展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区域战略重点有所不同。从区域发展背景角度分析,迄今为止中国的区域战略变化明显分为六个阶段:内地建设战略阶段(1949-1964年)、三线建设战略阶段(1965-1972年)、战略调整阶段(1973-1978年)、沿海发展战略阶段(1979-1991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阶段(1992-2006年)与生态文明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阶段(2007年至今)[8]。明确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可以按照区域协调发展思路实施对象的不同,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分为四个版本。 第一,区域协调发展1.0。即从20世纪90年代初区域协调发展的提出到2004年提出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八五”(1991-1995年)时期,在继续考虑沿海发展需要的同时,较多的项目安排在中西部地区,在国家预算投资中,中西部地区所占比例明显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在中国综合经济实力逐渐提升和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开始重视区域协调发展。1995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区域协调发展目标,该目标在接下来的多个五年规划中也被屡次提及,1999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与2002年实施的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都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子战略[9]。这一版本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只是分别针对突出的区域问题提出了单个解决方案,并没有提出一揽子解决办法,而且区域战略没有照顾到中国所有地区。在分析和总结过去区域战略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于2004年明确提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这标志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开始进入2.0时代。 第二,区域协调发展2.0。即由提出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2004年到提出生态文明的2007年:在提出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措施之后,中国政府于2004年提出了包括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并在2006年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重点初步明确。在2004年之前,中国的区域协调战略忽视了中部地区,因而是一个不覆盖全部国土的谋划,带有明显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色彩。2004年明确的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可以概括为16个字,即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这是第一次将全国不同地区纳入了均衡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中。虽然将所有地区纳入区域战略之中是这一版本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突出改进,但受当时的发展阶段局限,缺陷仍然十分明显,即重经济发展而轻生态环境保护。 第三,区域协调发展3.0。即2007年到2013年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与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融合期:2007年,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坚持以生态文明为前提,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为了实现生态文明,中央政府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主体功能区战略。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新概念,最早出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之中,2007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标志着主体功能区规划由概念阶段转为操作阶段,这是中国追求区域协调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变。之前的区域协调发展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均衡,而主体功能区规划强调的是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的区域协调发展,摆脱了过去单纯注重经济发展水平均衡而相对忽视资源环境保护的缺陷。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结合,是实现生态文明要求的具体安排,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理念的一次飞跃。 第四,区域协调发展4.0。始于2013年提出的以“一带一路”为战略支点的全方位开放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以前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着眼于国内的协调,“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了国际视野。2008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方面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化,中国周边区域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另一方面国内经济、产业和社会发展结构型矛盾凸显,各种复杂性因素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下行压力。在这种局面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作用对象层次提升至包括欧亚大陆多个国家在内的区域,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范围,拓宽了中国经济活动的回旋余地,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找到了新的引擎。 因此,“一带一路”战略本质上属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4.0中的重点任务,是中国区域战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一带一路”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狭隘的国家行政区域限制,向外展示了中国希望与周边区域以及众多国家共建互惠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型区域合作发展模式的愿景和诚意。 2.保障“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区域管理制度基础 虽然《愿景与行动》明确了未来“一带一路”的共建原则与框架、合作重点与机制以及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等要点问题,但《愿景与行动》毕竟还是一份提纲挈领式的文件,许多切实问题如安全风险、不同文化的交流交通、磋商和运行机制等仍有待研究。考虑到学界对于上述问题已有侧重的关注[10-13],笔者在此不再赘述,而是从“一带一路”的区域战略本质着手,分析如何保障这一战略的实施效果。根据区域政策的相关理论,想要圆满实现《愿景与行动》提出的目标,尚有四个方面的具体操作问题还需要明确:即一是谁管?“一带一路”建设由哪个部门协调?二是管谁?“一带一路”包括哪些国家与地区?三是如何管?采取哪些手段促进“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发展?四是管效问题,如何评估“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与成效?[14]③ (1)谁管问题:在《愿景与行动》出台之前,中央已经成立了以张高丽副总理为组长的“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但这只是属于国内的协调机构,未来可尝试建立国际综合协调机构,同时中国应该努力争取国际综合协调机构的主导者。 (2)管谁问题:“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具体举措,是一个涵盖所有省份的举国战略。但是,“一带一路”将连通哪些国家,目前还不可能确定,而且所涉及国家的范围不会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建设进程的推进会发生相对变化,这也是中国政府只公布《愿景与行动》而非“一带一路”规划的原因。中国许多媒体将《愿景与行动》理解为《“一带一路”规划》是不正确的,从学术角度而言,愿景与行动(vision and initiatives)与规划(planning)是两个不同概念。 (3)如何管问题:《愿景与行动》提出,合作“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并提出了合作机制与中国各地方对外开放的方向,但具体的政策工具尚未完全明确。中国主导建立的“一基一行”(即丝绸之路发展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无疑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持,但科学确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工具,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4)管效问题:目前,只能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事前评价,中期与事后评价工作尚不到时机。对如此重大的行动,建立评价机制是必须的,但《愿景与行动》并未提及评价机制问题。因此,建立“一带一路”科学评估机制,是未来的工作重点之一。 三、“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动力——中国产业体系向工业4.0升级 推动“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包括政府支持、合作机制、交通设施等方面的配合,长期来看,中国能否顺利实现产业升级必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在区域经济的合作中,产业合作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不同国家或区域间顺利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能够加快区域合作乃至区域一体化进程。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涉及60多个国家,未来这些国家间的产业分工体系是否能够顺利形成将决定“一带一路”战略的众多参与者能否获得令自己满意的利益,而这些利益的分配将会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并不在于短浅地输出过剩产能,而是试图通过推进开放、包容的“一带一路”战略来构建一个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而产业体系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架构,是不同国家和区域间经济活动的直接交流渠道和作用对象,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产业发展与升级将会对其他国家的产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需要研究“一带一路”所涉及国家间的产业匹配与结合问题。 1.“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的要求 “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既包括部分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水平低于中国的欠发达国家。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水平最高的发展中国家,其产业结构特征将会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的产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的一大优势在于结构完整,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此外,中国产业发展存在低成本、低技术、低门槛的“三低”特点。不可否认,中国目前已经具备生产大量的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高精尖设备的能力,但高新技术产业相对欧美还没有形成应有的生产体系,多以单个产品存在,总体看,中国产业发展的“三低”特征十分突出。 中国产业的结构完整性和“三低”特征决定了中国将会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遇到极大的挑战和转型压力。一方面,中国产业结构完整性使得其他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无论选取何种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发展都会遇到中国产业的竞争;另一方面中国很多产业发展的门槛较低,这些国家很容易进入中国现有的产业中形成竞争。实际上,中国并不惧怕在现有产业发展的水平上同任何一个国家竞争。但问题在于,一方面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者和主导者,有责任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的命运共同体而在产业分工体系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产业发展情况也要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速度。当前中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李克强总理2014年在访问德国时就提出要和德国开展以智能制造业为主要合作领域的工业4.0层面的合作,加快中国产业的升级速度,随后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即中国版的工业4.0规划,这充分说明中国领导集体对于产业转型升级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以及将工业4.0作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动力具有深刻和清醒的认识。 2.工业4.0体系和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 我们可以按照代表性变革技术的不同,将自18世纪以来的产业发展历程按时间顺序划分为四个阶段(表2)。 中国目前的整体产业发展水平应该处于工业2.0和3.0层次上,距离工业4.0尚存在不小的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以工业4.0体系为发展目标。实际上,早在21世纪初中国政府就提出了信息化和工业化的两化融合战略,从整体布局和战略思路比较分析,该战略可以被认为是工业4.0概念的雏形,从这个视角出发可以认为中国早已开展工业4.0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因此,以工业4.0体系为产业转型升级目标应该是中国未来产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工业4.0体系并不仅仅包括制造业等工业内部产业,作为一种生产理念和模式的创新,工业4.0体系几乎与所有产业关联,更重要的是工业4.0极为强调创新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作用,与中国政府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谋而合。工业4.0对整个产业体系下不同产业间的联系要求、对产业链内部不同环节的联系度要求、对劳动力的能力要求和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能从全方位对现有产业体系进行升级。具体而言,以工业4.0体系为要求来推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动力支撑: 第一,以工业4.0体系为产业发展转型目标能够保持中国产业的可持续性,提高中国的综合实力从而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支撑。中国在过去三十余年里采取了粗放发展模式,凭借廉价的人工成本大力发展技术门槛较低的产业以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人力成本持续提高,环境资源已经无法支撑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中国需要创造新的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产业发展模式。工业4.0体系依靠于边际产出在理论上不会降低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在实际发展过程表现为集约型、智慧型、高效型的发展方式,能够保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奠定良好基础,而综合国力的提升无疑是“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的最大保障。 第二,发展工业4.0体系能够提高中国产业与相关国家产业的互补性,从而降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阻力。中国产业目前整体处于世界产业发展梯队中的中下位置,而“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及的大部分国家可能处在比中国还要靠下的位置或大致相当的位置。在这种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以及各自市场上的竞争将会极为激烈,中国所倡导的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可能难以建立。因此,中国应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和“一带一路”战略所构建的新型国家关系的需求,根据工业4.0体系的要求对自身产业体系进行转型升级,离开现在已经没有更多发展和进步空间的产业梯度位置,向产业梯度中的更高位置转移。提高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产业互补度是降低“一带一路”战略前进阻力的关键动力。 综上,“一带一路”战略要求中国现有产业结构进行转型升级,而工业4.0体系不仅符合中国目前人力成本上升然而人力资本丰富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与中国两化融合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密切相关,是中国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正确选择,将会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动力支撑。 在全球化3.0时代,中国已经形成一些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优势。这些优势与强大的经济影响力综合作用,形成了中国未来参与全球化4.0主导权竞争的重要基础,“一带一路”战略是这种竞争的必然选择。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展开,中国的区域格局尤其是西部区域将会迸发出巨大的发展活力,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面貌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的产业结构将会根据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要求分阶段、逐步向工业4.0体系升级。可以预见,当“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后,中国自身的发展不仅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同时也会促使绝大多数沿线国家进入现代化发展轨道,最终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 ①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中下游城市群、一带一路、自贸区等战略。 ②这意味着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不只是西部省份参与,所有省份也都包含在战略规划中。 ③“四管”问题的具体内容笔者在20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区域经济政策》曾经提出,正式表述见:张可云.论中国区域经济新常态[J].区域经济评论,2015,(2)。标签:一带一路战略论文; 一带一路论文; 全球化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战略实施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