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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6)06-0001-06
“除了政治外，还应从文化模式和认识论角度去研究中国教育，这样也许会对中国的教育危机给出一层解释。”①的确，影响中国大学发展的各种线索、因素编织在一起。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实体，其文化不仅作用于自身内部，还对社会、民族乃至整个国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②，在各种形同两极的大学文化的激烈冲突中，现代中国高教体制得以形成与发展。“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③，大学文化的载体正是一群松散地组织在一起的高级知识分子。反过来讲，连接大量松散个体的纽带是大学文化，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大学文化又有所不同，这正是大学有别于其他组织的特殊性之一。在中国，大学文化和知识分子有着更加息息相关的联系，大学文化的冲突突出地表现在知识分子自身的冲突上。
一、大学文化冲突：大学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
《辞海》中“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狭义而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文化随民族产生，具有民族性，形成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在另一辞典中，文化一指“治国的制度和人民的教化”；二是“从文化人类学和人类社会学对文化的定义来看，指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人工制品、知识、信仰、价值以及规范等。它们是人类可经由社会学习到的，并且是代代永续的社会遗业。对于社会成员，它们提供各种方法和工具，以调适在生活和生存上面临的各种问题。所以，文化是一种社会的特殊生活方式或生活道理”。二者在解释上大同小异。其共同点在于一者指意识形态的教化和相应的组织机构及制度，二者指一套知识、信仰、价值、规范及其物质载体，前者是后者的具体表象和外化形式。
沙因从组织文化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它的概念和深层结构。沙因将组织文化分为三种水平④：人为饰物，是可见的组织结构和程序；外显价值观，即组织策略、目标和哲学观；基本假设，即潜意识的信念、知觉、想法和情感。组织文化的核心或精华是基本假设，即早已在人们头脑中生根的不被意识到的假设、价值、信仰、规范等，由于它们大部分出于一种无意识的层次，所以很难被观察到。然而，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我们才得以理解每一个具体组织事件为什么会以特定的形式发生。这些基本隐性假设存在于人们的自然属性、人际关系与活动、现实与事实之中。余英时认为，文化“是一套行为系统，其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⑤。
大学文化正是这样一套大学运行的基本假设。在《高等教育新论》⑥中，托尼·比彻直接吸收人类学分析文化的传统，把文化看作“一种共同使用的思维方式和集体行为方式”⑦。相对于社会其他组织机构，高等教育或大学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方式，大学的主流文化是历史的积淀⑧，即大学是对高深学问的传递和探索⑨，“只要大学仍然是正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⑩。可见，大学是以知识材料为中心的松散组织，或者说是一个系统，是以自由和自治为生命的价值信念系统。这个信念潜意识地作用于其承载者的行为系统。学术文化与众不同即在于学术探究规律的自由自主性，这种文化特征在大学的使命、大学发展的历程、学术中进行的各种思想和理论及大学中不同群体立场中表现出来，只有大学自主地探究才能实现其价值，一旦丧失自主性其作用将难以为继。
大学文化冲突是大学改革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冲突具有破坏力，也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动力，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有更多的冲突。(11)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这些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政治体制的承受力，导致了社会的冲突。这是一战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普遍特征。(12)中国正处于各个领域现代化进程之中，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现代化不只是经济发展，也是政治发展，同时又是文化发展和精神发展。(13)现代化基本上是变革，但它并不仅仅是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创新，它是经济（还有技术）、社会、政治和文化种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一个复杂过程。(14)当某一时期、某一民族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不再有效地规范社会和个体的行为而陷入了危机，同时新的文化特质开始出现并遇到了旧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的排斥和抵制，于是新旧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之间展开对抗，即产生文化冲突。(15)大学文化的新精神促使大学变革，其继承性和独立性又使得大学任何领域的改革举步维艰。大学之所以遭遇变革首先源于文化上产生的冲突，因此改革大学必须首先认识到文化冲突之所在。就文化冲突与利益冲突之间的关系来看，价值观、文化和体制又深刻影响利益的界定(16)，两者都由一个核心引发出来，即群体或个体之间不同的价值系统和观念系统，且其表现形式十分多样。
从内容上看，大学文化冲突表现在大学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大学精神三个方面的冲突上。大学精神是大学的基本假设，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都是这个基本假设的外在延伸物。因此，学校在建筑风格、形式、布局、色调等一系列外在形式以及学校组织结构、规章制度等一系列文本上都体现出其所代表的基本假设内涵。大学文化中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常常受到制约，产生大学文化的冲突。大学文化冲突在中国具体表现为与考试制度相关的大学官僚机构和历史上具有平衡力量的书院及其他非正规机构之间，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种外来文化模式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集权与授权的关系问题既有历史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特点，又有国情的差别。就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高等教育系统的所有重要现象都是历史发展运动形成的。哈罗德·珀金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四个重要阶段的观点(17)。西方大学从一个既分裂又分权的社会中独立，形成一个独特的机构。17世纪中期到 18世纪中期，经历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衰落与复兴。到19世纪“德国大学的改造”，强调高度专门的研究，大学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最后，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法人机构，完全成为或非常接近国家的一个部分，即“近代社会的轴心机构”。这个过程即是自由和控制的矛盾关系的发展过程。就大学追求和传播知识需要自由而言，每当控制力量软弱分散时，大学知识之花就开得绚丽多姿；当控制力量强大时，大学虽在物质上繁荣昌盛，却是以牺牲教学和研究的自由为代价。因此，“大学的规模发展到最大时，正是社会越来越依靠政府全面控制之日”(18)。这里只谈自由和控制的关系，没有价值判断，况且要做出判断本身十分困难。由此，虽然中国近代大学不是西方大学的完全移植，也同样避免不了对政府的依赖关系，高等教育大众化、学生数量不断上升、学校所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匮乏使大学对外界的依赖自然加大，其自主性陷入困境之中难以自拔。
即便如此，当前各个不同文化背景下大学文化冲突的程度仍然很不相同，究其原因，国情影响尤甚。欧洲大学在世俗政权和宗教势力这两大社会势力之间找到相对稳定的位置。(19)欧洲大学从来就没有被政府或教会直接控制过，也没有直接成为一种上层统治阶级培养接班人的训练工具，大学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与之相对，中国传统大学教育则分为两极。(20)一方面是中国科举制度及其相应的教育机构——翰林院、国子监、太学及从省、府到县的由一系列考试搭就而成的“成功阶梯”，其顶点是殿试，即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级别的考试。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科举考试的束缚和对理性追求的压制，在官学之外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私学和书院。书院是一种相对独立自主的教育场所，在儒、佛、道的斗争抗衡中，最终以儒家学说融合道、佛两种思想而不断地自我完善。私学和书院的自治没有欧洲大学所谓的特许状，其命运往往与主持书院的学者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介绍各种异端的学说和著作，倡导反传统的方法使朝廷学术权威受到挑战，其命运要么遭到无情镇压（从秦朝“焚书坑儒”到明末“东林党”朋党之争足见其甚），要么被并入科举教育体制，成为其附属品。显然，不管是书院还是科举制度中的学校，两者都和欧洲大学所享有的那种自治权无缘，因为它始终是以对皇权的效忠和严格恪守儒家经典为前提的。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说，“整个中国就像一所巨大的大学，这所大学由其内部培养出来的学者来管理统治”(21)。由此可见，同欧洲大学那种具有广泛基础的自治权相比，中国大学的传统则是士大夫的学术垄断居于一端，书院脆弱又支离破碎的自治居于另一端，始终未能获得足够的自治权力和空间。结果是形成了习以为常的视大学为国家行政体制一部分的大学文化特征，就像欧洲视大学学术自治为理所当然一样。直到近代欧洲大学思想传入中国后引起一场中西文化的强烈冲突与矛盾时，这种情况才被认识到。
中西文化的差别还在于根本上的认识论的不同。中国传统“践行”的行动理论和西方逻辑思辨的理性传统的根本不同导致近代以来西方大学思想引进过程中产生的中西文化的冲突。欧洲大学的理性传统来自古希腊文明。(22)希腊理性是伴随希腊哲人的出现而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出现标志着希腊理性思想发展的一大转折，他的思想对西方文化的根本倾向和内容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人的灵魂有两部分，即理性和非理性部分。理性功能是人独有的，是人的本性所在。非理性功能是人和动物共有的，包括生殖功能和伴有愉快及痛苦的各种感觉的感官功能。由于理性是人的本质所在，所以纯粹的理性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的甚至近似神的生活。理性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为求知而求知的理论生活，是纯粹地为理性而理性。人的理性灵魂的功能是沉思。沉思是纯理性活动，是探索真理，考察哲学，研究科学的最好活动，人们在沉思中可以连续地思考真理，充分领悟人生的幸福。它只限于本身，而不外向他物，故是自由的，不因外物而使自己处于屈从地位。西方论者云：“希腊人的文化是第一个以知识第一——自由探究精神至上为基础的文化。”(23)这种理性传统和唯心主义通过后来黑格尔和康德的哲学在西方大学中一直延续下来。而在中国传统中，人们普遍认为，深奥的学问只有通过士大夫治理国家的实践过程才能得到充分的验证。(24)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认识论观点是实践比理论更重要。因此，那些没有通过科举考试得到官职和致力于教书或某种专门学术研究的学者被认为是低层次的读书人。孔丘以“学而优则仕”，《大学》以“治国、平天下”为大学至善之道，王充的理想教育以培养“文人”、“鸿儒”为终极目标，均将书本知识和政治结合起来，并以政治造诣为最高目标。由此，在清末之前，中国行政体系中只有吏部而没有专设教育部门，教育一直隶属于官吏选拔体系之中。这种文化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以至于到近代“无法简单地综合为欧洲大学在政治和宗教的妥协中赢得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25)。中国大学在近代受到外来影响，进行了多样的实验和革新，发展多元化。但50年代进行了高度集权的院系调整，结果是割断了大学与解放前的历史联系。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割断了与过去的一切联系，除了延安大学和其他边区大学的革命实践外，绝不允许回顾过去，“一切回顾之情的流露都是十分危险的”(26)。直到 1980年，思想得以松绑，大学获得了回顾和反思的自由。很显然，无论是自身传统还是之前外来文化影响的踪影，都已经非常模糊，甚至在很长的时间内难以再续辉煌。在现代化急剧加速的背景下，大学文化如同失去根基的稻草人岌岌可危，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当前大学文化冲突和失落造成直接影响。
二、中国大学文化冲突的根源：中国知识人价值观和人格的冲突
中国近代以前的知识人称为“士”，士和之后的知识分子有很大差别。士是中国传统大学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他们特有的“内圣外王”的政治精神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体系的凝聚。被士人们在理念上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士人精神”，即极度崇拜以君、父为表征的社会政治权威，尊崇以孔子为宗师的知识传统及其内蕴的价值观念，认可伦理道德的绝对价值，热衷于介入政治体制，是融中国集权的行政体制和践行的认识论为一体的“政治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表露出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看来，理想的人生设计是汲汲于道德的自我完善，检验的标准则是竭力践行，推进以至实现王道理想政治，所谓“学而优则仕”。
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萌芽，是从同西方国家接触后开始的。(27)中国近代大学产生以后，由于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和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动摇（废除科举考试），士人渐渐向知识分子转变，成为现代的知识人。在中国，一般将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称为知识分子，这样看来在大学工作和学习的师生都是知识分子。余英时教授曾引述迈克尔·康菲诺所举的近代俄国知识阶层的五项特征以描述知识分子的人格(28)，即“一，深切地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二，对于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知识分子都视之为他们个人的责任；三，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四，有一种义务感，要不顾一切代价追究终极的逻辑结论；五，深信事物不合理，须努力加以改正”。他主要突出了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和批判精神。正如“士人精神”是传统知识人的理想人格一样，这种近代知识人的理想人格，实际上知识分子远未达到。相反，他们在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冲突中痛苦挣扎，甚至从苦痛到消灭。士人千年来一直追寻的“政治人”角色随着旧制度的消失而消失，但在新的政治体制保障和认识论未形成之前，知识分子因为无法找到价值的方向、无法接受人格上的分裂而痛苦不堪。毛泽东用《左传》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形容近代知识分子，“毛”、“皮”之辩道出了与知识分子命运攸关的问题，也是“士”向“知识分子”转型的着眼点。1905年废除科举是一段历史的终结，从根本上摧毁了“士”这一阶层。但读书人还在，于是如何确立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不可避免地成为走出科举时代的学人思虑的焦点。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是这一矛盾冲突的极端典型。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体制的转型和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中国大学的快速发展。如前所述，入学人口的不断增加、教育经费的上涨、高等教育在整个社会和国家地位的不断上升使得大学在自主发展、与市场接轨以获得资金以及政府的控制等各种力量中周旋。中西方高等教育都有学术自治丧失的趋势和危险，这是中西方大学共同面临的文化冲突。但在中国，由于传统士人精神的摧毁，新的知识分子还在传统与现代、中西方文化中徘徊、成长，远未形成气候。因此，传统认识论和教育体制的影响仍然存在，在既没有形成大学学术自由的大学文化性格又没有足够具独立批判意识的新型知识人的情况下，近代大学在创立之初就处于中空状态。西方大学依靠大学的学术自主支撑知识人不断地发挥个体独立批判的精神为人类创造福祉，现代中国大学却依然和传统大学教育一样依靠知识人个体独立批判的气节支撑整个大学精神。在经济、政治等压力和诱惑之下，中国大学难以形成自身坚实的精神支柱，并去不断追求一个永恒的目标，反而陷入重重冲突和矛盾之中。当前中国大学犹如一只惊弓之鸟，极小的危险和困难都可能使它胆战心惊；又像呀呀学语的婴孩，缺少自己判断是非的独立性和价值观，不断地犯错误，不断地被批评。
三、余论：重塑每个现代知识人独立的批判价值观和人格
综上所述，大学文化冲突的过程即是大学发展的整个历程，其冲突的焦点是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西方大学学术自由从宗教权力、皇权和大学专业权力三者的博弈中获得。一方面是大学作为知识分子群体去斗争，争取自治的权力；一方面是在认识论上理性主义传统促使大学对知识、真理的追求。可见，西方学术自治以学术团体和理性精神（即所谓的象牙之塔）为保证，它能不因个人的兴衰而经受风雨飘摇，形成了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学术文化。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同大学学术文化冲突之间息息相关的特殊关系。对中国大学而言，其学术自由和知识人的人格结合在一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学的知识人从传统的“士”到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体制保障和践行的认识论都在中国特色的特殊背景下，大学的自主精神不是以知识人整体去争取权力，而是力求个人在行政体系中谋求一席之地或者依靠知识人自身的气节获得一种短暂的自由。中国历史发展证明，依靠个体知识人自身的气节来维持大学的精神是十分短暂和脆弱的，也不利于大学自身的发展和发挥其对社会、国家和人类的重要作用。
由中西大学文化的差异可以发现，在有学术自由思想和理性传统的西方大学，通过经济、行政力量的争取可以给大学自由精神赢得很大的空间，保证其专业上的独立自由和安全感，使其充分地发挥批判精神和对人类和社会终极目标的关怀。但在中国大学现阶段，经济和行政力量控制的骤然松弛却是危险的。中国大学是正在成长中的巨人，一个还不具有独立的是非判断观念却有着巨大潜能的巨人，对他的纵容可以磨炼他的意志，促使他获得自我成长的巨大进步，不可避免地，也可能在各种诱惑和压力下丧失自我，造成巨大的破坏力。如前面所谈到的，中国大学文化冲突的根源是中国知识人价值观和人格的冲突，因此，要认识和诊断大学文化的冲突，就必须认识大学中知识人的价值观和人格。从西方大学发展轨迹看，中国大学还处在建立大学中知识人独立批判人格的初级阶段。应当看到，大学中的知识人是一个整体，只有每个个体都发挥其支撑整个大学精神的作用，才能形成大学独立自主的文化性格。批判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多元的认识论的开始，是对当前急功近利的践行的行动理论的遏制，使实践和理论的关系实现正常化，使理论真正能够指导实践。独立批判意识的形成，需要对自我的否定，进而重塑知识人的自我价值和人格。鼓励所有知识人建立批判人格，而不是给某些人以特权，这样才能最终形成大学独立自主的文化性格。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可以使大学更有能力承受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并在矛盾冲突中不断发展。
收稿日期：2006-10-13
注释：
①许美德.中国的大学1895-1995：文化冲突的世纪[M].许英杰主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4.
②许美德.中国的大学1895-1995：文化冲突的世纪[M].许英杰主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
③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2.
④埃德加·沙因.组织文化与领导[M].台北：台湾五南文化事业机构，2005.
⑤余英时.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2.
⑥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71-208.
⑦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6.
⑧关永红.学术文化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3.
⑨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⑩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1994.1.11.
(11)何跃.对转型国家多冲突的理论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3,(1):81-85.
(12)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43.
(1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5.
(14)汉斯·于尔根·普尔.欧洲现代化与第三世界[A].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经验的再探讨[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310.
(15)关健，李庆霞.文化的构成与文化冲突[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5):48-50.
(16)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5-16.
(17)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
(18)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6.
(19)许美德.中国的大学1895-1995：文化冲突的世纪[M].许英杰主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9.宋晓云.欧洲中世纪大学教师与大学精神[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4.23.
(20)许美德.中国的大学1895-1995：文化冲突的世纪[M].许英杰主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6.
(21)Siyu,Liu,"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2002):290.
(22)宋晓云.欧洲中世纪大学教师与大学精神[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4.24.
(23)宋晓云.欧洲中世纪大学教师与大学精神[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4.25.
(24)许美德.中国的大学1895-1995：文化冲突的世纪[M].许英杰主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9.
(25)许美德.中国的大学1895-1995：文化冲突的世纪[M].许英杰主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9.
(26)许美德.中国的大学1895-1995：文化冲突的世纪[M].许英杰主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5.
(27)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3.
(28)余英时.十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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