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跨越”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5973(2000)04-0086-04
近年来,所谓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跨越”理论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并且这方面的研究也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不少论者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清楚。人们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思想的涵义究竟是什么?这一设想与现实的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关系?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证明了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是否可以跨越?本文拟结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论述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经验,对这几个问题再作辨析。
一、马克思恩格斯“跨越”理论的确切内涵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p12)“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p11)为什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明:“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P83)马克思正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的诞生创造了经济条件和阶级条件,即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无产阶级。显然,依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又是资本主义的继承物。离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就从无谈起。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贯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列宁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说:“马克思丝毫没有陷入空想主义,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3](p211-212)因此,“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3](p243)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始终坚持上述观点, 尽管他们论述过社会发展的偶然性、跳跃性。
现在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研究俄国问题时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提出落后的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由传统的村社制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观点还从历史观的角度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坚持历史发展的单线论,而晚年则变为主张多线论。其实,这种解释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原意,必须澄清。持以上观点的人经常引以为据的是下面两段话:一是摘自马克思1881年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草稿——初稿》。在该文中马克思指出:“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峪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运用到公社中来。”[4](p435-436)二是来自恩格斯1894 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在这里,恩格斯指出:“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为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式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5](p502)我们认为,根据这两段引文, 马克思恩格斯意思并不是说俄国村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一是他们都强调了外部条件的重要;二是他们并未说俄国村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是“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峪谷,去取得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既然必须在外部支援下取得资本主义成果,那怎么说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呢?如果通读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问题的几篇著作,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确切观点是:如果俄国先发生了民主革命,并引发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前提下,俄国村社就不必要再重复西欧老路,用资本主义那种惨苦、野蛮方式得到发展,然后再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而是有可能在西方社会主义的帮助下,发挥其公有优势,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道路,缩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减少痛苦的代价。马克思是借用“卡夫丁峡谷”典故,说明可以用更人道、文明的方式取得西欧用资本主义获得的社会发展成就,而不是说人类文明的资本主义阶段可以跨越过去。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
第一,俄国村社只是有可能走一条独特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这不是必然。当时俄国村社内部已出现了明显的私有因素和两极分化,面临瓦解。马克思清楚看到,“公社的现状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4](p441)“‘农村公社’目前正处于危险境地。”[4](p439)因此,他明确指出公社有两种发展前景,“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4](p435)可见,不考虑村社发展的两种可能, 不强调其外部环境,把其非资本主义发展前景作为一种必然,是不当的。事实上,马克思逝世后,村社就逐步瓦解。
第二,俄国村社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外部条件,即与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然后能够得到西方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支持,其本身并没有直接长入社会主义的力量,无法抗拒资本主义的冲击。对此,恩格斯讲得很清楚,他说:“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5](p500)所以, “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5](p500 )这正是持“跨越”论的一些人所忽视的。实际上,如前文所述,就是他们常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原文,强调的也是这一点。看来,与其说马克思恩格斯看重的是村社的公有,不如说看重的是这种公有是与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并存。
第三,要使村社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由可能变为现实,必要的条件是国内革命和国际革命的发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p326)后来,恩格斯也指出, 要想保证俄国村社正常发展,“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5](p510)
第四,即使国内国际革命取得了胜利,有了西方社会主义的支持,俄国村社也还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村社这种公有是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自然经济,要发展到充分社会化、商品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大生产,需要一个长期过程。社会主义的公有与村社的公有具有本质的区别,由前者不能直接过渡到后者。正如恩格斯所说:“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 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 [5 ](p502)马克思也指出,从村社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发生“一连串的变化”。[4](p432)他没有详尽论述这些变化具体指什么, 但可以肯定,马克思并不认为,俄国村社一旦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就是社会主义了。
综上所述,马恩晚年关于俄国问题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他们一贯的历史观。他们虽认为在特定条件下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可以有特殊的道路,但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之上,却是无例外的。既然如此,就不能说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村社进入社会主义。如果非说可以跨越不可,那恐怕只能说在政权形式和生产关系上有可能跨越,但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形态发展方面是绝不可跨越的。
二、落后国家先进入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异同
20世纪以来,苏联、中国等一些落后的东方国家率先经过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持“跨越”论的一些学者将这种情况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村社的论述联系起来。他们在按自己的理解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作了解释后,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思想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一切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把它称为“东方社会主义理论”,以区别于他们早期的“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这些落后国家首先进入社会主义,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俄国设想,说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可以跨越的。有的人一边指出资本主义是可以跨越的,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些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大胆学习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似乎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更为全面。我们认为,这里也有很多矛盾,需要搞清。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仅是针对当时条件下的村社制度而言的,而且有很严格的限定条件。他们看到那时村社公有制尚未瓦解,村社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公有提供了集体占有和生产的自然基础。它们与资本主义大生产同时存在,有利于在革命爆发后利用这些现成的文明成就,使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成为可能。只有当时俄国村社的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才具备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条件,而不是一切经济落后的国家都有这种可能性。如果本来就不存在村社制度,而是以小私有制为主体,或者资本主义已有了一定发展,那就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不能随意夸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适用范围。
第二,苏联、中国等国由于种种原因首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与上个世纪马克思恩格斯的俄国设想并不等同。一是因为它们不具备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内在条件。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俄国的村社制度已经瓦解,资本主义已经诞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时,俄国资本主义已有了相当发展。而中国、朝鲜等国在革命前并不存在村社制度,它们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但资本主义都发展了起来,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所以,这些国家是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尽管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二是因为它们不具备马克思恩格斯设想所提出的外部条件,即西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联、中国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西方国家并未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它们不得不在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竞争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搞社会主义建设。因此,这些国家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不能验证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俄国设想是否正确,更不能以为东方落后国家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村社的论述称为“东方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过东方落后国家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东方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些学者自己的发明。如果说这些落后国家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与俄国村社制有一点可比性,那就是它们都未经历资本主义的完整发展阶段,都须用特殊方式去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用资本主义方法完成的任务,也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俄国设想只具有方法论意义。
第三,对于苏联、中国等落后国家首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应作具体分析。在这个问题上,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一是强调这些国家的落后性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困难,认为这些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前提,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活不长。二是根本不认为这些国家经济文化落后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障碍,甚至认为越穷越易于社会主义过渡,企图在小生产基础上建立起理论的社会主义。三是上面所说的,把这种情况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俄国设想,认为这些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而建立社会主义。这种观点与第二种相近。我们认为,以上几种观点都有欠缺。一方面,应该看到,这些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都不是偶然的。这主要是本国资产阶级软弱,不能引导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国内有了一定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先进的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深刻的民主革命,这样,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经济文化落后也不注定就不能搞社会主义,仅盯住落后而认定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必败无疑,也不合乎唯物辩证法。另一方面,又要切实看到落后给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制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落后是这些国家革命成功的一个有利条件。但落后却又是社会主义建设回避的困难。
总之,现实的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发达资本主义情况提出的社会主义设想,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俄国设想,有其特殊规律。这些国家资本主义遗产很少,在外部与发达资本主义共存共处,这就决定了在建设中不能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对外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这种情况体现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三、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经验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观
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有力表明,经济较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合力作用下,可以在政权性质和所有制形态上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上却不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苏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初期,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就证明,企图在小生产国家里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原则,行不通。战时共产主义是以“直接过渡”思想为指导的,其做法是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彻底消灭私有制,国家强制垄断生产和贸易,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设理论的社会主义。结果,失败了。主要原因是忽视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没有认识到社会发展的经济和技术形态是不可逾越的,夸大了对资本主义超越的限度,错误地以为只要对所有制关系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就可以用国家命令的办法在小生产和自然经济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招致了客观规律的惩罚。
列宁及时总结教训,承认“直接过渡”犯了错误,指出:“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6 ](p278)他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宣布退却,用特殊的、迂回的办法渐进向社会主义过渡。包括允许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存在,鼓励多种所有制成分发展,活跃私人工商业,搞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核算制,通过满足个人利益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列宁特别强调利用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把它“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7](p217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列宁深刻认识到,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无比艰巨的事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实行“文化革命”,文明起来。新经济的实质,是着眼于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化、商品化的大生产的积极作用。从理论上来说,就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形态的更替只能依次进行,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要受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制约的规律,不能离开资本主义创造出生的社会化大生产、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成就的掌握和利用,不能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列宁实际上已探明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可惜,新经济政策不久便被迫中断了,列宁的宝贵思想没有得到应有发展。自苏联20年代始,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建设思路的争论。一是从实际出发,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间接、渐进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苏联布哈林新经济政策的主张、二战后东欧国家通过人民民主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尝试及我国建国初期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探索,体现的就是这一思路的精神。二是从原则出发,着眼于变革生产关系,想通过生产关系大变革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思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体现的正是这一思路,这种模式曾长期被推广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模式的特征、弊病有种种,但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不顾落后国家的国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求成、求公求纯,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用国家行政命令和计划手段把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主义蓝图搬到不发达国家中来。病根是“跨越”思想,政策过“左”。其后果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过了生产力的现状和发展要求,到头来欲速则不达。所有照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吃了苦头。这再次说明,拔苗助长,人为地“跨越”,是失败的。
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汲取了这方面的教训,一再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超越阶段,实行“左”的政策。他明确讲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比较好。他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把这作为制定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出发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必须经历的阶段,而是指在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然经历的特定阶段,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实现别的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邓小平从发展的高度,精辟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p373 )这意在指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巩固和完善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内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市场经济,对外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运用和发展。
如果说,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表现出了历史发展中的特殊性,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中的辩证法思想,那么,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则更主要的是表现了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跨越阶段的普遍性,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应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研究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否则,就会犯“左”或右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能在“跨越”上大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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