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与少数民族居民经济地位的获得——基于宁夏回族居民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宁夏回族论文,居民论文,少数民族论文,地位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4)01-0089-07
近年来，社会网络分析范式被国内学者逐渐接受并运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此种分析范式在中国语境下也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在研究对象上，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工、流动人群、大学生等，对少数民族则较少关注和研究。本研究拟以宁夏回族居民为研究对象，主要探究社会网络对我国少数民族居民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
一、文献梳理与研究假设
(一)重要节日网络与经济地位获得
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关系社会。特别是在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各种正式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在很多时候还依赖于通过社会网络等非正式制度来获得各种支持或资源。有关社会网络结构的指标变量主要由网络规模、紧密度、构成、趋同性、异质性等组成。同时，不同的网络指标变量对应着基于不同方法生成的网络。本研究围绕宁夏回族居民重要节日网络构建了网络规模、网络紧密度这两个指标。网络规模，指的是网络成员数量的多少，数量越多，网络规模也就越大。林南认为，社会网络中成员越多，从中得到的各种资源也就越多，越有助于其工具性行动的成功[1]。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有学者也发现网络规模越大的个体越容易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在求职时效率也越高，求职成功率也越高[2]。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社会网络规模对经济地位获得有着积极的正向作用，即个人社会网络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其经济地位的获得。
网络紧密度，指的是网络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其一般测量方法是用网络中的实际联系数量除以网络中所有可能存在的联系数量[3]。格兰洛维特[4]在其著名的弱关系强度的命题中提出，弱关系由于连接的是松散网络中那些互动不频繁、异质性较强的成员，因此能够获得一些非重复性、非冗余性的信息，从而有助于工具性行为取得成功；相反，核心网络带来的往往是强关系，网络成员间同质性强，获得的信息更多是重复的，因此往往不能有助于工具性行为的成功。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测量网络紧密度的方法主要是“定名法”。但是Ruan[5]、边燕杰[6]等研究中国社会网络的学者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认为在中国可以网络中亲戚等强关系的比例作为测量网络密度的近似指标。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b：核心社会网络对经济地位获得的作用不显著，即个人社会网络中亲戚比例对其经济地位获得没有显著影响。
假设1c：核心社会网络对经济地位获得作用不显著，即个人网络中朋友比例对其经济地位获得显著影响。
(二)餐饮网与经济地位获得
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通过相互之间的餐饮互动，一方面解决了温饱等基本生理问题，另一方面也维持了原有的感情，或认识了新的朋友。特别是在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中，请客吃饭的社会性功能更加凸显。边燕杰等人通过对中国城市居民的调查发现，中国城市居民对于请客吃饭有相当一致的看法：那就是维持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7]。在中国成为宴席主人、客人或陪吃的频率越高，也就意味着社会资本越大，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越能有助于其行为的成功。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餐饮网对经济地位获得有着积极的正向作用，即个人餐饮网越大，对其经济地位的获得影响越大。
(三)重要节日费用开支与经济地位获得
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的生产是人们在社交活动中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的投入过程。在边燕杰、丘海雄等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刘林平认为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可以从生产投入的角度来进行[8]。具体来说，他认为既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那么社会资本的投入也同样可以用花费在社会关系上的费用来衡量。受此启发，本研究认为，同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与企业一样，在重要节日中花费越多，那么投入到社会关系中的费用可能就越多，生产出的社会资本也就越多，也应该越有助于其经济地位的获得。鉴于此，特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3a：重要节日中费用开支越大，越有利于个人经济地位的获得。
假设3b：重要节日中人情费用开支越大，越有利于个人经济地位的获得。
二、调查设计、变量
(一)调查抽样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2012年下半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的问卷调查。为了保证样本的随机性与代表性，调查中采用了“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PPS)的方法。首先抽中宁夏8个区县，之后在每个区县中抽取3到4个乡镇，然后又在每个乡镇抽取1到2个社区，最后在每个社区中抽取20名左右的居民。此次调查共抽取972个被调查对象，但根据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在剔除非回族居民之后，共有215名回族居民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二)因变量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可以操作化成职业地位、主观经济地位评价等，但最主要的还是一个人的经济收入，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很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本研究中经济地位获得被操作化为居民在上一年度的经济总收入。
(三)自变量
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民族中文化传统的差异性，赵延东[9]在边燕杰等人使用的“春节拜年网”基础上发展出“重要节日交往网络”，以更加准确地测量个体的社会交往网络。特别是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回族居民这个特殊群体，因此本研究的社会网络指的就是回族居民中的重要节日社会网络。在重要节日里，每个人都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和机会跟自己社会网络的成员进行互动，因此重要节日社会网络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社会网络状况。在本研究的实地问卷调查中，调查员首先询问“在过去一年中，在哪个节日联系的人最多?”之后才进一步询问在该重要节日中该被调查者通过登门拜访、电话、信件互相拜年的亲属、朋友人数以及通过手机短信联系的人数。由此构建了本研究的三个重要节日网络变量：网络规模，由上述的三个人群相加而成；网络亲属比例，由亲属人数除以网络规模而生成；网络朋友比例，由朋友人数除以网络规模而生成。
此外，本研究的另一个网络变量是餐饮网。在调查问卷中，操作化为以下三个题项：在过去一年里，“您请人在家或者在外就餐过吗?”“您被请到别人家或在外就餐过吗?”“这些和您吃饭的人，新认识的朋友多吗?”进行信度检验后，发现三个题项的alpha值为0.8302，表明有着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为了分析的简洁，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方差最大法对其进行因子分析后，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只有一个，且能解释三个变量的74％比例方差。因此，以新生成的因子变量来指代上述三个题项，此因子被命名为餐饮网因子。同时，本研究的另外解释变量为与重要节日有关的两个费用指标：一是上个重要节日总花费；另一个是上个重要节日中人情往来费用。
(四)控制变量
除上述自变量之外，本研究还引入了一些可能影响经济收入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包括被调查者的年龄、性别、政治身份、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城乡户口以及个体主观社会阶层。
三、研究方法
在以往的同类研究中，国内学者多倾向于采用OLS回归方法来进行统计建模。然而，采用此种统计分析方法存在以下几个前提假设条件，即随机误差服从零均值、同方差的正态分布。如果这几个前提假设能够很好地被满足，那么OLS回归方法要比其他任何方法都要有效[10]。相反，如果这几个假设前提没有得到很好满足，那么另外的一些回归建模方法就更加有效。本研究根据研究假设的需要构建了四个回归模型。为了检验本研究四个模型能否使用OLS回归估计方法，在尝试运用OLS回归估计方法分别建模之后，利用Stata统计软件中的rvfplot命令绘制了四个模型的残差拟合图(见图1)，分别如下。
图1：四个OLS回归模型的残差拟合图
从图1可以看出，四个残差离合图中的散点都不是均匀地分布在Y轴0值线周围，都呈现出有规律的分布趋势。也就是说，四个模型中的误差都不是正态、独立且同分布的，即不满足采用OLS回归估计方法的前提条件。此外，图1中的四个残差拟合图还清楚地显示四个模型中都存在一些特异值。为了克服这一难题，有关学者发展了稳健回归方法。这种方法在数据不理想(比如误差非正态)时能够取得比OLS高得多的效率，它还能很好抵抗特异值的牵引[11]。因此，本研究使用稳健回归方法，而不是常用的OLS回归估计方法。
四、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结果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本研究的回族居民样本中平均年龄约为39岁，标准差为14岁。其中，男性为83名，占被调查对象的38.6％，党员较少，只有6％。88.8％的被调查者都有生活伴侣。在受教育层次上，宁夏回族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占绝大多数，其比例为56.7％，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只有2.33％。在主观个人社会阶层上，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属于中层或中下层，其比例分别为35.8％和29.8％。调查样本中大多数都是农村居民，其比例占了71.6％。
表1还显示，回族居民的重要节日网络规模比较大，平均每个回族居民在他们的重要节日里通过各种方式联系进行互动的成员有41位。同时，网络规模的标准差为14，这也提示被调查者相互之间的网络规模相差比较大。网络中亲戚密度为49％，即网络成员中有近一半都是自己的亲戚。此外，网络中还有近1/4的成员是被调查者的朋友。在重要节日的费用开支上，平均每个宁夏回族居民的花费为1734.27元，但标准差却为2175.13元，表明回族居民在重要节日的花费彼此之间差别较大。其中，重要节日中人情费用均值为974.413元，标准差为1724.36元，同样意味着不同回族居民用在人情开支上的费用差异比较大。
此外，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回族居民上一年度的个人总收入，其均值为9493.11元，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回族居民在上一年度挣了大约9500元。同时，21996.49元的标准差也表明，被调查者之间在经济地位获得上差别较大。
(二)稳健回归结果分析
如前所述，为了更好地检验解释变量对回族居民经济地位获得的解释力，本研究构建了四个回归模型。对表2中四个模型的解释力进行比较后发现，与基准模型相比，其余三个模型都提高了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其中，模型2和模型4提高的幅度最大，高达14个百分点之多。这表明本研究采用的理论分析范式和构建的相关变量具有较强的合理性。
分析表2中模型2后可以看出，网络规模变量显著影响了回族居民的经济年收入，即网络规模越大，被调查者的年收入也就越高。其余两个网络结构变量：网络亲属比例和网络朋友比例与因变量呈负向相关，也就是说重要节日社会网络中亲属或朋友越多，回族居民挣的钱越少，但这种影响没有通过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在另一个网络模型即餐饮网模型中，餐饮网因子通过了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换言之，如果回族居民在过去一年中与家人、朋友在家或在外就餐的机会越多、在就餐时认识的新朋友越多，那么上一年度经济总收入也就越多。模型4表明重要节日总费用和人情费用都与因变量显著相关，不过，前者是正向相关，而后者是负向相关。这就意味着那些在重要节日中总费用开支越大的回族居民，上一年度的经济总收入也越高，但如果在人情开支上的费用越多，那么上一年度的经济总收入也就越少。此外，在控制变量中，男性、有伴侣、受教育层次和主观中层社会地位在四个模型中都通过了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对回族居民经济地位的获得都有显著性影响。至于年龄变量，只在模型2和模型3中显著，但它们的标准误也更大。
五、结论与讨论
首先，以重要节日网络为代表的社会网络对回族居民经济地位的获得有一定的影响，但内部作用机制比较复杂。其中，网络规模显著影响了被调查者上一年度经济总收入，这支持了研究假设1a成立。同时，代表强关系的网络亲属、朋友比例在统计上的检验不显著，支持了研究假设1b和1c。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变量的影响方向却是负向的，也就是在回族居民网络中强关系比例越多的人，经济收入可能越低。本研究在证实这些假设在宁夏回族居民样本中适用性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强关系或疏散网络结构甚至可能负向影响人们的经济地位获得。此外，另一个网络变量餐饮网因子也同样显著影响被调查者的经济年收入，支持本研究的研究假设2成立。
其次，尽管重要节日费用和重要节日人情费用都显著影响回族居民的经济地位获得，但前者的影响方向为正，意味着本研究的假设3a得到支持，而后者的影响方向却和假设的完全相反，表明研究假设3b没有得到支持。不难发现，重要节日人情费用的开支应主要用于两种途径：一种是对原有关系的维持，另一种是拓展新的关系。在前一种开支途径中，其对象主要是以前就有联系或互动的人群，这个人群中强关系较多，如亲戚、朋友，从中获得的信息更多是同质性的，从此类人群中获得的更多是一种情感支持；后一种费用开支针对的对象是新认识或想竭力拉上关系的人群，这类人群要么地位高，要么异质性较强，能够给费用支付人诸如信息、人情等方面的帮助，从而获取一种工具性支持。因此，只有当人情费用开支主要用于第二种途径时，才有可能有助于被调查者经济地位的获取。
本研究在理论上检验了社会网络有关理论在如宁夏回族这样的少数民族特殊群体中的适用性，其有关理论命题大部分都得到了支持。在格氏弱关系强度命题和林南的社会网络有关命题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尝试性提出强关系可能负向影响人们的工具性行为。同时，在借鉴有关学者的企业社会资本研究基础上，本研究创造性地构建了个体社会资本的两个替代指标，研究结果发现仅有重要节日总费用的有关假设得到了证实，而另一个有关重要节日人情费用的有关设计却没有得到支持。对其中的作用机制，本研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尝试性地进行了分析。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本研究在对常用OLS回归模型的前提假设条件进行剖析和检验之后，采用了更为有效率、更有可能得出无偏估计的稳健回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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