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一种社会资本视野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视野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贫困是一种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相伴生的社会现象，它总是以各种方式和形态困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贫困何以发生？何以再生？人们创造出许多理论试图对此做出解释。马克思等的贫困结构论、甘斯(H.Gans)的贫困功能论、刘易斯(O.Lewis)的贫困文化论、瓦伦丁(C.Verlinden)的贫困处境论、约瑟夫(K.Joseph)的剥夺循环论、弗里德曼(M.Freedman)的个人主义贫困观等西方社会学观点对中国贫困研究有很深的影响。中国学者以此为基础也相继提出资源要素贫困观、素质贫困论、系统贫困观和贫困发生学等研究中国贫困问题的理论观点。上论观点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贫困成因做出了解释，其理论分析皆可以在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沈红，2000）。
然而，贫困不仅源自缺乏、剥夺和排斥，而且深受特定社会文化、习俗的影响，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是社会关系十分发达的社会，个人摄取社会资源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关系网络的质量。谋求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被人们当作占有社会资源的捷径，关系网络也因此转化为个人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本，并对资源的分配产生影响。其后果是普遍主义原则的丧失和特殊主义原则甚器尘上，缺乏有效关系资本支持与保护的个人、家庭、群体便会陷入贫困或者继续在困境中挣扎。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逐渐成为贫困研究的一个有效的解释概念和分析起点，社会资源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强关系假设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在社会资本——贫困的分析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注：1.社会资源理论认为，社会资源并非个人所有，却可以通过个人的社会网加以利用。这一观点表明资源不但可以为个人占有，也可以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通过网络摄取。2.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资格以及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这一成员资格和网络联系有助于个人的各种目标达成的行为，并像经济资本一样可以获得回报。科尔曼则进一步指出，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个人的社会网络越大越广，其社会资本量就越大。3.强关系可以成为获取社会资源的主要力量。强关系与弱关系是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首先提出的。他从四个维度来测量关系的强弱，即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边燕杰教授通过对就业过程和社会网络的研究证实了强关系理论假设。他发现在工作分配的关键环节，人情关系强弱差异十分明显，能够给求职者提供帮助的中间人与最终帮助者和求职者的关系都是强关系。强关系理论尤其适合于解释中国社会的关系网络。4.社会交换理论用于解释人际交往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成立的。交换论的代表人物布劳认为交换行为的发生与终止要视对方的报答性反应而定，这种行为的动机就是要在交换中满足获取各种报酬的欲望。）同时，贫困区为社会资本研究提供了分析的基本单位和范围。发达国家城市中的贫民区和第三世界国家中的贫困农村，都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对于贫困的特征、原因和机理，贫困的缓解等基础性问题，社会资本研究都给予了特定的回答。
社会资本指的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波茨认为各种背景下的社会资本通常具有三个基本功能：(1)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主要关注使社会处于良好运转中的社会规则的执行；(2)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关注家庭对子女的支持以及家庭内部的相互支持；(3)作为通过家庭外的网络获得收益的来源，较多地用来解释就业、职业阶梯上的流动以及企业家的成功(Portes,1995)。这种观点为本文的社会资本—贫困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理论框架。
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
社会控制类型的社会资本，通常来源于非正式家庭和共同体结构的有限团结和可行信任，能够使形式或表面的控制失去功效。它对于贫困的消极作用主要体现为排斥圈外人，为团体成员带来利益的强大联系，通常也能够禁止其他人获得收益。那些存乎于强势群体（富人群体）内部的强大关联则成为社会排斥的基础。
社会排斥理论认为，排斥会作为一个社会的总体力量压迫某些个体或群体，制造出贫困；也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人群做出自然的或人为的类别区分。柏尔纳认为，“排斥”是社会作为整体而犯的过错，是贫困的直接原因之一(Byrne,1999)。
制度学派认为，社会排斥常常是社会政策的缺陷造成的。而这种缺陷正是源于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不合理，迫使部分社会成员能力缺失，无力于影响教育，传媒和社区组织。富人集团紧密团结在一起影响政府政策，使部分社会成员长期陷于贫困之中。英国的“圈地运动”造成数以万计无家可归者的贫穷；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迫使有色人种在贫困潦倒中生活；中国的“剪刀差”导致了广大农民的困境……。显而易见，社会政策对强势群体内部强关联的妥协和退让，不仅没有惠及贫困人群反而强化了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和偏见。文森特曾就此做出精辟的论述：贫困和政策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穷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穷人是由那些反映贫困的经济政策创造和再创造的。治理贫穷状况的政策的历史就是贫困本身的历史（周怡，2002）。正因为“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波普诺，1999:310），所以，他们必然会借助政府和社会政策将边缘化的贫弱群体排斥在外。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成为制造贫困的元凶。
不平等和贫困是社会各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有限资源的结果。每一个不同群体在任何一种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中都倾向于为自己争夺更多的利益，但是由于各个群体在关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所拥有的权力和占有的资源不等，争夺的结果必然是出现不同群体间利益的不同分割。强势群体往往能够凭借自身的权力、资源优势，优先获得和使用有限的资源，并且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和阶层内强关联的限制而保证资源在群体内的优先流通。贫困群体却因为无法通过有效的关系网络获取机会和资源而总是陷于贫困状态。
因此，社会资本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其对圈外人的排斥所造成的贫困，主要源自富人与穷人之间社会联系纽带的断裂及富人群体内部强关联的存在。出于利益的考虑，富人群体会在契约基础上建立内部团结和相互信任机制，作为一个共同体结构一致行动，对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施加影响。与富人阶层的高度协调和积极参与政治相反，穷人的社会信任范围在近几十年里迅速缩小，政治参与程度急剧下降。正如普特南所指出的那样，公共参与的趋势在与教会相关的团体、工会、共济会和退伍军人组织以及学校服务组织中是显著的，以公民社团形式体现的社会资本比上一代人大大削弱了(Putnam,1993)。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个体资源贫乏的弱势群体必须联合起来，结成一致行动的联盟才能更多地影响政府的社会政策，更有效地保护自身利益。消极参与无疑会削弱能够最有力地提供保护的社会资本，无法抵制带有倾向性的社会政策的进一步破坏。很显然，能够互惠互利的集体行动的机会被浪费了。
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
关于社会背景与贫困的关系，西方学者曾有如下论述：“从道德意义上，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每一个人将按照自己的能力获得提升。但是它与没有一个完全依靠自己成功的现实是冲突的。个人成长的社会背景强烈限制了能力相同的个人最终取得的成就。这就意味着机会的绝对平等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Loury,1977:176)。个人成长的社会背景首先是家庭背景。父母和亲戚的支持往往可以弥补社群关系的缺失。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对贫困的影响，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主要体现在家庭在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机制中的作用之上。
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会趋向于永恒（注：人类学家刘易斯首先提出贫困文化的概念，见Lewis,1966。）。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种族不平等将永远存在下去的理由之一即为黑人父母继承下来的贫困，会以物质资源和教育机会更少的形式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刘易斯指出：“棚户区的孩子，到6-7岁时，通常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Lewis,1966:215)。班费尔德也提出了与“贫困文化”相对的“非道德性家庭主义”的概念，认为“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Banfield,1958:156)。无论是刘易斯、班费尔德，还是后来的哈瑞顿、甘斯都无法否认家庭在这种贫困文化塑造中的作用。由于经济资本的拮据和父母文化资本的低劣，在贫困家庭中出生的孩子受教育的机会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他们只能耳濡目染的从卑微的父母、亲戚那里继承贫穷。
许多人认为，教育是改变社会阶层分裂状况的有效体制，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可以通过勤奋努力来实现社会地位的晋升，摆脱贫困。这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家庭出身并不仅仅通过单纯的经济收入来影响求学的孩子，文化资本的传承也是社会再生产非常重要的一环。根据布迪厄的观点，不同的阶层在文化资本的分配方面是不平等的，因此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在学术市场上获得的利润也是不平等的。扩大英才教育的最初得益者，是那些原本就具有文化资本的专家家庭出身的孩子(Swartz,1997)，也就是说作为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明显具有代际传递特征。来自家庭的社会关联能够影响个人对文化资本的继承，而这种继承又会作用于文化再生产，进而影响个人对建立贫困群体之外的社会网络和个人为摆脱贫穷而付出的努力。
因此，作为家庭支持来源的社会资本对贫困的影响正是通过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来实现的，这种家庭支持实际上是种消极的社会资本。一方面，上一代心安理得地将从祖辈那里继承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传递给下一代，并出于经济困难的考虑和对主流文化的敌视而倾向于忽视教育和文化对个人的社会流动的作用，对子女接受学校教育持一种消极支持的态度；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资本的匮乏，父母、亲戚对个人努力的支持更多的是一种短期行为，急于从这种支持中获取一定的收益，而缺乏长远发展的眼光。因此，一旦个人通过努力取得一定成就，曾经给予他支持的亲戚就会立即做出短期行为，向他提出更多的要求。因为对要求者来说，他们的社会资本恰恰是获得同伴资源的特权。对此，卢卡斯也不得不承认，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根本性的社会活动，各种人群都牵涉于其中，但是其积累方式又无法从物质资本积累中找到参照（殷德生，2001）。
显然，作为家庭支持的社会资本对贫困有着消极作用，即帮助实现了贫困的代际传递。然而，近来越来越多的关于转型社会（尤其是中国）的研究表明，随着市场机制的扩张，家庭支持日益显现出在缓解贫困上的正功能，具体表现如下：(1)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多地投身非农产业，到乡镇企业工作或者进城做劳工，父母妻儿则担负起务农的重担，这种家庭支持有助于解除外出劳动力的后顾之忧，提高农村家庭收入；(2)外出劳工通常从其他从事非农劳动的亲戚那里获得工作信息，而且一旦离开家乡，就会依循亲缘、血缘、地缘关系结成互助团体，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对抗来自城市的歧视、排斥及诸多不平等待遇，维护自身利益；(3)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研究显示，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具有明显的家族化倾向。创业之初的资金积累和企业动作中的经营管理，都离不开家庭成员的支持和帮助；(4)随着人力资本市场价值的提高，贫困家庭逐渐认识到教育是使子女脱离贫困的重要途径，而全力支持子女进行文化资本的积累。显而易见，家庭支持对于穷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脱贫条件，它可以集中贫困家庭有限的资源，为脱离贫困寻求出路。但它必须打破封闭性、狭隘性，与外部社群建立广泛的联系，才能帮助家庭摆脱困境。
作为通过家庭外的网络获得收益的来源
到目前为止，最常见的社会资本是通过网络中的成员身份获得的资产，其最一般的功能是作为网络的来源，帮助人们从家庭之外获得收益。这一类型的社会资本最普遍地应用于分层领域，也经常被用来解释就业，职业阶梯上的流动以及企业家的成功。
贫困社群的社会联系不仅少而且距离短，他们日常生存所依靠的密切联系很少超出其居住区，因此失去了获得其他地方就业机会的信息来源以及获得这些机会的方法。威尔逊的社会孤立理论认为，发生在美国工业中心城市的贫困急剧增加的现象是都市内城各种经济变迁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构变化是：伴随美国的经济转型，许多重工业企业从城市迁往郊区，许多中产阶级与工作阶层因此也移出城市，都市内城因此成为穷人集合的领地。这种城市发展的错位，不仅在地理上隔离了贫困的黑人，限制了他们的机会，也因此在心理、文化上孤立了贫困者。企业和中产阶级家庭离开黑人的居住区，造成了留下来的人口缺乏社会资本，结果是极高的失业率和福利依赖。因此，内城穷人的贫困是经济转型造成的“社会孤立”的结果，是社会隔绝了穷人，抛弃了穷人(Wilson,1987)。尽管威尔逊是从文化的角度解释贫困，但是他的研究仍然暗示了穷人与其他群体之间隔离的联系是形成属于他们自己的、危害城市居民的病态文化的主因。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第三种社会资本实际上揭示了贫困家庭与组织、社会或国家的关系。许多有关农村发展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当地的经济增长来说，由当地基层协会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网络同物质投入、适合的技术或者“纠正价格”（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灵丹妙药）一样必要。穷人必须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实施自助。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第三部门的广泛兴起向全世界显示了公民社会的强大威力，为贫弱群体提供了依靠。
长期陷于贫困境地以及政府的无能为力，使社会底层民众逐渐认识到，政府作为发展的推动力是有限的，必须重新思考对经济进步的种种追求。“帮助人们(assistedself-reliance)”和“参与发展”等模式成为民众自助的重要方式。各类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机构蜂拥而起，包括基金会、慈善组织、学会、协会、研究会、促进会等等，涉及社会福利、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社区服务、生态环境、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国际合作、宗教等各领域。这种援助战略着重于通过各种非政府网络组织的运作，发动民间力量，发挥底层民众的积极性和热情，将众多而巨大的物质与人力资源投入社会。非营利机构的兴起，不仅没有影响社会的稳定，反而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在许多方面远胜过政府机构。它既填补政府用于社会发展方面资金的不足，又能开拓大量就业机会，形成促进社会发展的庞大人力资源；既增加资源运用的透明度和合理性，又推动社会广泛关注与帮助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资金与人力薄弱的某些部门，以及遭遇困难的脆弱群体。此外，在发展滞后地区，促进弱势企业转变，扩大社会公平，缩小经济发展中产生的贫富悬殊，促进社会改革的进程等方面均大有作为。这或许就是消灭贫困的最佳途径。（朱传一，1999）
总之，一个强大的、活跃的、参与式的公民社会将使国家更加负责任地行动，并对公民的需要更快地做出反应。底层民众必须通过参与各种志愿性社团组织，形成互惠、信任、合作的社会资本，以此与富人群体统治的社会相抗衡，制约不平等的社会政策，获取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中国是社会关系网络发达的社会。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发达当归因于中国文化。比之于西方社会，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梁漱溟，1987）。费孝通在探讨中国社会关系的特点时用“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来解释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费孝通，2000:30）。差序格局深刻地表达了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特征。
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资源的分配，就是以这一种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序格局”来进行的。以个人为中心，从中心格局向外，成员间关系越来越疏远，其所获得的社会资源也逐级递减。血缘、地缘关系是中国人作为个人所拥有的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亲属关系、同乡关系、朋友关系等强关系在社会资源获得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在市场体制不完善、制度缺失及规范真空存在的情况下，以强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按特殊主义原则分配着社会资源。人们通过对人的依赖达到对权力、财富、声望的依赖的满足（张海东、杨隽，2000）。特殊主义原则取代机会平等原则成为人们处事的准则。
因此，在中国社会，继承的社会资本质量的低劣对贫困群体的影响要明显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近年来，中国的贫困群体的规模在不断扩大，而且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深入，中国的贫困状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如何有效地治贫、扶贫，保持社会稳定，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鉴于政府财力的薄弱和贫困人口规模的巨大，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法建立高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同时也不可能牺牲社会的整体发展来援助贫困群体，因此自致、自助的社会资本即第三域网络组织为广大贫困群体提供了新的希望。然而，它是否能够突破传统关系网络的封锁为底层民众服务，还有赖于政府和群众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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