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费孝通的社会学本土化思想架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社会学论文,试论论文,架构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从西方传入中国之初就已经成为中国本土社会学者探讨的主题之一，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做出了有益的探讨，费孝通先生当属其中的集大成者。综观费老的整个学术生涯，除其强烈的“志在富国”“志在富民”拳拳之心令人折服和感怀之外，其社会学本土化思想可视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无论其早期作品《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还是中期的成熟之作《乡土中国》及《生育制度》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社会学的系列反思文章，其中心都在构建社会学的中国化。其社会学本土化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寻求社会学研究传统与现代的统一
费老生于1910年，早年求学于教会学校，其启蒙教育是洋化教育，1930年—1933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33—1935年在清华大学师从于史禄国学体质人类学，1936—1938年在伦敦师从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并完成了博士论文。从费老的求学经历看，他没有受过中国正宗的传统教育，然而通读费老的所有著作（《费孝通文集》1—14卷和2000年以后的作品），在多达300余万字中几乎没有一篇是用纯粹的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来解释或研究中国现实的，相反却大多是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来寻求和挖掘中国现实问题产生的根源。总而论之，费老的研究具有从中国社会的整体上把握的特点。他将中国社会的变动作为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宗教等有全面关联的文化问题来考虑，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价值观念入手进行考察，超越了对西方理论的单纯翻译和模仿，致力于从中国本土民众的社会观中提炼出概念来。
费老说：“我初学社会学时，并没有从理论入手去钻研社会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我早年自己提出的学习要求是了解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了解的目的是在改善中国人的生活。”[1] （P326）这是他确立的社会学研究的宗旨，也就是说“志在富民”的研究目的决定了他的研究方法。费老还说：“在我们中国世世代代这么多的人群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经历了这么长的历史，在人和人中和位育的故训的指导下应当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保留在前人留下的文书中，而且应当还保存在当前人的相处的现实生活中。怎样发掘出来，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可能是我们社会学者应尽的责任。”[1] （P347）这段话直接说出了费老寻求社会学研究传统与现代的统一的出发点。费老的这一本土化探索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学中国化”之阵阵浪潮。以1936年进行的江村调查和1939年进行的禄村调查为开端，全面地对中国社区、社会变迁进行研究，开拓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的关于社区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道路。其《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实地研究和理论工作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是开创社会学调查这一领域实践的第一部成功之作。20世纪80年代后，在费老的研究中他一方面强调社会学的意识形态性，强调社会学研究的指导原则：“我则主张社会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世界上存有不同国家和不同制度，社会科学所反映的实际是有界限的，中国的社会学具有中国的特色。”[2] （P26）另一方面，他大力推进“小城镇研究”，在总结地域传统文化特色和现实调查的基础上他先后完成了《苏南农村社队工业问题》、《谈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和《小城镇新开拓》等报告、论文和论著。同时，他还就区域经济发展做了许多独特的思考。
从费老的学术生涯来看，他基本上对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做了两个方面的设想：其一他认为，作为共同生活体系的社区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习俗相互关联，形成为一个同一形态的统合结构，他所分析的中国社会的整体像应该是由这个进行共同生活的社会体系的基干结构以及体系的维系继承的过程和体系变动的机制三个层次构成；其二，他首先从中国基层社会形态的原论性分析入手，然后进入构成了现实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习俗的实态分析；最后，对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诊断，提出再建的方案以及对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由此而论，费老将中国的社会结构返于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的本源去考察，实际上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将个别主义方法论与普遍主义的视野紧密结合起来了。这是方法论的问题。我们读费老的文章最大的直觉是通俗易懂、清新自然，没有晦涩的西方社会学专用术语，同时也没有机械引用中国古文，在现代西方理论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契结中游刃有余，这一方面反映了费老渊博的中西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凸显了费老严肃的学术责任意识。“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3] 将传统文化思想和方法与现代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是费老开展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追求社会学研究应用策略和价值关怀的协调
毋庸质疑社会学是经世致用之学，是为现实服务的，所以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应用策略研究作为自己的立学根本，这在社会学的鼻祖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和大师级人物如帕森斯等的学术研究中都得到了反映，费老也不例外。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元老和集大成者之一费老的学术研究也起步于应用策略研究，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代表作《江村经济》就是一个典型，其后期的“小城镇研究”和区域经济研究也代表了费老对应用策略研究的重视。但费老没有停步于应用策略研究，相比而言他的后期作品更注重社会学的人文价值关怀，他说：“今天的社会学，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社会学科研和教学，本身就是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通过教育渠道，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可以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3]
在费老看来，应用策略研究和社会学的人文价值关怀互为一体，如果说应用策略研究更多地是体现了社会学的立学宗旨，那么，价值关怀则更多地表现了社会学的学科意义。在费老的社会学研究中二者是紧密相连的，费老的小城镇跟踪研究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个思想。费老认为，一个国家要现代化，首先必须实现工业化，可是欧美各国的路子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他们是通过“原始积累”强行把农民从历代生活劳作的土地上驱赶出去，然后通过血腥立法的形式使农民转为工人，工业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农村的凋敝与荒凉。中国不同，中国具有悠久的农耕文化传统，他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找到了“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井”的道路，这就是通过设立与城市、乡村两方面均有密切联系的小城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建立大量的乡镇企业解决城市工业的分流问题。对于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费老又从“区域发展模式”角度予以了探讨，如他提出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甘南模式”等，着重刻画、总结该地区如何充分利用自身的条件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读后使人感到各有千秋。这些应用策略的研究在促进国家政策制定、促使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加重了社会学在国家各级政府决策中的参考价值，同时又充分体现了社会学关怀社会发展、关怀国家进步、关怀人民生活改善的人文意义。
费老追求社会学研究应用策略和价值关怀的协调实际上就是社会学本土化的方法论，是西方古典社会学理论及现代、后现代社会理论与中国现实基础的有机结合，是费老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和国际社会学理论的独创性贡献。其实，综观费老的全部著作和学术活动，他很少顾及学科的界限，即他不以人们所理解的学科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围，他经常把各门学科结合起来，在实地调查中分析各种问题。费老的贡献是使社会学在未能失去经验研究学科根基的基础上，又使社会学摆脱了“社会学经验”的理论局限，拓展了社会学学科的生存空间，使社会学在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对话中加深了本学科的渗透力和影响力。甚为可惜的是，费老的这个独特贡献还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对社会现象经验调查的迷恋及对应用策略的偏好至今仍主导着中国和世界社会学的研究。
三、探求社会学研究从文化反思到人的自觉的飞跃
社会学博大精深，有人统计当今社会学分支学科有119种之多，并且还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这种扩展和蔓延在从表面上繁荣社会学的同时又瓦解了社会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因为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不加区别和审查地冠以“社会学”的名称只能导致社会学的自行消亡，面对这种状况每一个有责任意识的社会学者都在进行深深的反思，费老的反思最为独特也最为深刻。
费老的反思是从文化入手，从文化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影响力来谈社会学的发展前景。他说：“我认为人的社会有三层秩序，第一层是经济的秩序，第二层是政治上的共同契约，有共同遵守的法律，第三层是大众认同的意识。我们社会学要在第三个秩序的建立上有所作为。这第三个秩序，即道义的秩序，是要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人和人相处，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以这个作为主要的轴心问题进行研究。”[4] （P3）费老的这段话说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也就是文化的共同意识问题，在这里他将社会学的研究从表面的繁荣引入到人的内心世界的更深入思考。他特别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本土研究对世界社会学的贡献，他讲：“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固然糟粕不少但也不缺乏精华。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人对人和群体对群体的关系中有霸道和人道的区别。东方文明的一个基点就是崇尚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强调包容性，使不同群体能和平共处。东方文明的这种经验教训可以为世界形成新的和平秩序提供的一条值得思考的启示。”[5] （P5-6）费老的社会学思考确实匠心独具，他不是就文化而谈文化，而是以文化为例谈社会学的本土化，谈中国社会学对世界学科的贡献，谈社会学传统方法论的改进。“今天社会学的一些方法，无法和古人进行跨越时间和历史的‘交流’。”“新领域的开拓，往往要求在方法论和方法方面进行探索，也不排除吸收借鉴一些其它的方法和思路。”“吸收当前国际上各种思想潮流，不拘泥于是否时髦、流行，而是注重于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价值，以我们自己的需要为参照系来衡量和吸收。”[3] 他以中国的“宋明理学”为例谈了真正领悟古人“格物致知、诚心正义”认知方法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社会学研究从文化反思到人的自觉的飞跃是中国社会学本土研究走向实质繁荣的必要途径。
费老的文化反思源于20世纪30年代，如他在考察中国家庭的现实时，鲜明地点出了西方对家庭考察时所没能清晰描绘的“婚姻的本质”、“家庭结构的基本三角形”、“社会继替”等问题。他推测西方人很难接受“婚姻非个人私事”的观点，并指出必须注意到不同的文化习俗是扎根于不同社会观的，从内藏于中国人心中的社会观出发，可以看到基于西方社会观的理论所看不到的事实，描绘出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来。再如费老在翻译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时，并非仅仅是文字的转换及借以生搬硬套地解释中国社会，而是从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性理解出发，通过西方社会学概念的翻译，提炼出最能够反映乡土社会的人们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的适当用语来，因此费老所创造的概念不仅相互间有机地结合，更重要的是蕴藏着深深的文化反思，最典型的是“差序格局”概念，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已为中心像水的波纹一样推出的私人关系，其中存在着父子、远近、亲疏等“差序”，即是着重差别的“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等基于差序的关系都附带着一种道德要素，规定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及行为准则，在缺少对成员资格有着明确规定的组织、缺乏团体道德的中国社会里，没有能够产生出超越了私人关系的普遍性的道德来，如何与对方相处，完全由对方是谁以及与自己的关系如何而定，就这样费老将社会关系的基本的存在形态与依附于各种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了说明。可以看出“差序格局”概念本身就蕴涵着费老深深的文化反思。在进一步文化反思的基础上，费老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自觉”的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6] 。在此费老将文化自觉从一般的社会学方法论上升为民族生存的高度。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富含了多元一体的思想，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能够真正地美人之美，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入的认知和欣赏。他认为文化自觉是中华民族各民族间及中国与世界各国“和而不同”、和和共处、共存共荣的文化基石。费老从文化反思入手来认识中国社会所特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社会结构，同时又从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中构建出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的文化自觉，不仅表现出了费老高超的社会学中国化的研究路径，而且突出了费老的社会学人文价值关怀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