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原子化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
刘启英
摘要： 工业化、市场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农村社会从传统封闭结构逐渐走向现代开放状态，乡村社会青年劳动力的外流造成了乡村社会人口结构的“空心化”和社会关系的“功利化”，加剧了村民的“去组织化”状态与“合作化”困境，导致原子化村庄公共事务治理陷入政治权威的分散化、参与动员动力不足、资源争取能力弱化、公共精神逐步衰落等危急之中。因此，需要再造原子化村庄的体制性组织，重塑体制性组织的权威；建立村庄新型社会组织，培育现代农民之公共精神；推动原子化村庄的公共性建设，重塑乡村社会之文化价值。
关键词： 乡村振兴；公共事务治理；原子化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2月5日，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http://www.moa.gov.cn/WTCtWTCl/yhwj2018。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然而，幅员辽阔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基础与文化传统差异显著，村庄内部成员社会关系网络构造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农村社区治理能力参差不齐，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村庄类型。梳理文献发现，学者们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将整体性的乡村社会划分为不同的村庄类型，其中贺雪峰根据村庄社会结构将中国的村庄划分为南方地区的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的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的分散原子化村庄等三种类型；② 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 赵旭东根据治理主体权威将村庄政治类型划分为党政独大型、权利制衡型、自由分散型三种类型；③ 赵旭东、辛允星：《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罗兴佐则根据农民行动单元将村庄划分为宗族型、户族型、小亲族型和个体家庭型四种类型。④ 罗兴佐：《农民行动单位与村庄类型》，《中国农村观察》2006年第3期。 不管哪种分类标准都无法忽略结构松散、权力离散、关系疏散的原子化村庄，这种村庄类型常常是地处偏远地区缺乏资源输入渠道的内生型村庄，村庄内社会权力呈现离散化和公共权威呈现虚拟化，人与人之间的链接纽带较为松弛，社会资本的容量较低，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遵循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存逻辑，乡村社会规范对人们的行为约束力较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原子化状态。在原子化村庄中，农民在具体的个体或家庭事务上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使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陷入政治权威的分散化、参与动员动力不足、资源争取能力弱化、公共精神逐步衰落等危急之中。那么，如何实现原子化村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事关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焦点事件，因为它事关该类型村庄的农业发展、社会和谐和乡村文明，事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与小康社会的实现，事关人民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提升。因此，深度解读原子化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困境及其原因能够为审视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的知识储备，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有差别有步骤的展开实施。
一、原子化村庄青年群体的外流与社会关系的功利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促使中国社会结构从传统封闭状态快速走向现代的开放状态，在外在拉力和内在推力的共同作用下乡村社会青年走出村庄流向城市成为一种常态。乡村社会青年劳动力的外流导致农村人口结构老龄化不断加剧出现了“空心化”现象，社会关系从原来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中不断拓展到基于市场经济的利益关系并呈现出原子化状态，致使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无核心主体的有效参与。社会结构的“动态化”和社会流动的“开放化”带来了村庄人口结构的“空心化”，进而引发村庄社会关系内核亲密化和外围的“利益化”倾向，这正是原子化村庄面临的客观境况。
（一）乡村青年群体的不断外流致使村庄人口结构呈现出“空心化”状态
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不断深化客观上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中国广大地区的农村呈现出大批单向的人口流出状况。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由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长期存在，这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城市资源越来越集中，而农村的资源越来越来匮乏。换句话说，经济体制的转轨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催生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急速推进，对农村群体的流动产生了强烈的外在拉力；这种拉力与乡村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孕育的推力为乡村青年的持续外流创设了动力机制。于是，外出打工成为广大农村青年的现实选择，青年劳动力的外流成为一种持续的常态，老人妇女儿童逐渐成为村庄长期留守的主要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比上年增加481万人，增长1.7%，增速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① 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WTC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 。截至2018年12月，WTC村980多人常年处于流动状态，占村里人口的61%。其中18-38岁左右的年轻人多数是选择进厂打工，如制衣厂、电子厂等，他们常年在外务工，一般每年腊月二十左右回来村里过年，正月初八左右大多数返回省外的工厂上班；39-60岁左右的大多数村民主要从事建筑行业或打零工，属于季节性外出；村里留下最多数的还是65以上的老人，以赢弱之力种植水稻和蔬菜瓜果维持生活。可见，当前农村外出流动人口的主力军是青年劳动力，占据总流动人口的一半之多， 致使外出务工型村庄的人口结构转变为变异的葫芦型，呈现出“空心化”的状态。因为外出务工型村庄的青年选择外出务工成为一种生命历程的“必然选择”，成为“成人礼”的一部分，最终形成一种乡村惯习，对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二）乡村青年群体的集体外出加剧了村庄社会关系的“功利化”态势
市场经济改革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面临的时空壁垒，农村地区青年农民选择外出务工数量急剧增多，个体逐渐从原来的地方性共同体脱离出来，乡村社会关系结构日益简单,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向家庭内核萎缩, 乡村社会关系的外围已高度利益化。② 徐晓军：《内核-外围: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动——以鄂东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为例》，《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 与此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与后来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等乡村制度变革所形成的结构性力量推动着资源的重新配置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传统乡村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的纽带宗族网络能够带给个体的荣耀与庇护越来越少，决定个体成功的因素越来越指向更广阔的远方世界，传统的地缘性关系、血缘性关系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对乡村社会关系造成了极大冲击。当农民个体从原来农村的地方共同体约束中逃逸出来以实现“为自己而活”的生活政治，其结果则造成了农民像一个个毫无关联的马铃薯失去了相互之间的关联网络。同时，现代性催生的平等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带来的个体理性的急速增长致使传统的乡村社会关系发生激变，呈现出“工具性私人关系”① 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 或“差序格局的理性化”② 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可见，青年群体的外出不仅带来家庭经济收入的增加，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使他们的利益观念、价值形态和行为方式表现得越来越功利化，乡村人际关系在“差序格局”上的亲疏远近逐步演变为经济利益关系的远近，被高度社会化的小农将自身货币收入的最大化作为行动的逻辑，于是乡村社会关系结构的“内核-外围”③ 徐晓军：《内核-外围: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动——以鄂东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为例》。 表现出异化趋势，呈现出一种“内核亲密化”与“外围利益化”的态势。
我开始忽悠，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困顿，也许在历史的进程里野蛮会战胜文明，但是要相信，文明的种子在这些市井之辈、读书之人甚至妓女乞丐的心中代代传承，文明不会消亡，总有一天它会变得更有力量。
（三）村庄社会关系的“功利化”趋势引发了村民的“去组织化”困境
伏牛山区中河南片区粮食秸秆资源可获得量。根据对小范围农业生物质进行现场测量和评定，并结合所走访农民得出，伏牛山区一些农作物的谷草比为：玉米为1∶1.2、小麦为1∶1.3。国家发改委在《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管理文件和技术规定》上发布了“常见农作物秸秆草谷比”。因此，参考该文件，且综合考虑伏牛山区各县的实际，以粮食1∶1.3的谷草比参数来进行粮食秸秆资源的估算。
二、个体化趋势下原子化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困境
从外部资源获取层面来看，村庄所拥有的外部网络关系性资本、经济性资本和政治性资本以及能够挖掘出的内部文化性资源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而原子化村庄在上述4个方面都不占优势。从环境资源的角度来看，一般来说原子化村中的自然资源较为匮乏。WTC村位于J省的西部、罗霄山脉中部，毗邻湘东，南接井冈山市，境内山地多，平地少，自然条件复杂，能够开发利用的资源有限。从外部网络关系性资本的角度来看，从原子化村庄中走出去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很少，能够通过他们获取村庄发展的资源就更少。在WTC，40年来走出去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等成功人士只有10人左右，考上大学的35人左右。从经济性资本的角度来看，原子化村庄居民的经济来源较为单一，主要依靠打工经济，传统遗留下来的农业与种植业难以形成规模，集体经济基本没有。WTC村的土地撂荒严重，青年村民常年在外务工，家里的土地几乎无人耕种；即使在种植水稻或其他农作物的家户，其劳作人员主要是留守村庄的老人和妇女，他们依照传统的农耕方式生产劳作效率低下。从政治性资本来看，原子化村庄处于乡镇的边缘地带，村庄底层政治精英较为缺乏，能够联络到外部的政治性资源较少。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原子化村庄地处政治边缘地带的事实决定了它们获取外来资本投入的可能性较低。在WTC村，村庄内传统家族力量得到消解，掌握村庄治理权力的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政治动员能力有限，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处理热情不够高，到乡镇政府联络外在资源的动力不足。从文化性资源的角度来看，原子化村庄能够挖掘重塑的历史文化资源有限，优秀的传统文化习俗保留的亦很少，村庄的文化教育资源甚至无法保障孩子们的基础教育所需。在WTC村，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传统文化习俗不断被简化甚至被废弃掉，村庄内的小学在撤点并校的政策推动下被撤掉，村内了解传统文化习俗的文化精英年龄越来越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是常态现象。
内部治理能力和外部资源获取能力是保障公共事务有效治理的两个关键性因素，前者为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动力，后者为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保障。从原子化村庄的内部治理能力来看，由于年轻人的持续外流不断消解村庄事务的参与主体，削弱了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能力。从外部资源获取的角度来看，原子化村庄一般地处市县乡镇之核心区域的边缘位置，能够获得的外部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较少，为公共事务的治理带来了难度。在农业税取消之后，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大大削弱，一方面难以为农民提供公共品，另一方面在信访工作考核“一票否决”和稳定压倒一切的考评压力下，基层政权的行为呈现出“不出事逻辑”。② 贺雪峰、刘岳：《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 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原子化村庄治理的单一化“村支两委”的缺场和民众参与度低等问题。在WTC村，大批青壮年农民流入到城市，外流人口占村庄总人口的61%，其中共产党员外出打工的达31人，占党员人数的72%，致使WTC村需要党员参加的会议无法召开，村上党员到会人数一般很难过半，党员外流使得村上的公共事务陷入治理困境之中。另外，在个体化浪潮的冲击下，原子化村庄内部治理所需求的互助性关系网络走向破碎。在WTC村，村庄内留守的老人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互助性合作依然处于一种自发状态，没有发现公共事务治理的合作机制。
（一）原子化村庄治理主体的转变与治理权威的离散化
村庄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由乡政府、驻村干部、村两委、乡村精英群体和村民共同构成，不同主体的角色和责任不同，承担着不同的职责。近代以来，国家对农村生活的控制是一个不断增强的过程，是社会治理主体不断调整变迁的一个过程，经历了4次转型，“即从帝制时代的士绅精英到民国时期的地方精英，从社会主义时代集体化时期的政治精英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多元治理精英。”① 马良灿、黄玮攀：《中国乡村治理主体与治理规则的双重变奏》，《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与此同时，治理规则随之发生了深刻转向，由传统士绅社会的道德伦理之治到民国时期的“营利型治理”规则，再转向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的“控制型治理”规则，最终走向改革开放后的多元自治规则。J省WTC村的治理历史同样经历了帝制时代的士绅治理、民国时期的地方精英治理、集体化时期的政治运动式治理与改革开放后的村民自治式治理。在集体化时期，WTC村的治理方式呈现出生产集体化、生活的集中化与政治的集权化等特点，生产集体化体现为村民生产劳动过程的集体分配性，即生产队统一安排社员进行生产劳动，以公分制度计算劳动量；生活集体化体现为日常生活的集体供给，如粮食的获得通过粮票获得，买布需要有布票，吃大锅饭；同时，对困难的群众给予照顾和优待。政治集权化则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村民经常被组织参加政治运动，任何个人行为的活动都要经过生产队的同意或批准，村民被政府统一管理起来，农民与生产队所代表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基层政府以政治动员形成不断得到强化。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成了农村土地经营权的转变，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促使农民从土地中解脱出来走向城市。当农民个体从传统的村庄集体中走出后，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他们的支持力度不断降低，改变着他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认知，致使他们对村庄公共事务的漠视。税费改革以后，乡镇政府的财政来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农民收入中获取的资金渠道被堵死，他们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在招商引资和争取项目等方面，致使基层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制度性关联度不断降低，农民与村级组织、乡镇政府的关系日益松散，村级组织缺乏足够的能力激发农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在WTC村，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农民自身思想意识的转变不断削弱“村支两委”的权威，村委会的社会动员能力越来越弱，使“村支两委”在村庄公共事务的组织和管理中的作用不断降低，为村民提供一些公共服务与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的内在动力不足，导致体制性组织权威不断离散化。在脱贫攻坚阶段，原子化村庄能够获取的外部资源有限，内部分配有限扶贫资源又存在不公平之事，进而瓦解“村支两委”的政治权威。
（二）原子化村庄的内部治理能力低下与外部介入资源匮乏
尽管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也推出了相关的保护、发展政策。但是，在目前这种日新月异、快速更新换代的时代，这些投入明显是不够的，国家需要更多地关注苗族银饰的发展传承，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同时加强对传承人的思想教育，让其主动、积极地跟新一代传承者展示苗族银饰的设计理念、制作过程，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治理”是不同于“统治”的概念，强调“过程”，倡导“调和”，兼顾“多元”，注重“互动”。⑥ 唐钧：《社会治理的四个特征》，《北京日报》2015年3月2日，第14版。 不管是“过程”与“调和”，还是“多元”与“互动”都离不开主体的积极参与和有效联动。但是，原子化村庄青年农民的集体外出导致人口结构的“空心化”、社会交往关系的“功利化”和精神文化价值的“变异性”给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带来了挑战，致使基层治理的群众参与性降低、自组织缺失、治理主体权威的下降、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与公共服务供给缺位等问题。
农村人口的“空心化”、社会关系的“功利化”、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与社会合作的“去组织化”带来农民个体意识的不断增强、集体意识的不断降低与公共精神的逐步衰落，致使村民之间的粘合度不断降低，原先以集体主义为先的行动逻辑被以个人私利为先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所取代，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越来越低，加剧了村庄社会事务的治理难度。人们不再拥有讨论公众问题的公共空间，个体作为公民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正在不断退化，思考问题的逻辑更加注重个人的得失而忽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过程中，原子化村庄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扶贫资金落实到户的策略致使村庄内其他村民的相对剥夺感得到强化，公共事务的参与积极性受到影响。从乡村的地方性规范来看，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与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民个体越来越满足于自家小圈子内的互动，开始挑战传统的公共性权威，致使原子化村地方规范的约束性不断降低，甚至趋于走向解体，而适应当前农村社会关系的现代性规范仍没有建立起来，个体往往根据利益需要而对规范进行自我阐释，社会规范趋向碎片化、多元化乃至混乱。在WTC村，村民之间共识难以达成，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在公共事务上不参与、漠不关心态度使得村民自治制度难以得到良好的运行，农村社会的治理水平被严重降低。
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与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的相互扭合引发了中国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④ 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致使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程度不断加深，人们传统上所依赖的亲属关系、支持网络和制度保障不断式微，个体不得不依赖自身的能力，于是社会的疏离性与个体的自主性不断增强，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更倾向于遵循个体主义逻辑。在乡村社会中，“农民个体逐渐从传统的家庭、家族、村落、社区等地方性共同体脱离出来，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再主要依附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关系网络，那些能够给自己的事业发展带来影响的业缘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越来越成为人际交往的核心部分，但是这些社会关系往往也是临时性的、工具性的，充满流动性、建构性，最终导致乡村社会关系的利益化、工具化与原子化、去规范化”⑤ 张良：《论乡村社会关系的个体化——“外出务工型村庄”社会关系的特征概括》，《江汉论坛》2017年第5期。 。现代流动社会为农民个体流动提供了更多生活机会的选择项，但是制度性保障机制的缺乏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安全感和获得感，相反资源极化使得他们很难获得更为优质的生活质量和自由的个性选择；就乡村社会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使得他们从传统的社会关系纽带中抽离出来，附着于传统地方共同体之上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对他们的约束越来越小，传统的宗族和村庄能够提供的庇护和安全感逐渐减小，传统的组织化模式逐步瓦解，人们逐渐从乡、村、组等基层组织中游离出来，表现出的“去组织化”程度不断增强，合作化困境开始凸显。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不仅仅让他们获得经济生活的提升，还催生了他们的个体主义意识和理性主义意识，市场经济的物化作用不断强化他们的工具化和世俗化观念。最后，青年农民的外出带来的“功利化”利益观念和“去组织化”心理进一步瓦解着传统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范，进而造成乡村公共精神的衰落以及乡村治理主体参与积极性降低、组织化困境加剧与合作化困境凸显等问题。
（三）原子化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意识与公共精神不断衰落
在原子化村庄，青年农民的外流使他们从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抽离出来，家庭生活碎片化、村庄社会关系的功利化、社会交往的去人情化等问题不断凸显，其根本性解决需要立足于现实建立村庄新型社会组织将农民们重新组织起来培育现代农民之公共精神，促进村庄内村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实现。在原子化村庄中，农民经济水平的提升与抵抗市场带来的冲击要求他们只有组织出来才有出路，因此，建立村庄新型经济合作组织与各种经济合作协会，增强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将外出的青年劳动力吸引回来参与进去，以劳动力合作、土地合作、信用合作、产品销售合作和农业服务合作等形式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机整体性发展。除了经济生产方面的多元合作外，还要发展各种符合村庄特色的基层文化组织以实现农民生活的组织化和网络化克服个体化和原子化带来的单调无助感，如通过支持新型的农村广场舞队、传统的地方戏团、地方性节日娱乐团体以及特殊群体性协会等组织，提升农民们的集体意识，培育现代农民的公共精神，让原子化的个体农民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不断增强，促进他们生活幸福感的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还需要因地制宜的引导和规范村庄内的各种血缘性、地缘性和业缘性组织，提升村庄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能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通过一种“积极的社会建设”，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使之成为重构乡土社会基础秩序的重要力量，形成乡土社会的“新公共性”③ 吕方：《再造乡土团结：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新公共性”》，《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
当“共享型人力资源”与“创业型企业”实现结合，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最初于1972年提出，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其主体关注的是企业是否能一直延续发展下去，而且要符合企业自身、企业外部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要求。“共享型人力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前进的不竭动力，“创业型企业”目标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前进的方向，而“可持续发展”则为企业的前进提供了先进的理念。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原子化村庄治理的应对策略与风险防范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的有效举措，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原子化村庄的有效治理必须因地制宜、顺势引导、借力使劲，并契合村庄治理的多元化、系统化与本土化之需求，激活社区之合法性资源，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参与式、自主性治理，培育乡村社会组织，促进村庄共同体再造。
（一）再造原子化村庄的体制性组织，重塑体制性组织的权威
再造原子化村庄的体制性组织，重塑体制性组织之权威是将已经离散化的原子个体重新整合起来以实现再嵌入的首选方式。体制性组织即农村基层组织，是设在镇和村一级的各种组织，包括村党委、村民委员会、村团支部、村妇代会和村民兵连等，其中村党委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核心，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础，是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战斗堡垒，是领导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力量。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各经济社会组织依法开展工作，指导并支持基层人民群众开展各项活动，行使宪法以及法律所规定的基本民主权利。”① 蔡文成：《基层党组织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分析》 ，《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3期。 可见，村党委具有村庄治理与组织管理的双重功能，既要服务于社会又要提升组织管理效率，需要在科层制逻辑和社会治理逻辑之间需求一种平衡，从而实现群众基本需求的满足。创新基层党组织建设需要不断更新党组织成员，吸纳优秀的青年农民、“村医”和“村教”等人员进入党组织，推行多村共建基层党总支部的村际党建模式。这样将村庄的优秀“人才”吸纳到体制性组织中，能够改变村治组织的年龄和知识结构，提升村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强农民与基层体制性组织之间的关联性，达致重塑基层体制性组织的权威之目的。当前乡村建设或三农政策的重点在于通过推动国家资源下乡，调动既有农村社会资本，以及充分利用新中国的农村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来激发农村活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② 贺雪峰：《乡村建设中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思考》，《探索》2017年第2期。
（二）建立村庄新型社会组织，培育现代农民之公共精神
经济体制的转轨与社会结构的转型推动着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农村人口的外流，使农民日益卷入市场化之中，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销售都离不开市场，市场的交换逻辑已经深入农民的思想深处，农民的思想观念日益功利化和理性化，个体意识和自由权利观念也日渐觉醒。在WTC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村民外出打工的数量不断增加，外出务工人员的年龄结构越来越年轻化，流动人口甚至占全村总人口的70%，留守村庄的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致使村庄里的人口结构发生失衡。在原子化村庄中，市场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带来了村庄内的社会关系的变异，致使农民们越来越脱离传统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以及社会关联而独立，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彻底失去了原有社会的庇护和温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与相互关心消失殆尽。在WTC村，村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联系紧密，村民之间像过去一样的互助、帮工形式已经很难重现。与此同时，社会转型造成了传统乡村社会规范体系的失效，社会价值多元化的现实态势造成了农民们的无所适从，风险人生的概率不断增加，致使超越核心家庭层面的合作很难形成，乡村社会“原子化”态势不断增强。
三菱综合材料的硬质合金事业部向世界各大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厂商、模具厂商、飞机制造商以及其他从事金属加工的制造商提供了大量优质的切削刀具，并获得了全球用户的好评。在切削刀具用量最大的日本，三菱硬质合金制品事业部拥有最高的市场占有率，而在全球切削刀具市场，三菱综合材料名列世界第三。
总之，将村民自治组织、村民经济组织和村民文化娱乐组织嵌入乡村治理体系之中，从根本上打破了村民委员会一元主体的格局，进一步优化治理结构，促进对话、协商等治理方式的运用，推动乡村治理的民主化、法制化水平④ 杨郁、刘彤：《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民组织化与乡村治理》，《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因为乡村多元主体的形成能够在治理制度上促进各方参与协商、平等对话的平台有效形成，明确各方主体的地位、决定民主规则和参与项目的流程。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明确多元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促进各方利益代表之间的权利制衡，实现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三权分立，防止权利集中和滥用，最终促使乡村多元主体之间建立起基层党组织领导，乡镇府服务，社会组织协同与村民积极参与相互支持，相互信任、协调合作、互动共治的关系，① 李紫娟：《农村治理新范式:构建基层互动治理》，《学海》2017年第1期。 达到协调共识、实现协调共治的治理目标。
（三）坚持并发挥农民主体地位，重塑乡村社会之文化价值
突破原子化村庄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首先需要将外流的青年农民吸引回来，可以拓宽转移就业渠道，强化乡村就业服务，完善制度保障体系。
其次，需要重塑农民的公共精神，实现基层政府、社会组织、村庄精英等不同主体的协同合作，其中政府发挥着重要的创建、监督和指导功能② 李蔚：《何谓公共性,社区公共性何以可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社会组织发挥着中介作用，村庄基层精英起着示范引领作用。原子化村庄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国家强势介入的必要性，政府扮演着原子化村庄的公共性与文化性建设的领导角色。当然，国家的强势介入并不是全面介入而是有选择性的强力介入，如完善原子化村庄的生产、生活与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并以此为契机在农民与农民、农民与基层组织之间建立一种新的纽带，提升村民对乡村生活共同体的认同感。同时，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培育农村社区自组织，赋予自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之能力，因为社会组织对村庄治理的有效介入能够依据农民的真正需求来提供公共文化资源。③ 韩鹏云：《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
最后，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着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重塑乡村社会之文化价值需要从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价值统领，也需要深入挖掘自下而上的传统农耕文化，只有将两种不同层次的文化形态融合起来才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而保障原子化村庄公共性的提升。在执行层面，需要以“活化”村落文化资源为契机，以丰富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为抓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重建农民的文化精神世界与重塑村民的文化价值信仰。换句话说，就是要挖掘村民在生活、生产实践中逐步发展与日益形成的精神产品，包含农业文化、乡村生活习俗文化和乡村娱乐文化等，并以此为契机重塑人们的道德情感、社会心理、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和理想追求。④ 朱启臻：《村落价值与乡村治理关系的探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中图分类号： D03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19）03—0141—07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村闲置资源协同激活问题研究”（项目号：18CJY0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启英，男，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陈慧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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