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之镜：嬗变中的电视生态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生态论文,自然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2年，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森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拉开了现代生态主义思潮的帷幕。由此，一种全新的“思想模式”、有别于以往“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系诞生了，这就是以“自然为本”的生态主义。人本主义看重人的独立与尊严，生态主义则以人类与生物圈和非生物圈的相互依赖、相互滋润为出发点，把“以人为本”的宗旨放置于更宽泛、更高尚的自然生态圈中，考察人的行为在自我发展过程中是否有损于生态环境。生态主义尊重多元性，而不提倡过分强调“人是万物之灵”的单边主义思维。以自然为出发点，也以自然为归宿点是生态主义最本质的规定性。保护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存的家园，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社会是生态主义的最终目标。生态主义从一种社会政治思潮逐渐衍化为一种观点，一种统摄了自然、社会、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观点，一种崭新的、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延伸到社会生活、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逐渐深入到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建筑、戏剧、电影、电视、网络等文化的各个领域，切实地与我们的时代脉搏息息相关。
一
1978年，威廉姆斯·鲁克尔特在《文学与生态——生态批评的试验》一文中首次使用生态批评这一术语。他在文中尖锐地问道：“文学批评在我们这个时代走到哪里去了？”他的这个问题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内涵：1)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学科处于不确定的、方向不明的状态；2)我们这个时代凸显的环境问题已从多方面表现出来；3)文学批评有责任面对我们的生存问题。这正是生态批评肇始并迅速发展起来的根本动因。
生态批评是在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质疑声中应运而生，也是在生态危机昭然可见时应运而生。它表明文艺研究者对生态环境实际问题的关注，表明文艺研究者相信文艺蕴含着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资源，可望用于修补导致人类物质文明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人与自然不协调的对立关系。因此，如何让卢梭呼唤人类回归自然的声音重新震响？如何承继梭罗的使命唤醒人类与自然相通的意识以求得与自然和谐共处？如何让文艺成为有益于修复地球生态的人文能源资源？如何将文艺批评研究视野引向早已破忽略的自然生态，重新检视人与自然、文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何从生态学的角度进行文艺批评，使处于不确定状态之中的文艺批评与科学话语联姻，共同面对我们生存的世界不容忽视的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便成为生态批评家研究的主要课题。
生态批评的消解性或批判性承继了绿色革命的意识形态，“它最终是要创造全新的永恒整体和美——重新建立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生态批评者触到了西方二元对立思想根源的要害，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从创世走向末世的直线模式。而且逐渐取代了古希腊和东方思想中的循环往复的自然观。这种直线模式的自然观直接影响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事实上，古希腊的永恒的有机自然观，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都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
对电视创作而言：越来越多的电视创作者在屏幕上真切地呈现了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稀缺、生态危机和灾难、生命存在的形式和范围等有关生态问题，表达了对生态危机的忧思和对人类生存前景的关切。这些正是电视生态批评者所研究的范畴。事实上，比较纸质媒介来说，电视艺术家能够通过影像更加细腻、生动地触摸世界，在影像符号系统建构的世界里更加便捷和直观地表达他们对人类生存困境的人文关怀和对生态灾难的深切反思。
二
电视创作者的生态意识是电视生态批评家们研究的重要方面。一方面，电视创作者本身具备的自觉的生态意识为电视作品对生态意识的体现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电视作品中蕴含的生态意识也体现出电视创作者对生态意识的关注。
就自然类纪录片而言，生态意识在这类影视片中彰显出影视艺术家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以及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此类影视片主要关注人类及人类之外的生命种群的生存事实，表达一种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世间万物都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平等的一员，无论这生命是一条小小的昆虫，还是一只刚刚破壳而出的雏鸟。人类应该与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友爱地生活，共享同一个蓝天。法国导演雅克·贝汉的“天·地·人”三部曲是此类影视片的经典之作：讲述鸟儿飞行梦想的纪录片《迁徙的鸟》；展现虫子们隐秘生活的影视片《微观世界》；以及赞美人类与自然血脉相连的艺术片《喜马拉雅》。这三部电影以三个不同的音阶轻声合唱，奏响了一曲对生命的赞歌。使观众从中深深感受到生命的丰盈和脆弱，领会到生命的平等和息息相通。人类应怀着同样的情感，同样的尊重与关怀，去看待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无论这生命绽放的舞台是一片方圆不足百米的草坪，还是苍莽雄浑的喜马拉雅山，抑或是从南极到北极的漫漫旅途，这些地球的生命都在为种族的生存与繁衍奔波忙碌。在人的世界里，我们只是沉浸在人的情感中；在物的世界里，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物的存在和情感，甚至在物的高贵光芒中我们才会自卑于人的卑微和渺小。当人类描摹非人类种群世界的生活习性和精神世界时，往往会因为强烈的隔阂而无法深入，影像却突破了这一局限，在文本与现实之间进行缝合和跨越，实现了对生命的准确观察，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现实认同感。
从电视生态批评的视角看，当前影视创作昭显的生态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注生命起源和生命的宇宙定位。迫切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促使人们去追寻生命是从哪里来，将要走向何处。近年来，一大批以生命科学、生态危机为题材的科教片比较系统而深入地阐释了生态理论和相关的生态观念，以客观的态度、运用大量翔实的资料昭显了生态观念。为了使抽象的概念和深奥的道理为大众所接受，影视通过图像、声音、语言全方位地调动人们的感官功能，这种削减意义深度，降低理解难度的书写方式和传播模式为大众的接受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基因与转基因动物》展现了未来生物技术的发展前景，图解了神秘的生命密码。《宇宙与人》拓展了人类认识自身和世界的视域。生命形式不仅获得了广袤的外部空间，同时也赢得了深层的内在领域。使观众对所有生命的生态环境获得清晰而准确的定位。
第二，关注非人类群体的生命活动及生存空间。《度过生命的危机》、《最后的大熊猫》、《英与白》、《回家》展现出国宝大熊猫的生存环境，揭示了大熊猫成为濒危动物的种种原因，揭示出人类与大熊猫之间和谐关系，展现了人类如何利用自身的科学优势尽量延续和保存大熊猫种群的种种努力。《鲣鸟岛》则直面西沙群岛上的鲣鸟数量因环境恶化而急剧下降，面临生存危机的问题。还有《微观世界》、《蓝色的星球》、《帝企鹅日记》、《迁徙的鸟》、《峨嵋藏猕猴》等影视片都极大地扩展了人对生物和生命的认知空间。
第三，表达生态关怀，展示人性冲突。人类的非理性活动导致了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为了拯救地球生命，也为了拯救人类自身，人类应该规范自己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改造自然主体转变为环境保护的主体。不少影视片都已经涉及到理念的转变，表达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甚至为了生态整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更高境界。在影视片《一棵树》中，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其植树的平凡事迹因被置放于缺乏生命活动的荒漠而获得了传奇的色彩。这部片子为生态意识进入我们传统的价值体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即从生态视角进行考察，人类如何构建新的道德文化。从中我们看到人类活动对于环境和谐的能动作用，人类行为方式的改变也说明了人类在生态环境中的角色换位，而尊重自然、尊重生命的美好品质也是新的人性内涵的构成部分。
雅克·贝汉的《喜马拉雅》展示出喜马拉雅雪域高原深处藏族人的生存状态。在对人与自然这一复杂主题的阐释过程中，彰显出人性的辉光和自然的雄奇。影片揭示出两代人观念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解上。在老酋长霆雷看来，自然是活力四射的生命主体，是能与人进行交流沟通的精神主体，不论是天上的星星，还是起伏的群山，都有着人一样的灵性，人与自然之间是和谐共生的，如果人对自然怀有一颗敬畏之心，星星会指引人的道路；群山会护佑途中的安全；甚至火中的盐巴都能够告知暴风雪的降临。但在年轻的卡玛看来，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人无需依赖自然，人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战胜一切自然灾难。
彭辉编导的电视纪录片《平衡》和陆川导演的电影《可可西里》不约而同地叙述了发生在青藏高原无人区可可西里的关于藏羚羊偷猎者与保护者之间殊死较量的故事。
大自然是人类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出人类的灵魂。生态文学研究者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谈到：“欲望，古往今来，有多少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曾满怀热情地赞美你！有人说你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有人利用你让世界发生了沧桑之变。然而，在生态文学家眼里，你就像被从瓶子里放出来的魔鬼，一旦放出就难以有效控制；你带给人类太多灾难，并且还在继续制造更大的灾难。如果人类不想或不能控制住魔鬼般的欲望，那结局只有一个：与地球一起毁灭。”①欲望熏黑了贪婪者的双手，也遮蔽了人们的心灵。《平衡》、《可可西里》这两部影视片在对现代文明背后潜藏的严重的精神生态危机及其直接导致的自然生态危机的强烈批判之外蕴藏了对人类文明的深深忧思：文化的力量在现实面前往往是如此孱弱，经济利益的驱使可以推动整个社会前进或者拉动社会后退，在这样强大的欲望面前，小小的藏羚羊是如此不堪一击。翻阅长长的灭绝名单，可以看到：欧洲野马1877年，中国犀牛1922年，北非狮1922年，北非麋羚1923年，叙利亚野驴1930年，墨西哥灰熊1964年，台湾云豹1972年……下一个或许就是藏羚羊。长此以往，人类文明将何去何从。
在莎士比亚笔下，人这个动物是“万物的灵长”和“泥土塑成的生命”的混合体。是强悍和脆弱的混合体。近代二元论哲学在自然与人之间强化了人的作用和地位，弱化了自然。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乐意接受工业文明为人类创造的巨大财富，安然享受科技文明带来的便捷，但这在无形中也麻木了人们的精神；太多的符号和人造的概念让人们忽视了自然与人的关系，更难以产生对自然的敬畏感。生态主义要求人们重新修正自然与人的关系，重新确定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和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平衡》与《可可西里》为人们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对大自然原初的敬畏感。在两部作品的影像表述中，人们清楚地感受到，在大自然面前，人的生命常常是无奈和脆弱的，它随时都可能会被大自然夺走。“在可可西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吃人的流沙，随时都可能会被暴风雪吞没，随时都可能会引发由于极度缺氧导致的肺水肿。我们在北京会觉得生命很顽强很坚韧，但在这里你会觉得生命很脆弱，突然就死了，生命就像蝼蚁，一阵狂风过后你就死在戈壁上，烟消云散。”②说什么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说什么人类是万物的主宰，都只不过是人类的无知和自大。大自然是伟大的，人类应该收敛傲慢之气，用一颗虔诚之心去尊重它、敬畏它。
生态危机说到底是人性的危机。作为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生态问题，往往是以人性的形式表达出来。只有当人与自然的冲突转化为人类自身的冲突的时候，人们才会真正意识到人性本身已经给人类自身提出了多么严峻的挑战。《平衡》、《可可西里》将超凡脱俗的可可西里的生命奇观和反盗猎队员的传奇经历缝合在大量具有强大冲击力的视觉镜头中，使观众深刻地反思严峻的生态危机和人类应该承担的生态责任以及应当担负的使命，引发观众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幽深的哲理思考。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影视片创作者的体悟，也是人类真切的呼唤！
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杰·帕理尼教授曾言：生态批评“是一种向行为主义和社会责任感回归的标志，象征着对于理论更加唯我主义倾向的扬弃，从某种文学观点来说，它标志着与写实主义重新修好，与掩藏在符号海洋之中的岩石、树木和江河及真实宇宙的重新修好”。
自然不是人类的敌人，而是人类最亲密的朋友！但愿关注人类的生态环境、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能成为更多影视工作者的创作自觉。我们也期待着在我国的银屏上出现更多的生态学意义上的优秀影视作品。我们也期待电视生态批评成为一种理性思维和理论研究的自觉。
注释：
①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②李珂：《陆川：我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绿色中国》，2004年第11期，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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