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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发言，准备了一个提纲，短短长长，一共五点。
第一点，一脉相承，两个阶段。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两个发展阶段，或者叫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二点，这相承的一脉，是什么脉？
马克思主义之脉。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毛泽东有更简练的概括，叫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宇宙观或者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当然是很根本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个宇宙观不引申到社会革命论，不引申到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那它就不过是一个哲学学派，不可能形成一个伟大的、影响这么多人的、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革命运动、社会改造运动。从科学的世界观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我们承继的是这么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之脉。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之脉。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在中国怎么解决中国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还是不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创立了结合的道路，邓小平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之脉。从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从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到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历史发展也是一脉相承。
还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共同语言之脉。共同语言，不是指比如说我们都讲中文或者都讲湖南话，而是指政治理论、指导思想方面的共同语言。毛泽东1957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讲知识分子和共产党，首先是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然后是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再进一步是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有了共同语言，就能相互沟通，相互团结。党同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要有共同语言，党内相互关系更要有共同语言。
毛泽东思想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共同语言，创造了这种共同语言的基本词汇。如果不懂得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就没有了共同语言，相互讲话就会听不懂，就不成其为一个党。如果不懂得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也就不能懂得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的著作是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词汇写出来的、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新书。
《历史决议》论毛泽东思想，讲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最基本的共同语言。《历史决议》还讲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独特贡献的六个方面。我想，《历史决议》根据建国后30多年的实践检验，对毛泽东思想重新作一个评价，所考虑的也就是确认我们党现在还在用的、还要用的共同语言和基本词汇。
第三点，两个阶段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新阶段是相对于前面的阶段而言的。没有前面的阶段，就没有后面的新阶段。
十五大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就是相对于毛泽东思想那个阶段而言的，不好说“新阶段”是毛泽东思想都没有得到过的殊荣。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开创的阶段和胜利的阶段；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的开创和胜利的阶段。
这里我想说一个意见，可能会有不同看法，学术讨论嘛，都可以谈一谈。我想，“在中国”是一个关键词。中国党的中央文件肯定“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不是泛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发展的阶段。强调这一点，当然并不是否定邓小平理论有许多重要内容具有它的世界意义，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们党的中央文件，对于我们党自己的理论创造，只从“在中国”的意义上来作论断，只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阶段作划分。
我们现在关于新阶段的说法，同过去流行的那个“三个里程碑”的说法，是有原则区别的。“三个里程碑”的说法错在哪里？错在两条。一条是它所指的内容。当时把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当作毛泽东思想最重大的成果，认为这个成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继列宁主义之后的又一个阶段，即所谓“第三个里程碑”。这是实质的错误。还有一条，它所用的方法是错误的。离开了“在中国”，来谈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这就隐含着一种为全世界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定标准、立规范的意图：我这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你接受马克思主义就要以新阶段为标准，如果不接受，你就是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似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发展到了我这个阶段，你们都得拥护。历史证明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强调“在中国”，不离开“在中国”去泛论“全世界”。至于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创造，对别的国家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观察世界，观察自己国家的命运，你认为有哪些可以参考，哪些可以吸取，哪些情况不同，不能照搬，那都是各国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事情。
当然，中共中央的立场是一回事情，中国某个学者，从学术观点上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划分阶段，不是不可以讨论的。现在有一种三阶段说，马克思一个阶段，列宁一个阶段，邓小平一个阶段。毛泽东呢？摆在列宁那个阶段里头，占一席位置，但是代表不了一个阶段。马克思建立学说，列宁和毛泽东完成革命，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就到了邓小平。这种划分方法我不太赞成。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有两个方面要考虑。一个方面，列宁和毛泽东的贡献不能忽略不计。无论如何，列宁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从建国到他逝世是27年。列宁和继承列宁的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探索，毛泽东、他的战友和他们领导的人民27年的实践和探索，不能抹杀。虽然，现在来看，列宁、毛泽东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都解决好，就我们来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还搞得很糟，但这些并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另一方面，现在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有了20年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总的说比较顺利。如果要说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都解决了，都由实践证明了，那也可能还需要若干个10年的时间才能有更充分的理由。我想，还是平实地叙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领导我们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后建设社会主义，有成就，也走了弯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我们总结过去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又面临许多新问题加以解决，大大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20年成就很大，不是过去成就的稍微延伸，而是开辟了新道路，开创了新理论——邓小平理论，因此才有新阶段。还是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比较合适，在国际上也好与人相处。
新阶段反映到我们的共同语言上，就是原来的基本词汇——毛泽东思想创造的基本词汇，再加新增的基本词汇——邓小平理论创造的基本词汇。原来的基本词汇继续使用，新增的基本词汇丰富了共同语言的内容。《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重新评价，也就是对共同语言的重新建构。这包括三个方面：重新认定还要用的共同语言，这就是活的灵魂的三个基点，突出贡献的六个方面；明确不再用的、而在一段时间曾经被共同使用的语言，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间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新发展的那些词汇；新增若干共同语言。这也就是继承、纠正和发展。继承是对毛泽东思想而言，纠正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而言。发展，而且是重大的发展，才有新阶段，新词汇。
邓小平理论新增加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词汇有哪些？十四大报告从九个方面作了概括，每个方面包括若干个基本观点。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科学体系、时代精神、革命风格作了全面的论述。这两个报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语言中新增的词汇，作了权威的说明。
第四点，十五大报告思想探源。
举四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十五大论中国二十世纪三个历史人物。把孙中山摆在毛泽东、邓小平之前的先行者的崇高位置上，引起海内外广泛的注意，党外人士特别感到亲切，称赞中国共产党的胸怀和气魄。十五大这个思想，是从毛泽东来的。毛泽东在七大为解释《论联合政府》作口头报告，专门有一段，讲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如何评价孙中山。他说，孙中山好的东西，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抓住不放。十五大做这件事，就是按照毛泽东过去的教导，在世纪之交回顾百年，对孙中山给一个毛泽东曾经给予他的充分的估计。毛泽东不光在七大讲孙中山，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主席台上挂像，就是挂两个人，孙中山在右边，上手，毛泽东在左边，下手。以后每年国庆，天安门广场挂像，也是毛泽东和孙中山，一个面南，一个面北。十五大评价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思路是有渊源的。
第二个例子，十五大论邓小平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这也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
毛泽东给蔡和森、萧子升的信，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信中就讲到我们要有国际色彩。新民学会1921年新年大会讨论学会宗旨，确定下来叫“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选集》开卷篇《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分析》，从世界上有两面旗帜，一面革命的旗帜，第三国际高举着，一面反动的旗帜，国际联盟高举着，这样的世界对峙的视角，来分析中国革命。《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其中一条理由就是世界上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在他们支持下的军阀的分裂和冲突中，就有了我们活动的空隙和余地。《新民主主义论》一篇宏论，从什么地方破题？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来破题。七大刘少奇论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九个方面。第一条就是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这样一篇辉煌的分析，对于我们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决策，有重大的关系。《论十大关系》探索一条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包括想加快一些速度，也与当时对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的判断有关。这些都是正面的。后来对国际共运大论战的总形势和总路线的分析，与“文化大革命”的决策，恐怕也是有关系的。当然，这是有教训的。再后来，“三个世界”是对国际形势的新分析。这个新分析和由此而来的国际战略新决策，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一个开端，为中国对外开放作了一定的准备。
邓小平理论更是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从哪里来的？当然首先从国内局势发展而来，从总结自己历史的经验而来，再一个“而来”，就是从对国际局势的新观察、新判断而来。小平同志讲过，我们有两个大的转变，一个是对国际形势判断的转变，一个是对外战略的转变。他说，有了这么两个转变，才有了整个十一届三中全会集中力量搞建设、改革开放这一套。一直到南方谈话，小平同志谆谆嘱咐，要抓住机遇。机遇在哪里？有很多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国际局势变化给我们提供的机遇。
第三个例子，十五大论学风。“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指导方针，是从毛泽东延安整风《改造我们的学习》来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提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这样来解决我们的学风问题。十五大重提学风问题，还是讲一个中心，延安时期叫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现在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这是小平同志的语言，他说他的书讲的都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四个坚持，都是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的学风，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要以解决这些问题为中心。
第四个例子，十五大结束语论准备迎接困难。各式各样的困难和风险，国内来的，国际来的，经济生活中间来的，社会政治生活中间来的，预料得到的和预料不到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我们都要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这段话当时比较引人注目。恰恰是十五大以后这一两年，困难和风险来得不少。十五大这个显示出预见性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中来的。毛泽东说，七大路线全党拥护，胜利在望，但是还要准备迎接困难。毛泽东一个一个地具体设想可能发生的困难，一共讲了十六条，最后还开一个口子，叫第十七条：其他没有想到的。要有清醒的头脑，要准备迎接困难。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备，遇到困难，就可能会惊惶失措。七大的这篇讲话，在党的历史上影响深远。十五大继承了七大的政治智慧。
另外一个例子，十五届三中全会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五届三中全会，新时期20年两头这两次中央全会，都讨论农业问题和农村工作。建国之后我们党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七届三中全会，主要议题之一是农村土地改革。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七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五届三中全会》，这三次三中全会都以农业作为重要议题，不会是完全偶然的，说明农业问题在毛泽东、在邓小平、在江泽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农民问题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这点非常突出。刘少奇在七大总结毛泽东思想九个方面，其中第三条是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毛泽东创立的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不是工人。工人最先进，是领导阶级，但是人数太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一个很重要的根源，是通过土地改革动员了农民积极参加。七届二中全会说，过去我们党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现在将要进入大城市，我们就要转到以城市带领农村。可是，战略转变之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还是讨论农民土地问题。土地改革为新中国在广大农村建立起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固然，这方面经历了大的曲折，然而，不论是成是败是得是失，都显示出农业的基础的重要地位。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改造后期的过分急骤，影响到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分急骤。农业的“大跃进”和“共产风”，带来全国的“大跃进”和“共产风”，造成重大损失；而农村政策的调整，也带动了其他方面政策的全面调整，迎来五年调整和恢复的成绩。正是：中国的事搞好了，首先是因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搞好了；中国的事出乱子，往往是因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出了乱子。
在邓小平理论中，农民问题的位置也是非常突出的。文献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编了一本《说不尽的毛泽东》，找我访谈。一个问题是：你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哪些地方具有共同点？我首先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毛泽东靠这个开辟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邓小平靠这个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再问还有什么，我想了一下，说：他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很了解中国的农村。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是从农村走向全国的；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的。从解决农村问题入手，整个中国的改革打开了局面。重视农民，首先抓住农民问题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他们两人的思路是一致的。虽然毛泽东后来在农民问题上有过失误，邓小平正是从总结这些失误的教训中较好地解决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问题。
对于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现在有各式各样的概括。十四大概括了九条，“学习纲要”把它扩展成十六条。这些概括都挺好。但是，现在的概括里，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地位不够突出。主要是摆在发展战略这个大方面之内。发展的战略分好几条，其中一条是产业战略；产业战略又分一、二、三产业，农业在第一产业项下讲。可是，你看邓小平的书，看他的实践，对农民问题是很重视的，而我们阐释邓小平理论，还没有能把这一点如实地反映出来。我看这是一个弱点，一个不足。恐怕要想办法改进，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放在整个改革开放20年中间，放在现代化建设向新世纪推进的过程中间，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以充分反映邓小平在这方面的科学论断、战略眼光和战略决策。
最后，第五点，总结一句话：“不尽长江滚滚来。”
毛泽东的确是“说不尽的”，因为毛泽东思想有博大精深的丰富内容。
历史在前进，在前进中人们还是常常要向历史吸取智慧。所以说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当然，也不能说智慧皆备于此，全都够用了。基本的东西我们还要用，但是我们总还要发展新的东西，这样才够用。
我想打个比方。比如长江，水源有好多条，源头诸水在四川宜宾汇合，从汇合到入海，总称长江。可是分了段：在宜宾以下叫川江，入了湖北叫荆江，到镇江、扬州一带叫扬子江。一条大江，一路滔滔，汇聚百川，几大江段，几个名称。后面的江段从前面的江段而来。没有前面的江段，哪来后面的江段？而后面的江段又汇聚新的支流和更多的水量，形成更宏伟宽阔的江段。这才叫“不尽长江滚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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