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与民主视阈中的竞争、回应和冲突：达尔的分析与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尔论文,民主论文,结论论文,冲突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规模与民主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受到政治思想家十分重视的研究课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和爱德华·塔夫特在其《规模与民主》①一书中曾专门对西方古代以来思想家的有关争论作过输理和总结。②在同一本书中达尔等人系统地阐释了他们对于规模与民主的理论观点，也由此奠定了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权威性地位。但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很少对达尔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给予应有的关注和充分的评析。特别是达尔从规模与民主的角度就竞争、回应和冲突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和探讨③，其独到的见解直到今天依然对我们超大社会的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具有启发性意义。其研究成果特别是研究方法对我们中国政治学者在研究思考中国式民主操作机制时也很有参考借鉴价值。
一、假设的提出
不同意见、分歧以及冲突直到近代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被看作是共和国的危险。在美国立宪大会期间，共和国就被认为特别容易遭受宗派主义的可怕的而且经常是致命的痼疾的侵袭。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由于同一性有助于国家的强大和健康，因此，小的共和国可能摆脱这一痼疾。但是，一个大的共和国可能会被“一个内部的恶”——冲突所破坏。麦迪逊把这一观点颠倒了过来，使小变成了一种恶，大变成了一种美德。然而他却绕过了达尔所探讨的重要问题，即规模对于公民效能的影响。
达尔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大的共和国或许能够解决宗派主义的问题，但它是否使它的公民感到更加没有效能感；使它的官员更加遥远和更少回应呢？
达尔认为规模的增加可能对公民的效能有相互矛盾的影响。达尔为卢梭所强调的传统观点——即规模小对公民效能感有好处——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也为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麦迪逊主义提供了理论说明，麦迪逊主义接受了更大的政府单位的要求，因此必然接受了代议制而不是直接民主，强调“大规模”有利于公民效能的方面。在这些方面中，包括较大的人口密度以及由此而产生表达和代表不同或反对意见的较大机会。
达尔指出，如果数量增加似乎减轻了普通公民的效能，那么数量增加通过一种方法也可以增强他的效能：即增加了找到一个同盟者的机会。心理学家S.E.Asch所进行的著名的关于顺从的实验显示：在小组中，如果至少有一个其他的人支持他，一个特定的人坚持不同观点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那么，在小组中，如果要表达不同的意见，找到一个同盟者的能力是重要的。对于一个大的集合体来说，找到一个同盟或一些同盟——以便建立一个联盟——的能力对于成功地获得政治回报是至关重要的。这似乎是一个自明之理。那么规模与建立联盟的能力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达尔假设：和Asch的实验相一致，一个政治体系中有分歧的少数，如果要进行交流、组织和表达其不同意见，就必须比一个特定的最小规模要大。可以想象，这一最小规模——表达不同意见的最低限度——可能是一个比例，可能是一个最小数字，或者更加可能是这两者的结合。例如，假设如果持不同意见者少于10％或在数量上少于10，000，他们更倾向于保持沉默，但是当他们超过了10，000，无论他们在总人口中占多大的比例，他们就会倾向于联合起来表达他们的不同意见。
达尔认为这些可能性显示了三条理论上的论断：(1)如果不同意见的最低限度是一个最小数字，而且持不同意见者的比例倾向于保持一致，那么显然一个政体越大，持不同意见者的数量就越有可能超过这一限度。这一论断不仅应用于国家之间，也应用于国家之内的社区中。(2)如果这一最低限度是一个最小比例，那么就有理由按照纯粹统计学的标准认为，在一个国家之内，找到同盟者的机会可能随着社区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假设不同意见的最低限度是一个比例，——例如，20％，即如果持不同意见者希望在政治上被动员起来就必须不能少于这一比例。大的样本多次给出比小的样本更为稳定的对于人口平均数的估计。如果一个国家有30％的人持不同意见，而且如果我们反复采用规模为100的样本，那么在这些样本中，会有一些样本持不同意见者的比例由于超过了这一百分比而偏离了整个国家的30％的平均数。事实上，在从这些人口中随机抽出的100人组成的小组中，只有2％的小组可能低于不同意见者的最低限度。然而，所选取的样本越小，可变性就越大：例如，在10个人的小组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小组会低于这一限度。这样，在这个范围内，社区是整个国家人口的随机的样本，社区越小，它的少数分歧者低于不同意见的最低限度的可能性就越大。(3)最后一条论断来源于这样的推测，即一个政体内组织的数量和多样性随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在一个2，000人的城镇里，只有一个管道工，而没有有组织的管道工的行业；在一个200万人的城市中，不仅有管道工协会，而且还有许多其他有组织的同行(在较小的政体里不曾发现)为了追求相互的利益而加入管道工协会。
达尔认为上述这些论断支持了两个假说：(1)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成员的数量越多，持不同意见者会有更多的机会找到足够的同盟者而超过不同意见的最低限度。(2)在一个民主政体中，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坚持不懈地和公开地反对大多数人观点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二、从同一性的政治到多样性的政治
达尔敏锐地觉察到，随着规模的增加，在政治观点、利益和要求上很可能出现持续的和公开的不同。卢梭和孟德斯鸠设想的具有较大同一性的小的政体，可能更加容易一致；更具有异质性的较大的政体，正像他们所预计的，可能更容易冲突。这样政治生活的风格就改变了。如果较大的政体不想沉没在一个混乱的海洋中，它必须发展出新的、更加精巧的、更加正式的、更加高度组织化的机构来处理这些冲突。下面表1的范例说明了两者的区别(当然，它可能极大地使现实简单化)：
达尔相信第二点被广泛认为是真的。如果一个体系是小的和同一的，行为的变化就会较少，遵守法令的人口比例就高，法令的教义就容易通过语言和榜样的例子进行传播，违反法令是看得见的，制裁通过社会交往的粗略的或细微的方式实施，逃避制裁是困难的。相比而言，不断增长的劳动分工打破了这种原始的稳定性；单一的行为法则不再适用；随着人口和领土的增加，匿名和逃避制裁更加容易；异质性的体系发展出了多样的而且经常是相互冲突的行为法规。④这样，对于持不同意见者来说，找到同盟者就更加容易；由于多样性的增加，反对也相应的增加了。
达尔认为，在小的体系中，有组织的集团之间的冲突可能将个人之间的冲突保留在集团之内。个人不能匿名逃走。每个人都知道其他组织的从属关系。因此集团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如果它持续的时间较长，很可能加强个人之间的对抗，而且也可能由于个人之间的对抗而且加强。相反，在较大的体系中，对抗集团中的个人很少互相面对，而且事实上，很可能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很显然，如果小体系中的个人预见到什么时候出现他们不得不在个人交往中为之付出昂贵代价的集团冲突，冲突就可能不会像在大的政体中那样频繁。有组织的集团冲突以经常互相面对的个人之间对抗的形式承担了额外的成本。另外，同质性减少了有用的节点的数量，围绕这一节点集体生活能够形成。管道工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行业。小的、同质性的体系更少“合群”；集体忠诚相对较弱，因而总的来说其稳定性较强。因此，如果集团冲突受到了压制，那么无论对于个人还是集体来说，其成本在小的体系中比在大的体系中相对要高。而且，在小的体系中，集团冲突越是受到压制，其成本就会越高。
根据达尔的分析，由于在小的体系中集团冲突不常出现而且是危险的，因而它们更可能是专门针对这一问题的而不是制度化的。组织是为了回应冲突而出现的，当冲突消失的时候，组织就消亡了。在大的体系中——在那儿组织冲突是频繁的而个人成员为之付出的代价很小——为处理冲突而制定的长期的、有组织化的制度的优势更为明显；因此集团冲突更可能采取制度化的形式。因此，当集团冲突真的出现在小的政体中的时候，它们可能是爆炸性的。新的组织出现了。在处理冲突上缺乏经验的新的领导互相面对。个人间的对抗走向高潮。年代久远的但是长期压抑的个人之间的怨恨爆发了。冲突中的最初事件迅速扩大，而且就像争夺中的蜡烛，最后全部消失了。意见不合变成了争吵——而且是一个在此基础上的内部争吵。
达尔觉得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如果说在小的政体中冲突的成本是高的，那么中立的代价更高。中立不仅是完全可见的，而且，在感情上，中立燃起了冲突的氛围，更有可能被双方认为是敌人。由于害怕孤立，他可能会发现解除一些关系比与所有朋友决裂更有利。当更多的事情被卷入之后，越来越多的个人和集团就会找到一个理由来加入这一争论。因此，达尔推测：小的体系——特别是像村庄和城镇这样的地区社区——比大的体系更有可能全面地分化为两大战争阵营，而在大的体系，匿名、冷漠、没有人情味、缺乏直接的联系，甚至缺乏知识，所有这些都是使大部分人口长期生活更为可能。
三、需要引起注意的四个问题
以上就是达尔关于这个范例以及使它有说服力的推理。但是，与此相应，达尔认为同样也有四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首先，很有可能上面描述的小的体系中的冲突的特征只是主要和“非常小”的体系——即城镇，也就是说，人口小于10，000的体系——相联系。无论这一最低限度可能是多少，它都极有可能低于即使像冰岛那样非常小的国家的人口数。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所有的民主国家，冲突都倾向于具有达尔所描述的“大的体系”的特征；因此上面的范例不能提供给人们国家之间冲突模式的不同。而且事实上，可用的定性的和印象主义的证据显示，在较小的欧洲民主国家之间，冲突不具有上述的范例中所描述的“较小的体系”的特征；相反，这些国家似乎主要适合对于“较大”体系的冲突的描述。至于范例所涉及的，即使是大多数下级单位——城镇、城市、州、省——可能也都是“较大”的体系。
第二，在所面对的民族国家层面，通常来说，每一个国家独特的历史遗产，对于处理国家之间冲突的不同影响，可能比规模的不同影响大得多。例如，瑞典、荷兰、美国在处理政治冲突的模式上的不同，与历史发展的关系比与规模不同的关系更加紧密。这样，就必须在代议制民主国家之内而不是在它们之间寻找比较的证据。
第三，即使在一个国家之内，弄清楚规模(人口)对于多样性、不同意见、以及政党竞争的独特影响也是困难的，因为更多通行的单位不仅仅是“较大的”，而且是更加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一个政治单位多样性的程度至少和两组不同因素有关系：独特的历史(这一点在民族国家层面尤其值得注意)以及社会组织的因素(尤其是规模，特别是人口规模)的影响；劳动和其他资源的专业化程度(它们分别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其他方面有关)，人口密度尤其是按照城市化程度来衡量的人口密度。事实上，达尔的研究通常反映出的是一个正在发生全面系统变化的发展模式：从小的、前工业的农业社区转变为一个以工业、商业以及专业化的服务业为特征的，各种城市的和“现代化”的制度不断增加的大的城市中心，从大众教育转变为大众交流。在这些现代化制度中，反映这种社会特征的是竞争性政党的出现。接下来的问题是，即使在相对小的单位中，城市化、工业化以及不断增加的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可能导致更加高度组织化的政党竞争，以及通常反映大的单位特征的政治风格和形式。简单地说，小的单位的社会越是现代化，它的政治组织尤其是它的政党就越是现代化。但是，由于大的单位可能更加现代化，它们混合并混淆了规模的影响。在理论上，这种影响是能够弄清楚的；在实践上，由于可用的数据(较少)，它们有时则不能弄清楚。
第四，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为了验证它，这个范例应该如何被表述以及在经过了足够的验证之后，它能够显示出多大的有效性。总体来说，这个范例中的一些论点提出了可能被证实为有成效的一些假说。范例中的第五和第六条论点是相当重要的。当公开的冲突变成了政治生活中的日常特征的时候，制度化的过程就必然阻止争端从逐步升级转化为足以破坏民主政权本身的暴力的和爆炸性的冲突。在大的体系中，正是组织和冲突的制度化的解决方法有助于产生第七和第八条所表述的结果。冲突的恶魔被规律地吸干了它的毒汁。
由于前述原因，国家可能是一个太大的单位而不适合于验证这一范例。为了探讨规模对于冲突的影响，因此达尔认为必须把视线集中在国家以内。达尔得出第一个假设：在一个由代议制民主体系治理的国家之内，政治单位越大，公共冲突通过正式的和客观的组织来表达和解决的程度比通过对抗者自身之间面对面的非正式协商所表达和解决的程度越高。
在代议制民主国家中解决冲突的最显而易见的以及在很多方面最重要的组织当然是政党。根据第三点来考虑第五和第六条论点，在大的体系中，政党不仅比在小的体系中更深地卷入对于冲突的日常处理之中；它们还能在冲突中保持更加平稳的均衡。因为，如果第三个论点是正确的，和大多数人的观点持不同意见的人就会在总人口中形成一个较大的比例，与在小的体系中相比，大的体系中的少数党或党派则更少隐藏在多数党或多数党联盟的阴影之下。达尔断言，他的范例事实上证明，在具有同质性的政治中，政党几乎不存在。而且当它们开始在小的社区中出现的时候，同质性最终总是倾向于确保一党统治。那么，小的社区就更可能是一党体系。
达尔认为，当异质性增加的时候，规模有利于异质性并和较大的异质性相联系，一党统治就下降了而且其他党派在不同于多数人意见的人中得到了追随者。当党派竞争获得了合法性，而且当异质性进一步增加，政党就成了接近平等的竞争者。因此达尔推断出的另外一个假设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民主体系中，政治单位越大，少数党或党派的相对规模就越大。
四、组织
有两个研究正好为达尔刚刚提出的两个假设中的第一个提供了证据。Eyestone和Eulau⑤向圣弗兰西斯科海湾地区88个城市中所有的政务委员发出了问卷调查。他们收到这些官员中60％的答卷。这些官员被要求按照不同组织参与政治生活的程度，把它们分为“高”、“中等”、“低”或“不适用”四个等级。组织被分为九类，“从商业和贸易联合到所有图书馆协会以及邻里俱乐部。”如表2所示，来自大城市的委员比来自小城市和城镇的委员认为他们有相对更加活跃的组织。
瑞典的地方政府研究提供了支持达尔假设的更为详细的材料。一般来说，在小的社区中，正式的、有组织的活动的水平是低的，而个人联系的水平是高的。比较而言，在大的社区中，压力集团更加活跃，组织起了更大的作用，特定的社区的政党更加活跃，更加“政治”，更加经常地成为政治讨论的地点以及政治建议和要求的来源(见表3)。表3更加深刻地体现了组织和党派活动的重要性随社区规模的增加而增加的一贯趋势。密度也在同样的方面起作用；这样，在小的社区比大的社区更少组织化和党派性的同时，在小的社区之间，人口密度最小的社区，如农村地区，可能比人口密度较大的小城镇更少组织化和党派性。
五、政党竞争：荷兰
随着规模对于政治制度和活动影响的几乎每一条其他假说的出现，达尔上面所说的第二条假设都会由于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而变得更加复杂。如果说异质性、不同意见以及党派行为随着规模增加而增加，这部分是由于规模的增加与有利于政治多样性及其表达的其他因素相联系。在这些因素中，包括城市化和城市生活的高密度，以及将城镇从农村中、城市从城镇中、大都市从城市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和其他资源专业化和分工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另外，选举系统对于少数派通过政党表达他们自己的机会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达尔认为有必要使自己的第二个假设更加具体：a.在一个民主国家内的政治单位之间，政党之间的多样性和竞争性随着单位规模、城市化程度以及劳动和其他资源专业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b.在实行比例代表制的民主国家内的政治单位之间，在选举中提供给选民的政党(或政党名册)的数量随着单位规模、城市化程度以及劳动和其他资源的专业化和分工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c.在实行比例代表制的民主国家内的政治单位之间，选民投票支持执政党的比例随着单位的规模、城市化程度以及社会分工程度的提高而下降。
这三个下属假设中所陈述的关系如图1所示。假设a得到了1962年荷兰自治市选举数据分析的支持(表4)，在这次选举中，自治市根据七种特征——主要是人口、人口密度以及农业和工业的在业率——进行了分类。正如表中所显示的，1962年自治市选举中提供给选民的政党名册的数量，从最小的农业社区到最大的城市社区，呈现出非常稳定的增长。唯一重要的例外是包含小城市在内的城市化的农业自治市；然而，这一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类型学的人为产物，因为在规模和工业化方面，这些社区更像小的或中等规模的城市。
图1 人口规模和政党竞争之间的假设关系(箭头代表假设的因果关系，可读作：“导致”或“产生”)。
这种较小的或经济较不发达的单位提出较少的政党名册的趋势，不仅限制了它们的选民从中进行选择的政党的绝对数量，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限制了至少一个政党名册从荷兰的四个主要“精神家族”——天主教徒、新教徒、自由党人以及社会党人——中产生的可能性。一个大的城市可能从所有的四个“家族”中产生出提供给它的选民的政党名册，而一个小的或者更加农业化的社区可能不能从一个或更多的“家族”中产生出政党名册。
那么，小的农村社区与大的城市之间的区别就可以这样表述：任何一个政党，不论它是属于哪一个精神家族，它在大城市中比在小城镇和乡村中更有可能参加竞选；每一个在农村、城镇和乡村参加竞选的政党也很有可能在城市，当然也有可能在大城市参加竞选；但是经常在大城市参加竞选的政党一般不在农村、乡村或城镇参加竞选。⑥这样人们对社会党通常不在农村地区提交名册就不会感到惊异了，也就明白为什么自由党精神家族的成员扎根于城市受过教育的阶层中。但是多少有点令人惊异的是，即使是宗教党派也是更可能在城市中而不是在农村社区中参加竞选。例如，在1962年，有三分之一的农村地区没有提出新教党的名册，而每一个大城市都至少提交一个新教党的名册。而且，在两个或更多的新教政党之间的竞争在城市地区比在其他地区更频繁。
六、瑞士的例证
来自瑞士联邦州的数据也给达尔关于规模与多样性的假设提供了支持。一个州的面积和人口数越大，人口密度越高，经济越发达，在联邦大会的全国委员会的代表中所代表的政党的数目就越多。人口规模和所代表的政党数量之间的相关性相当高(0.89)，因为在较小的州中有较少的政党参加竞选，而且这些政党中的少数声称他们能够成功地使它们的代表被选上。这里所包含的主要关系和相关系数见图2a。当考虑到25个州的立法实体(大行政院)中的每一个所代表的政党的数目的时候，这一假设又一次得到了支持。尽管面积相对来说不很重要，州立法机关的政党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州的人口数、它的密度、它的人口中从事非农业的比例(图2b)。
对于投票支持执政党的比例所显示出的党派的优势和竞争性，达尔感到虽然没有荷兰的数据，但是瑞士的党派竞争与他的假设2c是一致的。例如，在每一个州立法机关的选举中，投票支持执政党的比例在小的、人口密度低的、更加农业化的州中可能会更高(图2c)。简单地说，州越小，它的选民可能越具有同质性。事实上，从每一方面来说，政党在小的、更加农业化的州中都有比在大的、城市化的州中更少具有竞争性。⑦Girod以几种方式对25个州进行了分类。在一种按政党的竞争性进行的分类方法中，他将这些州分为有一个唯一的或占统治地位的政党的州和有三个政党或一个明确的多党体系的州。他还根据州行政委员会的现任者在他们连任的努力中受到反对者挑战的程度将他们分为四类。达尔把由于政府没有反对者而经常连任的州所组成的两种类型结合起来。Girod的第一种分类方法所导致的相关性几乎和投票支持执政党比例的相关性完全一致，但是很自然是在相反的方向上。Girod的第二种分类方法导致了较低的系数，但是所有的都是在恰当的方向上。
七、美国：50个州的证据
达尔将验证过的具体的假设已经明确地应用到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中。但是如果他关于规模与政治多样性的一般理论观点是有效的，那么它们也可能被应用到两党制的民主国家，或者实际上应用到所有民主体系中去，甚至应用到一个民主国家之内的政治单位上去。但是由于达尔的假设只限于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因此他就需要系统地阐述一些适合于具有单一成员选区制和两党制国家的同样的假设；达尔的基本假设(2a)可以通过重新表述以满足这一目的：2a’.在拥有相对多数选举制的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所有的选票都投向两个政党中的一个(例如，在美国)——之内的政治单位之间，两党在不同的单位之间的竞争程度随着单位规模、城市化程度以及劳动和其他资源的专业化和分工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美国为验证这一假设提供了多种单位——州、县、城市以及其他。达尔于是根据来自州的证据进行具体分析。尽管两党体系在北方大部分州是一种现实，然而，众所周知，在南方，直到1960年代共和党还是弱小的而且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以致于它更像一个政治幻影而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政党。一党的南方曾经是美国政治上一个厚重的现实。这一现实很明显在改变；但是以政党竞争性上的任何通用的测量方法看来，南方仍然显示出是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地区。在南方和北方的对比中人们看到，正如不同国家之间的对比一样，独特的历史遗产的影响可能压倒了达尔探索的较弱的因素的影响。因此，达尔在分析中将南方从整个国家的其他部分中分离出来。
除南方之外的35个州是大的和具有异质性的实体。1960年，这些非南方州平均有将近370万人口和63，000平方英里的面积：那么，在面积上，它是比利时和荷兰的五倍，奥地利的两倍，挪威的一半，瑞典的三分之一。然而，即使是在35个州之间，主要的关系也还保留了下来。尽管这类关系不是很强，但是人口、城市化以及除了农业、渔业、林业之外的在业率都和较高程度的政党竞争相联系。在图3a中，达尔使用了1932-1960年总统选举中在野党获得选票的百分比作为衡量政党竞争性的标准。系数显示在大的、更加城市化的、更少农业化的州中，总统选举更少出现一边倒的倾向。衡量政党竞争性的另外一个标准也显示了类似的关系。在图3b中，达尔在各州中使用Hofferbert的党派竞争的综合等级的标准来显示这一关系，这一标准建立在九种不同的测量方法之上。⑧
图4 消耗代价与合作程度的关系
八、公民效能：结论
达尔在《规模与民主》第二章中就曾告诫说，公民效能感和体系能力之间有一种平衡。当我们回顾他在该书前三章中的论点时，很明显公民效能的标准本身要求在效能感和两个方面——参与和交流的成本以及表达不同意见的成本——之间保持一种预计平衡。在一个“民主”的政体中，随着在一个委员会或一个村庄之外的公民数量的增加，参与以及与领导人进行交流的成本增加了。但是表达不同意见的成本降低了；或者换句话说，有更多的机会在表达不同意见时找到一个同盟者以及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一个其政策不同于大多数人意见的组织中去。达尔结论的一般观点体现在图4中。
达尔认为民主政体的最佳规模在于这两条曲线的交叉点上。但是，对于这一容易理解的观点，还有两种反对意见。一方面，体系能力的标准使得小的体系对于某些目标来说太昂贵了，因此导致了对更大体系的需求。体系能力的标准暗示着在目前的世界上，对于民主政体来说，没有单一的最优规模。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在图4中，曲线的形状是非常多变的。没有一个单位来衡量它的成本，即使有这样一个单位，也可能不知道它的交叉点在哪里。图4只是一个图形而不是更多。
很显然，公民效能感在小体系的同质性的政治中和在大体系的多样性的政治中依赖于不同的技术。在小的民主体系中，公民感觉自己有效能的机会由于他们和代表及其他官员之间较低的直接交流成本而得到加强，以及由于较大的同质性而加强。同质性意味着即使没有交流，代表也很可能持有与他的选民一样的观点。大的民主体系就没有这些优势，它主要依赖于非直接的交流链以及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尤其是政党之间的公开竞争。
如果小的民主单位能够满足体系能力的标准。那么对很多人来说，具有同一性的政治就可能比具有多样性的政治更有吸引力。然而两者之间优势的平衡还远没有弄清楚。因为要想真正有效能，公民所拥有的政治体系必须具有处理公民认为重要的事情的能力，这就经常要求非常大的体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今天小的民主单位已经内在地不令人满意了呢？达尔在《规模与民主》的第七章转向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其论证逻辑和具体观点值得另文述评。
很显然，达尔从规模与民主视阈对西方国家政治实践中的竞争、回应和冲突状况所进行的观察结果是很有意义的。虽然其分析材料主要源自西方，其研究成果的价值推广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审慎，但他将民主的价值研究与操作机制研究相结合的学术意识和取向，以及在操作性研究中采用的具体技术却是值得当今中国政治研究者思考和借鉴的。
注释：
①②③See Robert A.Dahl and Edward R.Tufte,Size and Democrac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73,pp.1-16，89-109.
④this is restatement of some of Durkheim's views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New York,1960.See,however,the modification proposed by Allardt),Allardt 在"A theory on Solidarity and Legitimacy Conflicts," in E.Allardt and Littunen,eds.,Cleavages,Ideologies and Systems,Helsinki,1964,pp.78-96.
⑤Robert Eyestone and Heinz Eulau,"City Councils and Policy Outcomes:Developmental Profiles," in .James Q.Wilson,ed.,City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New York,1968,pp.37-65.
⑥荷兰自治委员会的规模是由它的选区的人口所决定的，从少于3，000的自治市拥有七名成员到超过200，000人的自治市拥有45名成员。很难估计委员会的规模对于提交一份政党名册的动机的影响。由于委员会越大，它为了赢得一个席位所需选票的比例就越小，因此就有理由认为在较大的社区中，政党有较强烈的动机提交一份名册。另一方面，由于城市越大，所需的选票的绝对数越大(例如，10，000人的城市，每个席位需1，000张选票；100，000城市需2，700张选票200，000的城市每个席位几乎需4，500张选票)，有理由认为在较小的城市中，动机就更为强烈。我们不知道如何衡量这些策略性的思考的重要性，只需要记住它们就是了。
⑦Roger Girod,"Geography of the Swiss Party System",in Allardt and Littunen,pp.132-161.
⑧Richard Hofferbert,"Classification of American State Party Systems,",Journal of Politics 26(1964),550-567.Hofferbert's overall rangking is based on three types of elections,1932—1962:presidential,senatorial,gubernatorial; and,for each type of election,three measures:the percentage of elections won by the leading party,the average percent of vote by the losing party,and the cyclical turnover.All the measures are intercorrel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