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社会分层与中等职业教育互动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转型期论文,职业教育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理论包括社会分层结构与社会流动两个部分。社会分层是一种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社会分层可表现在财富、权利和声望等三个方面。社会流动是就一个人或一群体而言，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1]。从不同的维度可将社会流动分为水平流动(社会地位不发生变动)和垂直流动(包括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代际流动(将父母的社会地位与其后代所获得社会地位相比较而言)和代内流动(指一个人一生中的职位变化)，往往社会流动的程度与社会分层体系封闭或开放的程度密切相关。正如“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所言，人们往往通过社会流动改善其社会地位，以促进社会的稳步发展。
我国的社会转型不只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更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推进的动态过程，也是多重内涵的系统结构的历史性转变。在此过程中权力主导型体制逐渐向市场与权力分离型体制转变，新的社会利益结构发生重构，其本质是人们对各种资源的占有关系。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最主要特征，就是“身份”体制的逐渐解体和“经济”分层体制的形成[2]。陆学艺先生等在对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研究中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为标准，提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等十个阶层，同时指出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正在由趋于同质的一元向异质的多元分化，社会分层结构由传统的金字塔形发展成具有“洋葱头”形态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并将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变。强大的中间阶层是构成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需要通过社会流动机制改善社会中下层并保障他们进入上一层次的机会，为发展壮大社会中间阶层创造必要社会条件。
二、教育与社会分层的互动
“互动”(Interaction)即为两者或多者之间的交流与交互作用，体现在双方或多方的信息交换以及由此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彼此达到目标。在一定社会背景中，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互动体现在：
其一，教育和因教育而获得的技能，对社会流动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成员地位的获得，一般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先赋因素；二是自致因素。在开放的社会系统下，个人的教育程度及后天努力往往会有更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在我们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3] 1967年，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对美国的职业结构与职业流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指出在美国，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个人受教育程度，其次为其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职业地位，再次是父亲职业对子女职业的影响。由此可见，教育深刻地影响着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
其二，社会分层对教育也会产生反作用，较多体现在获得教育机会的平等上。布迪厄的研究表明，父辈与子代之间在教育获得方面的代际传承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并且家庭出身等其他社会背景、社会资源又影响着个体的教育获得[4]。而如何支持处于劣势的社会下层成员公平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成为教育公平的焦点问题。因此，教育与社会分层是相互作用的，它们之间的互动可以强化社会分层，促进社会的稳定，同时也使教育得到公平发展。
三、中等职业教育与社会分层互动的变迁
(一)转型期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对于社会分层起到了一定的分化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等职业教育对社会分层的推动作用也发生着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中等职业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中等职业学校数与在校生数不断攀升，仅1997年，全国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已达33，464所(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中学等)，在校生1869.76万人，均高于同期的普通高中水平。如图所示，中等职业学校(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中等师范学校、职业中学)与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比例，从1978年以后不断上升，到90年代中期始终保持峰值，从1998年以后开始急速下降。就业方面，职业教育文凭在就业市场的竞争中逐渐走向劣势。
图 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招生人数比
附图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4）》相关数据计算
在我国体制改革过程中，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教育标准，经历了由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向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再向正规高等教育逐步强化的过程[5]。庄西真先生提出，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来看，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教育，而且也是一种地位教育，还更偏向于后者，但是随着转型的推进，这种地位教育的性质消失了，中等职业教育转向纯粹的生存教育。一方面，新的社会流动机制使得社会成员纷纷转向高等教育而忽视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受到阻碍；另一方面，中等职业教育对于社会流动的作用逐渐地被弱化，人们通过中等职业教育获得经济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也在减少，社会成员对中等职业教育的选择也在收缩。
(二)融合与冲突——社会分层与中等职业教育互动变迁的特点分析
转型期，中等职业教育社会分层的互动作用的变迁是一个动态过程，其特点是变迁过程既有融合又有冲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融合与冲突之一：“身份”的实现与经济地位的弱化。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城乡二元制度明显，基于严格的户籍制度产生了城市与农村的区别；基于单位制度产生了全民与集体的区别；基于档案制度产生了干部与工人以及干部级别的区别。这些制度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户籍所在地、家庭出身、单位所有制、参加工作的时间、级别等各方面加以区别，从而以社会成员的“身份”这一无形资产来确定其社会地位。这种制度在改革初期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仍有着深刻的影响，表现为具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在生活、工作、福利等方面都远远优越于农村居民，全民国有制单位成员明显优于集体制单位成员等。这个期间，中等职业教育社会分层作用不断被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可以进入国有企业或成为国家干部，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为了保持或改善自身及其后代的社会地位，而选择中等职业教育不失为明智之举，尤其对于具有农业户口的农业劳动者来说，通过中等职业教育可以摆脱农民的身份，从而进入更高的社会层次的群体，实现他们社会身份的转变，无疑是一种公平公正的社会流动途径。
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推进，市场机制逐渐取代权力分配机制，户籍制度的限制逐渐消失，划分社会地位的标准由“身份”的无形资产向“经济”的有形资产转变，教育的经济分化器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强化，中等职业教育已经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获得较高收入的“白领”职业。为了改善和维护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人们继而转向高等教育市场。另外，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教育的不公平程度加剧，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愈演愈烈，政府出台的高校收费政策，大大地削弱了较低阶层的社会成员进入上层的数量，这种现象严重限制了处于社会底层成员的向上流动，教育公平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融合与冲突之二：家庭教育投资与就业回报的变化。
改革初期传统的就业模式仍旧存在，传统体制下的统包统分制度，能够保障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并获得非农业户口，其中，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还能获得干部待遇；进入企业后享有较好的社会保障，与进入高等院校相比，进入中等职业学校，既可以较早地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捧到“铁饭碗”(较早就业意味着更早地记入工龄，更多地得到保障和收入)，同时又能积累可能继续学习而需要的资金，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这样以较低的教育投资却可以收到较高就业回报的机遇，无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随着经济结构、市场结构和生产方式快速变革，身份制逐渐被解体，就业结构也发生变化，传统的统包统分就业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就业模式，从而引发“高学历=高收入”，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盲目地选择高等教育。而大多数面向企业就业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境地。家庭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资并不能得到相应的就业回报，对于农民来说，随着经济分层的强化，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拉大了城乡经济差距，农民对教育的支付能力相对下降，这样让他们做出收益甚微的教育选择，难上加难，由此导致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急剧萎缩，加之中等职业学校自身的教育目标与质量问题，使得中等职业教育无论是进口、出口，还是教育过程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明显下降。
(三)现实冲突的缓解与解决
第一，转移公共政策，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促进社会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经济分层导致贫富差距加大，教育的经济分化作用增强，社会底层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减少，通过教育途径向上流动受阻，每年有大约1000万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6]。人们往往关注高等教育的公平，可是对农业人口占2/3的中国社会，这种隐性剥夺社会弱势阶层成员获得教育机会，难道这是教育的公正吗？如何转化宽大的社会底层，已成为发展具有公平、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和壮大中间社会阶层的瓶颈问题。因此，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应该充分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使他们在一个较开放的体系中有发展的机会；通过参与就业竞争，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因此，要普及中等职业教育，通过中等职业教育提升这一群体的文化素质，同时使他们获得一定的职业技能和素养，顺利实现劳动就业。
第二，摒弃“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树立正确的职业教育观。兴办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之准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职业教育就是依据人们分担的“日常工作的需要，启发人的知能，给人以互助行为的素养；使人广其知而大其爱，了解我和群的关系，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来换取生活需求并对群服务。”[7] 黄炎培先生对职业教育的解释代表了中国教育界对职业教育最深刻的认识。然而，几千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思想充斥在人们的头脑中而且根深蒂固。“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鄙薄职业教育的思想仍然左右着学生、家长的升学、就业观。这种与现代社会的要求完全不相适应的习惯势力，无形中成为改革和发展职业教育的一大障碍。唯有使人们在思想中彻底清除这一观念，树立正确的职业教育观，加强实用型技术人才的培养，方能转变“人人以安坐享食为荣，不肯施其一手足之烈”[8] 的恶习。
第三，反省学历教育中的“功利主义”，提倡“实用”的职业教育。学历教育中的功利主义体现在对学历和文凭的过分追求，最终走向学历主义，其弊端在于将社会成员的能力与学历等同起来，这种只重视形式却忽视本质的现象，导致了社会成员对文凭盲目的热衷引发人才的高消费和教育资源的浪费。基于此点，社会应该大力发展注重实际，面向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战后日本、德国经济的腾飞无不在于政府对技术的崇尚、职业教育的重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发展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发展符合基本国情、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中等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