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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的市场疲软，我们应该更多地鼓励消费还是应该鼓励投资？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不能离开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国情，离不开对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所面临的首要问题的判断。
缺少就业岗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首要问题
我在《谁为中国人造饭碗》一书（第二版）中列举了几位专家所计算的数据。其中，中国国情研究所的研究员胡鞍钢先生计算的失业人口为1.55亿（最近他在一篇文章中计算的失业人口为1.82—1.99亿）；著名经济学家、劳动就业问题专家冯兰瑞先生计算的结果是1.83亿；国家计委社会发展所社会保障室主任杨宜勇先生计算的结果是1.8—2.6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劳动力研究室主任莫荣先生计算的结果是2.6亿。上述这些人或者是国内比较权威的劳动问题专家， 或者是国家有关职能部门专门研究劳动问题的专家，以上这些数据，都是他们已公开发布的研究成果。他们所计算的数据虽然有一定差异，但他们的结论是一致的，即中国的失业问题已相当严重，失业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首要问题。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失业是经济资源的极大浪费。中国若能为这近两亿的失业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他们都会成为财富的创造者，每人创造一万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则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可增加2万亿元， 在现有基础上增长20%以上。
失业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我们要关心人们的疾苦，最大的关心当属失业者的就业问题；我们要给人们送温暖，最大的温暖莫过于给失业者送去就业机会。
失业问题若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还将危及社会稳定。对这个问题，怎么重视都不过分。
凯恩斯所研究的失业与中国所面临的失业有着重大区别
凯恩斯所面临的是市场疲软，中国现在所面临也是市场疲软；凯恩斯所研究的是就业问题，中国现在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就业问题。既然如此，将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原原本本照搬到中国来不就行了吗？
这几年，重新引进凯恩斯已成为一股潮流。凯恩斯认为节俭不再是人类的美德，他反对节约，主张扩大消费，包括各种挥霍性消费，他认为过多的储蓄是对社会的犯罪。的确有不少学者对凯恩斯理论重新产生兴趣，许多人以种种方式宣传凯恩斯的言论，复制凯恩斯的主张。其中对节俭和储蓄的看法尤为突出。在我国，也有人出版了专著，认为节俭不是美德，节俭是儒家思想中保守的东西，甚至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亚洲人长期节俭、“过度储蓄”的恶果。
提倡节俭还是提倡奢侈，不仅仅是个伦理和观念问题，在中国至少二、三十年之内，它是一个现实的经济政策选择问题。
撇开观念不谈，单就经济问题看，中国所面临的失业与凯恩斯所研究的失业有着重大差别。当时，在美国、英国和法国虽然也有近千万人的失业，但正如凯恩斯所说，这种失业主要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由于需求不足，大量机器设备闲置。只要有足够的需求，将已有生产能力都开动起来，失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正因如此，凯恩斯的研究是假定几个不变，即“现有劳力之技巧与数量，现有资本设备之质与量，现有生产技术……”等因素均不变。在这几个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导致失业的原因是什么？凯恩斯认为是有效需求不足，增加就业的办法就是增加有效需求。显然，凯恩斯对失业的分析是一种短期分析。之所以进行短期分析，是因为他所面临的失业只不过是经济处于萧条时期的短期现象。他所面临的失业，不是没有工厂，而是没有市场；不是没有就业岗位，而是没有有效需求。只要增加需求，失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中国所面临的失业，主要部分（1.5亿左右）是长期问题。 这部分失业，不是因为没有需求，而是因为没有就业岗位，是因为劳动力总量大大超过现有生产条件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不是超过几十万、几百万，而是超过1.5亿左右。要提供这么多就业岗位， 只能通过大规模地投资，建更多的工厂和学校，造更多的耕地和林场，修更多的道路和码头，才能得以解决。在凯恩斯那里，有就业岗位，只因缺乏有效需求，使就业岗位闲置，从而导致失业。中国这1.5亿左右的失业人口， 是因为压根就没有就业岗位，需要为他们重新创造就业岗位。这就是中国所面临的失业与凯恩斯所研究的失业的根本区别。
要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失业，就得老老实实的重新建造1.5 亿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为此，就需要长时期大规模地投资。
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财富总量是既定的。这些财富用于消费的多了，用于投资的部分，用于创造就业岗位的部分就会相应减少；要扩大投资，创造较多的就业岗位，就得适当减少消费。
当然，中国也存在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失业。如因服装需求不足导致服装厂停产，工人下岗。但这种失业与上述那种因就业岗位的绝对短缺而造成的失业相比，它是在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所出现的阶段性现象。在经济处于萧条期，需求减少，市场疲软，一部分工人下岗；经济处于高涨期，需求增加，市场繁荣，生产能力充分发挥，这部分失业就会消失。
中国经济现在仍处于低谷时期。在低谷期，中国的失业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少于劳动总量引起的失业；另一部分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和人员失业。根据各方面专家的计算，前一种失业大约在1.5亿左右，后一种失业大约在3000 万至5000万。
这种失业与上述失业至少有三个不一样：一是失业的原因不一样：前者是因为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小于劳动力总量，后者是因为需求不足，导致一部分就业岗位闲置；前者是一个长期问题，后者是经济周期波动中所出现的暂时现象；前者需要通过大规模地建造就业岗位来解决，后者则只要采取必要的需求政策，扩大需求就可以解决；前者解决起来相当困难，因为大规模地建造就业岗位受制于整个社会的资金规模和投资能力。若每增加一个就业岗位需要投资2万元，则为1.5亿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岗位需要3万亿资金；后者解决起来相对要容易多了，比如， 积极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对扩大需求是有效的。
既然中国有两种失业，而前一种失业又是大问题、难问题，解决这一部分失业需要资金的大量积累。因此，在解决后一个失业问题时，不要忘了前一个失业。最好的选择，是两者兼顾，即在解决后一种失业的同时，又为解决前一种失业创造条件。这就是我一直主张投资启动的重要理由。通过扩大消费，进而扩大社会总需求，可以解决后一种失业，但无益于解决前一种失业。通过扩大投资，照样可以扩大总需求，照样可以解决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失业；但扩大投资本身又为解决前一种失业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不能简单地通过刺激消费来扩大需求和增加就业。
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
近年来，我们试图通过住房建设来扩大社会总需求，即把住房建设作为新的增长点来启动市场。住房作为消费品，在其建设过程中也会增加一些就业，但把大量的社会资源如钢材、水泥、人力、物力建成消费品，不能派生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国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城镇居民严重的缺房或无房，但恰恰是这些人工资水平很低，一般都是厂矿、企业的工人和普通居民。他们每月的收入只有三、四百元，甚至两、三百元，买不起房子。这些居民为什么收入水平那么低？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低，用个形象的说法，他们是拉板车搞运输，创造的就是那么点财富，所以每月只能赚二、三百元，所以就买不起房子。而住房需求者恰恰是这些靠“拉板车”为生的城镇居民，政府如果要给他们解决困难，是盖房卖给他，还是把他的“板车”改成“汽车”（指更好的生产设施和生产条件）呢？我们应该选择后者。首先，把有限的社会财富用来造“汽车”，而不是造房，使他们由拉“板车”搞运输改成开“汽车”跑运输，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他们每月的收入由二、三百元提高到二、三千元，才有可能去买房子，这时，再考虑造房子卖给他们。
河南郑州嵩岳纺织集团，由八大纺织厂组成，有6万人。1995年， 我到下属的几家纺织厂考察，发现大部分设备都是1954年制造的。用这样的设备织布，只能织粗白布，附加值很低。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拉板车”搞运输，劳动生产率水平很低，职工的工资水平不可能高。6 万职工加上家属在内有近二十万人，这就相当于整个郑州市10%以上的居民是靠“拉板车”搞运输。在劳动生产率水平和收入水平如此低下的情况下，没有房子住，也买不起房子，政府和房地产公司也不可能送房子给他们住。因此，当务之急不是给他们造房子，而是把1954年的设备更换成1994年的设备。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职工每月的收入提高到二、三千元，然后，再造房子卖给他们，他们才有买房的可能。
中国的消费主体在农村。农村人不消费，主要是没钱；之所以没钱，是因为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我在几个场合上都听到这样的建议：农民不消费是因为没钱，政府就给他们发救济，即救济穷人，然后再由他们去增加购买，启动市场。请问政府的钱从哪里来？从农民那里来？没有！政府的钱只能从卖产品的企业那里收税而来。靠这种办法能保持循环吗？那么多购买力水平低下的农民，即使政府给救济，他们买了一次，买了两次，以后怎么办？这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本办法是通过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把那些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
购买力是生产率的函数。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以及与此相关的购买力水平，是由他们的生产率水平决定的。许多居民买不起商品房，是因为他们用“板车”跑“运输”；许多农民购买力很低，是因为他们一家三个劳动力共种三亩地，每人只耕一亩地，每个劳动力一年只生产一千斤粮食，纯收入只有几百元，这就是他们的生产率。
生产率是人均拥有资本量的函数。人均拥有的资本量（土地也可以折算成一定的资本量）少，比如，每个农业劳动力只拥有一亩耕地，只拥有不到1000元的生产工具（一头耕牛加几把锄头），人均拥有的总资产不到1万元（一亩耕地的价值只有几千元）， 他不可能有很高的生产率。如果能投资10万元，再造20 亩耕地（温州苍南改造海涂每亩投资5000元左右），投资2万元添置一些农业机械，每个劳动力拥有的总资产由1万元增加到12万元，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的土地由1亩增加到20亩，使用的工具由耕牛加锄头，变为现代农业机械，他们的生产率就不是产1千斤粮食和几百元纯收入，而是几万斤粮食和上万元纯收入。同理，嵩岳集团所属纺织厂，如果将1954年制造且已使用过几十年的设备，改为1999年制造的新设备，每人拥有固定资产就不是几千元，而是几十万元，其生产率水平也会成十倍、百倍地提高。
人均拥有的资本量是投资的结果。如果没有投资量的大幅度增加，每个农业劳动力永远只有一亩耕地，只能使用耕牛和锄头；纺织工人长期只能用1954年制造的设备，搬运工人长期只能用板车而不能用汽车跑运输，他们人均所拥有资产总量就很难增加，劳动生产率以及收入水平就很难提高。
是部分行业过剩还是所有行业过剩
近两年，因我一直主张扩大投资，增加就业，不少人都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大家都提高积累率，都去办工厂、办商店，这岂不是导致更大的重复建设，造成更多的积压？
最近，四川省几位经济学者出版了一本书。书中认为：中国的消费饥渴症被长达十年的投资热“喂饱”了，各种产品、各个行业出现了“过剩”，再也难找到一个好的赚钱投资项目了。可以说，凡是能赚钱的空间都被资金填满了，再也难找到高回报的投资热点了。
这就提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中国的过量投资，只是涉及到一部分行业，还是涉及到所有行业？或者说，中国只是一部分行业重复建设，还是所有行业都重复建设？或者说，中国有没有投资不足或投资严重不足的行业和领域？如果所有行业都是过量投资，那说明中国已经很富很富了，富得无事可做了。中国该修的路都修完了，什么七纵七横十纵十横，早就四通八达了；该建的房都建好了，所有的人都居者有其屋；该建的大学都建好了，绝大多数中学生都能上大学；该修的水利设施都修好了，长江永远不会发洪水；南水北调问题早已解决，大西北早已变成了大江南，等等。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不会相信中国已经富到了这一步。
如果说中国的过量投资和重复建设不是存在于所有行业，只是存在于部分行业，即某些行业是过量投资，重复建设，而另一些行业仍是投资不足，甚至严重不足，那就不是要不要扩大投资，而是怎样扩大投资的问题。如果继续在过量投资的行业去增加投资，那当然会造成新的积压；如果在那些投资严重不足的行业和领域去扩大投资，那就不是增加积压，而是使大量没有得到满足的社会需求能得到满足（如大学太少，使大量中学生失去上大学的机会，通过扩大投资增建一批大学，使许多中学生上大学的梦想能变成现实）。这些行业既然有强烈的社会需求，其投资也就能获得较好的回报，而不是增加投资必定增加更多的亏损。
投资既受制于消费又在一定时期内独立于消费
如果说增加投资必定会增加新的积压，另一个论据就是投资最终受制于消费。正如凯恩斯所说，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就业机会必须受总需求量之限制，总需求只有两种来源：（1 ）现在消费；（2）现在准备未来消费。
投资最终是为了消费，因而投资需求最终也受制于消费需求。但从投资到消费的链条长度和时间跨度差异很大。有的投资，如住宅等消费性投资，从投资到消费之间只有一个环节。投资完成就可进入消费，没有相应的消费需求，投资品立即就会积压；有些投资，如投资办学，从投资到最终消费有一个长长的链条，其间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投资产品在很长的时期内都不会受到消费需求的制约。这个周期少则七、八年，多则几十年。在这七、八年或几十年之内，投资的增加不受到消费需求的限制。相反，它本身就能派生出巨大的消费需求。
在我国，“现在准备未来消费”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比如，我国在未来30年内将增加4亿多人口，相应地需求增加5000亿斤粮食。 安置4亿多人口，需要巨大的空间；增加5000亿斤粮食， 需要开辟一大片耕地。粮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再造中国》一书的作者提出，粮从西北来，人到西北去，我赞成这种看法。这就需要南水北调。而南水北调就是“现在准备未来消费”的最大项目之一。
南水北调工程，从投资到最终消费的链条更长，所经历的时间就不是七、八年或十几年，而是几十年，有的项目从投资到增加最终消费可能要经历一个世纪。在此期间，投资的增加都不会受到最终消费需求的制约。
储蓄向投资转化：既要充分更要高效
凯恩斯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基本理论前提是，投资不等于储蓄。他说：“储蓄量是消费者消费行为之总结量，投资量是雇主投资行为之总结量。人们有自由意志，可以任意储蓄，而不论他自己或别人是否投资，投资于什么。”因此，“可以有储蓄而无投资”。而一旦整个社会的投资总额小于储蓄总额，就会造成失业。因此，要有一个转化机制，将储蓄充分转化为投资。但市场机制不能促使储蓄全部自动转化为投资。而在储蓄不能充分转化为投资时，过多的储蓄会造成社会灾难。他说：“储蓄者单独地按所储蓄数变得更富有了，但消费品的生产者……则将等量的变得更穷了。”正因为如此，凯恩斯说：“一旦节约超过了投资时，节约肯定抑制企业的复苏，造成对利润不利的循环……节约使财富趋于衰败。”
看来，储蓄有利于社会还是有害于社会，关键在于储蓄能否转化为投资。从我国的情况看，节约能否转化为投资，又涉及到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整个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投资空间，使所有的储蓄都能转化为投资。即为了使储蓄都能转化为投资，就需要有相应的投资去向。中国社会投资空间巨大，不要说7 万亿储蓄（包括现金），就是再多几万亿，也能找到投资去向。
第二，用什么办法将储蓄充分转化为投资？这不仅关系到储蓄能否充分转化为投资，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储蓄转化为投资后，其投资的效益如何。这些投资能否收回本钱，能否获利，获利多少？
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主要有：
（1）增加国债：储蓄转化为国债——国债转化为政府投资。
（2 ）增加银行存款：储蓄转化为银行存款——存款主要贷给国有企业投资。
（3）增加上市：储蓄转化为上市公司的投资。
（4）增发货币：通过通胀和储蓄贬值， 增加财政收入——一部分储蓄隐蔽地转化为各级政府的投资。
（5）发行企业债券：储蓄转化为企业投资。
（6 ）出台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和法律：使储蓄者直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
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以上六种方式中，第（1）、第（4）种方式的共同特点是，将民间储蓄转化为政府投资。从多年实践的结果看，在所有投资主体中，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其效益是比较差的。因此，我们应尽可能扩大民间投资，而不是政府投资，通过更多的民间投资对民间储蓄进行转化。
通过增发货币和通货膨胀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是以牺牲储蓄者的利益为前提，这样会打击人们的储蓄积极性。在我们这样一个资金极度短缺的国家里，此法不可滥用。
增加存款和贷款，也可以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但在我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到位，银行贷款吃大锅饭的问题依然存在。此外，由于长期的思维惯性，银行贷款仍然是唯成份而不是唯效益。有的企业即使效益很差，大量贷款收不回来，照样追加贷款。而另一类企业即使效益再好，贷款照样困难。结果，大量的民间储蓄，通过存贷机制转化成了一些企业的不良资产。过多地进行这种转化，潜伏着巨大的金融危机。
增加上市，本来是通过直接融资的办法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但由于我们长期采取政府批指标的办法决定谁上市、谁不上市。有的地方把上市作为向社会、向股民卸包袱的一种措施，不是将最好的企业优先推荐上市，而是将那些效益较差、包袱很重的企业优先推向股市。结果，股民的储蓄不是转化成为优质企业的投资，而是转化成劣质企业的投资。有的公司上市不到一年，股民的投资就亏损了一半。看来，这条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照样需要改善。改善的办法有两种：
其一，大幅度增加上市公司数量，在股票一级市场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这样就可以把选择权交给投资者，而不是由政府控制。
其二，多发展一些规模较小的区域性市场。比如，温州、广州、厦门等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许多民营企业管理规范，回报率较高，老板在当地的口碑也不错，但贷款有困难。如果在上述这些城市开辟一些区域性的市场，让上述这些企业在区域性市场上市，由本区域内投资者投资，这样就会出现四个有利于：有利于拓宽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高科技企业（抵押物少，贷款难）的融资渠道；有利于民营企业的股权分散；有利于投资者与企业的直接接触和深入了解企业（他们甚至可以经常到企业明察暗访），从而有利于对企业形成外部约束机制；有利于那些素质较高的企业家迅速获得施展经营才能的大舞台，使中国一大批既拥有经营才能，又拥有个人财产的企业家迅速成长，广大中小投资者将个人的资产交给这样的企业家经营将会更加具有安全感。
在目前各种监督和约束机制不严，上市公司处于软约束的情况下，发行企业债券比发行股票更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特别是已经上市的公司，应该用发债增资代替配股增资。这样能有效地打破“造假账——骗配股”的循环。目前，我国的负债融资成本很低，一年期的负债利率只有3%左右，而债券市场需求很大。 国债券的利率比银行存款利率只要高出一个百分点，大家就排队抢购。效益好的上市公司，支付债券本息不会有问题。效益差的上市公司就不敢轻易发债，更不能用造假账的办法骗取发债，因为骗得了今天骗不了明天。债务到期不能偿还，就会迎来成千上万的债权人上门讨债的局面。同时，也会迎来股民抛售股票，企业股票猛跌的局面，这种局面对经营者和大股东来说，就是非常有力的约束机制。
以上各种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都是让储蓄者将资金交给别人去投资。除此之外，还应当鼓励储蓄者直接投资。只要通过某些政策和法规的调整，扩大民间投资的领域， 不要让众多的民间投资者都挤在VCD、服装、皮鞋等狭小的空间，使他们有更加广阔的投资领域和更高的回报率，民间直接投资就会大大增加。如通过教育体制调整，允许民间办大学，就会鼓励许多民间投资流向教育；通过土地制度的调整，对西部某些荒漠土地实行谁开发、谁所有的政策，就会鼓励许多民间投资流向土地，等等。
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失业问题严重、资金极度短缺的国家，我们要百般地珍惜人们的储蓄热情，鼓励人们尽量多储蓄。开辟一系列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使储蓄充分转化为投资，较多的储蓄就不会造成市场疲软和失业等不良后果，反而会成为增加就业的基础。同时因投资回报率的提高，使储蓄者能获得更高的收益，这又是对储蓄者最好的奖赏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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