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和文学研究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会论文,瞿秋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3)06-0120-10
一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1917年春来到北京，应文官考试没有录取，就到北京大学旁听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课。9月，考入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俄文专修馆“用的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文汇报》1949年7月18日)。自1919年9月起，瞿秋白开始陆续发表托尔斯泰、果戈理、都德的译作，影响了他的一批朋友。郑振铎对俄国文学感兴趣，主要是受了瞿秋白的影响。他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中说：
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译的俄国文学史，像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我们怀中之宝。……
我们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由一个什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正在主编“共学社丛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
瞿秋白在北京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郑振铎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二三事》中说瞿秋白以阅历深、学识博、见解新见长，在青年学生中有“少年老成”之称。“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对于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瞿秋白有很多精辟的见解，还积极参与文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并正式加入文学研究会，在《文学研究会会员录》中，他的名字是第四十号。1920年3月16日，瞿秋白在为耿匡(济之)和沈颖合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写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说：“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俄国文学”：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的目标。[1]
对于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思路。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报道世界各国大事，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诸国。这在我国是“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的创举(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联合发表的《共同启事》，北京《晨报》1920年11月28日首次刊载)。瞿秋白应《晨报》的聘请，于10月16日启程去俄国，成为《晨报》驻俄国的特派记者，写了著名的游记散文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茅盾(沈雁冰)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中说：当时我觉得瞿秋白的“这两部书的书名是一副对联，可以想见作者的风流潇洒。然而商务印书馆当局却觉得《饿乡纪程》书名不好，改题为《新俄国游记》，便落了俗套。”他们可能以为“饿乡”是一个贬词，不如“新俄国”一词好听醒目。其实，《饿乡纪程》书名中“饿乡”两字是有来历的。隋唐时的王绩(无功)写过《醉乡记》；宋时的苏轼(东坡)写过《睡乡记》；清雍正年间的蓝鼎元写过《饿乡记》。《饿乡记》可说是寓言，也可以说是小说，开头便说：
醉乡、睡乡之境稍进焉，有饿乡。王、苏二子所未曾游也。风土与二乡上下，但节尚介，行尚清，气尚高，又二乡所未逮也。昔伯夷、叔齐造是乡，爱不忍去，乡人留奉为主。……夷、齐为余言：“天将有意斯人，必先使历是乡，以增益之”。余笑不信，但乐其乡不余拒也。辄数日一往，往则与夷、齐上下千古，深以为独得之秘。恨王、苏之不获从吾游也。
蓝鼎元认为“饿乡”是较“醉乡”、“睡乡”还要更高一层次的理想境地。虽然去“饿乡”的路上十分艰险，但“天将有意斯人，必先使历是乡、以增益之。”可见瞿秋白把“苏维埃俄国”比喻为“饿乡”是有特殊含义的。《新俄国游记》(即《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均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俄国游记》以亲切而形象的笔调，真实地叙述了作者赴苏途次的所见所闻。全书以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为中心，旁及人情风物、自然景色、个人感慨、轶闻趣事，全面反映了苏联社会的历史沿革、现实意义和革命价值，有的篇章则完全离开对苏联社会的报道而直接抒发自己当时的感想，解剖自己的深层意识，表明自己的愿望，带有杂感的成分。这两部书严峻的真实性、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强烈的抒情性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社会前途和命运和思想文化的思考，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饿乡纪程》(即《新俄国游记》)1922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0月4日，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王统照就写了书评《新俄国游记》，发表在《青光》杂志第一卷三号“书报批评”栏内。文章首先谈到郑振铎在1920年10月中旬对他和许地山说起过的瞿秋白赴苏联的动机：
他(瞿秋白)这一走是决定了!……他为什么走?他居心要往这条路上走!他的心意的罗盘针，与他的境遇的四周氛雾，使他要定了决心走这条路!……他这一走，是抱了满腹人生的痛苦走的，是从刻苦与烦闷的人生中，找得出一条死路；也可以说是一条生路……
瞿秋白去苏联，诚如他自己所说是去“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实地学习(瞿秋白：《饿乡纪程》)，从中寻找旧中国的“生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走向光明的使者。王统照在书评中充分肯定《饿乡纪程》作为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的真实报道的价值和意义，还特地称颂作者的动机和人格：“我想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做哪样的文章，动机是要考察的，要自问的。果然有‘真’与‘坚定’的动机，那么，不管是到哪一步，都可以。一个人的伟大而热烈的精神，与其沉痛而坚决的毅力，总是造成一个真的人格的兴奋剂。”他把《饿乡纪程》称为“一个悲勇的少年的人生观念的自述”，是“在游记中的最富有感动的文学兴味的作品”。
二
据瞿秋白自己在《回忆中的日期》中回忆，他于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参加共产党，为预备党员；同年9月，转为正式党员。他在随后写的一篇题为《心灵之感想》的短文中说：
“我”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时”的活泼稚儿。
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3]
这个庄严而自豪的宣言，表明了宣言者不仅在理论观念上，而且在感情立场上，都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体系。1923年1月，瞿秋白回到北京，专门从事党的工作，成了职业革命者。后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北京迁往上海，负责筹备并主编《新青年》季刊，同时主编中共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还参加了《向导》的编辑工作。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问世。瞿秋白把创刊号编成“共产国际号”专刊，并亲自题写刊名，设计了封面。1927年2月17日，瞿秋白离开上海去武汉前夕，在为自编的《瞿秋白论文集》写的“自序”中说：
中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已经很久；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只有陈独秀同志在革命的实践方面密切地与群众社会运动相联结。秋白等追随其后，得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直到1926年10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在这段文字里，瞿秋白对那几位他认为“都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称为“先生”，只有在陈独秀名字之下用“同志”二字，自称是“小学生”，是“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狗耕田”的工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瞿秋白的思想和信念必然地会影响到文学研究会。因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都是瞿秋白的好朋友，他们也都住在上海，关系极为亲密。这从茅盾(沈雁冰)在《我走过的道路(上)》中讲述的“一个轶事”即可窥见一斑：
(1923年10月10日，郑振铎和高君箴结婚)结婚仪式之前一日，郑振铎这才发现他的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书上必须盖有主婚人，即双方家长，介绍人及新郎新娘的图章)，他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不料瞿秋白的回信却是一张临时写起来的“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郑振铎一看，知秋白事忙，不能刻，他知道我也能刻图章，就转求于我。此时己为举行结婚仪式之前夕，我便连夜刻了起来。第二天上午，我把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差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正在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我把那纸包打开一看，却是三个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郑、高两章合为一对，刻边款“长乐”字(因为郑、高二人都是福建长乐县人)，每章各占一字，这是用意双关的。我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两元，恰好是五十元。这个玩笑，出人意外，郑振铎和我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自然，我刻的那个图章，就收起来了，瞿秋白的篆刻比我高明十倍。郑高二人本来打算在证书上签字，不用图章，现在也用了秋白刻的图章。下午举行结婚仪式，瞿秋白来贺喜了，请他讲话，他便用“薛宝钗出阁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谐的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满堂宾客，有瞠目结舌者，有的鼓掌欢呼。
透过瞿秋白的“幽默”，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多么亲近。1923年早春，太戈尔的朋友爱莫哈司(Eimhirat)到了北京，与瞿世英、徐志摩等人说起太戈尔有来华的念头，瞿世英和徐志摩喜欢得手舞足蹈。“立即跑去与讲学社诸君商议”，由讲学社发出“欢迎之电”，太戈尔愉快地接受邀请，决定八月间来华(后来又说推迟到十月)。讲学社“请徐志摩担任太戈尔的讲演的翻译，王统照为讲演录的编辑”。瞿世英(菊农)，是瞿秋白的远房叔叔，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王统照也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徐志摩当时也是文学研究会的活跃分子，在“文学研究会入会号数”中列名第九十三位；再加上太戈尔来华，第一站就是上海，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成员又都很喜欢太戈尔的诗，有的对太戈尔还颇有研究，于是接待太戈尔就成了文学研究会的“社事”。《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忙得不亦乐乎。为欢迎太戈尔，1923年9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九号成了“太戈尔号(上)”，发表了郑振铎、徐志摩、沈雁冰、王统照、周越然、樊仲云、胡愈之、邓演达、徐调孚、高滋、朱枕新、褚保时、白序之、如音、胡仲持、徐培等十六人撰写的专论或译介的太戈尔的诗作，以示欢迎。“太戈尔号(上)”的《卷头语》开头就引用了爱尔兰著名作家、太戈尔的好朋友夏芝(W·B·Yeats)的《<吉檀迦利>序》中的话：
我每日读太戈尔，读他的一行，便把世界上的一切烦恼都忘了。
“太戈尔号(上)”打头的是郑振铎的《欢迎太戈尔》，一上来就引用惠特曼的诗：“我在梦中见到一座城，全地球上的一切其他城市，都不能攻胜他；/我梦见这城是一座新的朋友城。/没有东西比健全的爱更伟大，它导引着一切。/它无时无刻不在这座城的人民动作上容貌上，及言语上表现出来。”郑振铎在文章中说：
太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快要东来了。在这本杂志放在读者手中或书桌上时，他也许已经到了中国!
我们所欢迎的乃是给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于我们的人，乃是我们亲爱的兄弟，我们的知识上与灵魂上的同路的旅伴。
世界上使我们值得去欢迎的恐怕还不到几十个人。太戈尔便是这值得欢迎的最少数的人中的最应该使我们带着热烈的心情去欢迎的一个人!
他是给我们以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的，是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的旅路中向前走的，是我们一个最友爱的兄弟，一个灵魂上的最密切的同路的同伴。
他在荆棘丛生的地球上，为我们建筑了一座宏丽而静谧的诗的灵的乐园。这座诗的灵的乐园，是如日光一般，无往而不在的；是容纳一切阶级，一切人类的；只要谁是愿意，他便可以自由受欢迎的进内。在这座灵的乐园里，有许多白衣的天使在住着。我们愉悦时，他们则和我们歌唱；我们忧郁时，她们则柔和的安慰着我们；……
他的伟大是无所不在的；而他的情思则惟我们在对着熠熠的繁星，潺潺的流水，或偃卧于绿荫上的绿草上，荡舟于群山四围的清溪里，或郁闷的坐在车中，惊骇的中夜静听着窗外奔腾呼号的大风雨时才能完全领会到。
徐志摩在《幻想》里则把太戈尔喻为“在浩宇里”的“七彩”的“长虹”，“普化了东与西，洒遍了北与南”的“神异”的“巨采”。《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十号(1923年10月10日出版)为“太戈尔号(下)”，发表了徐志摩、郑振铎、赵景深、樊仲云、陈建民、高滋等人的有关太戈尔的专论和译作共十一篇。由郑振铎和叶圣陶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即《文学周报》)也发表了欢迎文章，译介了太戈尔的诗。如《文学》第九十三期(1923年10月22日)刊有郑振铎的《太戈尔诗选译》；《文学》第九十四期(1923年10月29日)刊有徐志摩的《太戈尔来华的确期》，以及郑振铎的《太戈尔诗选译》；《文学》第九十五期(1923年11月5日)刊有郑振铎的《杂译太戈尔诗》；《文学》第九十六期(1923年11月12日)刊有郑振铎的《杂译太戈尔诗》，欢迎太戈尔来华的声势造得很大，可太戈尔未能如期来华。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十号“太戈尔号(下)”的编后记《最后一页》中说：
我们最先在此报告一个消息给读者。本报的九月号及本月号都刊登了好些关于太戈尔的文章。我们知道太戈尔将于今年十月左右到中国来。但最近我们又接到一个消息，太戈尔因为疾病与天冷之故，已改期于明年三月间来华，这个消息也许会使热望太戈尔东来的人微感着失望，而且也使我们觉得本报的“太戈尔号”似乎出版得太早些。但这些我们以为都是极不要紧的；使年龄已高的太戈尔在寒冷的冬晨，跋涉于沙漠似的北京与煤烟蔽空的上海等地，也是我们所最不愿意的，所以我们宁愿他迟几个月来，使他得与春的中国相见。
就在文学研究会这么兴师动众、大张旗鼓的宣传太戈尔的时候，瞿秋白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弟弟的信》，刊登在《文学》第九十七期(1923年11月19日出版)，内容很特别，现抄录如下：
我带了一本书，跑到湖滨公园；面着山、靠着水，坐在一张飞来椅上看。头一篇看的是：郑振铎的《欢迎太戈尔》，刚读时，马路上一片的“混张!忘八!”的骂声，——或可以说是狗叫声；因为我的耳鼓的听觉，往往听着这类声音是和狗叫一般的。今天回头看——是拥有一个狗心(或者竟是狗多不屑为伍的东西，而是无以名之的一颗心)的人形机械。——原来是一个衣冠禽兽，在那里骂工人模样的一个人，后来并且将他的兽掌打工人的面颊。我不禁起了一些感想；感到太戈尔来华之后，——在郑振铎的欢迎太戈尔文里有说：“……给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于我们，……”的一点。我以为这爱，光，安慰，幸福，是给“人”的，——可决不能给那种衣冠禽兽。你给他，他亦不要!这种人我们只该驱逐，难为保护。这种人只可使他消灭，不可使他繁殖。
随后又读了郑振铎的《微思》(太戈尔的《飞鸟集》)，徐志摩的《幻想》，徐玉诺的小诗五节，和赵吟声(应为“赵吟秋”——引者注)的《秋声》。觉得这些诗意灌满了全身，西湖上的风光包围了全身；全身遂被“情”和“景”剥夺了自由，又因之无忧无虑的大乐。——在此一刻中是我有生以来难得的事。——天黑了……”
真的不错!天黑了…这漫漫的长夜呵。弟弟，景白，……你大概渴望那东方，那东方……早升旭日?然而，……你既然能听见骂人，想必在马路上。你那时难道不看见湖滨路上万盏电光的灯火，远远看去，好像一顶珠冠?那是在西方，一重重的楼房，管弦丝竹的淫声、闻得见酒香肉臭、那里的光明固然是光明，可决不是太戈尔的“光”和“爱”。你应当懂得，那光明是私有，……哼!你竟亦要私占太戈尔的“光”和“爱”，不给衣冠禽兽。这是你的接触太俗了，激起你的“我慢”。你为什么不到自然界里去领略太戈尔?他的哲学是所谓“森林哲学”，应当与自然融洽无间的。
——那西湖还不是最好的自然界?
——一西湖么?哼!……西……那总还不是森林。
这篇短文里的“弟弟”的“信”很可能是真事，瞿秋白是有一位弟弟叫景白，生于1906年，小瞿秋白七岁。但这“信”也有可能是虚构的，是瞿秋白“写作”的一种策略。不过短文中景白看的这本书，却是真的，就是《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九号“太戈尔号(上)”。郑振铎的《欢迎太戈尔》、《微思》，徐志摩的《幻想》，徐玉诺的《小诗》，赵吟秋的《秋声》，都刊登在这本“太戈尔号(上)”。短文里“弟弟”说他读郑振铎《欢迎太戈尔》时，看到“一个衣冠禽兽”在辱骂并用他的“兽掌打工人的面颊”，这个场面当然是可信的；短文后半部分瞿秋白说在“深深长夜”看到的“光”，是剥削阶级淫乐场里的“灯火”，这其实是对太戈宣扬的所谓的“‘光’和‘爱’”的彻底否定。瞿秋白想用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提醒文学研究会成员要正确地、全面地了解和认识太戈尔，“欢迎”要有个限度。不难看出瞿秋白当时并不赞成由文学研究会出面邀请并接待太戈尔(这一点论文后面会论及)。他的考虑可能出自以下二点：一是文学界、思想界对太戈尔的评价并不一致，尤其是以《中国青年》为首的“革命青年”对太戈尔的抵触情绪很大，宣传不当势必会引起论争，影响文艺界的团结；二是太戈尔的思想比较复杂，他的“访华”演讲假如重弹老调，还是贩卖他的“只有用东方文明才能挽救西方堕落”的那一套，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于是就写了这篇短文，借用弟弟的话(或者说是借“弟弟”说话)，真诚地告诫文学研究会同人，要正确地认识太戈尔，认清中国社会。在瞿秋白看来，当时的中国，阶级压迫异常惨酷，不可能有所谓的抽象的、超阶级的“‘光’和‘爱’”。太戈尔所提倡的复活东方特有之文化只是抽象的空论，切不可把太戈尔捧为解救人类的“神明”。瞿秋白的这篇短文发表后，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一是沈雁冰改变了态度。文学研究会邀请太戈尔来华，事前肯定得到过沈雁冰的赞同(至少沈雁冰是参与讨论过的)，《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九号“太戈尔号(上)”刊登了沈雁冰和郑振铎的《<歧路>选译》，注明由沈雁冰翻译的太戈尔的诗有十六首之多，这至少也能说明沈雁冰对太戈尔来华是持欢迎的态度的。那时，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都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朝夕相处，情同手足，欢迎和接待太戈尔这件大事不会不在一起商量的。可后来沈雁冰明确表示“不大赞成”，还特地写了《对于太戈尔的希望》和《太戈尔与东方文化——读太氏京沪两次讲演后的感想》，挑明自己的观点，虽说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中说：“我的这两篇文章”，就是根据共产党中央对太戈尔这次访华的“精神”写的，而“共产党中央”的“这个精神”，很有可能来自瞿秋白(或者说是由瞿秋白转达的)，他当时与瞿秋白交往甚密。二是文学研究会对太戈尔的评介变得谨慎了。1923年12月3日出版的《文学》第九十九期上，发表了闻一多的《泰果尔批评》(当时的译名有“太戈尔”，有“泰果尔”，有“泰谷儿”，相当混杂——引者注)，文章指出：“文学的宫殿必须建在现实的人生底基石上”，“泰果尔底文艺底最大的缺憾是没有把捉到现实”。“泰果尔虽然爱好自然，但他爱的是泛神论的自然。他并不爱自然本身”。“人生也不是泰果尔成文艺底对象，只是他的宗教底象征”；“他不会从人生中看出宗教，只用宗教来训释人生。把这些辨别清楚了，我们便知道泰果尔何以没有把握住现实；由此我们又可以断言诗人的泰果尔定要失败”。文章最后说：“泰果尔底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哲学，论他的艺术实在平庸得很。……于今我们的新诗已经够空虚，够纤弱，够偏重理智，够缺乏形式的了，若再加上泰果尔的影响，变本加厉，将来定有不可救药的一天。希望我们的文学界注意。”《文学》在为《泰果尔批评》加的“编者附言”中说：
此篇作者由美国寄来，故首句曰：“听说泰果尔快到中国来了。”自太戈尔来华消息传布后，国内文坛议论风生，就记者所见到的，前数星期出版的《中国青年》周刊，有实庵先生的一篇《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最近出版的《创造周报》上也有沫若先生的一篇《太戈尔来华的我见》；这两篇文章，都就国内思想界的关系立言，而致疑于太戈尔来华之是否必要，或有益的。
我们以为若要讨论“请太戈尔来华”的是否有多大意义，应该从两方面看：一是思想家的太戈尔对于我国现在青年思想的关系；二是文学家的太戈尔对于我国新文学的关系。就前者而言，记者赞同实庵沫若二位的话——他俩都是说思想家的太戈尔。至于文学家的太戈尔，到中国后对于中国现在的新文学有怎样的影响，记者以为无论大小，这所生的影响一定是好的。但这只是一个人的私见。如果大家肯来注意这个问题，那是再好没有了。
闻一多先生此篇文章，专从文学上讨论太戈尔来华之意义的；虽然他的批评不尽与我们的意见相合，然而这文章是有意义的文章，我们很喜欢在此地发表，并且注上这一段附言，恭敬地表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
实庵的《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刊登在《中国青年》第二期(1923年10月27日出版)，不仅反对泰谷儿访华，还反对翻译泰谷儿的著作，他说“像泰谷儿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之昏乱思想，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程度比他还高，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另外来翻译泰谷儿?昏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儿!”实庵就是陈独秀。郭沫若的《太戈尔来华的我见》，刊登在《创造周报》第二十三号(1923年10月11日出版)，文章希望对太戈尔来华不要又“演办一次神会”，而应当深入研究他的思想和教训。文中批评《小说月报》(太戈尔号)内容“清淡”，“对于太戈尔的思想”未能“作出一个系统的观察”，指出：“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以后，一切甚么梦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当时，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中沈雁冰是中共党员，不管陈独秀的话有多偏激，沈雁冰还是会讲“党性”照党的指示办的。可郑振铎等人就不一定了。虽说郭沫若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当时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正在与文学研究会就翻译问题展开论争。作为“论敌”，郭沫若对“太戈尔号”的批评再怎么好，也未必就能引起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的重视。瞿秋白可就不同了。郑振铎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中说：
他(瞿秋白)回国之后，我们在上海见面了。我知道他已经有了坚定的信仰，他已从学生时代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信仰，成为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了。他已经冲破墨漆漆的黑暗，受到红光的照射，摆脱了一切过去的负担，成为走在战斗最前列的最勇敢的战士之一了。
正是这位最亲密的同仁、挚友，同时又是“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的瞿秋白的《弟弟的信》这篇短文引起了文学研究会震动，因而能冷静下来，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并在为闻一多的文章加“按语”时，郑重其事地提到庵实(陈独秀)和郭沫若的文章，进而希望“大家”都来“注意”，发表“见解”，态度极为诚恳。
三
1924年4月12日清晨，太戈尔乘坐的热田丸(轮船)抵达上海黄浦江畔的汇山码头，郑振铎、瞿世英、徐志摩、张君励等到码头迎接，文学研究会、中国公学、讲学社、自治学院等四个团体出面接待。也就在这一天，沈雁冰写了《对于太戈尔的希望》(刊4月14日《时事新报·学灯》)，文章说“我们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抨击西方文化”的太戈尔，“希望太戈尔认知中国青年目前的弱点正是倦于注视现实而想逃入空虚，正想身坐涂炭而神游灵境；中国的青年正在这种病的状态，须得有人给他们力量，拉他们回到现实社会里来，切实地奋斗”；“希望太戈尔本其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精神，本其爱国主义精神，痛砭中国一部分人底‘洋奴性’”。文章最后说：“这位年高的诗人究竟将给我们什么呢?我们拭目以待，洗耳以听。现在，我们请为全国爱好文艺的青年一歌他底有名的《跟随光明》”：
如果没有人响应你底呼声，那么你独自地独自地走去罢；如果大家都害怕，没有人愿和你说话，那么你这不幸者呀，且对你自己诉说你底忧愁罢；如果你在荒野中走，而大家都蹂躏你，反对你，且不要去理会他们，你尽管踏在荆棘上，以你自的底血洗你的脚，尽自走呀。如果在风雨之后，你仍旧找不到人替你提灯，而他们仍旧闭了门不容你，请不要在意，颠沛艰苦的爱国呀，你且从你的胸旁取出一根肋骨，用电的火将它点亮了，然后跟随了那光明，跟随着那光明呀。
也许是听从了瞿秋白和沈雁冰的意见，文学研究会这次对太戈尔宣传和接待工作做得既热情又得体。《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四号(出版日期注“1924年4月10日”，其实是延期了——引者注)附加了“欢迎太戈尔先生!”的“临时特刊”，刊登了《小说月报》记者写的《欢迎太戈尔》、《太戈尔到华的第一次记事》、诵虞的《印度诗人太戈尔略传》，以及调孚的《研究太戈尔的书籍提要》。这些报道和评述，突出了太戈尔在世界文学上的贡献、在中国文坛的影响以及对印度国内统治阶级的反抗，《小说月报》记者的《欢迎太戈尔》中引录了太戈尔曾经为印度的爱国主义者唱过的最好的安慰的歌《跟随光明》，《小说月报》临时增刊“欢迎太戈尔先生!”封面画的创意，就源自太戈尔的这首《跟随光明》：沉沉深夜里，一支由肋骨作成的蜡烛在熊熊燃烧，一束灿烂的火焰照亮了四周，茫茫宇宙中的星星开始闪烁了!这幅封面画与《欢迎太戈尔》这篇文章互相衬托，着意塑造太戈尔的形象：他的“心是热烈的”、“血是涌沸着的”。太戈尔对“生命”的“歌颂”、对“人类的觉醒”的呼唤、对“人类的前途是伟大的”的展望切合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
4月13日，在慕尔鸣路三十七号张(君劢)宅草地，举行茶会，欢迎太戈尔，“被邀请到会者有百余人，多坐在草地上，或坐在草地的椅上，太戈尔则坐在他们的当中，背后排列了许多高大的盆花，如一座围屏似的。张君劢致欢迎辞后，太戈尔即站起来说话。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次公开的谈话，他的语声沉着而有诗意”(记者《太戈尔到华的第一次记事》，刊《<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四号·临时特刊“欢迎太戈尔先生!”》)，他说：“我此番到中国，并非是旅行家的态度，为瞻仰风景而来；也并非是一个传教者，带着什么福音；只不过是为求道而来罢了。好像是一种进香人，来对中国的古文化行敬礼，所持的仅是敬爱数字。”参与欢迎的王伯祥在日记中写道：
(午)饭后，偕(叶)圣陶、(傅)东华、(樊)仲云赴文学会约，参与欢迎太戈尔式。……待至四时半，太戈尔始来，道貌岸然，丰致甚雅，洵东方哲人也。
志摩以英语致词，甚流利而且甚得体，真不可多得!
不管太戈尔多么儒雅，可他“来华”的这个本意与瞿秋白和沈雁冰的企盼不合，这就注定他在华期间不会太宁静。4月14日清晨，太戈尔偕同行诸人及瞿世英、徐志摩等游览杭州西湖。16日下午，太戈尔一行回到上海。这一天，郑振铎为了迎接太戈尔，未能参加文学研究会的重要会议，王伯祥在是日日记中说：“散馆后在振铎所为朴社事集议。(胡)愈之已回绍兴未到，振铎为筹办欢迎太戈尔事特忙，亦未出席。到场者只有雁冰、予同、圣陶及我四人。议决开店不涉社事，另推人担任出版委员全权处理。……”18日下午三时半，太戈尔出席上海各团体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举行的欢迎会，到会者在千人以上，太戈尔作了题为《东方文明的危机》的演讲。王伯祥在是日日记中说：“午后三时，(陈)乃乾来，因同出，共参太戈尔欢迎会。到者千馀人，由沈思孚主席。思孚旋去，聂其杰代之。太戈尔演讲，由徐志摩译述。会场中发现反对欢迎之传单，我觉十分无谓，人家是来作客游览的，不是挟了什么主义来侵略我们的，何苦带着政治的臭味去谩斥远宾呢!”反对太戈尔来华及演讲的事，澄的《杂感》中有详尽的记述：
这一次泰戈尔来华演讲，颇引起少数人的反对，我们已经听得许多口头的反对论调了，昨日在泰戈尔的欢迎会中，又看见了一两种印刷物，对于泰氏大加攻击，说他是过时的人物，和我们中国的梁启超、张君励一般，又有人平白无故地把他牵混到甚么阉宦缠足的中国文化上去，而声明反对这种政客式的文人的欢迎会。这些印刷物，我虽然也接到一两份，但现在都已经遗失了；而在当时，我虽然也草草地看了一遍，现在也已经几乎全部忘记了，因此，我不能多引原文的话来讨论。而我自己，则不但不敢以政客式的文人自居，并且连文人两字，自己也知道担当不起，本来用不着来说甚么话。不过我既然加入了这个欢迎会，对于反对他的人的论调，似乎总要分辨几句，以表明我并没有欢迎什么阉宦缠足的中国文化。
我自己对于这些人的反对的意见，似乎觉得是太过火了些。本来在我们的同人中，也有沈雁冰等一两个人，也是不大赞成泰氏的讲学的。我曾和他讨论过，以为泰氏只是一个文学家，实在没有甚么足以惹起我们的反对的地方。他第一次在张家谈话，就已经反复声明他自己不过是一个诗人，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思想家了。而雁冰也说，如果他此来是纯粹以一个诗人的态度来的，我们也自然用不著反对他。……
沈雁冰希望太戈尔“是纯粹以一个诗人的态度”来“访华”的意愿，和瞿秋白《弟弟的信》的内涵是吻合的，这也可以看出沈受瞿的影响。可太戈尔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演讲，题目竟是《东方文明的危机》，而随后在北京作的演讲题目又是《人类第三期之世界》，这就必然会招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5月26日，沈雁冰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了《太戈尔与东方文化——读太氏京沪两次讲演后的感想》，正面抨击太戈尔，文章说：
太戈尔在上海演讲的是《东方文化之危机》。这次讲演，他只反复警告中国人不该舍弃了自己可宝贵的文化去接受那无价值的丑恶的西方文化；究竟我们的可宝贵的东方文化是什么，他简直没有提起。他大声疾言西方式的工厂，把中国可爱的田野之美毁灭了；难道田野之美就是东方文化么?西方的“望乡愁”诗人，曾把丑恶的都市蚕食美丽的田野作为诗料，做了很好的诗，可知田野之美亦西方所固有，太戈尔替我们痛惜的事，西方也已经发生过；如依太戈尔的话，便是西方本来也有东方文化而早被西方文化毁灭了：请问这话合理么?太戈尔又极力反对西方的组织、方法、能率、速……等等，难道这些东西真是毒蛇猛虎么?难道原始人的粗陋简单弛缓的生活真是人生的极则么?我觉得太戈尔在商务印书馆大会堂的讲台上，的确做了一首很好的抒情诗，只可惜在这首攻击西方文化拥护东方文化的抒情诗里，既不曾明白说出东方文化是什么，也没有指明什么是西方文化。
与当时的诸如太戈尔“是一个大魔术家”[4]，“是一个道德的懦弱者”[5]，“他的思想实在是中国青年前途的一大障碍”[6]，太戈尔“是我们觉悟青年之敌”[7]等等愤激的批评相比，沈雁冰的批评还算比较温和，但这对于辛辛苦苦接待太戈尔的郑振铎、徐志摩和瞿世英等几位当事人说来，也许会感到很不愉快。相对说来瞿秋白做得就比较妥帖，他没有直接从正面评论太戈尔的演讲，而是写了一篇论述太戈尔小说《家庭与世界》的评论，说“印度早已成了英国工业经济的一部分，而过去世界的太戈尔还在那里梦想‘爱与光明’的呼声可以回英国资产阶级的心——因此竭力否认政治斗争”；“太戈尔的这篇小说，把自己的政见，——以为‘个人的修养’是避免社会冲突里所发生的一切恶象之‘大道’，——完完全全艺术化的表现出来了”[8]。这其实是对太戈尔的“东方文化”的“具体的内容”的最深刻的揭示，既点明了太戈尔思想中的一些消极的东西，为太戈尔的访华演讲“消毒”，又避免了尖锐的批评，有益于文学研究会内部的团结。
1923年8月，上海大学成立后，瞿秋白出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其间，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以及文学研究会的其他成员陈望道、俞平伯、刘大白、朱湘、赵景深、方光焘、周予同、谢六逸、徐蔚南、朱自清、傅东华、李石岑、丰子恺等人也都在上海大学任教，彼此间肯定有过见面和接触的机会，遗憾的是没有留下文字资料。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当时的中共中央为了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于6月4日创刊《热血日报》，瞿秋白担任该报的主编。与此同时，文学研究会联合中华学艺社、学术研究会、妇女问题研究会等文化团体，组成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提前一天，于6月3日创办了《公理日报》，与《热血日报》相呼应。《公理日报》名义上是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所主办，但参加实际工作的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胡愈之、王伯祥等人都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而在该报的筹备过程中，瞿秋白也参与策划，给予支持。叶圣陶在1949年6月12日写的《回忆瞿秋白先生》一文中说：
认识秋白先生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常在振铎兄的寓所里碰见。谈锋很健，方面很广，常有精辟的见解。我默默地坐在旁边听，领受新知异闻着实不少。……最后知道他被捕了，被杀了。直到今年碰见之华，之华告诉我秋白先生有一些材料，遗嘱说可以交给我，由我作小说。之华没有说明是什么样的材料，我也没有追问。我自己知道我作小说是不成的，先前胆大妄为，后来稍稍懂得其中的甘苦，就觉得见识跟功夫都够不上，再不敢胡乱欺人。因而听见有一些材料的话，也引不起姑且来试试的野心。[9]
瞿秋白“谈锋很健”，叶圣陶从中“领受的新知异闻着实不少”，可见瞿秋白对郑振铎、叶圣陶等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影响之深远。1931年5月上海中央局宣传部机关遭到敌人破坏，瞿秋白夫妇暂时避居于茅盾家里，在茅盾家见到了冯雪峰，依靠冯雪峰作桥梁，瞿秋白开始了与鲁迅“没有见面”的频繁的“亲密”合作，合伙开设三闲书屋，专事介绍出版被禁止公开出版的革命书籍和画册。一年后即1932年5月初，经冯雪峰的联系，瞿秋白夫妇第一次到鲁迅家作客。自1932年底到1934年初瞿秋白去瑞金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瞿秋白先后四次避难于鲁迅家。在鲁迅的掩护下，共同领导革命文艺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瞿秋白，是通过文学研究会的茅盾和冯雪峰的引介结识鲁迅的。瞿秋白在鲁迅后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瞿秋白和鲁迅的亲密合作，对我国整个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发生了深远的影响。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从容就义的消息传到上海，鲁迅说：“人已经不在了，但他的著作、他的思想要传下去，不能泯灭了。这也是我们还活着的人对他最好的纪念。”鲁迅与茅盾和郑振铎等商定集印瞿秋白文集时遇到两个难题：缺少资金又没有一家印刷厂肯接手排印。开明书店和文学研究会同人鼎力支持。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假用了个“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诸夏”自然指中国，“霜”即秋白，即中华怀念秋白之意，也是认识伟人的一种特殊方式。由于鲁迅的逝世，他拟议编的文集只出版了《海上述林》。鲁迅在1936年3月作的《<海上述林>上卷序言》中说：“关于搜罗文稿和校印事务种种，曾得许多友人的协助。”《海上述林》由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出面交美成印刷所秘密排版后送到日本印刷。因为质量很高，许多人还以为全部是日本排印的。10月2日，鲁迅收到日本印就的《海上述林》上卷，即分送郑振铎、耿济之、傅东华、吴文祺、章锡琛、叶圣陶、徐调孚、宋云彬、夏丐尊、王伯祥、丁晓先。鲁迅排列的这十一位“友人”都为出版《海上述林》捐过钱，其中郑振铎一人就捐了三分之一的经费。鲁迅在1936年9月26日致沈雁冰的信中说：“《述林》初拟计款分书，但如抽去三分之一交C.T.(郑振铎)，则内山老板经售者只三百余本，迹近令他做难事而又克扣其好处，故付与C.T.者，只能是赠送本也。”这十一位“友人”，除了宋云彬和丁晓先，其余的九位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瞿秋白与文学研究会的关系多么深挚。1953—1954年，四卷本《瞿秋白文集》由人民文学陆续出版。1953年10月，《瞿秋白文集》第一卷出版后，《文艺报》(第23号，1953年12月15日)发表了《文艺报》编辑部撰写的《<瞿秋白文集>第一册出版》，对瞿秋白作了很肯切的评价：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为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伟大的共产党员；同时又是一个天才的革命作家、批评家和文学翻译家。瞿秋白同志的革命功绩是不朽的；他的文学遗产和遗译是人民的一注重要的财产。因此，这个文集的出版，是我们文化工作上一件重要的事情；而文艺工作者和青年们尤其应该重视。
《瞿秋白文集》是有形的文学遗产，值得重视。瞿秋白和文学研究会的关系，可以说是他许许多多无形的文学遗产中的一笔，理应值得我们重视和珍爱。
收稿日期：2003-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