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思想的变迁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思想论文,李大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393(2009)02-0070-05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研究、传播和运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十月革命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这段时期属于其早期，他初步接触和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学习、比较、研究和积极传播；1921年后到1927年其被害属于晚期，这段时期他一边继续宣传，一边把已经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主要致力于中共早期组织建设、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等实际工作。本文将探讨李大钊留日时期思想转变的轨迹及其回国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并对其早期传播的理论特色试做初步分析。
一、李大钊留日期间思想变迁的轨迹
李大钊是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我们仔细考察其思想变迁的轨迹，不难发现他的思想转变的内在因素是基于一腔爱国热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外在动力是留日期间和五四前后受到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强烈愿望，东渡日本求学。留学期间，他勤于阅读各种书刊，了解世界上各种新学说、新思潮，开始接触了日本学者翻译的一些社会主义论著。当时流行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国内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使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发生分化。如果说1903年的拒俄运动造成了中国留日学生思想的第一次分化的话，那么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促成了留日学生思想的第二次分化。拒俄运动期间，留日学生中反对满清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逐渐占了上峰，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众多西方新兴思想流派中，通过比较和反复思考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为之做了大量的学术探讨和理论传播工作，李大钊就是这群先进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
在五四时期的留日学生中最早选择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首推李大钊。1914年9月8日，因早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资格得到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承认，李大钊未经预科考试直接进入了该校政治经济学部本科学习。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一所著名的大学，该校自1905年起设立了中国留学生部。早稻田大学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的课目也比较多，在该校政治经济科一、二年级的课程表中包括国家学原理、经济学原理、近代政治史、民法要论、刑法要论、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英文、哲学、第二外国语、政治学史、财政学、统计学等。这些严格的学习和训练，为李大钊日后的思想变迁和政治活动打下了基础。在早稻田大学，由安部矶雄教授给其所在班上“都市问题”选修课，他以社会主义立场讲授经济学，虽然掺杂了一些基督教的内容，但对李大钊接受社会主义有启蒙作用。李大钊在日期间还阅读了日本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幸德秋水的一些著作，这对其思想转变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
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李大钊还积极参与领导了留学生的爱国活动。他在日本结识了许多中外进步人士，时常与他们讨论世界形势和中国前途问题。1915年2月，为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订立“二十一条”，李大钊参与组织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他任总会文书，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这个留学生组织后来虽然在反动政府迫害下解散了，但护国战争爆发后，李大钊等人再次组织了留日学生总会，他被推选为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并负责编辑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他还参与组织了由留日学生总会骨干组成的另一爱国团体——神州学会。1916年1月底，李大钊为领导留学生进行反袁斗争回到上海，两周后重返东京。1916年5月，李大钊离开日本回国时曾吟诗一首，反映了其忧国忧民的心理：“斯人正憔悴，吾辈尚蹉跎，故国一回首，谁堪返太和”[2]。
在李大钊思想转变过程中，留日期间对马克思译著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最早接触，以及在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中对国家命运问题的思考，对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有启蒙和奠基作用。他自己亦回忆说：留学日本对其思想变迁有重要影响，“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3]。他回国后仍关注着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办的刊物和日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著。1919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据日本信州大学后藤延子教授考证，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以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一至三期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写的[4]。稍后不久，李大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的大部分，也是以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堺利彦的两篇文章为蓝本写的。五四运动中，日本进步学者吉野作造博士曾致信李大钊“遥为声援”，并邀请北大师生访日，李大钊将吉野的信公之于众，并邀其访华，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二、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
自回国后，李大钊很快投入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动荡、大转型、大变革的时期，各种西方新思潮纷纷传入，各种思想流派呈现出短暂的百家争鸣局面。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李大钊本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研究，并指导和带领进步青年，用各种方式积极向国人宣传和推广这种科学的世界观。
首先，李大钊撰写和发表了一批中国最早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使中国人了解到俄国革命的真相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
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一起宣传了科学与民主思想，先后创办了《晨钟报》、担任过《甲寅日刊》编辑。1918年1月，他应聘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不久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一度担任过《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主任。1918年底，他又与陈独秀等人发起创办了《每周评论》。他还参加办过《言治》季刊、《宪法公言》，支持过《晨报》副刊、《国民》杂志、《北大日刊》、《新生活》通俗周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劳动者》，并于1921年1月参加募股成立新知书社。
1916年春，李大钊在日本写了《青春》一文投寄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并于当年9月在该刊物上发表(此时该刊已改名《新青年》)。他在文中阐述了对宇宙、对人生、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看法，反映了强烈的反抗外来侵略、反抗封建束缚的要求[5]。虽然该文的总体思想尚不属于社会主义理论，但已表露出某些唯物主义的倾向。它显示了李大钊由激进的爱国民主主义者开始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转化。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十月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同年11月，李大钊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和《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这三篇文章，成为五四时期最早宣传社会主义的代表作①。此后，李大钊又写了《新纪元》、《平民独裁政治》、《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等许多论文，开始运用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问题。这些文章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做出系统的阐述，仅仅介绍了一些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而且掺杂了一些民主主义的主张，但显示出李大钊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其总的倾向已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倾向社会主义了。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相继写了《战后之世界潮流》、《战后之妇人问题》、《今》、《新的！旧的》、《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之方向》、《现在与将来》、《废娼问题》、《“五一节”May Day杂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阶级竞争与互助》、《真正的解放》、《再论新亚细亚主义》、《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等多篇文章，积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李大钊将他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在该刊上发表了一批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自己也在该刊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较系统、较充分的介绍，较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标志着李大钊已从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其次，李大钊不仅自己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组织进步社团，引导许多进步青年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
1918年6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该会于7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会员最多时达到一百人左右，后在南京和成都设立了分会。他倡导“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的宗旨[6]。1918年冬，李大钊还在北大组织了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邀请了几个教师参加。但这个组织还没有来得及吸收更多群众参加，就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查禁。此外，李大钊还担任了进步青年团体国民杂志社的指导和新潮社的顾问[7]。
五四运动后，反动军阀政府对中国思想界的新变革已经控制不住了，中国社会上一时涌现出许多进步社团，其中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社团有两个，一个是“北京大学马克斯(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另一个是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系1920年3月由李大钊倡导成立的，发起时有邓中夏、罗章龙、高尚德、何孟雄、黄日葵、朱务善、刘仁静、张国焘等十九人，后来发展到包括唐山、郑州等地进步青年在内的上百人。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该会还成立了一个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个翻译组，他们在李大钊的号召下，译过《共产党宣言》的德文本，《资本论》第一卷等原著。该会会员还集资建立了一个名为“亢慕尼斋”(英文“共产主义”音译)的图书室。通过会员个人捐赠书款，分派会员外出采买等办法，积极搜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有关图书。1922年初，据该会第四号通告称：“本会现已有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书籍二十余种”[8]。除此之外，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还定期举行演讲会、学习讨论会及通过一些纪念活动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
再次，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教授期间，开设了介绍社会主义内容的相关课程，通过演说等方式直接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民间。
为了把社会主义传播到青年学生之中，从1920年9月开始，李大钊首先与进步教授陈启修合作，在北大政治系举办了“现代政治”讲座，讲授的内容主要是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状况等。10月初，李大钊开始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系、历史系、法律系和北京高等女子师范、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高校，分别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利用讲坛向学生传播科学的理论体系，给学生介绍社会主义的书籍，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受到学生的欢迎。
李大钊还应邀到一些进步社团中发表演讲。1920年8月16日，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人道社、曙光社等四个进步团体，应天津觉悟社的邀请，在北京陶然亭集会。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履行联合”的主张作了说明。李大钊应邀到会发表演讲，他特别强调了主义的重要性。他指出“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又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10]。
李大钊还劝说和引导青年将新知识和先进的理论传播到民间去。在他的号召和影响下，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首先行动起来。1919年3月，邓中夏等人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1920年初，该讲演团的一个组开始到长辛店的工人中发表演讲。在1920年五一劳动节这天，李大钊还发表文章，指出“五一运动”应当是“劳工阶级的运动”，而不应“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光空喊“劳工神圣”的口号，而要实际地到“劳工”中发动群众[10]。当天，《北大学生周刊》出版了《劳动纪念号》，《新青年》也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在李大钊等人的努力下，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突破了知识分子圈，开始为工农大众所接受和运用。
最后，李大钊与当时流行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辩论，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社会影响。
五四时期在中国影响很大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是美国的实用主义。留学于美国的胡适对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推崇备至，并将实用主义各派总称为实验主义。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对实用主义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但很快中国思想界就发出了反对的声音，蓝公武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初步阐述了宣传主义的必要性②。李大钊认为有必要对胡适的观点进一步驳斥，遂于8月份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由此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随后，胡适在该刊物上连续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两文，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继续阐明自己的主张。1920年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标志着这场争论暂时告一段落。
这场争论的核心是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主要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现存各种各样的问题，是采用点滴改良方法还是用革命手段做根本性解决？针对胡适提出的用平稳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去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主张，李大钊认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二是要不要以社会主义为指导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李大钊从三个方面阐明主张：第一，阐明“问题与主义”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研究问题要以主义为指导；第二，驳斥了所谓“过激主义”的污蔑；第三，明确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们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1]。
当时中国思想界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影响却不小。许多进步青年都关注着这场争论，一些进步社团还卷入其中，如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就发生过“要不要主义”和“要什么主义”之争。通过辩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以胡适为首的实用主义者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分别扩大了自身的影响。从实际的社会效果看，实用主义揭露了反动军阀政府统治的黑暗和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有一定的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它引导人们着眼于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放弃了从根本上改造旧社会的追求，对中国人民求得彻底翻身解放有一种隐形的误导作用。五四运动后实用主义虽然风靡一时，但最终没能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其影响力很难持久下去。
五四时期，李大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积极传播及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辩论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他阐明了在中国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促使这一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先进科学性的理论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它最终战胜了各种流派，被中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一巨大的社会影响是任何其他主义无法与之相比的。
三、李大钊早期传播的理论特色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先进的理论，其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李大钊早期的研究和宣传受时代的制约和条件的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他学到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精髓。我们现在仔细分析其早年的接触、领会和传播，他主要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如下几个方面的理论特色：
第一，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对华侵略的阴谋，预测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前景。李大钊在不少文章中都明确指出：“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对于中国占特殊地位，也必要步德国的后尘”。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12]。他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13]。他预言“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4]！
第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联系和区别。早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该理论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1.“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也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不但赞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并认为：从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他们目的是为得以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15]。2.“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他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剖析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指出：“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资本主义制度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现今各国经济的形势，大概都向这一方面走”[16]。3.“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他重点阐述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阶级之间的对立，必然导致阶级之间的斗争。但他也明确认识到：“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17]。
李大钊不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强调了其三部分内容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三部分中，“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18]。而且还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继承关系以及二者的区别。他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是母，科学社会主义是子，故其关系颇切，此二种主义不同之点，即在历史观各有不同。如空想社会主义，以为社会之进步，由于理想。科学社会主义以为由于经济之条件，若无经济条件，无论有何种思想，决不能使社会进步”[19]。
第三，李大钊正确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如革命的步骤、手段、动力等等，指出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要得到政权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依靠民众的力量。李大钊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有两种手段，“一是和平的，一是革命的”。但和平的方法往往都“归于失败”，要夺取政权“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所谓“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20]。他充分认识到“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只有民众才是“永久的胜利者”。他断定，在中国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取代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他进一步指出：“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的时期。在此时期，以无产阶级的权力代替中产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21]。
第四，号召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特别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中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李大钊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22]。“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知识分子“要始终听民众的指挥，为民众效命”[23]。他反对青年知识分子坐在屋子里空谈理论，提出应把先进的理论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去从事实际的民众运动。为当时的进步青年指明了革命方向。1919年2月20日至23日，他在《晨报》上专门发表了《青年与农民》一文，尖锐地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动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24]。李大钊深信：“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了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因此，他号召青年人“速向农村去”[25]！李大钊的这些精辟论述，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已在中国社会上传播的“劳工神圣”的口号，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能够为中国的工农大众所接受和运用。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之一。五四前后他的传播工作在中国近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上具有伟大的开创性意义。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理解亦存在着一些不准确之处或者说是偏差，但他能够不断地吸收新思想、新文化，不断地改正或抛弃旧观念，其思想意识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在他的指导和带领下，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成长起来，科学社会主义最终战胜了其他各种社会思潮，确立了在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并且日益与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精神变物质的历史性飞跃。
注释：
①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原载于《言治》季刊第3期；《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载于《新青年》第5卷，第5号。
②蓝公武的文章，署名“知非”，被转载于《每周评论》第33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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