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尊孔”、“批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传统论文,文化论文,批孔论文,尊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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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以来，读了几位前辈论说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文章和著作，自己也就有所思索。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讲到“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时，有云：“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注：《梁漱溟学术精华录》第64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这是一个美好的预言，也是美好的愿望。
梁先生所谓“中国文化的复兴”，也即是“孔子的礼乐”的复兴。这话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讲的。到了80年代，他在《东方学术概观》中讲“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时，曾引前辈夏增佑所著《中国古代史》云：“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历史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又引前辈柳贻征《中国文化史》云：“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梁先生说：“两先生之言几若一致，而柳先生所说却较明确。”
诸公之言，很发人深省，我由此便想到了中国历代的“尊孔”和“批孔”。记得十来年前，季羡林先生在《从客观上看中国文化》一文中讲到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时，曾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注：《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3页，中华书局1992年4月第1版。)我看世人评价孔子，也不免循此规律，这里且从“尊孔”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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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世时，虽是“圣之时者”，却似不甚得志，鲁迅曾说：
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窥见那消息。(《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为什么说孔夫子“死了以后”才“做定了‘摩登圣人’”呢?这要从汉代的“独尊儒术”说起，而且还要归功于刘邦和武帝。
刘邦本来不是崇儒尊孔的，据《汉书·郦食其传》记载，有个骑士对郦生说：“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说刘邦“不喜儒”，这是一段“嘉话”。
但刘邦思想亦有变化，从“不喜儒”到崇儒尊孔，有个过程。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叔孙通。
史称刘邦初做皇帝，与群臣宴饮之时，“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患之”。于是叔孙通献计，与儒生“共起朝仪”。其后即按此“朝仪”行礼。这一举措，立见效果。史称“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刘邦十分满意，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叔孙通趁此机会，立即向刘邦建议：“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共为仪，愿陛下官之。”于是这些儒生都有了官衔，而且各得“五百金”的赏钱，高兴地说：“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这是说，叔孙通亦“圣之时者”。(详见《汉书·叔孙通传》)
从刘邦“不喜儒”到封赏儒生，可见儒者的妙用。
再说武帝。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是为世所称的；但汲黯却说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书·汲黯传》)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说明武帝之崇儒术，未必全心全意，这从此后元帝与宣帝的一段对话中也可看出问题。《汉书·元帝纪》云：
(元帝)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所谓“汉家自有制度”，这话很有深度。大概从刘邦开始，即已“霸王道杂之”。汉朝家法如此，而元帝有所不知，故宣帝慨乎言之。我在50年前写过一篇《汉代崇儒的真相》，也谈过这个问题。(《益世报·人文周刊》第40-41期)
至于汉代以后，历朝历代之崇儒尊孔，柳贻征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言之甚详。(注：见《中国文化史》第二十五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孔子从“至圣”而逐步上升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连孔子的后裔都封为“衍圣公”，则柳先生所谓：“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可谓信而有征。与此同时，鲁迅先生所谓“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云云，也非无征不信。
权势者们之捧孔子，不仅见于古代，也见于近代。这是鲁迅亲眼见过的。他说：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据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在鲁迅先生看来，袁世凯、孙传芳和张宗昌这些权势者，也和古代的权势者一样，其崇儒尊孔，都是为我所用。从刘邦到袁世凯，虽改朝换代，而尊孔这一文化传统，却历久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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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批孔”，也可以从古代说起。这里且不说那与孔子并世的隐者对夫子的讥刺，(注：见《论语·微子》。)只说汉代的王充和明代的李贽。
在“评法批儒”时期，王充曾以“批孔”著称。他著有《论衡》，写过《问孔》。但“问孔”并不等于“批孔”。他只是说，孔子的话不见得句句都对，不认为“圣贤所言皆无非”。如此问孔，未可厚非。
王充又写过《儒增》，对汉代的儒书，多所批评。但他批评汉儒，也不等于批孔。他在《正说》中说：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词语。苟名一师之学，超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竞进，不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
这些话都是批评当代儒生的，不是批评孔子的。
还有，王充不但不曾批评孔子，他写《自纪》，还曾说过：“可效仿者，莫过孔子。”又说：“鸿才莫过孔子”。
不过，尽管如此，正当举世奉行尊孔之时。王充竟敢“问孔”，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再说李贽。
在“评法批儒”时期，李贽也是以“批孔”著称的。说李贽批孔似比说王充批孔有些实据，当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疏劾李贽，就曾说他“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背戾”。(注：《神宗实灵》第369卷，转引自《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第13页。)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确有关于“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言语，他说：
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也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罚赏哉!
当举世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之日，李贽出言如此，确实未免“狂诞背戾”。问题似不在于他批评了孔子，而在于触犯了官方儒学的统治。这是有害于当代的政教、有损于世道人心的。
但当大金吾审讯李贽时，李贽却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李贽死后，袁中道撰写《李温陵传》，也说他的著作“大有补于世道人心”。(注：《珂雪斋近集》卷三，1982年11月上海书店重印本。)这样的话，不知有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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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这些尊孔、批孔的事例看来，历朝历代的权势者大抵都是尊孔的；凡是“知当世务”即识时务的儒生也都是尊孔的。两千年间不识时务者只有半个王充和一个李贽。李贽涉嫌批孔，不得好死。历史昭示如此，耐人寻思。
当然，耐人寻思者，更有近世的事。
近百年来，世界大势是发生了空前的变化的，不仅中国自身改朝换代，西方文化也云涌而来，中国的文化之门也不得不开。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也就发生了新的尊孔、批孔的问题。“五四”运动本来不是“批孔”运动；但提倡“新文化”，打倒“孔家店”，孔子也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当然，在这几十年里，有批孔的，有尊孔的，言论也非一律。这同政治主张似有一些关系。康有为主张变法维新，著《孔子改制考》，建立“孔教”，是尊孔的。章太炎主张种族革命，著《诸子学略说》，谓“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儒家者流，热中趋利”，是批孔的。但章氏批孔，半途而止。他在《致柳翼谋书》中说自己是因为“深恶长素(康有为)孔教之说”，才“激而诋孔”的。章氏之回心转意，和他后期“既离民众，渐入颓唐”，(注：见《且介亭杂文末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也许不无关系。
此外，刘师培上书端方，有“尊孔”、“读经”的倡议；(注：刘师培《上端方书》，引自《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第104-105页。三联书店1998年6月北京第1版。)林琴南《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书》说到“覆孔孟、铲伦常”，谓“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挽回之时”。(注：见《林琴南文集·畏庐三集》，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3月第1版。)凡此种种，也都是尊孔的。
“五四”以后，仍然批孔、影响较大者，有李大钊的《从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和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李大钊说：“中国的劳动(工)运动，也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孔子的学说，对于劳动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统治者的地位，作统治者阶级的牺牲。”他还说：“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之师表’。他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两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化，他的学说适宜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就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注：见李守常《史学要论》附录第13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说“纲常名教”，“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从经济上作此解释，这在当时是新颖的。但在林琴南看来，很可能也是“覆孔孟、铲伦常”的胡言乱语。
鲁迅的文章，我在前面已经引过，这里不再多说；但有一点要说的是：鲁迅的文章虽然可以说是批孔的，但他批的主要是那尊孔的。鲁迅立论的根据，不是“经济”，而是事实。从袁世凯到张宗昌，都有尊孔的故事，鲁迅讲的很有意思。这些故事不像是鲁迅捏造的，却是令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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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讲了“尊孔”和“批孔”，现在要回到“中国文化的复兴”。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呢?说来说去，不过两个字：“尊孔”。而“尊孔”也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
梁漱溟先生讲“世界未来文化”时，还十分肯定地说：“以后世界是要以礼乐换过法律的，全符合了孔家宗旨而后已。”又说：“我虽不敢说以后就整盘的把孔子的礼乐搬出来用，却大礼旨趣就是那个样子，你想避开也不成的。”(注：《梁漱溟学术精华录》第64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这话是说得非常自信的，不容置疑。
但我惑而敢问的是：“孔子的礼乐”是什么模式?梁先生在这里并没有说，不知他在别处可曾说过。只有鲁迅说袁世凯称帝之前恢复过孔子的“祭典”，这“祭典”应是“符合了孔家宗旨”的；孙传芳也曾复兴过“投壶之礼”，这是前面讲过的。可惜余生也晚，都没有见过。但这样的典礼，是否可称“孔子的礼乐”、“符合了孔家宗旨”呢?未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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