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的理智主义”：张君劢哲学思想论析
李富强
摘要： 在张君劢看来，人类是万物之灵，处于相互贯通的两界之中，即物质界和心灵界。人类运用心灵去宰制物质界而获得科学知识，人类的群体性社会生活则离不开道德规范与伦理秩序。知识与道德并重是张君劢“德性的理智主义”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特质，既具有科学理智的内涵，也不失在道德层面上对意志自由的高扬。张君劢的哲学立场，应该归属于广义的理性主义哲学。
关键词： 张君劢；知识与道德；德性的理智主义
张君劢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长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早年为中国的宪政体制奔走呼号，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被誉为“中国宪法之父”。但张君劢始终还是一个现代新儒家，基于知行合一的儒者的自觉，用其文字著述与实践活动力求在“学问国”和“政治国”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张力：投身于“学问国”则志在哲学，投身于“政治国”则期于宪政民主。徐复观认为，牟宗三是“智者型”哲学家，唐君毅是“仁者型”哲学家，笔者以为张君劢则是“勇者型”哲学家，其“勇”在于能身体力行自己的哲学理念，并通过哲学思想来改造现实的社会与政治。他晚年则致力于学术著述，倡导儒家思想复兴，论证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与价值。张君劢并没有建立严谨如冯友兰“新理学”、熊十力“新唯识学”、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等影响很大的哲学体系，他在论著中将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之为“德性的理智主义”、“德智主义”、“德性的唯心主义”或“唯实的唯心主义”。
由于张君劢很少系统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在哲学体系的建构上也不严谨，因此，学界对其哲学思想的论述与评析，有未切中肯綮之嫌。学界对张君劢哲学思想的论述与评析，笔者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暂列三例。其一，吕希晨是较早全面评价张君劢哲学思想的学者，他认为张君劢“构筑了一个具有中国民族特点和现代世界意义的中国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体系”，〔1〕显而易见，他的分析打上了阶级分析法的烙印，这种阶级分析法将某种哲学思想视为社会中特定阶级人群的观念体系，无法真正深入其哲学思想的内核。其二，郑大华主要从历史学的视角去分析张君劢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以及张君劢与现代新儒学的关系，对张君劢哲学体系的内在结构较少措意。〔2〕其三，张汝伦借鉴了康德关于“学院概念”的哲学与“世界概念”的哲学之区分，认为张君劢将哲学理解为人类的自由精神追求和理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概念之哲学家。但张汝伦又认为张君劢对康德哲学的理解是有限的，“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康德哲学区分本体与现象的二元论”。〔3〕这显然是对张君劢哲学思想的误解，张君劢最终服膺的是康德哲学的心物二元论，知识与道德、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并重的理性主义。但张君劢对康德的心物二元论亦有所超越，心与物、物质世界与抽象世界、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在其“德性的理智主义”哲学中是相互贯通的。张君劢由倭伊铿、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转而认同康德的心物二元论，而且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与其相互会通，所以笔者以为“德性的理智主义”最能概括张氏哲学思想的特质。
一、从非理性主义转向理性主义
五四前后，张君劢两次留学欧洲，受到欧洲大陆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洗礼，他经由倭伊铿的“精神生活哲学”和柏格森的“直觉派哲学”而真正进入哲学的殿堂。他倡导这一派哲学是因为倭伊铿、柏格森提出的新观念具有侧重人生、自由、行动与实践的思想品格，与他力求通过实际行动来谋求“立国之道”的政治取向是不谋而合的。张君劢在给好友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一书写的序言中明确说道：“吾辈当日所以提倡此派学说，初非如柏氏、倭氏、詹氏之反对黑氏，乃由此派学说侧重人生，尤好言人生之特点，为自由，为行动，为变化，正合于当时坐言不如起行，惟有努力奋斗自能开出新局面之心理中来也。”〔4〕张君劢不仅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在近代中国政坛相当活跃，被誉为“中国宪法之父”。他早年就追随梁启超，为时局动荡的中国谋求宪政体制。张君劢重视行动（许纪霖称他是“行动自由主义者”，以区别于以胡适为代表的“观念自由主义者”），希冀用积极行动为中国的未来开出“新局面”，这是张君劢欣赏倭伊铿、柏格森等人哲学思想的现实根源。张君劢对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认识始于和倭伊铿等哲学家的交往，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以费希特、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理性主义哲学的欣赏。
虽然被丁文江痛斥为“玄学鬼”，但张君劢并不排斥科学知识，反而对非理性主义哲学在知识论上的薄弱感到不满，这也是他哲学思想转变的原因之一。他在谈到自己思想上的这一转变时说：“然倭氏柏氏书中，侧重于所谓生活之流，归宿于反理智主义，将一二百年来欧洲哲学系统中之知识论弃之不顾。故我初期治两家学说后，心中即有所不慊，乃同时读康氏著作于新康德派之所以发挥康氏者。此为我心中潜伏之态度。”〔5〕张君劢认为，倭伊铿念念不忘精神生活，柏格森晚年时，也有道德哲学方面的著作，但这两个哲学家都有反理智主义的特点，有轻视甚至淡化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之重要性的倾向，都不曾认识到知识与道德是文化中共济互用之静定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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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认为，就作为哲学和道德标准而言，儒家是可以现代化的。进而张君劢以“德性的理智主义”哲学思想为尺度，对儒家哲学的基本范畴进行了富有新意的阐发。
“双体系”。现代学徒制的课程体系由学校课程和企业课程组成。企业课程的学习在工作现场进行，通过完成工作任务来获取相关知识和技能。双体系课程的构建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学习兴趣，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张君劢在接触倭伊铿、柏格森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之后，便开始倾心于康德一系的德国古典哲学。他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德国理性派哲学家，如《爱国的哲学家——菲希德》、《致林宰平学长函告倭氏晤谈及德国哲学思想要略》、《黑格尔之哲学系统与国家观》、《现在学派虎塞尔氏》等。在《我之哲学思想》一文中，他说：“欧洲现代哲学大师，不可胜数。我所以独向往康氏者其理由所在，可从知识论与道德论分别言之。”〔7〕他从知识论与道德论两个层面全面阐释了他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张君劢在倭伊铿的引导下进入西方哲学，但他最终服膺的却是康德的心物二元论，知识与道德、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并重的理性主义。康德对启蒙运动的“理性计划”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肯定人的纯粹理性为自然立法的同时，他更加强调人的实践理性为道德立法，最根本的是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张君劢对康德哲学深信不疑，他说：“吾人以为纯粹理性，不离乎逻辑，其属于理智范围以内显然矣。而康德之实践理性，则承认有道德律，且云道德之原则，在乎以人为目的，不可以之为手段，其视纳粹党人但知有暴力不知有理性者，相去奚啻霄壤！”〔8〕张君劢评价康德哲学的整体思想特点时说：“康氏二者并重，与儒家之仁智兼顾，佛家悲智双休之途辙，正相吻合。”〔9〕对知识与道德、心与物的双重重视是康德哲学的突出特点，这是张君劢舍弃倭伊铿、柏格森而转向康德哲学的根本原因所在。
张君劢又转而认为康德哲学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最为接近。他说：“康德学说与吾国愈为接近。其言曰：宇宙之间，使我内心畏惧者，独有二物：一曰天上星辰；二曰人类良心。此肯定良心中是非善恶标准之至显之语也。”〔10〕张君劢将康德的道德律称之为人类良心，并借用程朱理学的“性即理”命题来阐释康德的“断言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认为中西大哲学家都将人性或人类良心视为道德价值的源头。张君劢不仅认同康德心物二元论，而且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与其相互会通。在其晚年所倡导的儒家思想复兴运动中，张君劢在知识与道德两个层面上，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富有新意的阐发，以期完成对古典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来接洽他所提出的传统现代性方案。
二、理智自主是现代的真正动力
按照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对现代化的经典解释，现代化就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rationalization是韦伯论述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基本术语之一，一般译为“理性化”或“合乎理性的”。韦伯所谓的rationalization由“理性主义”（rationalism）而来，他认为理性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分。韦伯承袭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对理智或知性（纯辨理性）与理性（实践理性）的区分，将强调手段与工具倾向的理智称为工具理性。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而言，韦伯所指的“理性”实质上是以强调效率与功利为特质的工具理性，张君劢视之为理智。韦伯所谓工具理性是指：“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1〕工具理性具有极强的手段与工具倾向，用儒家哲学的术语说，就是任何行为与思想都侧重在“器”的一面。
首先在硫酸铝混凝实验的最佳优化条件下进行反应，反应阶段完成后不沉降，然后在加核絮凝最佳条件下进行反应，最后沉降2 h，取上清液测定CODCr，计算其去除率，结果如表4所示。
阅读张君劢的文本时，我们不难发现他在使用理智与理性这对概念时，看似较为混淆，但实际上他对理智与理性进行了区分。他说：“或曰理性与理智为缘，有理智之用矣，而害亦随之，如科学为理智之产物，既有生人之医药，与便人之交通，然杀人之武器亦由之而来，故一日有理智，即人类相争一日不止矣。……如康德之著作，一曰纯理批导，为综合经验与理性二派之大者，然他一书名曰实践理性之论道德者，至今犹为当代大哲罗素氏者所非笑，则欧人之理智，未尝涵育于道德空气之中，显然矣。”〔13〕西方现代化以思与知识为中心，是科学理智的全面胜利。张君劢认为，以科学理智（工具理性）为核心特征的西方现代化，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之时，也导致了人类相争的不利后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基于对理智与理性的区分，张君劢认为胡适等科学主义派所秉持的理性精神，本质上是一种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向外部世界求索科学知识的理智精神，思与知识是其核心问题，张君劢常将这一哲学思潮称之为“主智主义”或“理智主义”。张君劢自身的儒学信仰，加之对康德哲学的服膺，使他不能认同这种科学理智主宰一切的决定论理论。
一般而言，知识涉及的是事实判断，不受个人主观情感与意志的左右，道德涉及的是价值判断，很难摆脱个人的主观情感与意志影响。知识与道德的分歧，实际上折射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紧张。张君劢像康德一样，试图将心与物、知识与道德调和进一个整全的思想体系中。在承认“物”、“知识”的重要性时，也更加强调“心”、“道德”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与价值。知识与道德并重是他对西方现代化历程进行反思的结果，这一结果也使得张君劢深化了对现代化本身及其普世价值的思考。知识与道德并重还是张君劢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特质，这一点在其“德性的理智主义”哲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建构知识与道德并重的新哲学体系
1.理智的自主。孟子有言：“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张君劢认为西方现代化的核心特质是理智自主，他将《孟子》文本中论述“恻隐之心”的段落，与柏拉图《理想国》中对智慧和推理作用的强调相对照，认为孟子主张理智是人所固有的。并进一步认为仁、义、礼、智四端，乃人类社会一切制度的基石，仁、义、礼属于道德价值，智则属于理论知识。“东方人认为知识之基本与道德之基本，关系密切，故义理两字常联接而为一，为文化全部机构之基础。”〔19〕用现代的术语表述，“义”就是道德义务律，“理”就是有形体与社会现象中的理则，孟子所谓义与理是一切知识与道德成立的根据。
张君劢“德性的理智主义”哲学思想的建构不仅借鉴了康德哲学，同时也自觉地运用了儒家的思想资源。他说：“中国是儒家的天下。……中国人的这种观点肯定人类世界和现实生活。所以中国人最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肯定人生事务，认为与邻人和睦相处为人生第一要务。儒家思想方式与实际人生或生活具体事实中所表现的有关。”〔15〕张君劢认为，儒家不是宗教，儒家思想是一套伦理或哲学体系，中国哲学或儒家哲学的特质之一是对人伦关系等道德价值的重视，这是以逻辑与知识见长的西方文化所或缺的，欧洲人从“以人力支配自然界”的观念中，创造出一种“物质文明”，中国人对“内心生活之修养”的长久关切则创造出一种“精神文明”。古代中国的儒家学者认为人是“天地人”三才之一，是具有道德理性的灵长类动物，是贯通人道与天道的中间环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伦理关系，应该是哲学家在思考形下现实世界与形上理想世界时，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张君劢深受儒家人文主义理想的影响，同时对西方的理智主义传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较早认识到，与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的知识论与逻辑学特别发达，西方哲学家的学问重心是探求真理的可能性，自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起，西方文化中这种源远流长的道德的知识化倾向就比较突出。西方自古希腊文明开始，便形成了一种理智主义的文化传统。当代美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对西方文化的理智主义特征多有批判。他指出：“西方意识里一直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意志、理智与本能间的冲突，这些都是人的驱动力。不论其具体特征是什么，理性判断一直被认为是思维的高级形式，而且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将近二千年。”〔16〕传统的儒家文化则将道德置于知识之上，并以道德规范知识，张君劢自觉地认识到过分强调道德重要性的偏颇，他有意识地在儒家文化中发掘知识资源，将知识与道德放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笔者在阅读张君劢著作时，未曾发现张君劢有受到韦伯影响的思想痕迹，但张君劢对西方现代化内在动力的看法，与前者如出一辙。张君劢将人的“理智自主”看作西方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当人们追问现代思想、现代制度和现代生活的特征是什么时，他说：“基本上，人的理智自主是现代的真正动力。……虽然在不同领域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但它们却出于同一个来源，那便是人心或思想的合理性。”〔12〕张君劢认为，人的“理智自主”，在宗教、哲学、科学、政治与经济等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宗教领域，人的理智自主叫做良心自由，所谓良心自由即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人，完全遵循理性向自我下达的道德律令而行动；在哲学与科学领域，人的理智自主叫做理性论与经验论，不管是理性论，抑或经验论，作为思维主体的人凭借自身的理智能力而实现对外在物质界的控制，获得科学的知识或哲学的沉思之乐；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人的理智自主叫做人权与自由竞争，作为具备理智能力的主体，每个人自主管理自己的那部分东西的权力是不容任何外在权威剥夺的，那就是每个理性主体所应该获得的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自由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机会。因此，张君劢认为人的理智自主是真正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动力。
3.万物。儒家自孔孟以来就肯定天地万物的存在，他认为“类”或“万物”的观念是一切学问的根本。万物是一切现实与非现实的存在者，它的具体呈现是《大学》的八条目。张君劢对孟子的“类”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释义，张君劢认为在孟子的“类”概念中，孟子将人视为一种理性的动物，这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所在。人能运用他的理智思考能力与道德反省能力去认识宇宙万物。这就是说，对人而言，追求道德与知识并重的思想合理性是其主要特征。
每一名哲学家在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前，都相应地对哲学有其个体性的理解。张君劢对哲学的理解表现在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上。他说：“人类处于两界之中，一方为物质，一方为心灵，或曰思想。人类运用其心灵求所以宰制自然者，乃有知识。同为人类，人之与人，有待人物与团体生活之规范，是为道德。”〔6〕在张君劢看来，人类是万物之灵，处于两界之中，这两界可以称之为形而上学的世界和形而下学的世界，也即是物质界和心灵界。一方面人类运用心灵去宰制自然界而获得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人与人相处，人类的群体性社会生活需要团体规范的存在，生活于一种自由、尊严而又幸福的日常状态中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而这种理想状态的实现则离不开道德规范与伦理秩序。我们很难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动物是有道德的，并能自觉其有道德这一事实，只有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才能于生活中自觉觉知道德为何物，所以说道德是人“存在”的方式，并且为人类自身的存在即人类总体生命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某种必要的担保。
现代新儒学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的主流，现代新儒家则是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他们开启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前文已经说明张君劢并没有建立严谨如冯友兰“新理学”、熊十力“新唯识学”、梁漱溟“生命哲学”、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等影响很大的哲学体系，但张君劢有自己的哲学立场。他在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时说：“我之立场，谓之为理性主义可也。我所谓理性，虽沿欧洲18世纪之旧名，然其中含有道德成分，因此，亦可径称为德智主义，即德性的理智主义，或曰德性的唯心主义也。”〔14〕张君劢的哲学立场，应该归属于广义的理性主义哲学。他称之为“理性”的哲学范畴，虽然沿用了启蒙时代科学主义的旧名称，但其中含有道德理性与意志自由的成分，已经与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主智主义”或“理智主义”哲学思潮划清界限。
我姨妈是从她的嗓音里辨认出她的。姨妈挤在法庭外面的人群里，从悬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听见了她的证词，尽管她用的是另一个名字。
2.心的作用与思考。当提到中国哲学的“心”、“思”等范畴时，多数学者认为孟子的心是道德心，荀子的心是知识心。张君劢对孟子的“心之官则思”进行了富有新意的阐述，他认为孟子特别强调心的作用是思，“思”比“学”更重要。孟子是理性主义者，重心重思，人类具有辨别是非善恶的天赋良知。孟子所说的“思”，一方面是指以科学知识为目标的事实判断，另一方面是指以道德自由为旨归的价值判断。孟子所谓“心之所同然”即西方哲学所谓概念是由各殊相中所抽取之共相。张君劢认为，孔孟儒家哲学是零星的思想片段，而宋代新儒家哲学则是一个条理整然的体系。在与欧洲近代哲学比较后，他得出结论认为读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的文章使人想起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因为他们都建构了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同属于理性主义派别。
他在20世纪60年代所写的《新儒家哲学之基本范畴》一文中谈道：“近年以来自己思想上起一种转变，曰与其对于西方某派左袒或右袒，反不如以吾国儒家哲学思想为本位，……盖唯有采西方学说之长，而后吾国学说方能达于方法严谨，意义明确，分析精到，合于现代生活。”〔17〕从社会转型与思想变革的大时代背景看，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们在文化取向上并不一致，有的认同英美经验主义传统，有的认同欧陆理性主义传统，张君劢的思想也在社会变革中发生了一些转变，他更加亲近于自身的儒家传统。张君劢虽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但他并不认同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文化一元性的论说：“再回头来说，要把中国文化思想一元化，而图一线单传，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各家的观点不同，其趋向所至自有歧异。”〔18〕有时他倡导以“吾国儒家哲学为本位”也并非为了恢复“道统”，而是为了融会中西，以期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4.物质世界与抽象世界。张君劢从唯心派的孟子与柏拉图的比较中，转而将持有实在论或二元论倾向的朱熹与亚里士多德进行了比较。张君劢说：“我要指出他们两个人所探讨的真正目标是这个世界。他们的分离点是假定的现实，也就是他们所想从那里而深入最后基础的。”〔20〕张君劢认为，朱熹与亚里士多德两个人都认为宇宙与万物同等重要，没有一个是脱离有形世界而腾升到无形世界的。
张君劢从这四个维度论说了儒家文化复兴的理由，在伦理与哲学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价值进行了辩护。在《现代世界的纷乱和儒家哲学的价值》一文中，张君劢指出了儒家思想对于现代世界的三点益处：“知识与道德的并重”、“道并行而不相悖”、“形上形下”。这三点益处与上文复兴儒家哲学的理由在思想内涵上基本一致。张君劢始终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政治社会制度严格区别开来，他这样界说自己晚年倡导的“儒家思想复兴运动”：儒家文化是一种哲学与伦理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复兴运动是一场哲学的思想的运动。张君劢自始至终都在探索新哲学体系的创造途径，“我所谓新哲学之创造，即中华民族对于现代之新哲学，应有富于中国色彩之贡献”。〔21〕从张君劢对儒家哲学范畴的创造性阐释来看，他将中西古今的哲学智慧融为一炉，尤其是将儒家文化的道德特质与西方文化的理智特质双向圆通，富有强烈的民族性色彩。
余荫山房的布局还运用了对仗的修辞手法，使建筑物形成对景的句段关系（图3）。深柳堂与临池别馆是接待空间中最重要的两座建筑物，两者隔着方形水池中心对齐，面宽尺寸一致，形成园中最重要的一组对景建筑。此外，玲珑水榭的北边与南边各与一座八边形的树池对齐，东边和西边分别与浣红跨绿桥和狮山对齐；浣红跨绿桥的东边和西边分别与童子拜观音山和玲珑水榭对齐；花匠房的圆门向北望，尽端正对着来熏亭。园中具有对景关系的景观还有卧瓢庐与鹰山、门厅与临池别馆南墙的砖雕、门厅处圆门西边的花坛与东边的灰塑等等。
四、总结与评价
西方哲学史家通常将倭伊铿的“精神生活哲学”、柏格森的“直觉派哲学”以及尼采、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哲学称之为非理性主义哲学，非理性主义哲学可以说是对德国古典理性主义哲学的一种“理论反动”。张君劢在欧洲游学期间，接触并消化了各种西方哲学学派的哲学理论，从总体上看，他的哲学思想带有浓郁的德国古典哲学意味。一般而言，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有一种理性（理智）与意志相统一或同一的特点。张君劢从费希特的哲学思想里汲取了意志的、情感的养分，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理性的、理智的养分，从康德那里汲取的养分则显现出理性与意志并重的倾向，而康德最终也成为张君劢最为服膺的西方近现代哲学家。从他的“德性的理智主义”哲学思想来看，可以明显看到康德哲学的影子。他从非理性主义哲学转向理性主义哲学，是对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潮的一种翻转。
式中：A1：加测定溶液后的吸光度；A2：加测定溶液，不加脱氧核糖溶液反应后的吸光值；A3：未加测定溶液时的吸光度。
张君劢注意区分理性与理智，他的理性含蕴着意志的、道德的、情感的、行动的内容。梁漱溟在读到张君劢为张东荪《思想与社会》所写的序文时，也谈到过理智与理性的区分问题，他认为张君劢视理智为理性之一部分，对二者似乎有所区分，但对“理性是什么”则言之不明。理智与理性都是心思之作用，理智（理论理性与工具理性）面向静的知识，理性（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面向动的行为。前者是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工具，后者是人类成就自己即解决“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二者俱是基于意志或道德情感的，统括之即是张君劢所谓的“德性”。张君劢肯定儒家传统思想中对心的作用与思考的强调，亦是肯定了儒家思想中理性与理智精神的可贵。相较于梁漱溟肯定儒家是“理性至上主义”，张君劢则创造性地提出“德性的理智主义”。
在张君劢看来，人类是万物之灵，处于两界之中，即物质界和心灵界。物质界、自然界不能离开理智，必须服从因果律与决定论，心灵界不能离开德性，德性或道德律来自于心灵的自由意志，昭示着人是一种道德与情感的存在。心与物、物质世界与抽象世界、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在其“德性的理智主义”哲学中是相互贯通的，这是他不同于康德将现象与物自体决然割裂的心物二元论的地方。心物二元论也即是心物二分的理性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是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典型范式。新文化运动时期，这种思想或文化模式被大批学者引进国内，但其影响力十分有限，经过“科玄论战”，很快被科学主义的一元论模式所取代，继而又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所取代。金观涛、刘青峰在《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中，认为自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国内引入的西方二元论只是以纯学术的形式存在，在思想界影响甚微，而且绝大多数以现代新儒学这种特殊形态处于边缘地位。张君劢就是秉持这种二元论哲学思想的现代新儒家代表之一，所以张君劢强调：“东方所谓道德，应置之于西方理智光镜之下而检验之；西方所谓理智，应扎之于东方道德甘露之中而和润之。”〔22〕这样创造出的新文化必有其哲学原理，即“德性的理智主义”哲学。张君劢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的现代化危机已经显露出过分推崇科学理智的流弊，并且昭示出以“道德”（价值理性）疏解“科学”（工具理性）之弊端的重要性。“德性的理智主义”哲学思想既具有科学理智的内涵，也不失在道德层面上对意志自由的高扬，并且具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的思想视野，将中西古今的哲学智慧融为一炉。尽管张君劢的“德性的理智主义”哲学思想既不十分严密，也不系统，但亦不失为是建构现代中国新哲学体系的一次理论尝试。
2.2 伤口评估 此次手术为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位于右侧胸部可见一约2.5 cm×9.8 cm的伤口，为中度皮瓣坏死。25%的黄色腐肉;75%的黑色坏死组织，可见黑色缝线外露。患者主诉局部疼痛伴压痛，有中等量黄色、淡红色渗液，无异味。伤口周围皮肤不整齐、红肿，皮肤温度稍高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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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e of Rationalism”：On Zhang Junma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Li Fuqiang
Abstract： From Zhang Junmai’ s point of view， man is the soul of all things， in the mutual through the two circles，that is，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rcles.Mankind uses the mind to dominate the material world and obtain scientific knowledge，human social life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moral norms and ethical order.Knowledge is as important as mora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rait of Zhang Junmai philosophical thought， not only has the connotation of scientific reason， but also acclaim the freedom of of will in the moral level.Zhang Junmai’s philosophical standpoint，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broad sense of rationalist philosophy.
Key words： Zhang Junmai，knowledge and morality，virtue of rationalism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2019）05-0031-08
［作者简介］ 李富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6级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严 瑾
标签：张君劢论文; 知识与道德论文; 德性的理智主义论文;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