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草原牧区人地矛盾的加剧及缓解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牧区论文,内蒙古论文,对策论文,草原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区草原牧区普遍存在的草畜矛盾和人畜矛盾，实质上就是人地矛盾。在草原牧区，养活一定的人口需要一定的牧畜，而放养一定的牧畜又需要一定的草场；在草场一定的情况下，如果人口越多，生活水平越高，就越需要增加牧畜头数；而牧畜头数越增加，就越超过草场承载力而必然导致草场退化沙化，人地矛盾由此进一步加剧。在我区草原牧区存在的诸多问题中，草畜矛盾、人畜矛盾的存在及其加剧是关系牧区未来前途命运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这两对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草原牧区的可持续发展乃至全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北部生态屏障的保护等战略目标都难以实现。因此，对于这两对矛盾的形成原因、现状、后果及解决对策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草畜矛盾、人畜矛盾形成的历史过程
从整体上讲，蒙古高原的自然地理环境不适合于农业。就气候条件而言，蒙古高原地处中亚雨量不足区，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且以大雨、暴雨为主，雨水来不及渗到地表而流走。春季极为干旱而不利于春播，秋季又多早霜而不利于秋熟。蒙古高原又是多风地区，且风力大、风速快，大风会使本来就十分干燥的土地更加干燥，造成农田的沙化及土壤的流失，大风平均每年从每公顷农田里刮走30～50吨腐质层的表土。〔1〕(6)无霜期短，冬季漫长的气候特点又限制着许多农作物在蒙古高原的栽培。
从地表结构看，蒙古高原以地势高亢、平均海拔1000多米以上的山地丘陵地带为主，淤积平原分布很少。土地表层很薄而容易沙化退化，宜于耕种的土地并不多。柏朗嘉宾说：“可供生产使用的土地尚不足整个疆域的百分之一，即便在这一部分土地，若不以流水灌溉也不生长作物”。〔2〕(26)格鲁塞也曾说：“在那里，除一些孤立的小块土地以外，地理条件不允许农业生活的发展。”〔3〕(3)这一点已为后来的科学调查所完全证实。根据当今蒙古国统计资料，其可耕地也只占全国总面积的1%。〔1〕(61)虽然蒙古高原的自然地理环境不适合于农业，但人们在这里尝试农业生产的实践活动却从未间断，一直沿着以牧为主、以农为辅的轨迹在发展。
明朝时期，耕地与牧地基本以长城为界，有着明显的分野。到了晚清时期，清朝政府终于放弃了禁垦蒙地的祖宗家法，大搞移民实边，开垦草原，使耕地与牧地界限大大向北推移。北洋政府于1914年开始，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改变了在内蒙古地区实行的“暂不放”、“率仍其旧”的政策，把放垦蒙地事务纳入政府日常工作，并明文规定准许放垦游牧地，所得利润一半归军阀政府，一半归蒙旗。〔4〕(18-23)国民党时期，尤其蒋介石统治中国的22年间，继承北洋军阀政府的衣钵，强迫蒙旗继续报垦，开始了新一轮的土地掠夺。从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情况看，乌盟六旗已垦70455余顷地，伊盟七旗已垦35009余顷地，察哈尔左翼四旗南部所设六县已垦50443余顷地，察哈尔右翼四旗已垦地达170000顷，共计325907余顷。〔4〕(26-29)他们就这样踏着牧民的血和泪，把沙漠化和饥饿的“种子”撒播在水草丰美的内蒙古草原上。当时蒙古人深感自己的生计被“剥夺殆尽”而“无法生存”。〔5〕(229)仅伊盟郡王旗、杭锦旗的牛羊驼马四种牧畜，1936年比1930年减少了75%-80%。〔4〕(26)解放后，内蒙古曾有四次开垦高潮。第一次是1958年～1959年的大跃进时期；第二次是1962年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第三次是1966年～1976年的十年动乱时期，这一时期，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牧民粮食自给”，大办生产兵团和国营农场，致使草原资源受到严重破坏；第四次是1992～1995年。1997年中国科学院通过遥感技术对内蒙古东部地区10年前后作了对比，结果发现内蒙古东部五盟新开垦草地1450万亩，且开垦的全是好草场。（注：敖日布《草原退化、沙化的成因与今后的对策》，载于《草原·牧区·游牧文明论集》，内蒙古畜牧杂志社，2000年专刊。（下同））前三次开垦草原就达4600万亩；现在在全区原有耕地8000万亩的基础上已增加到1.9亿亩，很清楚这1.1亿亩耕地都是开垦草原而形成的。（注：荣志仁《草原破坏亟待治理，生态建设必须以草为主》，载于《草原·牧区·游牧文明论集》。）
为了开垦草原，流入移民也大量增加。公元2年，内蒙古地区人口密度曾达1.26人／km[2]的水平，在此后的1900年间一直未能超过这个水平。1911年以后，这一指数开始有了提高，如1912年为1.29人／km[2]；1928年为2.65人／km[2]；1953年为5.08人／km[2]；1983年为16.28人／km[2]；而草原适度人口密度仅为0.9人／km[2]。〔6〕(210-213)内蒙古东部地区1947年只有200万人口，现在多达1100万人口。〔6〕(172)随着移民的大量流入和农田范围的不断扩大，内蒙古许多地区社会经济活动经历了游牧→牧农并存→半农半牧→农业的变迁过程。这种变化，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讲，“在经济上……走了下坡路”。他说：“移入的汉人越多，农田越多，日子越难过”。〔7〕(151)
盲目开垦、人口剧增，导致了草原沙化退化碱化。1960年内蒙古沙漠和沙化面积0.227亿公顷，1980年增加到0.3亿公顷，年均以36.67万公顷的速度增加；自治区86个旗县中66个旗县有沙化问题，55个旗县水土流失严重；草原退化面积，呼盟为12.4%、锡盟为29%、哲盟为44%、赤峰为73%、伊盟为80%；全区开垦天然草原而成的农田，由于缺水和沙化2/3已荒废掉，余下的1/3也已成为贫瘠的收获无几的土地。〔4〕(87-88)建国以来，伊盟地区因人为因素而造成的沙漠化面积相当于两千多年来沙化面积的总和，解放初其沙化面积仅为1000万亩，80年代已扩展到6000万亩，占草原面积的50%之多。〔8〕(253-254)
草原沙化退化碱化又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次生灾害：第一，水土流失逐年加剧。全区水土流失面积已达271712.62km[2]，占国土总面积的22.97%。〔6〕(179)每年因水土流失损失氮磷钾肥估计有1500万吨，这等于全区每年化肥使用量的20倍。第二，降雨量普遍减少。20世纪50年代，从东到西降雨量为500-300-150毫米，现在降到300-200-100毫米。第三，风沙天气增多，风速加快。全区年平均8级以上大风天数明显增多。如赤峰地区，20世纪60年代，8级风平均每年只有16天，70年代后增加到47天。〔9〕(52)据测算，旱耕地每年冬春风季其表土被吹失5厘米～7厘米。若以吹失6厘米计算，则每亩地将损失有机质517.5公斤（≈优质厩肥2589公斤），损失氮素25.8公斤（≈尿素56公斤），损失磷素36.6公斤（≈磷酸钙183公斤），同时吹走小于0.01毫米的物理粘粒达2601.6公斤。〔6〕(148-149)第四，土地肥力下降，农牧业生产都受到了限制。锡盟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只绵羊的产毛和产肉性能比解放初期分别下降25%、30%。〔10〕(12)乌盟后山7个县，每年因风蚀沙埋而改种毁种2～5次，面积达50万亩～70万亩，平均亩产由1949年的75公斤～100公斤下降到1980年的15公斤～25公斤。〔6〕(149)
二、草畜矛盾、人畜矛盾的加剧及其后果
随着农耕范围和沙化退化面积的不断扩大，草场面积不断缩小而加剧了草畜矛盾和人畜矛盾。解放初期，我区畜均占有草场7公顷，到1965年降为2公顷左右，其中，伊盟解放初期畜均占有草场3.6公顷，到1981年已降为0.8公顷；〔10〕(134)1949年锡盟全盟载畜量为80亩一个羊单位，到2000年变成10.8亩一个羊单位。〔6〕(3-5)在草场面积不变的条件下，随着牧区人口的增加，牧畜数量也须有相应的增加，以满足和维持新增加人口的生存需要，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草畜矛盾和人畜矛盾。正镶白旗户均草场面积为1269亩，苏和他们一个浩特1984年承包时有7户之家，共拥有700只羊，现如今人已增加到10户，相应地牧畜也增加到了1500头只，〔11〕(4-10)若以户均草场1269亩计算，承包时该浩特7户人家共拥有8883亩草场，现在牧畜由700只羊增加到1500头只之后，畜均草场由1984年的12.7亩降为现在的5.9亩。20世纪60年代初，内蒙古全区草地载畜量为9274万羊单位，1965年牧畜数量达7386万羊单位，为理论载畜量的80%左右。80年代全区草地载畜量下降为5475万羊单位，但是1990年牧畜载畜量却达7900万羊单位，超载2400多万羊单位。〔10〕(13-14)结果，草原大面积沙化退化。据专家测算，在我国草地退化的成因中，过度放牧占28.3%，过度农垦占25.4%，过度樵采占31.8%。〔10〕(14)就过度放牧、过度农垦、过度樵采三个成因的内在联系来看，过度农垦是过度放牧、过度樵采的原因。因为，滥垦草原直接导致草场面积的缩小而加剧草畜矛盾和人畜矛盾，并造成过度放牧；为解决涌入草原的大批农耕人的取暖烧饭问题，必然大量樵采。因此，开垦草原是在内蒙古地区造成严重沙化退化的根本原因。
除造成沙化退化外，草畜矛盾和人畜矛盾加剧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后果就是农牧民的贫困化问题。实行草场承包制时，是按人数分配草场的，人口多者分得的就多，人口少者分得的就少。承包之后，人口自然死亡率高的人家，现在他们所承受的人地矛盾的压力可能相对较轻；而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家庭的压力就大、负担就重。在草场面积固定不变的条件下，父母给每个成家立业的子女分给一定的草场时，原来的草场就分割为若干个小块，分割的小块越多，表明该浩特的人地矛盾也就越严重，贫困户也就越多。正镶白旗桃林苏木道轮高勒嘎查共有63户人家，其中就有10个贫困户。这10个贫困户中，4个是新立门户者。〔11〕(4-10)我区48个旗县所辖3478个牧业嘎查中，有9.6%的嘎查和10.3%的人口之人均收入还不足500元，属于赤贫阶层；75.8%的牧户只拥有50只以下羊单位的牧畜，（注：特力更、张晋、王毅农《牧民收入水平的测度分析与收入增长的对策建议》，载于《草原·牧区·游牧文明论集》。）维持着较低的生活水平。若草场再进一步退化沙化，草场载畜量下降，那么，这部分人也就很快成为贫困者了。
滥垦草原的结果，不仅一部分牧民贫困了，而且开垦草原的农民本身也贫困了。截止1993年，察右后旗绝对贫困人口14.7万人，占总人口的70%，到1996年降为33.3%；1996年初，四子王旗贫困人口69143人，占全旗总人口的40%。（注：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办公厅1997年72号文件。）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牧区经济所反贫困课题组，于1998年对呼盟阿荣旗50位抽样贫困汉族农民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据原始调查资料显示，在各类贫困成因中，缺耕地占78%（实际人均耕地为9.6亩）。开垦不宜耕种的草原，只有不断扩大耕种面积，才能增加他们的收益，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才能使他们脱贫；而开垦不宜耕种的草原，一般而言，都会造成头一年打粮，第二年减产，第三年变沙梁的结局。实验表明，开垦1公顷草地可引起周围3公顷草地沙化。〔10〕(14)原来的耕地沙化之后，迫于生计，农民只好再去扩大耕种面积，以增加他们的收益。这样，又造成更大面积的沙化退化。近一个世纪以来，如此循环往复，严重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恶化了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以至于现在不得不实施“整体搬迁异地脱贫”工程。根据澳大利亚的经验，开垦草原后靠自然恢复，在条件较好的地区，至少需要60年以上。大面积开垦草原，强化了土地干旱和大气干旱，加速了水土流失。草原是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其土地肥力的积累是非常缓慢的。草原每形成1厘米厚的腐殖质大约需要300年～400年的积累过程。〔6〕(168)像内蒙古的几大沙漠地区已不可能再恢复。
理论数据和历史经验都已证明，草原不是宜耕地，不能滥垦草原。在农耕者眼里，草地就是宜耕地，见草地就开垦种田是他们的本能。我们知道，宜于耕种的土地至少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土质好而不宜沙化的平地；有水而具备灌溉条件。按照这两个条件，内蒙古的宜耕地并不多。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阿拉山沙地、阴山北部沙化区等地的沙化历史，足以使我们认识到见草地就开垦的传统小农意识之危害，并从中吸取教训，以免重犯历史性的错误。
三、草畜矛盾、人畜矛盾的解决对策
莱斯特·布朗先生在其《环境经济革命》一书中，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认为人类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两大主要任务就是稳定人口规模和稳定气候变化。〔12〕(7)这一观点，为我们解决牧区人地矛盾，实现本地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理论依据。解决牧区草畜矛盾、人畜矛盾的具体方式方法可能有很多，但从根本上说不外乎以下两条：建设并改善生态环境和严格控制本地区人口规模。
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首先，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大力建设草场，以改善生态和气候条件。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指人们控制与征服自然的能力，反映生产过程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这说明，生态环境和人口是生产力的源泉。〔13〕(2)如果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使再生性资源不能再生，非再生性资源难以替代，社会经济便不能发展。如果环境中生命系统全面崩溃，人类社会就会随之灭亡。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就是人口数量过剩、人的素质过低。因此，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实现人口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增长。大面积耕种不宜耕种的内蒙古草原的结果造成了草原的严重沙化退化，破坏了生态环境，破坏了作为生产力源泉的生态环境和人口之间的均衡关系。因此，加大投入建设生态保护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
推广应用舍饲休牧、划区轮牧、刈割利用等各种合理利用草场技术，不仅可以提高草原承载力和草场生产力，而且也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第一，舍饲休牧。从锡盟实施的春季牧草返青期禁牧实验看，禁牧草场的植被盖度可达75%～80%，植被高度平均达23.5cm，12.58亩草场就可养一个羊单位；而放牧草场的植被盖度仅为40%左右，植被高度平均为16cm，41.86亩草场才养一个羊单位。（注：李福生等《牧草返青期禁牧实验与研究》，载于《草原·牧区·游牧文明论集》。）第二，划区轮牧。划区轮牧可以使草牧场轮歇，使牧草有较好地生长发育和繁殖的机会。推行此项技术可以提高载畜量的20%，能增产30%的畜产品。〔10〕(53)第三，刈割利用。牧草的刈割利用比放牧利用可提高30～35%的收获量，可增加50%的载畜量，目前我国牧区的贮草利用率仅为50%。〔10〕(53)第四，整理地面。这样可以降低割草高度，从而提高牧草产量。第五，封滩育草。推行此项技术可成倍地提高牧草的产草量，并能促进植物的生长发育，改善植被的种类成分。第六，补播种草。内蒙古镶黄旗在200亩缺少优质牧草的草场上补播羊草，2年后测定，优质的羊草覆盖度高达90%以上，亩产干草403公斤，最高达575公斤。〔14〕(77)第七，松土施肥。草原经过长期的人畜的频繁活动，表土就会变得板结，通气和透水性能变差，微生物活动和土壤的生物化学过程减弱而影响牧草生长所需水分和营养元素的供给，从而导致草原的退化。通过松土施肥，可大大改善土壤的水分和营养状况。第八，防止病虫鼠害。从鼠害情况看，鼠害对草原的危害相当严重，如内蒙古每年被老鼠采食的牧草可以饲养200万只羊。此外，防止草原病虫害也是保护和建设草场的重要一环。第九，营造草原防护林。防护林可以减低风速、减轻风蚀危害，削弱风的干燥作用，减少土壤蒸发，并调节地面温度和湿度，改善保护区的小气候条件。
其次，重构草原牧区产业结构，发展新型无污染能源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收剩余劳动力，减轻对草场和生态环境的压力。正当我们在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后果面前束手无策时，解决这一问题的新的一场能源革命已悄悄来临。布朗先生断言：“这次能源革命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变化，其强度绝不逊色于近十年来计算机和通讯工业为我们带来的变化。”〔12〕(31-32)使用清洁能源发展绿色产业，已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因此，我们应该在控制旧能源工业现有规模的前提下，用先进技术来改造现有技术装备，降低其环境污染程度，同时培育和发展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工业。
内蒙古是风力资源、光照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据测算，仅靠内蒙古地区的风力就可满足全国所需电力。〔12〕(43)1公顷土地如果用于种植麦子可获得450美元；如果用于放牛产肉可获利40美元；如果用于风力发电则获利1万美元。〔12〕(36)更为值得称道的是，在用于风力发电的土地上，还照样可以种地和放牧而互不影响。如果集中建造电站以及通过电网送电，就需要花费昂贵的成本，而通过安装光生伏电池就可以以低廉的成本满足居民的能源要求。因此，太阳能发电，对于很多欠发达地区来讲，是解决其能源问题的一条捷径。从现在看，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可能是一个幼稚产业，但从未来发展的眼光、社会需求变化、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看，它又很可能成长为一个大有所为、商机无限的优势产业。
重新设计能源体系、工业体系、交通体系，相应地重建税收制度，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12〕(44-64,93-105)若不能适应这一趋势，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将难逃被淘汰的命运。鉴于此，政府应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鼓励和吸引国内外企业家的投资，还有强有力的税收调节等手段，大力培育和发展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以此为核心重构我区农村牧区产业结构，全面实现我区工业化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发生由“先发展，后治理”的旧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严重后果，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吸收剩余劳动力，从根本上减轻对草场和生态环境的压力。
在控制人口规模方面，首先，我们应转变用精耕细作区人均占地标准来衡量内蒙古草原的人地关系，以为内蒙古地广人稀可以容纳更多的人的传统观点。草原上除了2千多万人生存以外还有近4千万头只牧畜在活动。就草原承载能力而言，本地区的人口已经过剩，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因此，我们只有彻底摈弃内蒙古地广人稀可以容纳更多的人的旧观念，才能避免以开发的名义大搞移民的愚蠢之举的发生；我们只有充分认识草原地区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土地沙化退化和水土流失的严重性，干旱持续、降水量减少、河流断流的现实性，大力建设生态环境，严格控制该地区人口增长，才能实现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有很多，其中发展教育，提高牧民的文化素质是一个关键因素。据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文化程度的高低与多胎生育成反比例。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农牧民科学文化素质，不仅可以转变他们生育观念，控制农村牧区人口增长，而且可以消除蒙古族农牧民在就业和参与市场等方面的语言障碍。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扩大就业，吸收剩余劳动力，从而减轻对草场和环境的压力。
四、小结
从整体上讲，蒙古高原的自然地理环境不适合于农业。大规模盲目开垦内蒙古草原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沙化退化；导致了草场面积的不断缩小而加剧了草原牧区人地矛盾即草畜矛盾和人畜矛盾，这两对矛盾的加剧又使草场进一步沙化退化。因此，近百年来的不合理开垦草原和盲目流入移民是草畜矛盾和人畜矛盾形成的历史原因，也是如今内蒙古农村牧区农牧民贫困的历史原因。解决牧区草畜、人畜矛盾的具体方式方法可能有很多，但从根本上说不外乎以下两条：建设生态环境和控制本地区人口规模。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方面，首先，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大力建设草场，以改善生态和气候条件。其次，重构草原牧区产业结构，转变旧的污染严重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收剩余劳动力，从根本上减轻对草场和生态环境的压力。在控制人口规模方面，首先，必须转变用精耕细作区人均占地标准，衡量内蒙古草原的人地关系，以为内蒙古地广人稀可以容纳更多的人的传统观点，让人们知道，就草原承载能力而言，本地区的人口已经过剩，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其次，发展教育提高牧民的文化素质。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农牧民的文化素质，可以改变他们的生育观念，控制人口大幅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