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政治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民论文,政治论文,我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促使了社会和政治权力关系的深刻转换，政治和国家的权力逐渐撤退和收缩，社会和个人的权力迅速发展状大，最终将导致中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形成。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这一历史变革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将成为中国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重大研究课题。
一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一个分析范畴。在古希腊城邦时期，根本不存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城邦既是国家又是社会，人们参与城邦生活，就是他们的利益得到满足、自我得以实现的最理想途径。因此，早期的思想家如柏拉图等人都未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进行区分，他们的城邦学说既是政治学，同时又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
在前资本主义的中世纪社会中，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仍未实现分离，而是高度重合。国家从市民社会中夺走了全部权力，政治权力的影响无孔不入，整个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市民社会淹没于政治国家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中世纪，财产、商业、社会团体和每一个人都有政治性质；在这里，国家的物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规定的。在这里，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在中世纪，政治制度就是私有财产的制度，但这只是因为私有财产制度就是政治制度。在中世纪，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同一的。”①因此，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来看，“中世纪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一的表现”②。不仅西方的中世纪社会是如此，东方的封建社会也都呈现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高度同一与叠合的特征。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制的确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日渐突现出来，并最终分离成两个互相区别的领域，从而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形成一种紧张的分立、对抗、制约与平衡的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最终真正成为现实。
在此基础之上，市民社会理论应运而生。“市民社会”概念虽然在14世纪就为欧洲学者所采用，但它仍局限于其古典意义。当这一概念在17世纪的霍布斯、洛克和18世纪的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中频繁出现时，市民社会的古典意义开始为现代意义所取代。虽然他们对“市民社会”、“国家”、“政治社会”等概念未作原则区分，但他们已经不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混为一谈了。
黑格尔曾经系统地阐述过市民社会问题。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众多的个人、家庭聚集的团体，是物质生活条件的领域，是自然必然性的产物。在市民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以其自身为目的，私有财产的自由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黑格尔伦理精神的发展中，市民社会是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中间阶段。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进一步论述了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和规律，使市民社会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马克思把被黑格尔颠倒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不是国家产生市民社会，而是恰恰相反，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和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决不是国家决定和制约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③从而揭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真实关系，找到了理解市民社会的钥匙，为市民社会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20世纪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行政干预的范围大为拓展，国家权力急剧膨胀，尤其是法西斯独载统治的兴起，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平衡关系出现严重倾斜，个人权利和自由遭到肆意践踏。因此，市民社会问题依然受到当代思想家的热切关注，葛兰西和哈贝马斯就是20世纪这一领域最负盛名、最有贡献的两大思想家。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剖析，从而提出了恢复市民社会中私人自由、自主与自治领域的要求，重新肯定了市民社会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
二
市民社会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点：
第一，市民社会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市民社会的确立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要求政府确保私有财产的自由和经济活动的自由。这样，社会经济生活便日益摆脱了政治国家的直接控制。资产阶级革命从政治上解除了封建国家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权力，使市民社会开始作为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对独立的领域发展壮大起来。
第二，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一种力量。市民社会所表现的是分散的、个人的和特殊的利益要求，这些利益要求最终都会引发矛盾、冲突甚至战争。只有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基础的政治国家才能有效地协调和解决市民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国家权力要维持统治，必须不断地从市民社会中攫取一定的资源，有时就会直接侵犯市民社会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市民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地与政治国家相抗争、相平衡的历史。
第三，市民社会是对应于政治国家的私人活动领域，是最充分地展望个人的自由、个性和权利的场所。在市民社会中，财产关系、经济关系和私人关系占主导地位，市民生活、市民文化和市民利益得到发展和保障。因此，市民社会的人是现实的个人，不同于政治国家中的公民，更不同于传统国家中的臣民。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是本来的人，这是和公民不同的人，因为他是有感觉的、有个性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言的人，法人。”④所以，市民社会能够促进人的个性的增长、自由的扩大和利益的满足。
第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与制衡就使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区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领域。它们在利益要求、权力关系、体制安排、基本职能和行为规范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政府制度与社团组织、互利合作与暴力强制、私法与公法等都是它们相互区别的具体表现。
第五，市民社会理论虽然是在讨论和研究资本主义发展时提出来的，但是，这一理论具有普遍的实际意义和广泛的应用价值。事实上，马克思就经常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用以指称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私人活动领域，尤其是私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基础。没有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就根本不可能产生现代民主。
三
中国经济政治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逐步确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原有的社会政治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不断被调整和重构。在这种空前规模的改革浪潮冲击之下，中国的全能主义政治开始崩溃瓦解，市民社会逐步成长。
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历史悠久、根深蒂固。传统的中国封建官僚政治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全能主义政治。在这种政治形态统治下，国家政治权力压倒一切，政治权力没有时空限制，可以渗透和扩张到社会的一切领域，一切社会生活皆须以政治国家为中心展开，受其支配和控制。这就是马克思批判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颠倒现象，它不是政治社会化，而是社会政治化。王亚南曾对中国传统的官僚政治的这些特征有非常深刻的揭示，他认为，中国官僚政治包摄范围极其广阔，官僚政治的活动因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都发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相当深入，“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⑤。20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终结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曾经使延续几千年的全能主义政治出现过暂时的中断，市民社会开始显现，当时各种社会问题如失恋问题、乡村自救问题、都市文明问题、文言白话问题、国民性改造问题、东西文化优劣问题漫无边际地讨论开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这一社会发展进程很快就被政治救亡运动的急风暴雨所打断，政治全能主义迅速抬头，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市民社会便被政治国家所扼杀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政治运动高潮迭起，传统的全能主义政治不仅未能铲除，反而被强化。“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挂帅”就把这种全能主义政治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市民社会则被逐渐削弱近乎消灭。政治上党的一元化领导、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文化上意识形态的狂热都推动和导致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颠倒。
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取向改革逐步推进，对内对外开放日益扩大，推动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发展与变革，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育与成长，其中，尤以三个方面最为突出：
第一，经济市场化。改革之初的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市场经济不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中国改革的16年中，我们沿着市场化的道路，逐渐摸索，不断前进。邓小平1992年初南巡讲话强调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⑥1992年中共十四大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入国家根本大法；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使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在法律和政策上最终得到强力保障，也推动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
第二，社会多元化。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成分的复杂化和所有制关系的全面变革，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被逐步改造，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日益增多。这样，中国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其中以个体、私营和股份制经济最为引人瞩目。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传统的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都在发生迅速的分化重组，新的社会阶层大量涌现。它们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文化素养和政治权力各不相同，因而在利益需求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
第三，文化世俗化。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推进，尤其是外国各种文化思潮的涌入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人们价值观念、思想态度和思维模式的革故鼎新。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和思想工作的吸引力逐渐减弱，人们不再执迷于狂热的教条和单纯的信仰，而是重视现实的政策效果，注意获取各种利益和注重自我满足。人们的利益观念和主体意识大为增强。邓小平的富民论、生产力标准论、姓“社”姓“资”标准论、反右但主要是防“左”论都为中国文化世俗化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持和强大推动。
四
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意味着中国社会经济基础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变革，中国政治上层建筑正在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成熟必将推动中国政治的全面转型。这种政治转型将主要体现为这样四个层面：
第一，政治关系的变革。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首先就意味着各种社会政治权力关系的变革，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权力中心逐渐分散为大量相对独立自主的权力中心。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调整总体上就是中央权力下放的过程，各个地方实力增强、地位上升、权力扩大。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依附关系被斩断，组织的垄断强制力量分崩瓦解，个人的独立自主得到加强，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发挥。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的直接干预权受到抑制而逐渐萎缩，企业的自主权逐渐扩大并得到落实。
第二，政治结构的调整。市民社会的发展呼唤和催促着新政治秩序的诞生，而新政治秩序的形成必须以政治结构的调整为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在当代中国政治结构的调整中，政府职能的转换和政府机构改革首当其冲。政府权力必须从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撤出，把社会的权力还给社会，把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政府不再控制那些管不到、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情，而把这一切交给社会，由市场法则去调节。对于那些该由政府来管理的事情，或者说，社会和市场无法自约调节的事情，政府则必须管出效率、管出水平。正如林德布洛姆所说，政府并不具备一手五指的功能，政府“只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⑦。政党体制的改革就是要改变传统的意识形态型和行政管理型模式，注意理顺党政关系，改善领导方式，吸收文化知识精英和工商管理精英入党，重新清理党员队伍和调整党的基层组织，把我们的执政党建设成为一个更加精干、更加有效、更加统一和更加强大的政党。我国的民意代表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在继续加强立法和监督职能的同时必须进行结构改造，改革代表选举程序，充实民意基础，健全运作机制，使人民代表大会直正成为代表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
第三，政治文化的重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漠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家国同质同构，既不存在明确的政治国家或公共权力观念，也不承认独立自主的私人活动领域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市民社会的发展急需重新塑造出新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体系。这种政治文化体系着重强调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关系与社会关系、公共权力与私人生活、社会公德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区别，注意培养个人的尊严与独立意识，弘扬社会公共道德准则，特别注意强调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有的学者曾就中国目前个人财产和公共财产普遍受到侵犯的现象发表看法，认为建立新体制的核心是培养人格尊严意识，因为侵犯财产的实质是侵犯人格，财产是以物的形态出现的人格，侵犯财产实际上侵犯的是这财产的所有者。中国建立新体制的关键问题是产权问题，“产权问题之要害是尊重他人财产达到神圣地步，也就是说，根基是道德”⑧。因此，建立新体制必须塑造出相适应的新的文化价值和行为规范。
第四，政治模式的转化。由于政治关系、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变革，中国政治模式必将从总体上发生转化，从传统的全能主义政治转变的现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种政治模式的转变将是渐进的、复杂的、曲折的前进过程。但是，只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坚持不变，只要中国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和快速发展，中国市民社会就会逐渐发展壮大，并最终导致中国政治转型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完善。
《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
注释：
①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4、334、250、443页。
⑤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⑦林德布洛姆著：《政治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91页。
⑧《山西发展导报》，1994年1月21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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