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词》杨炎正小传辑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传论文,全宋词论文,杨炎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3-0120-06
杨炎正是南宋时期的知名词人，曾与辛弃疾交游，其《西樵语业》中有《水调歌头·呈辛隆兴》、《满江红·寿稼轩》、《贺新郎·寄辛潭州》、《洞仙歌·寿稼轩》、《鹊桥仙·寿稼轩》、《鹊桥仙·稼轩坐间作首句用丘六书中语》等篇。而辛弃疾的名作《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亦为治宋词的学者所熟知与重视。然而，《宋史》以及清人陆心源的《宋史翼》，都没有为杨炎正立传。《全宋词》曰：“炎正字济翁，庐陵(今江西省吉安)人。生于绍兴十五年(1145)。登庆元二年(1196)进士第，为宁远簿。嘉定三年(1210)，大理司直，七年(1214)，知藤州，被论放罢。又曾知琼州。有西樵语业。”①由于是草创，这篇小传比较简略，于传主的事迹未能尽备。本文特予以辑补。
(1)杨炎正，号西樵。说见清人葛万里《别号录》卷一。杨炎正词集名《西樵语业》，葛氏所据，当即以此。按照宋人词集命名的惯例，这个判断应是可以成立的。
(2)吉州吉水县(今属江西)人，宋南渡初忠臣杨邦乂之孙。《全宋词》称杨炎正为“庐陵(今江西省吉安)人”，宽一点说，也不算错。但从严审视，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斟酌。其一，南宋祝穆、祝洙《方舆胜览》卷二○《江西路·吉州·事要》曰：“郡名：庐陵。”②也就是说，“庐陵”是“吉州”的别名。因此，按照当时正式的行政区划名称来表述，应当说他是“吉州(今江西吉安)人”。其二，杨炎正的籍贯，有文献可征，还可以更进一步，精确到县一级。
清代陶成等《江西通志》卷五○《选举》二《宋·淳熙七年庚子解试》曰：“杨炎正，吉水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庆元二年丙辰邹应龙榜》曰：“杨炎正，泰和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泰和”即“太和”。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一《江南西路·吉州·县沿革》曰：“吉水县，望，在州东北四十里。”又曰：“太和县，望，在州南八十里。”③这两个县虽然同属吉州，且相邻，但毕竟有区别。《江西通志》的两处记载，究竟哪一处更准确呢？笔者以为，当以“吉水县”为正。
杨万里《诚斋集》卷七六《静庵记》曰：“宋中兴以来，自高宗及孝宗，及太上，及今上，四圣御极七十有四祀，临轩策士凡二十有三，得人众矣，不可得而详已。惟我大江之西，有一族而叔侄同年者，一时艳之，以为盛事，若予与故叔父麻阳令讳辅世是也；有一家从兄弟同年者，若予族叔祖忠襄公之二孙曰炎正、曰梦信是也。”④按，“忠襄公”即杨邦乂。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下，高宗逃往浙西。当时，杨邦乂是建康府的通判。金帅完颜宗弼进入建康城后，他大骂金人，宁死不屈，被宗弼杀害。为了表彰他的忠贞，朝廷赐谥“忠襄”。事见《诚斋集》卷一一八《宋故赠中大夫徽猷阁待制谥忠襄杨公行状》，《宋史》卷二五《高宗纪》二、卷二七《高宗纪》四和卷四四七《忠义传》二邦乂本传。邦乂的籍贯，《行状》有明确的记载：“公讳邦乂……五代之乱，徙居庐陵，故今为吉州吉水人。”⑤杨炎正既是邦乂之孙，自然也应是吉水人。
(3)宁宗庆元二年(1196)五月至五年(1199)四月，迪功郎、道州宁远县主簿。《诚斋集》卷一一四《诗话》曰：“吉州推官李椿尝干一上官举状，而上官家讳有复名而一字椿者，初许荐而后不与。请予族弟炎正字济翁作一启以解之……济翁年五十二乃登第，初任宁远簿。”⑥杨炎正于庆元二年登进士第，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之三○记载：“庆元二年五月十二日，诏新及第进士……第六人以下至第五甲，并迪功郎、诸州司户、簿、尉。”可知他任宁远县主簿的起始时间为庆元二年五月，选人阶为迪功郎。按当时的职官制度，其任期应为三年。因此，如果没有特殊缘故，他的这一任职事官当讫于庆元五年四月。宁远县，当时是道州的属县，今属湖南。《舆地纪胜》卷五八《荆湖南路·道州·县沿革》曰：“宁远县，紧。《九域志》：在州东七十五里。”⑦
(4)庆元五年(1199)四月至七月，荆湖南路安抚使司幕职官。《诚斋集》卷一○五《尺牍·答余丞相》三通其三说：“族弟济翁炎正遂去作幕下士，宠光赫奕，阖族荣曜。”⑧按，“余丞相”即余端礼，与杨万里私交深厚，过从甚密。《诚斋集》里写给余端礼的书信、与余端礼相关的诗篇颇多，就连余端礼的墓志铭也出自杨万里的手笔。从杨万里的这封书信中，我们可以获知：杨炎正还曾在余端礼的幕府里任过职。然而，他究竟是何时、何地在余端礼的幕府里任职的呢？要弄清楚这两个问题，就必须详考杨万里这通尺牍的撰写时间以及余端礼当时所担任的差遣。
窃考杨万里的这通尺牍，当作于庆元五年四月之前。因为《诚斋集》卷一○六又有《尺牍·答余丞相》，曰：“某伏以即辰风生桂枝，露下金茎，恭惟观使、大观文、左丞相……济翁弟于七月二十三日转致答教，乃四月某日笔也……亲戚吴推璪遂蒙‘若肯少徯，敢不他时备数’之诺，某敬代吴下拜，以谢恩言矣。来年既尽，则辛酉上半年文字，正渠书考第三之日，何晚之有？”⑨据“来年既尽”、“辛酉上半年”云云，可知这封书信写于宁宗嘉泰元年辛酉(1201)之前二年，亦即庆元五年己未(1199)；又据“风生桂枝，露下金茎”云云，可知这封书信写于七、八月间。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杨炎正向已经退休闲居在家乡吉州的杨万里“转致”了余端礼的“答教”，也就是回信，可见杨炎正是从余端礼那里来。而余端礼的这封回信，“乃四月某日笔也”，亦即写于当年四月。其所以迟至三个月后才由杨炎正“转致”，当是一时未有便人到吉州去的缘故。由此可以推知，杨万里《尺牍·答余丞相》三通其三的写作时间，至迟亦不应晚于庆元五年四月。信中既已提及“族弟济翁炎正遂去作幕下士”，则杨炎正入余端礼幕府的时间必在此前。
又考，在这一时段里，余端礼所担任的差遣是判潭州(今湖南长沙一带)、荆湖南路安抚使。《诚斋集》卷一二四《宋故少保左丞相观文殿大学士赠少师郇国余公墓志铭》曰：“公讳端礼……迁左丞相。以观文殿大学士判隆兴府、江南西路安抚使；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判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复奉祠；除判庆元府；改判潭州……以嘉泰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薨于潭之州治。”⑩这里叙及余端礼在任左丞相之后以至去世，所历差遣有四：其一，判隆兴府(今江西南昌一带)、江南西路安抚使。其二，判潭州(今湖南长沙一带)、荆湖南路安抚使。其三，判庆元府(今浙江宁波一带)。其四，再任判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但实际情况是，其中判隆兴府、判庆元府等两任差遣，仅仅是朝廷有此任命而已，而余端礼则推辞不受，并未莅任。
关于前者，有杨万里《诚斋集》卷一○四《尺牍·与余丞相》为证：“即辰六月，维夏南风之熏，恭惟观使、大观文、左丞相脱屣鸿钧，画绣(按：当作‘昼绣’)绿野。辞帅藩之重寄，首书殿之隆名……某初闻除书，私窃自意，拂天之斾，万一有不鄙夷翼轸之虚，而降上台之末光以照临之，则‘落霞’‘秋水’之胜，雨帘云栋之华，门下下客尚得拏舴艋，款斋阁，参杖屦，上下岩壑，追逐云月，为公赋之。竟堕在‘日暮碧云’句中。”(11)文中“翼轸之虚”，指隆兴府的分野，其地理位置上应翼、轸二宿，即唐人王勃《滕王阁序》之所谓“天连翼轸”；“‘落霞’‘秋水’之胜”，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胜概；“雨帘云栋之华”，指“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的美景：也都与隆兴府相关。“‘日暮碧云’句”，则是用南朝梁江淹《拟休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句歇后，暗指余端礼最终并没有来隆兴府就任。判隆兴府、江南西路安抚使，是一路军政长官，方面大员。“辞帅藩之重寄”，正指余端礼主动辞免了这一重要差遣。
关于后者，有同时代人周必大《文忠集》卷四三《平园续稿》三《丞相余处恭端礼挽词》为证：“勋业良平亚，声名魏丙齐。擎天安玉座，推毂聚金闺。乡墅休鹏翼，沙堤望马蹄。新麾辞海上，旧治乐湘西。岂料占飞鸟，真成梦白鸡。九重思带砺，三镇有儿啼。昔忝同朝久，公欣不我暌。《八哀》空日诵，一束几时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诗中“新麾辞海上，旧治乐湘西”云云，是说余端礼在仕途上的最后一次抉择：他推辞了判庆元府的新任命，而乐于再次担任判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的差遣。南朝宋颜延之《五君咏》诗其四《阮始平》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后世遂以“一麾出守”指称出任州府级地方长官。庆元府地处浙东沿海，故称“海上”。而以潭州为中心的湖南地区古称“湘”，又在南宋首都临安的西方，故以“湘西”为言。又，南宋罗濬《宝庆四明志》卷一《叙郡》上《郡守》所载宁宗朝庆元府历任长官的莅、离日期，甚为详细，兹摘其中自庆元二年至嘉泰元年的记录如次：“李大性，朝散大夫、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被旨兼权，庆元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到任，三年二月初九日交割回司。吴琚，太尉、镇安军节度使、兼沿海制置使，庆元三年二月初九日到任，十月二十三日赴行在奏事。郑兴裔，保静军承宣使、兼沿海制置使，庆元四年三月十七日到任，五年四月初五日乞致仕，奉旨除武泰军节度使，依所乞。俞丰，朝请大夫、直秘阁、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被旨兼权，庆元五年七月十七日到任，八月十七日交割回司。陈杞，大中大夫、徽猷阁待制、兼沿海制置使，庆元五年八月十七日到任，嘉泰元年三月十七日改知建宁府。赵不迹，朝议大夫、华文阁待制、兼沿海制置使，嘉泰元年四月初二日到任，九月二十六日改知潭州。”(12)其中并无余端礼。这也是余端礼没有接受判庆元府差遣的有力证据。
如上所考，则余端礼晚年所担任过的差遣，便只剩下判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了。那么，杨炎正所供职的余端礼幕府，也就可以判定是潭州安抚使司幕府。虽然，他在幕府中的具体官职名目还缺乏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据他的资历来推测，所任无非“安抚使司准备差遣”之类初等幕职官而已。
(5)庆元五年(1199)八月前，待除主管尚书省某部架阁文字。十月，待除令被论寝罢。《诚斋集》卷一一五《诗话》曰：“济翁年五十二乃登第，初任宁远簿，甚为京丞相所知，有启上丞相云：‘秋惊一叶，感蒲柳之先知；春到千花，叹桑麻之后长。’丞相遂下待除掌故之令。”(13)按，“京丞相”即京镗。杨炎正撰写此启的时间，应在庆元五年宁远主簿任满前后，目的自是希望得到京镗的赏识与提携。这个目的显然达到了：京镗“遂下待除掌故之令”。“掌故”，即“主管尚书省某部架阁文字”的别名。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三《六部架阁官》曰：“六部架阁官者，崇宁间始置。迄宣和，再置再省。绍兴三年，立六部架阁库。十五年，复置官四人。旧制，成案留部二年，然后畀而藏之……主管官号‘掌故’，择选有时望之人为之，例为编、删、学官之选。”(14)这段文字中，“择选有时望之人为之”当作“择有时望之选人为之”。因为“有时望之人”过于宽泛，许多“有时望之人”是高级官员，根本不可能被选择来担任部级档案库主管这样一个较低的职务。而“有时望之选人”则比较精确，指的是初级官员“选人”中的佼佼者。杨炎正当时登进士第未久，其官阶正是“选人”。
又，《诚斋集》卷一○六《尺牍·答余丞相》曰：“济翁弟于七月二十三日转致答教，乃四月某日笔也……济翁掌故，举族洋溢乎恩波中矣。”(15)上文我们已经考定，这封书信写于庆元五年七八月间。而此时杨炎正已“待除掌故”。他之所以离开荆湖南路安抚使司幕府而回吉州，当是准备入朝任职，顺路还乡。杨炎正登进士第不过四个年头，才当过一任县主簿，便能得到丞相的青睐，被提拔到中央机关待职，可以说是在第一轮官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杨万里把它当做整个家族的一件荣耀之事：“济翁掌故，举族洋溢乎恩波中矣。”然而，杨炎正待除主管尚书省某部架阁文字不多久，还未具体分发到尚书六部中的任何一部，这道指令便因有朝臣反对而作罢论。《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三之二七记载：“(庆元五年)十月十二日，已降六院指挥潘景连、已除架阁指挥杨炎正、新除主管吏部架阁张时举并寝罢，以臣僚言景连驵侩有馀，贪冒无耻，凭恃豪富，以妻得官；炎正浮躁浅露，使气傲物，妄以臆说，讥诋前辈；时举天资贪鄙，至老不悛，三为教官，所至狼藉。”(16)
(6)约开禧三年(1207)前后，权通判静江府。由于文献阙如，自庆元五年十月后以至开禧二年的七八年间，杨炎正的仕宦经历不可详考。按照当时的职官制度和大多数文官磨勘迁升的通例，在这个时段，他至少还应该当过一任县令或知县(此前，或许还当过县丞；任县令或知县前后，或许还当过州、府、军学教授)。因为至迟到开禧三年，他已当上了府通判。如果此前没有经过县长官这一阶梯的历练，一般来说，他是不可能越级担任州府次官的。
关于杨炎正担任府通判的记录，见于南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八○《华容县丞奉议郎致仕沈公墓志铭》：“故奉议郎致仕沈君讳连……嘉定二年举进士。三年，大理卿张口曾为国信使，辟君为属。还，循从事郎，调太平州司户参军，未上，丁母忧。免丧，调静江府司法参军……君姿禀端粹，早有庠校声。大理没，阙于使事，君诹经司律，动合轨程，馆伴使惊异曰：‘南朝士大夫精练若此！’试吏为法官……常平仓前后以缄鐍相授受，诘之，吏曰：是腐不可校，故未尝孰何之。君请阅实其数，以新易陈。会郡贰杨炎正亦主其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郡贰”即州、府通判之别称。由此可知，杨炎正曾任通判静江府的差遣。欲知其何时担任此项差遣，我们首先须对沈连调任静江府司法参军的时间加以考证。
窃考《沈公墓志铭》中的“嘉定”，实为“嘉泰”之讹；“大理卿张□曾”，当作“大理少卿张孝曾”。元代佚名编《宋史全文》卷二九下《宋宁宗》二曰：“甲子嘉泰四年……九月……壬午，遣大理少卿张孝曾贺金国正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宋史全文》系此事于嘉泰四年(1204)，误。应系于嘉泰三年(1203)。《宋史》卷三八《宁宗纪》二曰：“嘉泰……三年……九月……己丑……遣张孝曾使金贺正旦。”(17)当以为正。《金史》卷六二《交聘表》下曰：“泰和……四年正月乙丑朔，宋试吏部尚书张孝曾、容州观察使林伯成贺正旦。丁丑，张孝曾回至庆都县卒，赙赠绢、布各二百二十匹，差防御使女奚烈元充敕祭使，馆伴使张云护送以还。”(18)按，金章宗泰和四年，即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综合以上文献，可知嘉泰三年九月，朝廷任命大理少卿张孝曾以试吏部尚书衔为贺金正旦国信使。张孝曾辟沈连为随员。嘉泰四年正月，张孝曾在金国贺罢正旦(即今之春节)后，卒于回国途中。在治丧过程中，沈连表现出过人的外交才干，为金国陪伴官员所赞叹。据此时间推算，则沈连返回宋朝，当在嘉泰四年三月前。其丧母，当在此后不久。按照礼法，他当守丧二十七个月。其免丧并调静江府司法参军，最早也应是开禧二年(1206)的冬季了。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杨炎正之通判静江府，当在开禧三年(1207)前后。静江府，即今广西桂林一带。《舆地纪胜》卷一○三《广南西路·静江府·府沿革》曰：“今领县十，治临桂。”(19)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州、府通判的标准级别是从七品或正七品。而杨炎正的下一个官职，才是级别为正八品的大理寺司直(参见下条)。也就是说，他通判静江府时，应属低阶高任。按照当时的职官制度，其官衔前须加“权”字，即“权通判静江府”。
(7)宁宗嘉定三年(1210)八月前，已任大理寺司直。八月，罢，与在外差遣。州府通判的任期，一般也是三年。至迟嘉定三年，杨炎正已在朝中担任大理寺司直，并于此年被论罢，仍旧出京外任。事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三之四四：“(嘉定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大理寺丞沈绎、大理司直杨炎正并与在外差遣。以臣僚言绎顷宰畿邑，动违三尺；炎正滥预朝行，处心浮躁。”(20)
(8)嘉定七年(1214)六月前，已知藤州(今广西藤县一带)。六月，罢，与宫观。杨炎正嘉定三年八月后所担任的“在外差遣”，按其资历与品级，应该还是州府通判。三年任满后，当升任知州。因此，他很有可能于嘉定六年(1213)末或七年(1214)初获得了知藤州的差遣。但莅任未久，即遭本路转运判官陈孔硕弹劾，被罢官。事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五之四：“(嘉定七年)六月十一日，知藤州杨炎正与宫观，以其不申盐额，营私自便，尝除掌故、司直，遭论觖望，从广西运判陈孔硕请也。”(21)“与宫观”，这里是对被黜降官员的一种安置，即给他们以提举、主管某道教宫观之类的虚衔，让他们领取名为“祠禄”的干薪，赋闲家居。藤州，即今广西藤县一带。《舆地纪胜》卷一○九《广南西路·藤州·州沿革》曰：“今领县二，治镡津。”(22)
(9)嘉定十年(1217)六月前，已知琼州。六月，解任。十二年(1219)十二月，镌一秩，罢官。卒年在此后，得年七十五以上。杨炎正罢知藤州后，闲居了一段时间，又被重新起用，差知琼州。此任差遣的起始年月不详，卸任则在嘉定十年六月。事见明代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三二《按部·宋》：“杨炎正，庐陵人，撰《雷重修苏颍滨楼记》称：嘉定十年六月，炎正解琼山戍，渡海北归。”(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本，本卷第8页)按，琼州即今海南海口一带。《舆地纪胜》卷一二四《广南西路·琼州·州沿革》曰：“领县五，治琼山。”(23)杨炎正卸任自琼山渡海北归，途径雷州，为雷州重修苏颍滨楼撰写了记文。“苏颍滨”即苏辙，号颍滨遗老，北宋后期曾被贬至雷州。
这里必须插入一桩疑案。《江西通志》卷一二九《艺文·记》八所录明代解缙《杨氏重修祠堂记》曰：“宋杨忠襄公以大义死建康，闻于天下。其族属先后皆有节行……又若安抚使炎正与吏部侍郎孜，皆见称于世，不辱其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提及杨炎正还担任过“安抚使”。按，“安抚使”是宋代路(略相当于今天的“省”)级军政长官，例由本路首府的长官兼任。而杨炎正先后所知藤、琼二州，均非本路首府，似无担任安抚使的可能。因此，笔者以为其所任者当是“管内安抚使”。南宋赵升《朝野类要》卷四《帅幕·安抚》曰：“安抚之权，可以便宜行事，如俗谓‘先施行后奏’之类是也。通辖一路之兵民。若宰执出镇，或曰安抚大使。若沿边，又有管内安抚，谓只辖本州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一《官制》二《安抚使》曰：“管内安抚者，自军兴以来有之。盖诸将在边，假使名以为重，事定亦废。今金、均、黎、楚等数州，以极边得存。又有广西安抚都监，邕州守臣兼带；琼管安抚都监，琼州守臣兼带。外此则俱不带云。”(24)则琼州知州例兼“琼管安抚都监”，或又称“琼管安抚使”。如清代曾鲁煜等《广东通志》卷三九《名宦志·各府·琼州府》曰：“李谔……绍兴间琼管安抚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卷《忠义》又曰：“张应科……咸淳间琼管安抚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曰：“赵与珞……咸淳初为琼管安抚使。”(同上)杨炎正既知琼州，自然得兼“琼管安抚使”。解缙《杨氏重修祠堂记》所谓“安抚使炎正”，只有这样解释，方才合乎实际。
卸琼州任北归后，杨炎正似又担任过新的职务。南宋刘克庄《后村集》卷四四《玉牒初草·皇宋宁宗皇帝嘉定十二年》曰：“十二月……丁亥，臣僚奏：前知琼州杨炎正大言无实，激成黎人之变；知贵州陈士亷专事欺诞，妖寇跳梁，副吏何彬为贼谋主而不能察。诏炎正、士亷各镌一秩，罢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镌一秩”指寄禄官阶降一等级，“罢之”则指罢去现任差遣。因为这是对其前一差遣任期内所犯过失的追究性处罚，故称“前知琼州杨炎正”。倘若他并未担任新的职务，此时也就无官可“罢”了。杨炎正生平诸事迹的纪年，以刘克庄的这条记载为最晚。嘉定十二年(1219)十二月，他还健在，虽然卒年不详，但其得年已超过75岁，则是可以断定的。
不过这里又萌生出一个问题：按照宋代的制度，在职官员的年龄，以70岁为极限。而杨炎正至75岁尚未致仕，当如何解释？笔者以为，最大的可能性是，为了晚些退休，他在举进士时，往少里申报了自己的年龄。这种情况，古往今来，并不鲜见。杨万里《诚斋集》卷六七《与材翁弟书》曰：“自丙午之秋，济翁自吉州入京，是时某为都司，济翁欲求作亲弟笺试，某不敢欺君，以疏族为亲弟。济翁大怒，一忤也。戊午之春，济翁又来，求以假称外人，面不相识，而以十科荐。某不敢欺君，以族人为外人。济翁又大怒，二忤也。”在写给杨炎正胞弟杨梦信(字材翁)的这封书信中，杨万里就举出杨炎正为了早日跻身仕途，曾两次求他帮忙，弄虚作假。可见，杨炎正并不是个循规蹈矩的老实人，“窜改户口”之事，他是做得出来的。当然，他这样做也未必完全是为了谋取私利，或许是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多为国家作几年贡献。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又当别论了。
(10)尚著有《宁武志》。南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四《利州碑记》曰：“图经《宁武志》，邹乡序，杨炎正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六《著作记》六《地理志部》曰：“《宁武志》，今广元县，邹卿序，杨炎正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这部方志的作序者究竟名“乡”还是“卿”，尚待考证。但编者为杨炎正，却没有争议。“宁武”，即利州，即今四川广元一带。《舆地广记》卷一八四《利州路·利州·州沿革》曰：“利州都督府，益川郡，宁武军节度。”(25)可知“利州”是该地当时的行政区划名称，而“宁武军”则是军事区划名号。
杨炎正既编有利州方志，似应在利州任过差遣。根据其履历的空白点来推测，最大的可能性有两个：其一，自庆元五年(1199)十月后至开禧二年(1206)间，或曾任利州州学教授。其二，嘉定三年(1210)八月后至嘉定六年(1213)间，或曾通判利州。但这只是合理推测，备案待考。事实真相如何，最终还需要新发现的历史文献来检验、印证。
注释：
①唐圭璋：《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111页。
②祝穆、祝洙：《方舆胜览》，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59页。
③王象之：《舆地纪胜》，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364-365页。
④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141页。
⑤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520页。
⑥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397页。
⑦王象之：《舆地纪胜》，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554页。
⑧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968页。
⑨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022-4023页。
⑩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782-4783页。
(11)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916页。
(12)《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008页。
(13)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397页。
(14)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28-729页。
(15)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023页。
(16)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030页。
(17)脱脱等：《宋史》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34页。
(18)脱脱等：《金史》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72-1473页。
(19)王象之：《舆地纪胜》，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829页。
(20)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038页。
(21)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076页。
(22)王象之：《舆地纪胜》，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869页。
(23)王象之：《舆地纪胜》，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936页。
(24)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28页。
(25)《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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