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规模、地方政府干预与产能过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规模论文,产能过剩论文,地方论文,政府干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沈坤荣、付文林，2005；周业安、章泉，2008；张五常，2010)。然而，在中国经济增长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日益突出的深层问题，它们已成为本届政府谋求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而产能过剩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产能过剩是经济低效运行的体现，最终必然导致产业组织恶化、利润下降、亏损增加、金融风险加大、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使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更加突出，使经济结构不协调问题更为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和协调发展(江飞涛等，2012)。因此，在目前推进城镇化的新形势下，地方政府如何行动，达到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缓解产能过剩问题的目的，显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为此，我们必须先要探讨现有地方政府行为对产能过剩的作用机理是什么，这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才能“对症下药”，来解决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产能过剩问题。 西方国家的产能过剩是伴随经济危机而出现的一种偶然、短期现象①，即“周期性产能过剩”，然而，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产能过剩现象不仅表现为经济危机中的“周期性产能过剩”，而且表现为经济正常运行中的一种“非周期性产能过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3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第一次是1998～2001年；第二次是2003～2006年；第三次是2009年至今(卢锋，2010)，第一次是“周期性产能过剩”，第二次是“非周期性产能过剩”，第三次则是“周期性产能过剩”和“非周期性产能过剩”并存②。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产能过剩”发生的频度相对较高，且具有一定的长期性(何彬，2008；周劲、付保宗，2011)。 中国产能过剩为何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既有周期性产能过剩，又有非周期性产能过剩？非周期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是什么？尽管已有的研究从不同理论视角给出了诠释，但多以实证分析为主，很少有深入的理论探讨，且目前尚未取得一致结论③。因此，本文尝试构建模型对非周期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进行深入分析。笔者认为，中国非周期性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和税收的极大化，盲目扩大政府购买和政府补贴，特别是向大企业、重点项目的倾斜，使它们产量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投资过度，最终导致非周期性产能过剩现象的产生。鉴于此，本文从财政的视角，引入不同规模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探讨中国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在分析框架上，为了能较好地区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本文将借鉴Bernanke等(1999)和Fernández－Villaverde(2010)的金融摩擦数量模型，并引入垄断竞争、价格粘性、消费习惯、资本调整成本④、固定资本利用率(Capital Utilization Rate)等因素⑤，来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文中讨论了两种经济模型：一是贷款成本低、资本密集型以及监管成本较低的大企业模型经济，二是贷款成本高、劳动密集型、监管成本较高的中小企业模型经济，分别对这两个模型经济进行参数校准，经济模拟将分析政府购买和政府补贴正向冲击对固定资本利用率、总产量、企业投资、居民消费以及税收收入的影响效应，并对这两个局部均衡的市场加以比较分析，从而分别讨论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模型经济中政府支出、政府补贴的干预政策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机理。同时，本文也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政府干预引起过剩的福利损失进行了分析，最后，归结中国地方政府支出的传导机制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 与已有相关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大致有3个：一是从研究视角上来看，现有研究主要是以实证分析为主，鲜有从宏观视角对产能过剩进行理论上的探讨，特别是从地方政府层面的讨论几乎没有，而本文正是打算在这方面做一个尝试性研究；二是在研究框架上，基于分析问题的需要，本文将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加以讨论⑥，并考虑企业异质性，即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对应的两个分割的产品市场来进行局部均衡比较分析，据笔者所知，国内几乎没有DSGE研究考虑到经济个体的异质性或市场分割性，而且运用这两个因素来解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是很有必要的⑦，因此，这是本文一大亮点之一；三是能解释中国产能过剩现象的模型，显然要符合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特征和经济背景，如解释中国政府购买的挤入效应的经验事实，于是在构建模型时，引入了金融摩擦、垄断竞争、价格粘性、资本调整成本等非完全竞争因素⑧。为此，本文的研究借鉴了Bernanke等(1999)和Fernández-Villaverde(2010)的分析框架，并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拓展：一是引入政府补贴对总产量、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以及税收的动态效应；二是考虑企业异质性，即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三是引入固定资本利用率来解释中国产能过剩的现象。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相关文献回顾并加以评述；第三部分先构建具有金融摩擦的模型，再分别考虑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两个模型经济；第四部分分别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两种模型经济进行参数校准；第五部分是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两种模型经济的传导机制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地方政府支出的行为对中国产能过剩形成的影响机理；第六部分给出总结和说明。 二、本文产能过剩的模型思路和相关文献回顾 (一)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及模型思路 在30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一是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地增长，目前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成就斐然，令世人瞩目，二是近年来产能过剩问题和结构问题又变得较为突出。而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沈坤荣、付文林，2005；周业安、章泉，2008；张五常，2009)，那么地方政府的行为与产能过剩二者之间是否一定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为此，笔者认为，从地方政府视角来看，中国经济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如下：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和税收收入的最大化，盲目扩张，片面推动投资以及融资倾向于大企业、大项目，导致了它们投资过度(王立国、鞠蕾，2012)。具体讲，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考核主要以GDP增长等经济绩效指标为主，为此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多，而合作少(周黎安，2004)，同时极力招商引资以推动经济(张五常，2009)，因此，地方政府有较强的积极使用财政支出等宏观调控工具来干预经济的动机，通过支持基础设施等重点大项目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大企业具有资本密集型的特征，而且金融机构对它们容易监管，监管成本较低，于是它们在金融市场上容易融资，且融资成本低，此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更倾向于它们，因为它们能带来投资增加、GDP和税收收入的水平较大提高(李永友，2010)；而中小企业正好相反，这类的企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金融机构对它们不容易监管，监管成本较高，于是它们在金融市场上不容易融资，且融资成本较高，另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不倾向于它们，因为在短期内它们不能带来投资、GDP和税收收入水平较大幅度的提高。因此，面对地方政府积极干预的财政政策，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反应就有所不同，大企业投资规模增幅大于小企业投资规模增幅，从而促使短期内大企业总产量和就业的增幅也大于中小企业，地方政府从大企业经济中获得税收收入的增幅也可能较大，因此，正是由于地方政府较强干预促使大企业的投资过度(程仲鸣等，2008；唐雪松等，2010)⑨，从而引起中国的非周期性的产能过剩问题的出现。 为此，本文模型构建思路如下，首先，构建一个具有金融摩擦的DSGE数量模型，这样能保证较好地区分企业规模大小，即在此模型框架中来区分两种模型经济：一是具有贷款成本低、资本密集型以及监管成本较低的大企业模型经济，二是具有贷款成本高、劳动密集型、监管成本较高的中小企业模型经济。其次，为了保证与政府支出产生挤入效应的经验事实一致以及符合中国经济背景，本文模型还引入如垄断竞争、价格粘性、消费习惯、资本调整成本等一些不完全竞争因素。再次，为了能分析产能过剩的问题，本文参考Greenwood等(1988)及King和Rebelo(2000)的做法，引入固定资产利用率(Capital Utilization Rate)这一概念来进行讨论。此外，在构建的模型中，引入政府部门，而且假设它们是地方政府，它们为追求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增加，而增加政府支出和政府补贴。这样地方政府支出和补贴水平的提高对家庭和厂商的优化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宏观经济运行。 (二)产能过剩的概念及其原因的相关研究综述 1.产能过剩的概念界定 在国内对“产能过剩”命题还存在争论⑩，就概念的界定来看，可分为微观层面、中观层面以及宏观层面3个方面。 首先，从微观层面来看，产能过剩是指厂商或市场实际产出低于生产能力达到一定程度时而形成生产能力过剩。如，王岳平(2006)认为，只有当供过于求的产能数量超过维持市场良性竞争所必要的限度、供过于求的正面影响超过负面影响时，超出限度的生产能力才有可能是过剩的生产能力。张晓晶(2006)认为，微观产能过剩就是企业将资本边际收益维持在边际成本水平上时所出现的产能过剩。何彬(2008)认为，产能过剩是指等产量线出现后弯的转折点连接而成的脊线以外非经济区域所反应的要素之间，而是表现为同时增减的要素配置状态。卢锋(2010)认为，产能过剩以特定产品和部门为对象，应属微观经济现象，并把产能过剩定义为主要发生在工业部门的闲置富余产能超过某种合理界限时的现象，通常伴随价格下降和利润减少以至持续亏损。曹建海、江飞涛(2010)认为，“产能过剩”是指企业提供的生产能力和服务能力超过了均衡价格下的市场需求，“产能过剩”与过去耳熟能详的“重复建设”、“过度投资”、“恶性竞争”以及“过度竞争”所指的是同一现象。而韩国高等(2011)定义产能利用率为实际产出与设计生产能力的比值，反映了企业的生产资源是否能够真正得到有效利用。 其次，从中观层面来看，产能过剩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某行业的实际产出在一定程度上低于该行业的生产能力。如，周劲(2007)认为，一定时期内，当某行业的实际产出数量(或产值)在一定程度上低于该行业的生产能力时，通过行业的相关经济指标所反映出来的这种程度超过了行业的正常水平范围时，表明该行业在此时期内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周业樑、盛文军(2007)认为，产能过剩一般指的是生产能力过剩，现有的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但各行业技术特点及需求情况各异，行业、产业间的适宜或最佳产能利用率也是各不相同的。而林毅夫等(2010)认为，产能过剩是由于信息不完全导致的行业投资潮涌现象引起的，于是他们的产能过剩概念也属于产业层面上的。 再次，从宏观层面来看，认为产能过剩主要是指由于受到社会总需求的限制，经济活动没有达到正常限度的产出水平，从而使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能力(或称产能产出)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闲置。张晓晶(2006)认为，讨论产能应区分宏观产能和微观产能。宏观产能过剩就是指经济活动没有达到潜在产出水平，从而存在着资源的未充分利用。周劲、付保宗(2011)认为，当产能富余超过一定限度，并导致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时，即出现了“产能过剩”。在此，以上产能过剩概念界定的3个层次概括见表1。
2.产能过剩的原因 对于产能过剩的原因研究，概括来看，主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视角：一是以市场失灵来解释产能过剩现象；二是以转轨经济中政府失灵或体制缺陷对经济主体行为的扭曲来解释。 (1)从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角度的解释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论研究，有3个方面。第一，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产能过剩。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林毅夫等(2010)对这问题的探讨，他们的研究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产能过剩不仅由经济周期波动引起，还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对产业发展前景为达成共识，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出现了“羊群效应”，企业投资和资金涌向成功的少数企业的投资项目，来推动下一轮新产业，造成“潮涌现象”或“产能过剩”。如，何彬(2008)构建模型分析指出，微观行为主体的窖藏行为(Hoarding Behavior)是导致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接着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稳健推断和检验理论分析的结论“需求预期和收益预期引发了产能过剩的发生”，这就意味着对信息的分析和预期的偏差是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企业垄断引起的产能过剩，这方面国外研究相对较多(Svensson and van Wijnbergen,1987; Barham and Ware,1993; Nishimori and Ogawa,2004)，而国内的研究几乎没有相关的讨论，这属于长期性地产能过剩，但由于垄断企业经济总量在国民经济中影响不大，于是这类产能过剩没有引起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视。三是经济危机引起的产能过剩。一旦经济出现危机，那么一定会出现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并存的现象，但宏观经济学者在此时关注的重点是政府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来救市，以使恢复经济，而不是产品过剩问题。 (2)从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或制度扭曲(Institution Distortion)角度的解释 一是定性研究，如，刘西顺(2006)认为，本轮涉及11个行业的产能过剩直接根源于过度投资和扭曲分配，间接增强由于信贷歧视所引的企业共生系统的损害，而银行的流动性过剩则是信贷配给导致前两者的重要起因。而周业樑、盛文军(2007)在界定产能过剩概念基础上，使用较为简单微观静态模型，给出了衡量产能过剩的理论标准，并对产能过剩的效应进行经济学分析。 二是理论研究，如，周黎安(2004)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分析认为政治晋升博弈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形成了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形形色色的产业“大战”和恶性竞争(11)。而耿强等(2011)将产能利用率作为厂商最优选择的内生变量加入实际商业周期(RBC)模型，最终经济模拟分析发现，政策性补贴的变化和外生的随机冲击对产能过剩和宏观波动影响不相上下，都构成产能利用率和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其中在投资增量的波动中政策性补贴的影响更是成为最主要因素。江飞涛等(2012)构建了一个体制扭曲背景地区投资补贴竞争两期博弈模型分析发现，寡头市场中投资补贴高于某一定值时，会造成社会总福利的损失产能，投资补贴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导致产能过剩，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福利损失；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时产能投资中自有资本过低导致的风险外部化使得产能过剩的概率增大。 三是实证研究，如，韩国高等(2011)先使用成本函数法，采用了面板模型的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分别测度了我国重工业和轻工业28个行业的产能利用水平，据此得出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化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以及压延加工业七大产能过剩行业，后再利用参数面板模型，对7个产能过剩行业进行了考察，证实了固定资产投资是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王立国、鞠蕾(2012)以2005年中国制造业26个行业上市公司和行业数据为样本，探讨了地方政府干预对产能过剩形成机制中企业过度投资的作用，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不当干预造成的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国有企业低成本扩张等都是造成我国体制性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笔者把它进行分类和概括后，具体可见表2。
(3)相关研究评价及拓展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对我们理解和进一步探讨中国的产能过剩现象的形成机理提供了很好理论参考和研究支撑，也为政府解决目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提供很好的政策参考(12)，不过这些研究依然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一是在市场失灵方面研究上，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除了共性外，还有其特殊性，尽管林毅夫等(2010)构建模型对“潮涌现象”以及产能过剩进行了很好解释，但他们其实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进行了一般抽象，而没有对中国有其特殊性加以考虑(耿强等，2011；江飞涛等，2012)。而何彬(2008)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下对产能过剩的机理进行研究，分析认为产能过剩是由于预期和信息的原因而引起需求下降所致，他的实证分析认为行业产能利用率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这与中国非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具有一定不匹配性。尽管垄断产能过剩在西方国家非常普遍，具有长期性，但是国外对企业的垄断行为严禁限制，于是具有垄断性质企业的所有经济总量在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占比不大，因此，这部分产能过剩对经济作用不大。同时，发达国家在波动出现周期性产能过剩，且波幅不大时它对经济影响也不大，也许这是国外对这方面产能过剩的研究论文寥寥无几的原因，这说明产能过剩不是发达国家关注的主要经济问题。另外，不仅国外甚至国内相关研究对垄断和经济波动这两个方面造成产能过剩的研究都很少，这意味着，引起产能过剩的这两个因素不是主要因素。因此，市场失灵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解释力不大。 二是在政府失灵方面定性分析上，相关定性分析只是对产生过剩现象进行合理解释，但没有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上探讨(刘西顺，2006；周业樑、盛文军，2007)，这会影响到他们的解释力度。 三是从政府失灵方面理论分析来看，尽管有学者从微观角度利用博弈模型从地方政府竞争角度很好地解释产能过剩现象(周黎安，2004；江飞涛等，2012)，但从宏观视角进行理论分析很少，虽然耿强等(2011)使用DSGE模型从投资补贴角度也很好地解释产能过剩现象，但是他们的模型使用真实周期模型(RBC)分析框架，而RBC模型蕴含着政府支出对经济产生挤出效应(陈昆亭等，2004；黄赜琳2005；Perotti,2007)，这与国内政府支出的挤入效应的特征事实不相一致(郭庆旺、贾俊雪，2006；赵志耘、吕冰洋，2005；潘彬等，2006；张治觉、吴定玉，2007；杨子晖，2008)。 四是从政府失灵方面实证研究来看，尽管国内相关实证分析能较好说明过度投资或固定资产投资是产生过剩的原因(韩国高等，2011；王立国、鞠蕾，2012)，但是他们对过度投资或固定资产投资的原因只做了进行定性上的解释，并没有做理论上探讨，这会减弱他们实证分析的说服力。 此外，从表2中可以看出，尽管市场失灵(经济危机、垄断)是引起产能过剩的原因，但是纵观国内外研究发现，不仅国外甚至国内相关研究对垄断和经济波动这两个方面造成产能过剩的研究很少，这意味着，不仅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引起产能过剩的这两个因素可能不是主要因素。另外，林毅夫等(2010)也强调，2008年以后严重的产能过剩并不能简单地由经济的周期波动解释，虽然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大幅下降自然地使产能过剩显现出来，但产能过剩也完全可能与金融危机互相独立发生。因此，本文选择长期的非周期性产能过剩这一命题，从政府失灵角度来尝试地探讨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因此，本文在相关理论研究上，从3个方面来进行拓展：一是从研究视角上来看，现有研究主要是以实证分析为主，鲜有从宏观视角对产能过剩进行理论上的探讨，特别是从地方政府层面的讨论几乎没有，而本文正是在这方面做一个尝试性研究；二是在研究框架上，基于分析问题的需要，本文将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加以讨论，并考虑企业异质性，即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对应的两个分割的产品市场，来进行局部均衡比较分析，据笔者所知，国内几乎没有DSGE研究考虑到经济个体的异质性或市场分割性，而且利用两个因素来解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是很有必要的，因此，这也本文一大亮点；三是能解释中国产能过剩现象的模型，显然要符合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特征和经济背景，如解释中国政府购买的挤入效应的经验事实，为此，在构建模型时，引入了金融摩擦、垄断竞争、价格粘性、资本调整成本等非完全竞争因素。为此，本文的研究将借鉴Bernanke等(1999)和Fernandez-Villarerde(2010)的分析框架，并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的拓展：一是引入政府补贴对总产量、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以及税收的动态效应；二是考虑企业异质性，即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三是引入固定资本利用率来解释中国产能过剩的现象。 三、具有金融摩擦、大企业、中小企业的价格粘性模型 (一)模型的经济背景考察 本文主要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分析框架中引入垄断竞争、粘性价格、居民消费习惯或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金融摩擦或金融加速器(Financial Accelerator)等不完全竞争因素来解释中国经济运行中产能过剩的现象(12)。这些不完全竞争因素的引入主要是基于以下3个方面原因。 一是出于垄断竞争和粘性价格的考虑。完全竞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即真实周期模型(RBC)蕴含着政府购买具有挤出效应(陈昆亭等，2004；黄赜琳，2005; Perotti,2007)，因此就不能解释中国政府购买的挤入效应的经验事实(郭庆旺、贾俊雪，2006；赵志耘、吕冰洋，2005；潘彬等，2006；张治觉、吴定玉，2007；杨子晖，2008)，为此本文问题的讨论要考虑到一些非完全竞争因素。在中国现实经济环境中，存在一些垄断竞争行业，如电力、通讯、石油、交通等部门，它们的油价、通讯资费、电价等商品具有一定的名义价格刚性。而陈昆亭和龚六堂(2006)、李吉春和孟晓宏(2006)以及王君斌和王文甫(2010)分别发现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在研究中国经济波动、货币政策以及技术冲击等问题时有较好的解释能力。此外，渠慎宁等(2012)通过考察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波动的特征事实，发现其存在一定程度的价格粘性现象。因此，本文试图引入垄断竞争和粘性价格等非完全竞争因素来加以考察。 二是关于消费习惯和投资调整成本因素的引入。消费习惯的引入可使产量、消费、投资等技术、财政政策等外部冲击产生驼峰效应(Hump－Shaped)，这可保证与经验分析结果相一致。同时，国内大量研究都证实了消费习惯的存在性(艾春荣、汪伟，2008；杭斌，2010)，而且有些学者发现在进行DSGE中国问题时引入消费习惯可更好地解释中国现实经济(刘斌，2008；王君斌等，2011)。基于此，本文也尝试把习惯形成引入DSGE模型进行分析。而关于投资调整成本因素，因为资本物品的投资调整成本能促使消费、GDP等变量对冲击反应的变化缓慢，能反映出技术冲击或财政政策冲击的效应持续性或持久性。同时，朱微亮等(2009)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包含调整成本的产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探讨了企业投资过程中的调整成本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发现模型能解释中国股市上88％的股票收益变动，意味着投资或资本积累存在一定的调整成本。而李春吉和孟晓宏(2006)以及王君斌等(2011)在引入资本调整成本，对中国经济问题得到很好的解释。因此，本文在构建的模型中尝试引入资本调整成本这一因素加以考虑。 三是关于金融摩擦因素的引入。首先，金融摩擦引入既能保证解释政府支出产生挤入效应，又能保证区分开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两种企业(13)。其次，在国内的金融加速器研究意味着它在中国的存在性，相关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实证分析中国是否存在金融摩擦或金融加速器，如杨胜刚和侯坤(2011)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证实了中国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赵振全等(2007)运用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在宏观层面上对中国信贷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的非线性关联展开实证研究，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存在显著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袁申国等(2011)建立一个具有金融加速器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通过使用中国数据和最大似然方法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ML)的DSGE模型模拟发现，含金融加速器模型模拟数据与实际数据特征更接近。二是在DSGE框架中引入金融加速器进行模型的研究。杜清源和龚六堂(2005)较早的研究，他们讨论金融加速器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崔光灿(2006)建立包含金融加速器的两部门动态宏观经济学模型，考察了资产价格波动对经济稳定影响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结论显示可运用金融加速器机制解释由于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耿强和章雳(2010)构造了一个具有金融加速器的模型，考察了中国经济波动中的外部冲击效应，数值模拟的结果与实际经济运行基本吻合。以上这些研究说明，中国存在着金融摩擦或金融加速器。 因此，本文将价格粘性、习惯形成、投资调整成本、金融摩擦等非完全竞争元素引入DSGE框架下构建新的模型，通过经济模拟与比较，来探讨中国进行运行中非周期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其中垄断竞争的引入主要利用Dixit和Stiglitz(1977)的方法考虑垄断竞争市场，名义价格刚性设定主要参考Calvo(1983)的思路。而有关金融摩擦的概念及其引入，主要是借助Bernanke等(1999)和Fernández－Villaverde(2010)的模型分析框架，但是本文与他们分析不同之处有3点：一是考虑了两个完全的分割市场，一个是大企业提供的产品市场，另一个是中小企业提供的产品市场，并进行了局部均衡比较分析；二是引入政府补贴对总产量、消费和投资以及税收的效应；三是在此分析框架中引入固定资本利用率来解释中国产能过剩的内在形成机制。 (二)模型的建立及结构(14) 本文的模型经济包括5类经济主体：厂商、金融中介、家庭、财政部门以及货币当局。具体讲，假定经济中厂商分为最终品厂商、中间品厂商、资本品厂商以及具有债务合同的企业；金融中介向家庭吸纳存款，后再贷给债务合同企业的一定资金；假定代表性家庭的行为是跨期最优的，在既定的个人预算约束下，使其一生效用达到最大；财政部门按照政府预算约束进行经济活动，货币当局按照泰勒规则决定利率的大小。简述这些个体之间经济关系如下：债务合同的企业按照债务合同向金融中介的贷款，并用它贷来的款项和自有资金购买资本品厂商生产出的产品，再把它们出租给中间品厂商。而中间品厂商使用雇佣的资本和劳动生产出产品后(中间品是作为生产最终品的投入要素)，再出售给最终品厂商，最后最终品被满足于消费、投资、政府购买等需求。 1.厂商的优化行为 (1)最终品厂商最大化问题 假设经济中有一个生产最终品厂商，它的投入品或生产要素来自中间品厂商生产出的产品。该最终品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2)中间品厂商的优化行为 假设存在大量中间产品厂商，它们连续地构成的一个集合(continuum)，其中每个厂商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形式(15)
在此，假设中间品厂商按照Calvo(1983)的价格机制来设定价格，在每期有θ部分的厂商设定前一期不变价格(0＜θ＜1)，而1－θ部分厂商改变价格。设定前一期不变价格的所有厂商仅按照过去的通货膨胀信息进行指数化定价，这种指数化系数为χ∈［0，1］，当χ＝0时意味着没有指数化，当χ＝1时意味着全部指数化，于是保持价格不变的厂商最优化问题为：
(3)资本品生产者的最优问题 假设资本品市场是完全竞争，其中代表性资本品生产者购买安装资本
，同时使用最终产品作为投资量，生产出下期的安装成本。
(4)债务合同企业和金融中介 在此假设存在代表性具有债务合同的企业，笔者简称之为债务合同企业。它主要目的是从资本品生产者那儿购买资本品，然后把资本品租赁给中间品厂商，从而实现它的利润最大化。同时，假设代表性具有债务合同的企业使用每期末的真实财富
和名义贷款额
，去购买新安装成本：
代表性具有债务合同的企业把购买来的资本品出租给中间品厂商，出租期满后收回折旧剩余的资本，并获得每单位资本租金是
，同时把折旧剩余资本以价格
出售给资本生产者，因此，代表性债务合同的企业在t期平均每单位投资的回报率是：
而对债务合同是如下规定的：在具有资本回报率是
经济状态中，如果代表性债务合同企业没有违约，那么它必须因得到贷款而支付给金融中介依状态而定的一个回报率
。如果代表性债务合同企业违约，它将什么也得不到，而此时金融中介拿走它所有收益，其中μ部分用于破产过程监察成本，金融中介最终得到(1－μ)部分，此时代表性债务合同的企业破产资产被转移给了家庭。因此，如果债务合同企业得到足够高的收入，它一定会履行其债务合同。这里假设一种情形，当生产效率足够高时，至少和
一样高时，债务合同企业恰好偿还它的债务。
债务合同决定于
作为代表性金融中介的回报，由于这里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那么代表性金融中介利润为零，这意味着：
同时参照Bernanke等(1999)的债务合同企业目标函数，可得到债务合同企业最大化问题为：
家庭预算约束等式：
3.政府部门的行为 (1)货币当局 假设货币当局按照以下泰勒规则设定利率政策。
(2)财政部门 假设财政预算跨期约束为：
资本市场均衡条件：
(三)大企业模型经济和中小企业模型经济 在以上一般模型基础上，接下来分别考察大企业模型经济和中小企业模型经济的情形。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同规模企业，本文为了分析简便，只区分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两类企业。大企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还担任重要角色，与中小企业相比，它们具有一定的特点，比如资本密集型较高，同时能从政府和市场上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如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土地使用权以及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因此，它们资本收入占总收入比重α较高，融资成本s较低，由于它们规模大，更容易被监管，一旦出现金融风险而出现违约，银行部门拿到剩余资产的份额(1－μ)就较大，即大企业拿到剩余资产份额μ就较小，同时，在中国，由于政府支持，大企业容易融资，大企业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b/k就较大。然而，中小企业的情形正好相反。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具有以下的特点：资本密集型较低，同时获得优惠政策较少，如更不容易从金融市场上获得银行贷款，也不易从政府手里获得土地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因此，它们资本收入占总收入比重α较低，融资成本s较高，由于它们规模小，不容易被监管到，一旦出现金融风险而出现违约，金融中介最终获得剩余资产的份额(1－μ)就较小，即中小企业的μ就比较大，同时中小企业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b/k也较大。 (四)对数线性化的经济系统 在此既有大企业经济系统又有中小企业经济系统，为此笔者进行两次经济模拟，在本文中，除非特别说明，一般具有时间下标的小写字母
都表示经济变量与其稳态之比的对数值，即：
。在这两个经济系统中每个都有28个变量，它们分别为：
对数线性化经济系统中一共有28个方程，然后编写Dynare程序并在Matlab语言环境运行，可得到固定资产利用率、总产量、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税收收入分别对政府购买和政府补贴冲击动态响应。 四、模型的参数校准 (一)厂商生产参数 一是，关于产出对资本的弹性α。国内学者对产出对资本的弹性的估计也在0.5左右，如王小鲁和樊纲(2000)估计它为0.5，而张军(2002)估计此值为0.499，但是国内没有规模大企业和规模小企业的产出对资本弹性，由于规模大企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较多，而规模小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较多，于是前者产出对资本弹性大于0.5，而后者产出对资本弹性小于0.5，于是笔者对规模大企业和规模小企业的产出对资本弹性分别取0.56和0.33。二是，关于资本的折旧率。按照陈昆亭和龚六堂(2006)做法，本文选取的年折旧率为0.10，这意味着定资产的平均使用年限为10年，取其季度平均值，表示季度折旧率δ＝0.025。三是，关于最终品厂商对中间品价格需求弹性
。陈昆亭等(2004)取其为10，李春吉和孟晓宏(2006)由模型模拟得到其值为
＝3.7064，而Zhang(2009)取得到
＝4.61，本文取
＝4.6。四是，关于中间每期保持价格不变的厂商在社会的比重。陈昆亭和龚六堂(2006)取θ＝0.6，而Zhang(2009)基于GMM实证证据得到θ＝0.84，而梅冬州和龚六堂(2011)取θ＝0.75，意味着所有商品价格每年调整一次，为此本文也取此值。五是，关于投资对托宾Q的弹性，在此按照王君斌等(2011)对其取值为η＝1。关于稳态处名义毛利率，本文取R≡r＋1＝1.025。在此作个说明，关于资本的折旧率、最终品厂商对中间品价格需求弹性、关于托宾Q的弹性、稳态处名义毛利率、价格指数化加成参数，笔者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资本取相同的值，这是因为笔者在模拟时分析发现这些的值变化对本文的分析结论影响不大(18)。 (二)居民偏好参数 关于居民主观贴现率。笔者选用1992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3季度的CPI季度数据(19)，发现CPI季度增长率为1.09％，于是在此取家庭主观效用的贴现率为β＝0.99。而关于消费习惯参数，国内DSGE框架中引入消费习惯这一概念的不多，在此参照王君斌等(2011)取消费习惯参数h＝0.583。关于劳动供给对工资的弹性，在此按照梅冬州和龚六堂(2011)做法，取其值为0.30。 (三)政府政策参数 根据中经专网统计数据库，可得到1992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3季度相关财政政策数据，可得平均税率的均值，把它作为稳态时的收入税率τ＝0.15。关于货币利率简单的泰勒规则系数。石柱鲜等(2009)研究表明，在泰勒利率规则方程中，通货膨胀缺口系数
＝1.766，产出通货膨胀缺口系数
＝0.2533。本文模拟就采取他们的此类参数。对政府支出和收入税率序列进行处理，对波动部分进行无截距的一自回归阶可得：政府支出冲击自相关系数
＝0.57，标准差为
＝3.76％；收入税率冲击自相关系数
＝0.227，标准差为
＝3.07％。由李春吉和孟晓宏(2006)的稳态年度稳态通货膨胀率为1.08，于是在这里设定季度稳态通货膨胀率π＝1.02。 (四)金融加速器相关参数 本文金融加速器相关参数的选取具有一定困难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尽管国内有研究实证分析了中国金融加速器的存在性(赵振全等，2007；杨胜刚、候坤，2011；袁申国等，2011)，与中国其他DSGE研究参数估计相比，有关金融加速器的模型参数估计更不充分；二是，中国市场存在分割性以及经济个体(消费者和厂商)的异质性，但是目前国内几乎没有相关研究，于是模型参数估计带来一定困难。因此，笔者仅就国内寥寥几篇文献以及中国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特点，来讨论本文的金融加速器相关参数的选取。 首先，来看企业稳定状态时资本与资产净值的比率数值。刘兰凤、袁申国(2012)指出，为了准确了解中国经济金融加速器效应的DSGE模型分析中国企业该参数值，他们计算了1999～2008年572个中国上市公司的总负债与总资产比率的平均值，发现5720个数据的平均值为0.58，于是可以计算得到中国企业资本与资产的比率K/N＝2.38，而袁申国等(2011)对K/N也取2.38，这意味着名义债务与总资产比例b/N＝0.58，而中国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应该比中国上市公司更容易融资，它们对应的b/N较大，而中小企业更难融资，它们对应的b/N较小，为此，在本文假设大企业在经济稳态处的名义债务与总资产比例b/N＝0.66，假设中企业融资能力至多是大企业的一半，为此，本文可取中小企业在经济稳态处的名义债务与总资产比例b/N＝0.33。 其次，来看企业存活率数值。崔光灿(2006)的企业破产率为0.027，那么对应的企业存活率0.973，即为袁申国等(2011)选取企业继续生存到下一期的概率设定为0.9728，而耿强、章雳(2010)企业存活率为0.895，笔者取它们的平均值0.946，而在稳态处本文企业的存活率设为
，由此可以得到参数值
＝0.943，由于笔者在模拟经济时发现，这一数值对两种企业分析结果没有多大的影响，于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对参数取同一值。 再次，来看稳态处融资成本值及其他参数值。关于稳态处融资成本值，国内相关文献在此方面讨论太少，据笔者所知，只有袁申国等(2011)做了详细的讨论，但是他们取值不仅较小，设定总外部融资成本S设为1.0056，而且是总体的平均值，于是文章并没有按照他们的研究来取值。大企业的融资利息差假设一般为10％，而中小企业的融资利息差假设为30％，于是这两种企业的季度利差分别为2.5％和7.25％，这比较符合实现，它们对应的毛利收入利息
分别为102.5％和107.25％，于是
可得，大企业的对应的
＝1.50％，而中小企业对应
＝5.25％.，这一参数取值与Fernández－Villaverde(2010)的取值吻合。大企业的融资成本一般为10％。他们设定总外部融资成本S为1.0056。大企业的融资利息差假设一般为6％。而中小企业的融资利息差假设为30％，这与比较符合实现，而
，于是本文大企业对应的
＝－1.94，而中小企业对应
＝－1.70。而关于其他参数值的选取，债务合同企业收益服从一个对数正态分布
，杜清源、龚六堂(2005)取它的标准差
＝0.28，为此本文也取这个值。至于通货膨胀指数，据笔者所知国内目前研究讨论它的取值，于是本文就参考Fernández－Villaverde(2010)，取其值χ＝0.60。此外，金融机构对企业的破产审查成本u参数值的讨论很少，而杜清源、龚六堂(2005)取u＝0.12，对于这个值，笔者认为是平均值，而大企业破产后，金融中介监察成本应该比低，于是在此设大企业的u＝0.10，而假设中小企业监察成本应该是大企业的数倍，按照其平均规模设定参数，在此前者为后者规模的5倍不为大，于是对中小企业u＝0.50(如果此参数值低于0.50，模型模拟效果较差)。综合以上参数归纳于表3和表4。
五、模型的传导机制分析及其产能过剩的解释 (一)资本利用率对政府购买和政府补贴冲击的反应 综合产能过剩的几种概念及本研究主题，本文采用了产能过剩宏观层面上的定义(张晓晶，2006；周劲、付保宗，2011)，它主要是指由于受到社会总需求的限制，经济活动没有达到正常限度的产出水平，从而使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闲置。而企业资源未达到充分利用主要表现为机器设备、产房等固定资产未达到充分利用。因此，由于本文模型中涉及微观主体之一是代表性的厂商，于是遵循韩国高等(2011)做法——把产能利用率作为评价产能过剩的指标。为此，本文就用固定资产利用率表示产能利用率，以讨论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同时，本文在此做一个假设，假设不考虑因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正常干预政策，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是模型经济的稳态。于是，本文模型经济在稳态处的企业固定资本利用率就是企业固定资产充分就业的利用率，如果企业固定资产利用率低于其稳态值，我们就可以称该企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同时，假设稳态处的企业投资等是正常的，一旦高于此值就表现为过度投资。 由图1面对政府购买1％正向冲击，大企业的模型经济中资本利用率的动态响应是：在当期立即下降到一个负值，接着在随后一期内之间出现了较快地下降，在第2期下降到最小值，随后较快地上升，大概在第6期上升至零位置，但在此处它并没有停止，继续上升并变为正值，在第10期达到最大值，之后经历了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大约在第25期回到零位置，并一直保持这一状态下去，总之，在前6期，政府购买对大企业的模型经济中资本利用率的效应为正值，而在第6期后，该效应表现为负值。而面对政府购买1％正向冲击，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资本利用率动态响应是：在当期立即下降到一个负值，接着在随后两期内之间出现了较快地下降，在第3期下降到最小值，随后出现了上升的过程，大概在第9期上升至零位置，但在此处它并没有停止，继续上升并变为正值，在第17期达到最大值，之后经历了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大约在第31期回到零位置，并一直保持这一状态下去，总之，在前9期政府购买对大企业的模型经济中资本利用率的效应为正值，而在第9期后，该效应表现为负值。然而比较大企业的模型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的情形发现，政府支出对前者的资本利用率产生的效应大于后者的资本利用率产生的效应。
图1 在大企业、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资本利用率对政府购买冲击的动态效应 注：u_s_g、u_p_g分别表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的资本利用率对政府购买的动态效应。 由图2面对政府补贴1％正向冲击，大企业的模型经济中资本利用率的动态响应是：在当期立即下降到一个负值，接着在随后两期内之间出现了较快地下降，在第3期下降到最小值，随后较快地上升，大概在第8期上升至零位置，但在此处它并没有停止，继续上升并变为正值，在第12期达到最大值，之后经历了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大约在第31期回到零位置，并一直保持这一状态下去，总之，在前8期，政府补贴对大企业的模型经济中资本利用率的效应为正值，而在第8期后，该效应表现为负值。而面对政府补贴1％正向冲击，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资本利用率动态响应是：在当期立即下降到一个负值，接着在随后两期内之间出现了较快地下降，在第3期下降到最小值，随后出现了上升的过程，大概在第11期上升至零位置，但在此处它并没有停止，继续上升并变为正值，在第18期达到最大值，之后经历了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大约在第32期回到零位置，并一直保持这一状态下去，总之，在前8期，政府补贴对大企业的模型经济中资本利用率的效应为正值，而在第8期后，该效应表现为负值。然而比较大企业的模型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的情形发现，政府补贴对前者的资本利用率产生的效应大于后者的资本利用率产生的效应。
图2 在大企业、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资本利用率对政府补贴冲击的动态效应 注：u_s_gs、u_p_gs分别表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的对资本利用率政府补贴冲击的动态效应。 纵观以上资本利用率对政府支出和政府补贴脉冲响应分析，可总结出两个方面的结论：一方面，在面对政府购买正向冲击，不管是大企业的经济模型还是中小企业的经济模型，它们对应的资本利用率在前几期表现为资本利用率减少，即出现产生过剩问题，而后期表现为资本利用率提高，同样面对政府补贴正向冲击，不管是大企业的经济模型还是中小企业的经济模型，它们对应的资本利用率在前几期表现为资本利用率减少，即出现产生过剩问题，而后期表现为资本利用率提高；另一方面，在面对政府购买正向冲击，在前几期，大企业的经济模型中的资本利用率降低幅度大于中小企业的经济模型中的资本利用率降低幅度，在后期，大企业的经济模型中的资本利用率增加幅度要大于中小企业的经济模型中的资本利用率增加幅度，同样，在面对政府补贴正向冲击，在前几期，大企业的经济模型中的资本利用率降低幅度大于中小企业的经济模型中的资本利用率降低幅度，在后期，大企业的经济模型中的资本利用率增加幅度要大于中小企业的经济模型中的资本利用率增加幅度。 那么为什么出现以上这种情况呢？即面对政府购买和政府补贴冲击，大企业的资本利用率降低较大，即产能过剩较大的内在机理是什么？接着我们对此来加以讨论。 (二)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分析 1.政府支出形成产能过剩的机理 从图3(a)～(d)可观察出，大企业模型经济中和中小企业模型经济中，总产量、社会投资、居民消费和税收收入分别对正向政府购买冲击的动态响应，并对这两个模型经济的情形进行比较分析。
(a)总产量的动态响应
(b)企业投资的动态响应
(c)居民消费的动态响应
(d)税收收入的动态响应 图3 在大企业、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政府购买冲击的动态效应 注：y_s_g、i_s_g、c_s_g、tax_s_g分别表示大企业模型中的总产量、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和税收收入对政府补贴冲击的动态效应；y_p_g、i_p_g、c_p_g、tax_p_g分别表示中小企业模型中的总产量、社会投资、居民消费和税收收入对政府补贴冲击的动态效应。 首先，由图3(a)面对政府购买1％正向冲击，大企业的模型经济中总产量的动态响应是：在当期立即上升到一个正值，接着较快地上升且在第3期达到最大值，随后出现了下降，大概在第5期下降到零位置。总的来看，在大企业模型经济中，总产量对财政支出正向冲击的反应为正。而面对政府支出1％正向冲击，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总产量动态响应是：在当期它也立即上升到一个正值，然后经历一个上升过程，在第2期上升到一个最大值，接着出现了缓慢地下降，在第11期回到零位置，总之，政府购买对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总产量的效应为正。然而比较大企业的模型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的情形，发现，政府支出对前者的总产量效应大于后者的总产量效应。 其次，由图3(b)观察出，面对政府购买1％正向冲击，大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社会投资动态响应是：在冲击发生的当期它立即上升到一个正值，接着继续上升，在第2期达到最大，然后开始下降，而且在第7期回到零状态，在随后的31期内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总的来看，政府购买对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企业投资的效应为正。而面对政府支出1％正向冲击，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社会投资动态响应是：在冲击发生的当期也立即上升到一个正值，随后继续上升，在第3期达到最大，然后经历了一个下降过程，在第10期又回到零状态，然后零值以下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在第34期又回到零状态，总之，政府购买对大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社会投资的效应为正。然而比较大企业的模型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的这两种情形发现，政府支出对前者的企业投资效应小于后者的企业投资效应。 再次，由图3(c)观察出，面对政府购买1％正向冲击，大企业的模型经济的居民消费动态响应是：在冲击发生的当期它立即上升到一个正值，接着继续上升，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随之经历长达12期的缓慢下降过程，大约在第16期回到零位置，随后穿过零位置变为负值，但其值较小，并在很长时间内保持这一负值状态。然而总的来看，政府支出对大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居民消费的效应为正。面对政府支出1％正向冲击，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居民消费动态响应是：在当期立即上升到一个正值，然后在第1期至第2期继续表现为上升，大概在第4期达到最大值，随后开始下降，大概在第13期回到零位置，然后继续下降，且变为负值并较小，但总的来看，政府支出对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居民消费的效应为正。然而比较大企业的模型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的情形发现，政府支出对前者的居民消费效应要大于后者的居民消费效应。 最后，由图3(d)面对政府购买1％正向冲击，大企业的模型经济中政府税收入的动态响应是：在冲击发生的当期立即上升到一个正值，接着在随后的两期出现了上升趋势，在第3期上升最大值，随后出现了较快地下降，大概在第8期下降到零位置，继续下降并变为负值，大约在第10期达到最小值，且为不大负数，然后开始出现小幅上升，大约在第16期又回到零位置。总的来看，在大企业模型经济中，政府的税收收入对财政支出正向冲击的反应为正。而面对政府支出1％正向冲击，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政府税收入的动态响应是：在冲击发生的当期立即上升到一个正值，接着出现了上升趋势且在第3期达到最大，但随后它没有继续上升，而是出现了下降的过程，大约在第12期回到零状态，总之，政府购买对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政府税收收入的效应为正。然而比较大企业的模型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的情形发现，在前5期，政府支出对前者的税收收入产生的效应大于其对后者的税收收入产生的效应，而在第5期以后，这两者的税收收入的效应大小关系则表现为相反。 由于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是GDP和财政收入极大化，于是政府采取过度的干预政策(如：政府购买和政府补贴增加)来实现其目标(王立国、鞠蕾，2012)。但由于中国经济的特点，经济中存在规模大小不一样的企业，它们对政府干预政策的反应不同，相对中小企业而言，大企业是资本密集型，在金融市场上容易融资，且融资成本较低，也容易获得政府补贴，因此，它们投资增幅大于中小企业的增幅(见图3)，甚至它们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这样会导致大企业的产量增幅较大(见图3)，从而引致它们的劳动就业量较大(为了行文主题突出，对大企业的模型经济和中小企业经济模型中的劳动就业对政府支出和政府补贴冲击的反应图进行省略，如果读者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但居民消费增幅较小，同时，比较税收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政府支出和政府补贴的脉冲图发现，在政府支出和政府补贴增加会使规模大企业模型经济中的税收收入产生效应较大。 2.政府补贴形成产能过剩的机理 从图4(a)～(d)可观察出，大企业模型经济中和中小企业模型经济中，总产量、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和税收收入分别对正向政府补贴冲击的动态响应，然后，对这两个模型经济的情形进行比较分析。
(a)总产量的动态响应
(b)企业投资的动态响应
(c)居民消费的动态响应
(d)税收收入的动态响应 图4 在大企业、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政府补贴冲击的动态效应 注：y_s_gs、i_s_gs、c_s_gs、tax_s_gs分别表示大企业模型中的总产量、社会投资、居民消费和税收收入对政府补贴冲击的动态响应；y_p_gs、i_p_gs、c_p_gs、tax_p_gs分别表示中小企业模型中的总产量、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和税收收入对政府补贴冲击的动态响应。 首先，由图4(a)面对1％政府补贴冲击正向冲击，大企业的模型经济中总产量的动态响应是：在冲击发生的当期立即上升到一个正值，接着以较快速度上升，大约在第4期上升到最大，随后经历了一个下降再小幅上升最后在下降的过程，总的来看，政府补贴冲击正向冲击对大企业的模型经济中总产量产生正效应。而面对1％政府补贴冲击正向冲击，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总产量的动态响应是：在冲击发生的当期立即上升到一个正值，但不大，然后经历短时间内小幅上升，也大约在第4期上升到极大值，接着出现很平缓地下降，最后回到稳态。总之，政府补贴冲击正向冲击对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总产量产生正的效应。然而比较大企业的模型经济和规模小企业的模型经济的情形发现，政府补贴对前者的总产量效应要大于后者的总产量效应。 其次，由图4(b)观察出，面对政府补贴1％正向冲击，大企业的模型经济的社会投资动态响应是：在冲击发生的当期它立即上升到一个正值，接着继续上升，在第4期上升到最大值，随之经历约为4期的较快地下降过程，大约在第9期末回到零位置，而在此穿过零位置，变为负值，但其值不小，在第13期下降最小值，且为负值，随后也经历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才回到零位置，然而总的来看，政府补贴对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社会投资的效应为正。面对政府补贴1％正向冲击，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社会投资动态响应是：在当期立即上升到一个正值，然后在第1期至第2期继续表现为上升，大概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随后继续下降，大约在第12期回到零位置，但在此处它穿过零位置变为负值，然后经历了先下降后缓慢地较长期上升的过程，但总的来看，政府补贴对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社会投资的效应为正。然而比较大企业的模型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的情形发现，政府支出对前者社会投资产生的效应要大于其对后者社会投资产生的效应。 再次，由图4(c)观察出，面对政府补贴1％正向冲击，大企业的模型经济的居民消费动态响应是：在冲击发生的当期它立即上升到一个正值，接着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尽管最后表现为负值，但是总的来看，政府补贴对大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居民消费的效应为正。面对政府补贴1％正向冲击，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居民消费响应是：在当期立即上升到一个正值，然后继续表现为上升，大概在第3期达到最大，随后经历了缓慢地下降过程，但总的来看，政府补贴对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社会投资的效应为正。然而比较大企业的模型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的情形发现，政府支出对前者企业投资产生的效应要大于其对后者企业投资产生的效应。 最后，由图4(d)观察出，面对政府补贴1％正向冲击，大企业的模型经济的政府税收收入动态响应是：在冲击发生的当期它立即上升到一个正值，接着继续上升，在第4期上升到最大值，随之经历一个较快的下降过程，约在第8期回到零位置，尽管随后变为负值。然而总的来看，政府支出对大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税收收入的效应为正。面对政府支出1％正向冲击，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税收收入动态响应是：在当期立即上升到一个正值，然后平缓地上升，大概在第3期达到最大，随之经历了较为平缓地下降，在第12期回到零状态且保持不变，总之，政府支出对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的税收收入的效应为正。然而比较大企业的模型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的情形发现，政府支出对前者的税收收入产生的效应要大于其对后者的税收收入产生的效应。 由于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是GDP和财政收入极大化，于是政府采取干预政策(如：政府购买和政府补贴增加)来实现其目标。但存在规模大小不一样的企业，它们对政府干预政策的反应不同，相对中小企业而言，大规模企业是资本密集型，在金融市场上容易融资，且融资成本较低，也容易获得政府补贴，因此，它们投资增幅大于小规模企业的增幅(见图4)，甚至它们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这样会导致大企业的产量增幅较大(见图4)，从而引致它们的劳动就业量较大(为了行文主题突出，对大规模企业的模型经济和中小企业经济模型中的劳动就业对政府支出和政府补贴冲击的反应图进行省略，如果读者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但居民消费增幅较小(见图4)，同时，笔者比较税收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模型经济中政府支出和政府补贴的脉冲图，发现在政府购买和政府补贴增加会使大企业模型经济中的税收收入产生效应较大。 3.政府干预福利损失 以上分析表明，政府干预(政府购买与政府补贴)会形成产能过剩，其中大企业尤甚，产能过剩意味着造成资源浪费。同时，以上分析又发现，政府购买与政府补贴增加，促使大企业产量增加幅度大于中小企业产量增加幅度，这意味着结果使市场效率损失更大，下面笔者利用图5来加以分析。在图5中，图5(a)表示规模大企业产品市场供求情况，图5(b)表示中小企业产品市场供求情况，相比小规模企业，政府对待大企业给出比较优惠的政策，如在土地等自然资源、贷款上具有比较低价格购买权来使用，同时地方政府对规模大企业有一定保护，这样大企业的产品市场和中小企业的产品市场具有一定分割性，从而这两个市场没有达到一般均衡，在政府干预政策未实施之前，大企业投资过度，对应的均衡产量
要大于一般均衡的产量水平
，已经存在一定市场的效率损失。然而，以上对经济模拟分析表明，在政府购买和政府补贴增加后，大企业增加的产量大于中小企业增加的产量，在图5(a)中就表现为，大企业的产品供给曲线由
向右平移到
，产品市场的均衡由
变为
，同时均衡产量由
变为
，这样离均衡产量更远，这样引起了更大市场效率损失。而在中小企业的产品市场上，在政府支出和政府补贴增加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产品供给曲线由
向右平移到
，使该市场上的效率损失减少，但是由于大企业产量增幅要大于中小企业，这样最终政府干预很有可能市场效率损失更大。
图5 政府干预引起的市场效率损失分析 4.大企业、中小企业对政府干预不同反应的原因分析及产能过剩机理的总结 首先，来考察政府购买的效应，政府购买增加会产生3个效应(20)。 一是财富负效应(Negative Wealth Effect)(Baxter and King,1993)。因为政府购买增加会使税收或政府债务增加，从而降低居民的收入或财富，产生了财富负效应，导致总产量、社会投资以及居民消费有下降趋势。 二是需求效应。政府购买消费品和投资品会使产品市场需求增加，从而推动总需求水平的提升，导致企业的投资增加，引致总产量水平的提高，接着居民收入、消费增加。而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它们对政府支出冲击的反应就不一样。首先，来看大企业的反应，大企业是资本密集型，在金融市场上容易融资，且融资成本较低，因此，当政府购买增加带来产量增加后，由于它们的风险溢价变小，会使大企业投资大幅度增加，这样保持总产量和就业水平的提高。其次，来看中小企业的反应，中小企业是劳动密集型，在金融市场上部容易融资，且融资成本较高，因此，当政府购买增加带来产量增加后，由于它们的风险溢价(Risk Premium)下降幅度不大，会使中小企业投资增加幅度不大，这样它们总产量和就业水平的增加幅度不高。 三是供给效应。政府购买中一部分具有一定的供给效应(21)。如，政府投资，特别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刘生龙，2010)，同时它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性活动(Chow and Li,2002；张军，2002)(22)，又如科学研发和教育支出有利于技术水平以及人力资本的提高。而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它们对政府支出冲击的反应就不一样。其一，来看大企业的反应，大企业是资本密集型，政府支出对它正外部性较大，因此，当政府购买中投资增加，会使大企业投资大幅度增加，这样促使总产量和就业水平的有较大幅度地提高。其二，来看中小企业的反应，中小企业是劳动密集型，政府支出对它正外部性较大，因此，当政府购买增加带来产量增加后，会使中小企业投资增加幅度不大，这样它们总产量和就业水平的增加幅度不高。 其次，来考虑政府对企业补贴的效应，政府补贴具有两个效应。一是财富负效应。它与政府购买一样产生财富负效应，二是供给效应。政府对企业补贴会有利于企业生产，促进它们供给曲线的移动。一般地，政府补贴的第一个效应小于第二效应，综合总效应为正(这可从本文图5可以看出)。由于对不同政府对不同的规模企业，政府补贴不一样，对大企业而言，它获得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较多，如它们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政策优惠，比如价格较低土地以及一些自然资源，也容易获得或低利息的银行贷款，而中小企业正好相反，于是面对政府补贴冲击，大企业投资增加幅度就大于中小企业。 综合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归纳出中国产能过剩形成的内在逻辑：中国经济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和税收收入的最大化，盲目扩张，片面推动投资，以及融资倾向于大企业、大项目，导致它们投资过度(王立国、鞠蕾，2012)。具体讲，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考核主要以GDP增长等经济绩效指标为主，为此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多，而合作少(周黎安，2004)，同时极力招商引资以推动经济(张五常，2009)，因此，地方政府有较强的积极使用财政支出等宏观调控工具来干预经济的动机，通过支持基础设施等重点大项目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大企业具有资本密集型的特征，而且金融机构对它们容易监管，监管成本较低，于是它们在金融市场上容易融资，且融资成本低，此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更倾向于它们，因为它们能带来投资增加和GDP和税收收入的水平较大提高(李永友，2010)，而中小企业正好相反，这类的企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金融机构对它们不容易监管，监管成本较高，于是它们在金融市场上不容易融资，且融资成本较高，另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不倾向于它们，因为在短期内它们不能带来投资、GDP、税收收入的水平较大幅度的提高。因此，面对地方政府积极干预的财政政策，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反应就有所不同，大企业投资规模增幅大于小企业投资规模增幅，从而促使短期内大企业总产量和就业的增幅也大于中小企业总产量和就业的增幅，地方政府从大企业经济中获得税收收入的增幅也可能较大，因此，正是由于地方政府较强干预从而促使大企业的投资过度(程仲鸣等，2008；唐雪松等，2010)，从而引起中国的非周期性的产能过剩问题的出现。同时，严重的产能过剩也伴随地方经济出现消费率低、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以及投资率高等结构问题的出现(23)，引起较大经济效率损失。于是本文模型能大体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失衡同时出现的现象。 由此可见，尽管曹建海、江飞涛(2010)认为，“产能过剩”与过去耳熟能详的“重复建设”、“过度投资”、“恶性竞争”以及“过度竞争”所指的是同一现象，但是本文与他们观点不同，企业过度投资不是产能过剩，它是产能过剩的原因，正是由于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导致大企业投资过度，引起了产能过剩，同时投资过度达到地方政府的保增长和税收增加的目的。 (三)强健性检验 为了使模型经济结论更加可靠，笔者还就大企业模型和中小企业模型中相关变量的脉冲反应做了敏感性检验。通过试验表明，模型结论对一些参数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不敏感，如，α在［0.22，0.60］区间内不影响模型的收敛性和稳定性。垄断竞争厂商的需求价格弹性
在［4，12］之间取值，保持价格不变概率θ在［0.4，0.75］之间取值，劳动时间的弹性
在［0.2，6］取各种不同值，投资价格弹性η在［0.8，2.5］之间取各种不同值，消费习惯参数h在［0.40，0.62］之间取不同的值。这些所有的实验结果都表明，脉冲反应结果是稳健的，即各关键变量对冲击的动态轨迹的运动方向没有改变(对模拟结果，如果读者需要作者可以提供)。以上这一结果表明本文构建模型的模拟结论在较为宽泛的参数范围内是稳定的。 六、总结与说明 本文从财政视角，引入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两类不同的企业，在具有金融摩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探讨了因中国地方政府干预过度引起产能过剩的内在机制。经济模拟发现，由于地方政府追求GDP和税收的极大化，政府干预政策加强(政府购买和政府补贴增加)，使大企业的投资增幅大于中小企业的投资增幅，尽管大企业的总产量、劳动就业、税收收入增幅大于中小企业总产量、劳动就业以及税收收入的增幅，达到了地方政府保增长、保就业以及增加税收收入的目的，但产能过剩的“副产品”也随之出现。这意味着，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以及地方政府干预过度，可能是造成现有宏观经济调控的“保增长”和“调结构”的两难处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文分析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干预过多所致，而地方政府行为受地方政府考核与约束机制或财政制度的约束(吕炜，2004；李永友，2010)，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抑制地方政府投资过多和大企业投资过度，来缓解产能过剩的压力。一是继续完善强化民生支出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具体来讲，在地方政府考核机制设计中，应继续减弱GDP的影响，强化民生支出、环境保护、缩小贫富差距、经济增长质量等子目标，同时要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从而减弱地方政府因过度干预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对经济产生的扭曲性，缓解出现产能过剩的压力，提高中国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24)。二是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规范地方政府、国有银行、国有大企业的行为，防止出现地方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给予更多优惠政策，盲目向大企业贷款导致大企业投资过多的问题，使市场融资更多向中小企业倾斜，促进它们的健康发展。三是设计出政府对大项目投资的有效机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在非竞争领域内严控大项目及重点项目投资审批，约束地方政府对它们的过度投入，规范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以摆脱对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造成产能过剩的粗放型发展路径的依赖。 尽管本文从财政的视角较好地解释了中国地方经济运行中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但是本文还有两个可拓展的方面：其一，本文仅考虑了政府支出总量以及政府补贴增加对产能过剩影响的机理，其实，政府不同的支出，如政府消费、政府投资、转移支付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机理是不一样的，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深入探讨；其二，本文仅从财政视角来讨论产能过剩问题，笔者认为，货币政策在其中也可能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一些大企业投资过多不仅仅来自地方政府的激励，而且还需要较好的融资渠道给予支持，于是考察货币政策对产能过剩形成的机制，也可能是研究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方向。 注释： ①严格意义上看，发达国家不仅仅存在着具有短期的周期性产能过剩，而且它们还存在着由于企业垄断的原因而导致长期的周期性产能过剩，但是这种产能对它们经济危害不大，具体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 ②由于第一次产能过剩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萧条期和恢复期，于是可认为这次是“周期性产能过剩”；而第二次产能过剩经济运行于正常时期，于是可认为这次产能过剩为非周期产能过剩；至于第三次产能是过剩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中出现，并延续到中国宏观经济复苏和恢复后，因此，可认为，第三次产能过剩是“周期性产能过剩”和“非周期过剩”并存。 ③具体可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的文献回顾内容。 ④这可保证与中国政府支出的挤入效应经验事实相一致(郭庆旺、贾俊雪，2005；潘彬等，2006)。 ⑤为了能较好地讨论产能过剩，依照Greenwood等(1988)思路引入固定资本利用率这一概念。 ⑥据笔者所知，目前国内还没有研究来探讨中国政府支出传导机制中金融摩擦所扮演的角色。 ⑦尽管国内使用DSGE模型研究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有一定的解释力度，然而相对而言，解释力度没有国外强，这有可能中国市场分割性以及经济个体(消费者和厂商)的异质性有关，但是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宏观几乎没有，据笔者所知仅刘安禹、白雪梅(2011)做了这一方面初步探索，因此，这也许是中国DSGE研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 ⑧当然，在新古典模型中，如果要解释政府支出的挤入效应，还可引入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Linnemann and Schabert,2006)，使政府支出的正外性产生正效应大于负财富效应(Negative Wealth Effect)从而产生挤入效应。但是本文在进行模型模拟时，发现金融摩擦也会使政府支出产生挤入效应(具体见本文图3～4)，因此本文没有引入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这一机制，目前国内DSGE研究没有从金融加速器来解释政府支出的挤入效应，这也本文新颖性之一。 ⑨据笔者所知，目前国内就大企业投资过度实证研究几乎没有，但是国内有相关地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实证研究，而地方国有企业大多数是规模较大的企业，这证实了地方政府干预会导致它们投资过度的观点。 ⑩可参见付保宗(2011)第一部分对此问题的阐述。 (11)曹建海、江飞涛(2010)认为，“产能过剩”是指企业提供的生产能力和服务能力超过了均衡价格下的市场需求，“产能过剩”与企业的“重复建设”、“过度投资”以及“过度竞争”所指的是同一现象。 (12)以上这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同时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政策。以“市场失灵”来解释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意味着政府应该通过干预市场方式来治理产能过剩矫正市场失灵；而以“体制扭曲”来解释产能过剩的形成，则意味着政府应该通过完善相应市场制度来治理产能过剩(江飞涛等，2012)。因此，抓住产能过剩现象的本质尤为重要，否则会引起政府选择政策的失误，而导致治理的失效。 (13)DSGE已成为分析宏观经济问题主要分析框架之一(Christiano et al.,2005; Smets and Wouters,2007)，而此类模型分析框架可模拟分析技术、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冲击的动态效应，于是可避免其他宏观模型分析显示解难以得到的问题。 (14)模型具体推导过程，读者感兴趣可向笔者索取。 (15)笔者发现，即使假设政府补贴给资本品厂商，对模型的模拟结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16)然而，Greenwood等(1988)及King和Rebelo(2000)的模型背景是完全竞争模型，这意味着在此类模型中引入政府部门会产生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这与中国政府支出挤入效应的经验事实不相一致，而耿强等(2011)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因此，本文相对他们研究不同的是考虑了一些垄断竞争、价格粘性、消费习惯、资本调整成本以及金融摩擦非完全竞争因素以保证与中国政府支出挤入效应的经验事实具有一致性。 (17)笔者发现，如果对
取非线性函数，只要稳态处
一个为正一个为负，不会影响模拟的结果。 (18)以下对大企业模型经济和小企业模型经济有的参数取相同值，与此同理。 (19)得到季度CPI的数据处理如下：中经专网统计数据库2001年1月开始同时公布月度CPI同比与环比指数，而2001年之前的数据只有同比指标，但本文需要的是季度CPI的环比增长率，故采用以下方式进行转换：将2001年1月定为基期，价格指数为100，然后根据月度环比增长率数据可以计算出2001年2～12月的价格指数，2002年以后的月度价格指数可按类似方法计算(也可经由月度同比数据换算)，而利用2001年以前同比指标可倒推出2001年以前月度的CPI，最后可得到1992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3季度的CPI。 (20)一般地，在发达国家后两者效应大于第一个效应，从而表现为政府购买的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s)，尽管政府购买对总产量产生正效应，而居民消费以及社会投资产生负效应(Galí et al.,2007)，而在中国政府支出表现为挤入效应(Crowding－in Effects)(郭庆旺、贾俊雪，2005；潘彬等，2006；杨子晖，2008)。 (21)本文并没有考察政府购买的外部性，因为考虑政府购买外部性，仅仅企业的产量增加幅度提高较大，与金融摩擦产生政府购买的挤入效应一样，于是本文忽略了引起政府购买的外部性，但是本文模型也蕴含着这一种机制。 (22)他们在估计中国总的生产函数时把公共投资和非公共投资作为一种投入不加以区分，形成资本积累，进入生产函数。 (23)为此，在笔者的一篇工作论文《地方政府投资是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吗？》中，研究的结论支持这一观点。 (24)可喜的是，本届政府已意识到唯GDP的地方政府考核制度问题，并付诸行动，比如，近日有媒体称，全国已经有70多个县市明确取消了GDP考核，中国正在告别“唯GDP时代”(来源于《70多个县市已取消GDP考核中国告别“唯GDP论”》，中国新闻网，2014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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