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条件的多维分析&以云南省丽江为例_丽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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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4)10—0033—06

       民族文化产业集群是指围绕传统特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展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以为社会提供包含符号、价值、意义以及社会规范的产品和服务活动为目的的文化企业和相关机构在一定地理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的集聚。近年来，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现象作为西部民族文化资源富集地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新趋势，成为了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如何认定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已经在当地形成则需要从要素条件和空间条件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分析。

       一、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要素条件

       由于民族地区多属于欠发达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别，除了要具备一般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之外，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还需要具备民族文化资源要素、文化市场要素、文化环境要素、社会资本要素、民族文化产业人才要素五个方面的条件。

       (一)民族文化资源要素

       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资源，在历史上从来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建构过程，而文化作为“一种技术、社会结构和观念的综合构成，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适应其生存与发展的一切”，表明了“文化是人的发展基础或核心内容”。由于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支配社会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经济资本支配了社会的时代”，尽管民族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经济的增长，但是“民族的发展总是与民族的文化紧密相关，任何脱离民族文化的所谓纯经济思考都是不现实的”。[1](P.64-67)因此，民族地区以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础的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产生既是一种经济发展方式，也是文化要素中的经济功能发挥作用的过程。

       民族地区只有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要素，才具备形成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基础条件。如丽江市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过渡地带和滇、川、藏大香格里拉核心区域，总面积2.0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11万人。共有23个民族，其中12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7.3％。[2](P.35)历史上就是滇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汉唐时代通往西藏和印度、尼泊尔等地的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的重要物资集散地。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文化，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观，淳朴浓郁的民族风情，孕育了丽江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古城文化、东巴文化等。依托这些古老而独特的文化资源，丽江逐渐形成了以文化遗产、纳西古乐、东巴文化为核心层，以文化旅游及旅游相关产业为中间层，以现场表演，影像制作、销售，东巴文化产品创作、生产、销售为外围层的文化产业体系，使丽江“在民族文化资源开发方面形成了以演艺业为主，兼有图书出版、音像制作、饮食、手工艺、博物展览、风情领略的民族文化产业群体。”[3]

       (二)文化市场要素

       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也使该地区成为了潜在需求巨大的待开发市场。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现代社会的工作转变为人们的自我冲突——即他们的工作和文化间的综合物。[4](P.37)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压力并非集中反映在某一个阶级身上，而是反映在工作中的每一个成员身上，特别是都市群体，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笼罩在现代性的巨大阴影之下。”[5](P.80)这必然使得社会中的人们产生一种暂时性解脱或逃避社会工作的愿望——“休闲”的欲望和需要——这也成了现代社会再生产的一种必要的“资本”投入或“消费”。旅游于是成了现代人休闲的必然选择。远离都市的喧嚣，到乡村去旅游成为一种时尚。而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也必然促进社会生产与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就是通过对‘事物’(things)的生产，并在此基础上的消费、交易活动表现出来”[6](P.174)，而现代的社会生产几乎把所有文化都烙上了商品的标志和痕迹，[7](P.3-13)于是，“事物”成为了“商品”，且任何事物都可以处在一种“商品的情境”(commodity context)之中。这样，民族地区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处在“商品的候选状态(commoditycandidacy)”，只要企业家抓住机会，使商品从候选状态变成现实状态，就可把旅游者的潜在需求变成现实的需求，就可开发出一片新的市场。

       丽江演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就是在市场有效需求的巨大推力下形成的。具有经营头脑的宣科在1990年成立了第一家纳西古乐会馆，让无处可去的游客有了别开生面的娱乐节目，游客对纳西古乐这种文化产品的巨大需求，导致纳西古乐一票难求，形成了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据粗略统计，国内外有50多万人听过纳西古乐，古乐会也被邀请在十多个国家做访问演出，只有30多人的古乐会年收入突破1000万元，同时拉动了上千万元的音像、图书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8]为丽江演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文化环境要素

       文化环境是一种效应环境，它不是僵化的、枯死的，而是变化的、鲜活的，和人发生互动作用的效应场。[9]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正是当地民族传统、宗教、风俗、语言等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般而言，一个鼓励文化参与的社会文化环境，能促使文化不断创新，有利于提高民族文化产业化的能力。因此，对文化环境的要素构成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看，任何社会的文化环境都呈现出“一个中心、两方延伸”的结构，“一个中心”即本土现实文化，“两方延伸”即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10]考察文化环境对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可以发现，除了上述因素外，还需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文化环境三个层面加以分析，才能全面地把握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关系以及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

       宏观文化环境主要指国家文化及国家文化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二十一世纪以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文化发展战略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因此，国家的宏观文化政策对促进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后崛起的好莱坞影视产业、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韩国电视剧产业的风靡等即是很好的例子。

      

       图1 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文化环境作用图

       中观文化环境主要指一个地区或城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规定和采取的激励措施等的总和。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丽江就已经开始了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探索，到2005年底，丽江文化体制改革结束，体制性障碍基本消除，之后，丽江不断出台政策和措施，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2006年，丽江提出了构建文化旅游名市的目标和文化立市的战略，在此背景下，先后出台了《丽江市文化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等文件，提出了开发三种民族文化资源、培育壮大四大文化产业、建设五大基地的思路，落实了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舆论氛围。

       微观文化环境主要指形成文化产业集群的制度背景和文化基础，特指一个具体民族的文化在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发展趋势以及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促使该民族文化产业化、集群化发展的文化要素。如丽江文化的主体是纳西文化，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整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从历史上看，纳西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原生文化，主要是一些自然崇拜为主体的图腾崇拜，二是融合了藏族苯教、藏传佛教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后形成的东巴文化，三是东巴文化与汉文化融合后形成的近代纳西新文化。在与其他文化尤其是汉文化的交融中，经济交往是主要内容，再加上丽江茶马古道枢纽地位的独特地理位置，孕育了纳西族独特的商业文化，为现代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在丽江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历史文化基础。

       如图1所示，三个层面的文化环境对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力由外而内逐层传递，在微观文化环境的直接作用下促成了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而在构成微观文化环境的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现实文化和外来文化三个维度中，对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作用也各不相同。传统文化是当地民族文化的灵魂和根本，它通过现实文化直接吸引众多的民族文化企业集聚当地，同时也间接的影响民族文化企业的形成，如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也形成了部分文化企业；外来文化是民族现实文化的营养之源，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的过程，随着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其必然成为当地民族现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宏观文化环境、中观文化环境是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充分条件，微观文化环境是其形成的必要条件。

       (四)社会资本要素

       1961年雅各布斯(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存亡》一书中正式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他认为城市社区的人际网络就是城市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11](P.138)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外学者开始将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的研究相结合，贝尔(Bell，1999)第一次对产业集群内的社会资本进行了定义，认为所谓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集群内部，通过促使行为主体进行互动而产生的资源。[12]卡特·安能(Kurt Annen，2001)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中基于合作的参与者的声誉，是建立在个人层次上的产业集群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相信任、友好、尊敬和相互谅解的关系。[13]国内学者的研究认为，企业间的合作是建立在家族、邻里关系等社会网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促进企业间信任和集群创新，有利于企业间长期合作，构建稳定的产业网络，提高集群整体竞争力。[14](P.134-145)

       民族文化产业集群作为产业集群发展的一种新的形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由于民族认同或族群意识的存在，每一个民族的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民族归属有着强烈认知和感情依附，[15]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充分认同，且充满了优越感，对外群体成员则表现出一定的排斥性和抗拒性。[16]这种族群内部以家族、邻里关系等纽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对比较稳定、社会信任度较高，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集群文化基础。

       丽江纳西族历史上是一个迁徙的民族，其古代氏族社会的基本组织称为“尔”，即古代氏族的血缘集团单位，也是早期的政治组织，“尔”之下又分裂出血缘亲属集团“斯日”，在这种共同体中，“其成员不强调自己的个性，把共同体的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以这一利益标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取舍”，正是这种群体的价值取向使纳西族在历史变迁中，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内聚力，形成了纳西族团结合作的共同体精神和共同体利益优先的文化传统，[17](P.25-29)广泛地影响着纳西族的社会经济生活。如“不娶外族”的民族内婚制[18](P.21)和不同不熟悉的人做生意的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在20世纪40年代俄国人顾彼得在丽江领导的工业合作运动中得到进一步体现，转化为一种企业发展初期熟人之间的互助合作精神。根据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中的描述，“纳西人家族观念很重，从来不能和他们不熟悉的人一起工作，一个成功的合作社只能由生活在同一个村子或同一条街道上的人组成。”[19](P.110)可见，纳西族的这种合作关系主要是由邻居、家族等强关系建立起来的。

       (五)民族文化产业人才要素

       以韦伯为代表的传统区位理论学派认为，劳动力的数量、质量(熟练程度)的地理分布和劳动力成本的高低是影响产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企业选择和确定产业区位往往倾向于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而文化产业对创意的依赖性特征决定了劳动力要具有较高的创新、创意能力。这也表明劳动力作为文化产业生产要素的实质是劳动力的高素质。也就是说，能否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是文化产业能否有很大的发展，能否提供高水准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关键所在。然而，民族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对人才的需求既要符合文化产业的一般要求，也具有其特殊性——即通晓或熟悉民族文化、能有效开发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随着民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但人才的总量、结构、素质和层次还不能适应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也影响着西部民族地区文化企业的区位选择和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

       民族文化产业人才一般包括民族民间文化传人、民族文化创意人才、民族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这三类人才的多少直接影响着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民族民间文化传人是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根基。由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多为口传身授，一旦民族民间文化传人后继乏人，这种传统文化必将面临消失的危险。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将会严重削弱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据云南省民族工作部门统计，云南无文字民族的优秀民间艺人现仅存500多人，再过10年，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将过世，而他们的传承人至今尚无着落。[20]如当年翻译整理东巴文化典籍的10多位东巴大师，如今已全部撒手人寰了，如果不能尽快培养传承人，老艺人的故去将带走这个民族曾经灿烂的篇章。[21]

       民族文化创意人才是民族文化产品化、市场化的核心人才资源。随着社会对文化体验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西部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为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创造了条件，而由于这些行业的支柱人物——创意人才的供不应求，制约了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就丽江而言，由于历史条件、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等原因，从民族文化产业的创意、策划，到文化产品的生产、包装等环节长期以来都缺乏相应的人才，仅靠经验和自己摸索的现象较为普遍。如丽江宣科纳西古乐文化有限公司长期以来依靠古老的音乐、古老的乐器以及年逾古稀的演奏者这些独特的卖点吸引游客，但多年来一成不变的依靠出售门票和光碟的运作模式，虽然一直赢利，但文化产品的附加值极低，投入与产出远不成正比。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靠“怪才”宣科个人的经验和影响力使其长盛不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宣科的光环掩盖了其创意人才缺乏的现实，试想，后宣科时代的纳西古乐还会如此迷人吗?只有构建创意人才不断涌现的体制机制，纳西古乐才能永葆青春。

       民族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是提升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实现文化产品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的关键人才资源。民族文化产业是民族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市场紧密结合的产业，文化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文化产品的销售又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一般经营者很难把握。因此，高素质的经营管理、策划、营销等人才就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

       比较而言，西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经营管理水平相对偏低，文化市场的拓展、营销等各个环节人才尤为匮乏。丽江玉龙县纳西源民族文化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就是典型案例，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以纳西歌舞表演为主，对外宣传为“纳西·印象”。公司所在地丽江玉龙县白沙乡是纳西白沙细乐的发源地，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投资者和演出人员均为当地村民。尽管他们满腔热情希望把纳西族的原生态歌舞展现给游客，但由于缺乏擅长经营管理的人才，开业后，一直举步维艰，一天的收入“有时候有几百块钱，有时候有千把块钱”，能容纳240名观众的演出大厅多半空置。人才瓶颈严重地制约着文化资源的产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也制约着西部地区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

       二、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空间条件

       如果说，要素条件是构成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基本组成部分，那么，空间条件则是把这些基本组成部分进行有机组合形成集群合力的重要环节。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空间条件包括地理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三个维度。

       (一)地理空间

       地理空间并非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独有的条件，企业的地理空间集聚是产业集群的基本形态，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产业集群都一样，民族文化产业集群也不例外。但与一般产业集群包括文化产业集群相比，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对地理空间的要求更高。前者企业集聚的地方或是靠近资源产地、或是交通便利(尽管没有靠近资源产地，但便捷的交通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或是市场发育程度高等，因此，企业聚集的地理空间选址相对灵活。

       但在我国的民族地区，由于文化资源的地域性特征，使得文化企业只能在当地创办，民族文化资源的产品化只能在当地进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实际上是该地区的创业者在区位锁定条件下产业选择趋同的结果。因为，在区位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民族地区的初始创业者只需以较少的投入将文化资源通过各种形式展示给消费者(旅游者)，或者继承本地历史传统积淀下来的工艺技术重操旧业或从事相似的产业即可获得利润，因此，作为初始创业者的理性选择，只会选择在本地发展文化产业。这就使得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地理空间的确定既要考虑民族文化资源的在地性、不可移动性等特征，又要遵循一般产业集群地理空间选择的规律。这些因素决定了企业聚集地的选择不仅要交通便利、还要有一定的市场基础，更重要的是要位于民族文化资源富集地，三者缺一不可。

       (二)经济空间

       经济空间是指存在于经济元素之间的各种抽象的经济关系，是无形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将经济空间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由计划界定的经济空间，即由各个单位的计划所形成的关系结构；(2)作为力场的经济空间，即由产生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的若干中心或极群构成的相互作用体系；(3)作为匀质整体的经济空间，即为同类型的经济行为主体所面临的相同或相似的市场环境和价格体系。[22]

       众多的企业之所以要聚集到一定的地理空间，主要是为了获得单个企业在分离状态下孤立发展难以获得的经济利益。在追逐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企业往往会根据自身产品生产的特点建构自己的经济空间，包括计划空间、力场空间和匀质整体空间。由于经济空间是由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构成的事实，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内集聚的企业之间就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网络，这也意味着产业集群的初步形成。当然，由于不同类型企业(如钢铁企业、农产品生产企业、文化企业等)生产过程的不同决定了其形成产业集群的差异性，从而导致不同产业集群经济空间的构成是不相同的。下面从计划空间、力场空间和匀质整体空间三个方面来考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经济空间结构。

       文化企业在特定的民族地区聚集后，各企业通常会确定自己的发展计划，形成计划空间，即本企业与其生产要素(如原材料、动力、资本、劳动力等)供应商和产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购买者之间形成的购销计划关系集合。这些关系(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以及企业与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都存在可以用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来度量的经济距离。而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不仅取决于本企业的计划结构和安排，也依赖于与之相关的其他企业和组织的计划结构和安排，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之后，企业计划空间得以确定。如丽江玉龙雪山印象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围绕该公司打造的《印象丽江·雪山篇》大型歌舞演艺节目就形成了服装、道具、马匹、演员等的供应者和演艺节目的经销者(旅行社)、消费者(游客)之间的购销关系和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产品价格安排。

       作为力场的经济空间是指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内通常会形成许多中心或极，即文化企业。每一个文化企业都会产生并形成一定的离心力(辐射力)和向心力(聚集力)，形成它自己的力场，同时它又处于其他文化企业的力场中。各个文化企业产生的辐射力和聚集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集群内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力场空间。处于力场空间中的文化企业(即能产生离心力和向心力的中心)通过利益诱导等形式将人、财、物等资源集聚在它的周围，同时，通过向其他文化企业输出产品和劳务以及人才、资金和技术等重要生产要素，既构建了自己的计划空间，又形成受其支配和影响的经济区。如丽江玉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其辐射力和聚集力形成了包括旅游索道及其相关配套设施3家、酒店业务1家、文艺演出1家、旅游项目投资及管理2家、餐饮零食销售及旅游服务1家、旅游配套项目开发经营1家、旅游车服务1家、入境旅游业务和国内旅游业务1家、其他3家共14家控股、参股公司的旅游文化产业集聚区。

       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内还有一个作为匀质整体的经济空间。这种匀质性是相对于各个文化企业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的。集聚在同一个地理空间的文化企业，面对相同的市场环境和相同的顾客，即使它们的生产、销售条件或经营成本不完全相同，也必然会制定大致相同的价格。集群内企业面对的这种相同的市场环境和统一的市场价格体系就是一个匀质整体空间。

       (三)社会文化空间

       社会文化空间实质上就是产业集群网络，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产业集群中的各类主体(包括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个人)在各种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共同的信任基础上结成的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产业集群协调稳定发展的各种关系网络。[23](P.74)集群社会文化空间结构的完善程度一定意义上代表着产业集群的发达程度和竞争力的强弱。

       在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文化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民族地区的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民族归属有着强烈认知和感情依附，在民族地区往往形成以地缘(邻里关系)、血缘(家族)、族缘(同一民族)、友缘(朋友关系)等纽带为基础的社会文化空间，空间内的人们崇尚与熟人做生意，熟人之间的信任度极高，而信任被普遍认为是基本的网络机制。当这种信任关系高度的聚集在一个地理空间和经济空间重叠的区域时，空间内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产生的空间集聚作用，具有更加强大的效力。这种效力体现为空间中的行动主体通过与社会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民族地区富集的文化资源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则是稀缺资源，这些掌控了稀缺资源的各类主体之间因为利益关系又会在集群内构建起联系更加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信息、知识的共和转移机制，从而对集群的经济空间产生重要的影响，并进一步强化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集群整体的不断创新。

       三个维度的空间在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地理空间是民族文化产业集群产生的现实条件，只有具备了区位优势或良好的地理条件，才能吸引众多文化企业的聚集。企业集聚的目的必然是要追逐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即靠单个企业无法获得的利润，因此文化企业在制定自身发展计划、与其他文化企业发生经济往来的过程中，自然形成文化企业的经济空间，各个文化企业经济空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就形成了一个文化企业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共同的经济空间，这就是产业集群。同时，同一地理空间内的文化企业必然受到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民族地区的各种社会关系必然嵌入到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中，从而形成社会文化空间。承载着信任、信息、情感、规范等的社会文化空间与承载着商品、资本等的经济空间在同一地理空间的重叠互动，形成相互制约、互为增强、共同演进的动态过程。这就意味着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在当地的真正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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