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的书法及其在日本的重大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法论文,在日本论文,杨守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文官治政的国家。在周朝，实际上已基本是文官治政了。汉代的乡举里选，举选的实际上也是文官(必须精通儒学)。隋唐的科举取士，考你能不能写诗，诗写得好，便能做官，这更是典型的文官治政了。那时的西方，还是贵族和教会把持政权，有的还处于蒙昧时代。
在中国的文官治政时代，不做官的人在争取做官(比如参加科举)的同时也在学文。“儒为席上珍”，士农工商，士居四民之首，在中国有巨大的影响力。士必须通文，文的表现形式是书法。所以，在古代中国，法律上规定士人必须书法优秀，否则不能做官。①而且按《新唐书·选举志下》所记：“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士人能否做官，首先是看其是否“楷法遒美”，即书法要好。也就是说，书法不好，你的其他条件再好，国家也不会录用你，可见书法对于士人的重要性。
其实，士人和文人是有区别的，正史上记载的就有《儒林传》和《文苑传》的区别。儒士关心的是世道人心，文人感兴趣的是诗文。比如，唐伯虎只是一个文人，而方孝孺则是儒士，但方孝孺诗文也是十分佳的。要知《儒林传》中的人大多具有《文苑传》中人的文，而《文苑传》中的人却未必有《儒林传》中人的品德和原则。所以，士人、儒林之人首先都是文人。本文为了叙述方便，统称这二者为文人。
文官治政的国家，处处讲究文化性，尤其是经过文人之手的领域，必赋有文化内涵。书法、绘画、医学、园林，甚至赌博、游戏皆然。这和欧洲的艺术以贵族气、教会精神和匠气为突出者不同。南朝陈姚最云：“若永寻河书，则图在书前……今莫不贵斯鸟迹，而贱彼龙文。”②意思是说，图画本来在书法之前产生，而现在人们反而贵重书法，轻贱图画了。而且，六朝之后，绘画就一直是向书法借鉴的，文人作画则更特别强调书法用笔。这是因为，早期绘画是工匠的事。日、月、山、水等文字本来也是图画，后来演变为文字，而文字就是文人们的事了，文人参与，发展便快，且赋予其文化内涵，尤其是哲学方面的内涵。所以，书法后来居上，因为书法中的文化内涵更多。也因此，绘画要借鉴书法。
书法，当然要有一定的技巧，但文化性更为重要。所以，历代大书法家中，一是高级官员居多，二是文化修养高的人居多。因为是文官治政，高级官员的文化修养差不多皆是高的。何况隋唐之后，法律上规定，参加科举的人必须书法优秀。所以，两条可以合一，即书法优秀者必然文化修养很高。
杨守敬是清末著名的书法家，尤其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实他并不是一个专业书法家，他的主要精力用之于学术，他的书法还只是他学术修养的体现。
一 杨守敬书法中的文化底蕴
杨守敬的书法特点是：淳雅朴厚中显示出浓厚的书卷气。这和他书法中的文化底蕴有关。
杨守敬主要是一个学者，而且首先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自从他二十岁时见到六严的《舆地图》一册后，便手绘成两部，决心从此献身于地图地理学。他在给“□吾”的信中说：“守敬年二十即好舆地之学，壬戌计偕入都，始嗜金石文字；庚辰至日本，又致力目录。此三端者，皆自信不随人作计，而于舆地尤始终不倦。十余年前到《隋书地理志考证》，罗君叔韫见之，叹为地理绝学，其实尚非守敬之极致也。”③杨守敬花了数十年时间研究的《水经注疏》四十卷，是代表清代研究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最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把杨守敬的《水经注疏》和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及李善兰的算学，誉为清朝“三绝学”④。
行书《赠似椿仁兄》四条屏(戒斋藏)
在明清两代，研究《水经注》的学者颇众，明代有著名学者黄省曾、吴管、朱谋炜、赵奇美等人，在清代有顾炎武、顾祖尚、胡东雄、阎百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王先谦等人，皆赫赫名家。最有名的成果如朱谋炜的《水经注笺》、戴震参加官修的《水经注》(武英殿本)、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全祖望的七校《水经注》、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等等。但这些研究，主要限于版本校勘，《经》、《注》分辨，字句纠谬等“笺”、“校”、“释”、“补”、“刊误”等几个方面，至于“疏”还基本没有。杨守敬为《水经注》作“疏”，引用的书目达七百多种，可见其学识之渊博。他详注《水经注》文字之讹误、出处、源流，疏导前人的不可解或误解者，对其中有关历史之记载、习俗之传闻、地理今昔之变迁等等，无不旁征博引，一一为之疏证。例如卷三十四《江水二》，杨守敬在“宋玉所谓：天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故为立庙，号‘朝云’焉”这段话后疏曰：“自宋玉以下，全本《襄阳耆旧记》，见《清宫故事》三。《御览》三百九十九亦节引，与《高唐赋》有异。《寰宇记》云：阳台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长江。《吴船录》：阳台在巫山东鹤峰上。又云：自巫峡三百五里至神女庙。《元一统志》：神女祠，唐仪凤元年置。则非故庙矣。而《隋志》甑山县有阳台山。《寰宇记》亦谓阳台庙在汊川县南二十五里。今误传在巫峡中，县令裴敬为碑以正之。”可见，为了这一段话，杨守敬查阅了多少文献啊。《水经注》中还有很多优美的文辞，我们原以为是郦道元的文笔，经杨守敬指出，才知实为古人的文章，由郦摘录而已。如卷二《河水二》中有一段：“……上承北河于疏勒之东，西北流经疏勒国南……东南流经疏勒城下……汉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为匈奴左鹿蟊王所逼，恭以此城侧涧傍水，自金蒲迁居此城。”杨守敬先是指出“东西”二字互倒，当然这可能是传抄之误；接着又以《后汉书》等证明，耿恭迁居之城乃车师之疏勒城，非此疏勒国之疏勒城；又云“胡三省辨之，谓‘在车师后部，非疏勒国城’”，最后结论“郦说误也”。杨疏中指出了郦道元等人的很多错误，皆有据可证。
凡郦道元所引之书，杨守敬皆注其所出为某书某篇章，郦未注明的引用之书，杨也一一指明。郦所注一千二百条水道，杨皆一一考证其来龙去脉，并编绘《水经注图》加以对照。而且，杨在考证时还运用了当时地理学中的新知识，如金石学、考据学等，从而在研究上大有突破。
在《水经注》的版本校勘上，杨也是集明清以来校勘之大成，为后人留下了最佳之版本。
为了研究《水经注》，杨守敬还绘有《历代舆地图》三十四册，从《禹贡》九州岛到明代疆域共绘历代地图一千九百二十八幅，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沿革的一部重要地图册。
他还研究撰定了《禹贡本义》、《汉书地理志补校》、《三国郡县表补正》、《支那地志摘译》、《隋书地理志考证》等。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杨守敬〈水经注疏〉》记载：“初，守敬意作疏，以为郦氏之《注》，本于《禹贡》、《班志》，乃撰《禹贡本义》、《汉书地理志补校》以溯其源。以《经》作于魏人，乃撰《三国郡县表补正》，以考其世。以《隋志》可证郦《注》，乃撰《隋书地理志考证》，以究其委。又以历代川郡沿革，分合靡常，水道经流，古今悬绝，乃撰《历代舆地图》、《水经注图》，借明变迁之迹。皆与《郦疏》同时纂辑，然后按图作疏，纤细差违，靡得而遁焉。”这里谈到杨守敬研究、著述的经过和其中的苦辛，是符合实际的。
在版本目录学方面，杨守敬也有很大的成绩。他的《丛书举要》(现在可见的是由他原编、由李之鼎补编的《增订丛书举要》)也是十分了不起的编述，并且首次对丛书体系加以区分，便于检索。他尽可能地搜求古代图书的版本，加以比勘，考证版本的源和流，并对前人著录之错误提出辨正。他还首次集中介绍了日本珍藏的中国图书典籍，受到国内图书馆学界的极大重视。叶昌炽盛赞其目录之学绝顶。⑤谭献赞其目录学“闻见之博，南北交旧，无与抗手”⑥。
在金石学方面，杨守敬的功力和成就皆非同一般。他搜求、勾摹、拓搨，记录整理了那么多的金石碑版作品，从商周秦汉到宋元，再到明清乃至太平天国，碑拓、印章、钱币等等一应俱全，真是蔚为大观。而且皆一一释解，尤其是古篆字，很难辨识，他也查阅了很多金石著录和研究文献，全部释解出来。他并用金石文字内容考订史籍和历史，纠正其错误，增加其史料。这方面的工作，他做得比王国维、郭沫若要早得多。杨守敬著录的金石著作有《湖北金石志》、《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激素飞清阁评帖记》、《壬癸金石跋》、《望堂金石》、《寰宇贞石图》、《古泉薮》、《飞青阁铁谱》、《元甲》等等，大约近三十种，皆图文并茂。
杨守敬还是一位大藏书家，他的藏书达几十万卷，其中秘本亦有几万卷。有很多是唐、宋、元抄本，更有三万多卷是从日本搜购回来的我国流传在外的珍本。其藏书之多而精，也反映出藏家的修养之高。杨守敬《藏书绝句》三十二首中就有“殿本”、“盗本”、“公库本”、“郡庠本”、“藩府本”、“书院本”、“经厂本”、“家塾本”、“榷场本”、“书棚本”、“梵夹本”、“道藏本”、“支那本”、“足利本”、“唐卷子本”、“蜀大字本”、“巾箱本”、“书帕本”、“五色本”、“百衲本”、“黑口本”、“焦尾本”、“麻沙本”、“活字本”、“密行小字本”、“纂图互注本”、“校本”、“钞本”、“孤本”、“残本”、“清汉合璧本”、“中西石印本”，足见其见识之多及收藏之丰。
杨守敬在经学、史学、小学等方面也有一定研究，著有《四书识小录》、《论语事实录》、《历代经籍存佚考》、《汉书二十三家注钞》等。
据研究杨守敬的专家统计，杨守敬的著作有八十三种，散篇还不算在内。⑦一九八八年开始至一九九二年出齐的《杨守敬集》十三册，⑧一千五百余万言，只收集了杨守敬著作四十三种，像《历代舆地图》、《留真谱》、《印林》、《汉印集》、《古印林》等这些杨氏重要著作亦未收录。十三册皇皇巨著，其实并不全。
陈衍说：“熟目录版本之学者，有相城萧穆、江阴缪荃孙；精金石考证之学者，荃孙、葆恂、守敬兼之；至地理之学，其所独擅尔。”⑨《清史稿文苑传·杨守敬传》云：“杨守敬，字惺吾，宜都人。为文不足跻裕钊，而其学通博。精舆地，用力于《水经》尤勤。通训诂，考证金石文字。能书，摹钟鼎至精。工俪体，为箴铭之属，古奥耸拔，文如其人。以举人官黄冈教谕，加中书衔。尝游日本，搜古籍，多得唐、宋善本，辛苦积资，藏书数十万卷，为鄂学灵光者，垂二十年。”⑩基本上是公正的。
杨守敬“其学通博”，这正是他书法淳雅朴厚中有书卷气的基础。当然，他对书法也是有一定研究的。
二 杨守敬对书法的研究
原则上讲，古人从识字之日始，即开始学习书法。因写字就是书法，教识字者皆知书法，这是传统的积淀，但还谈不上是研究。杨守敬十八岁时，参加乡试不售，就因为书法草率，可见他这时候的书法是不足道的。也就是从这时起，他才开始重视书法。他在《激素飞清阁评帖记》中说：“乙丑(一八六五年)再入都，晤文昌潘先生孺初，授以古人用笔之法，余深韪(赞同)其言。”(11)乙丑年，杨守敬二十七岁，潘如初授以古人用笔之法，他深表赞同，说明他对书法已有一定研究，并接受了高人的传授。约二年后，他出版了《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显示了他对书法的研究和独到见解。
《琅邪台刻石》……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
《群臣上酬刻石》……即以笔法论，亦是汉刻。
《莱子侯刻石》……余按是刻苍劲简质，汉隶之存者为最古，亦为最高。
《汉中太守鄐君开通褒斜道碑》……余按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而下，无从摹拟，此之谓神品。
《孔庙置百石卒史碑》……其波磔已开唐人庸俗一路。史惟则、梁升卿诸人，未必不从此出。
《孔君墓碑》……右二石隶法皆佳。前碣以淳厚胜，此以苍劲胜。
《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余按汉隶如《开通褒斜道》、《杨君石门颂》之类，以性情胜者也；《景君》、《鲁峻》、《封龙山》之类，以形质胜者也；兼之者惟推此碑，要而论之，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所以难也。
《封龙山颂》……雄伟劲健，《鲁峻碑》尚不及也。汉隶气魄之大，无逾于此。
《泰山都尉孔庙碑》……波磔并出，八分正宗，无一字不飞动，仍无一字不规矩。视《杨孟文石门颂》之开阖动宕，不拘于格者，又不同矣。
《博陵太守孔彪碑》……笔画精劲，结构谨严，当为颜鲁公所祖。
《闻熹长韩仁铭》……清俊秀逸，无一笔尘俗气。品格当在《百石卒史》之上。
《酸枣令刘熊碑》……是碑古而逸，秀而劲，疏密相间，奇正相生，神明变化，拟于古文。
《焦山瘗鹤铭》……山谷一生，得力于此，然有其格无其韵。盖山谷腕弱，用力书之，不能无血气之勇也。
《孙秋生》以劲健胜，《始平公》以宽博胜，《魏灵藏》以灵动胜，《高树》以紧峭胜，《杨大眼》差不逮，亦不恶。迩来学六朝者，多宗此等，而皆走入板滞软弱一路，则不善学之过也。
《评碑记》中评碑二百八十八种，每一评皆有精辟见解。次年，杨守敬又作《激素飞清阁评帖记》，评帖九十六种，皆为汉到隋唐有代表性的碑帖，所评皆杨心得，显示出他对书法的研究之深。至评到各碑帖用笔转折提按顿挫等技巧时，更可见到他的书法实践之深，否则是评不出来的。
一八七七年，杨守敬三十九岁，《楷法溯源》成。这本书是由潘孺初与杨守敬共同辑字、由杨编次的一本研究书法的书，全书十四卷。为溯楷书之源，他们竭力搜访碑六百四十八种、帖八十二种，上始汉晋砖文，下至唐五代碑帖。杨守敬在《楷法溯源》凡例中讲：“隶书起程邈，此谓‘分书’耳。隶书以徒隶得名，故楷书亦称隶书，晋以后始称楷书。楷法之兴，其在魏、晋之间。如《邓太尉祠碑》、《爨宝子碑》、《中岳灵庙碑》及两晋砖文，皆二体不分，盖楷书之权舆矣。是书于汉魏之少波磔者，亦略载之，溯其源也。”(12)“所收文字大半习见，其结构最难者尤不厌繁。观其各出新意，始见书法之变。”(13)根据杨所编以时代先后为顺序的楷法，便可窥视楷法书体的变化过程。比如“高”字，书中列出二十四个“高”字，笔画大抵一致，但写法结构却各异。书中列出的“虎”字二十一个，笔画结构不同，写法也不同。“虎”头有的写成“上”，有的写成“一”，有的用两横。“虎”尾有的写有“几”，有的写成“巾”等。“海”字有三十八种楷法。《大德寺碑》把“海”写成上下结构，上“每”下“水”。其余各例笔画虽差不多，写法也各异。另如“为”字有六十三种，“之”字有六十五种，每一种皆选自一碑帖。可见杨守敬对楷法研究之具体和深入。杨守敬还说：
此书之作，欲使学者通书法之变，及其成功，其胸中各自有书，方称作手。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门外汉也。(14)
这也是他学习书法的重要见解。
在《楷法溯源》凡例中，杨守敬还对阮元的“南帖”、“北碑”之论提出异议。他说：
阮文达有南帖、北碑之论，以今所传钟、王法帖，北碑无一合者故也。余谓《瘗鹤铭》与《郑道昭论经书》相似，《萧憺碑》与《根法师碑》相似，《刁遵》一志后来颜鲁公、徐季海皆从此脱胎，安在南碑不同北朝？今之钟、王书皆转经模刻，最高唐人临写耳，岂复当日手笔？(15)
杨守敬列举了南北书法一致的几个例子，反驳了阮元书分南、北的说法，是非常有力的。可见他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和那些人云亦云的学者不同。当然，阮元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也有例证支持其观点，只是不可绝对论之而已。
一九一九年的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打响，杨守敬为避兵乱，暂时移居上海虹口，此时他已七十三岁了。这个时候日本有一位书法家水野元直专程从日本赶来向他学习书法，求其指示学书门径。杨守敬为之写了《学书迩言》，分《自序》、《绪论》、《评碑》、《评帖》、《评书》、《后记》六个部分，集中体现了杨守敬对书法的见解，更体现出他对书法研究的深度。
他在《绪论》中说：
梁山舟(同书)答张芑堂(燕昌)书，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此定论也。尝见博通金石，终日临池，而笔迹钝稚，则天分限之也；又尝见下笔敏捷，而墨守一家，终少变化，则见少之蔽也；又尝见临摹古人，动合规矩，而不能自名一家，则学力之疏也。而余又增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16)
他赞成梁同书说的学书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的观点，又增加了二要“品高”和“学富”，这是十分正确的。书法是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品高则书高，学富才有书卷气，若胸无点墨而求书有书卷气，则如缘木而求鱼，是完全不可能的。
他还认为：“国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则超轶前代，直接汉人。”这是因为清中期考古学兴起，从地下挖出很多先秦至汉代的古器，人们可以直接师法篆隶原作，并形成一股风气。
在《评碑》、《评帖》两部分中，杨守敬既从学术方面研究了碑帖的时代及历史价值，又从艺术方面研究其书法价值。如：“……《西狭颂》之方整，《武荣》、《郑固》之淳古，《石门颂》之飘逸……《曹全》之流美、《白石神君》之柔润，已至汉季，古意稍漓。然三国之《孔羡》、《范式》、《上尊号》、《受禅表》，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学分书者，从之入手，绝少流弊。”(17)
又如《评书》中说：“昔郑板桥之行楷，金寿门之分隶，皆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然以之师法后学，则魔道也。王梦楼秀韵天成，而或訾为女郎书。”(18)皆是很有见地的。古人以胆、才、学、识评一个人的成就，从杨守敬的评语中可见他都具备了。
总之，从杨守敬的众多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书法做过具体而精到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皆正确而对学书者有相当的启导作用。
三 杨守敬书法的成就及影响
杨守敬的书法，据马宗霍云：“惺吾宗法信本，行书略带纵笔，固当视覃溪稍胜，小真书则尚不及。”(19)马宗霍说杨书宗法唐代欧阳询(字信本)，但没有提出根据，可能是据其书法特点所说的。又说杨的行书超过翁方纲(号覃溪)，这是正确的。翁方纲与刘墉、铁保、永瑆被誉为“清中期四大书家”，其书法开始学习颜真卿，后来也是学习欧阳询的。清王室昭梿说：“翁覃溪橅摹三唐，面目仅存。”(20)包世臣说：“宛平(按翁为北京宛平人)书只是工匠之精细者耳……无一笔是自己也。”(21)杨守敬也评：“翁覃溪见闻既博，复考究于一笔一画之间，不爽毫厘，小楷尤精。究嫌天分差逊，虽质厚有余，而超妙不足。”(22)翁方纲的书法无论功力，抑或精神，皆逊杨守敬一筹。
说杨守敬书法是宗法欧阳询的，自是不错，但他并非只学欧阳询一家，而是广师百家，所学不仅有碑，也有帖。他的《楷法溯源》中收录帖、碑共七百十八种，楷书单字两万字。帖有魏四种，晋三十四种，齐、梁四种，隋三种，唐三十六种，五代一种，共八十三种；碑有汉、蜀、吴四种，晋三十七种，南北朝二百十四种，隋二十七种，唐三百四十六种，五代八种，共六百三十六种。他在整理鉴赏的同时，也一定会研究学习的。他在《评碑记》中评碑二百八十八种，《评帖记》中评帖九十六种，共三百八十四种，也必一一阅读研究，也是一种学习，岂能仅宗法信本一家？他在《壬癸金石跋》中说：“余少好金石文字，每有所得，必为之考证……又玩其书法。”故在其《激素飞清阁评碑记》中，常有“玩其笔法”、“细玩此碑”等内容。
他在日本传授中国书法，主要传播北碑一路，他自己岂能不学碑？他强调：“夫碑碣者，古人之遗骸也；集帖者，影响也；精则为子孙，不精则刍灵耳。见刍灵不如见遗骸，见遗骸不如见子孙。去古已远，求毫芒于剥蚀之余，其可必得刭。故集帖之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23)可见他是碑帖双修的。
他对苏东坡的书法十分推崇，谓“自是有字第一，流传既多，沾溉亦众……皆于‘二王，后独出冠时，别开生面’”(24)。又云：“余尝谓坡公无一笔俗气，乃知其浸淫于六代深也。”如此推崇，又岂能不学。实际上从他的书法中确能看出苏东坡的影响。
杨守敬的书法宗法欧阳询，又宗法颜真卿、苏东坡；以碑学为基础，以帖学为形体，加上他个人的“品高”、“学富”，集众所善，专为一家，淳雅朴厚而有书卷气，沉着古劲而有苍莽气。他虽非为一代宗师，而成就在翁方纲、铁保、永瑆之上，也在杨岘、张裕钊之上。
杨守敬的书法在中国算不上一代宗师，而在日本，却被誉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25)，又被日本人称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26)、“日本书道的大恩人”(27)。日本文中的“近代”即中文的“现代”。
杨守敬成为日本现代书道之父、之祖和大恩人，大有偶然的一面，也有必然的一面。偶然，因他参加庚辰年朝廷会试不中，只好应清朝驻日钦使何子峨之邀于一八七九年四月急急忙忙赶到日本东京，在使馆中充当随员，直到一八八二年四月差满回国，在日本共四年。四年期间，他因购书、访书、易书和日本文士广为交往，其中交往最多的是日本著名的书法家岩谷修(字一六，号古梅)(28)、日下部东作(字子旸，号鸣鹤)(29)、冈千仞(字振衣，号鹿门)(30)，还有一位松田雪柯。据日下部鸣鹤所定的《三人的益友》(收入《鸣鹤先生丛话》)中记载：“那是明治十三年前后的事情，一位叫杨守敬的男子，作为当时中国公使何如璋的顾问，来到日本。关于杨守敬，我们早有所闻，知道他是有名的金石学家，因此与一六、雪柯商量好，决定如果他来，就马上前去请教他的见解。当时他不懂日语，我们也不通北京话，只得全部用笔谈。可是最初三人都不认为他是大学者，都看不起他。但是随着交往增多，他在学问上的远见卓识的确使人叹服。尤其有幸的是，杨带来了一万好几千的拓本得以饱览的机会，这对当时的吾辈而言，实可称为金科玉律的研究资料。至于杨为何带来这样多的拓本来日，及因当初在北京受何公使招聘，无暇绕道荆州乡里收藏图书拓本，便直接带了行李来日，虽然麻烦，但仍将当时住北京的全部对象携来赴任云云。有幸的是，这些都是我们根本无法看到的东西。”
虽然“他在学问上的远见卓识”使日本学者叹服，但若没有赴日的机会，他也成不了“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之祖”。有了赴日的机会，如果他在学问上缺乏远见卓识，日本学者也不会叹服，他也不会成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更巧合的是，他因急于赴日，随身携带的一万几千件拓本来不及送回老家，只好带到日本，却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的书法在杨守敬到达日本前，一直还是以帖学为主流的，主要还是王羲之的流派，书风渐趋于柔靡。日本虽然也存在少许的中国北碑，但无人注意。杨守敬赴日前，中国已兴起了尊碑风潮，杨守敬本人也在研究和学习古碑，加之他带去的一万几千件拓本中大多是古碑拓本，这使日本书界大开眼界。日本书法史家木神莫山著的《日本书法史》中称，杨守敬到了日本，在日本书道界刮起了一场强大的旋风。他还在《日本书法史》“明治大正期的变迁”一章下，列有“杨守敬的旋风”一节。他说，明治初的日本，书法却完全保存着原封不动的江户末期姿态，市河米庵、卷菱湖、贯名海屋的那种余温尚存的书风仍然得到继承。“一直到了明治十年(一八七七)，还总不见改变的预兆。但是，突然出现一场强大的旋风，打破了这种安稳。明治十三年(一八八○)，杨守敬作为清朝大使馆官员，到日本来处理政务了。精通金石学的杨守敬，把以北魏为中心的许多碑版法帖带到日本，这些名迹终于在日本露了面。原来，他是史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权威，又具有很深的书学造诣。据说他收集的金石碑版的拓本，仅精品就在数千种以上。属于北朝碑刻的雄浑异彩的巨迹，被放在收藏作品的核心中枢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清朝由于阮元和包世臣提倡‘北碑至上论’，给书坛带来了巨大影响，清朝书法以北碑派的突然高涨而出现了哄动……杨守敬的书学造诣是继承阮元、包世臣的北碑书论的，他摒斥南朝式的柔媚风气，赞美充满了野性力量的北朝书法的雄浑美。毫无疑问，他的书论对于正在以苟延残喘的幕府末期书风徒劳的回旋着的日本书坛而言，具有极大的冲击力。”(31)
日本书坛自唐代以降，一直延续的是王羲之式的被称为正统的书风。几乎没有人热心于碑学，篆隶书法几乎不见。杨守敬带去了几千件古碑拓片，并在日本传播“尊碑”思想。充满了古拙、野逸而又新鲜趣味的篆隶和北朝碑版，对日本书法家而言确实是一种震撼。于是日本书道界掀起了一个学碑的热潮，从而改变了日本书坛的格局，从此开启了北朝碑版式的雄浑书风。所以，他们称杨守敬是“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近代日本书道之祖”、“日本书道的大恩人”，是有根据、有道理的。
而且，向杨守敬请教并追随杨守敬的日本几位书法家都是日本书道界的权威人物，岩谷修、日下部鸣鹤都是日本书道界的泰斗，他们的书法遍及日本，他们的弟子也遍及日本。日下部鸣鹤的弟子大多都是后来日本书道界的名家和重要人物，如比田井天来、丹羽海鸥、近藤雪竹等；鸣鹤的弟子们还编印了《鸣鹤先生楷法字汇》、《鸣鹤先生丛话》、《鸣鹤先生学书经历谈》等等，影响至大。在鸣鹤的书法和书论中，显然有杨守敬的影响。冈千仞是日本著名汉学家，曾于日本大阪开设双松冈塾，教授弟子众多。明治维新后，又任东京府学教授、东京图书馆馆长等职，著有《尊攘纪事》、《观光纪游》等。在一八八二年杨守敬归国时，冈千仞父子随他一同到了上海，又到了苏州，经杨守敬介绍，拜会了很多中国名家，而以杨守敬对他的帮助和影响最大。他们回国后，仍一直在宣传杨守敬的艺术思想。雪柯虽然早死，但在他的日记中记载有和杨守敬的交往以及笔谈的内容，且都在日本发表过。日本人都以和杨守敬交往或笔谈作为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有一位深知中国文化的医生森立之，把和杨守敬交往及谈话的内容都整理出来，编为十册，名曰《清客笔话》，该书至今仍珍藏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中。(32)
由于日本掀起了强烈的杨守敬旋风，致使他在日本的影响越来越大。三十年后，辛亥革命事起，日本的寺西秀武还特请黎元洪都督保护杨守敬的家宅和藏书，又有日本福冈县的书法家水野疏梅(元直)不远万里从日本赶到中国，拜在杨守敬门下学习书法，还为杨写了一首诗：“钦仰风容玉样温，胸无城府共谈论。夏彝周鼎精稽古，秦碣汉碑远溯源。介绍一生翰墨妙，奇书万卷草堂尊。殷勤向我传心画，正是深高海岳恩。”并有序云：“辛亥九月，我将航于清国，到鄂垣从杨惺吾先生学书法。友人谓武汉战争方烈，甚为危险，力止我行。我不以为意。及开行入沪，忽闻杨先生避兵来此，欣然晋谒，请受业于门。先生以老为辞，既而悯余好学之忱，许之。尔来日日亲炙，猥蒙殷勤垂训，感荷何极。爰呈俚语，以鸣谢悃。”(33)为指导水野疏梅学书，杨守敬还为他写了《学书迩言》，水野手抄后带回日本，出版了《学书迩言疏释》，在日本广为流传。
杨守敬的很多著作在日本流传得比在中国更广更为人注意。要补充说明的是，杨守敬不仅带给日本书界很多中国碑版拓片，还给他们讲解书法的理论和原理，同时具体指导他们如何用笔。他在和岩谷修、日下部鸣鹤、松田雪柯等人的笔谈中就有大量的这方面的内容。如他给岩谷修讲“大抵执笔犹其次，而用笔为要”(34)；“中锋最善体会，非锋在画中之谓也。八面出锋，始谓之中锋。(中略)惟中，故能八面出锋，若非中，则仅一二面矣”(35)。他又对日下部鸣鹤谈到：“藏锋者，力透纸背之谓也。如有浮滑笔立不住，便不是藏锋。藏锋之说最妙，粗犷者以硬笔为力，非藏锋；嫩稚者才以浮滑为美，亦非藏锋。藏锋者如直道之士，深沉不露，而其中藏不可测度，不使人一览而尽；又如深山大泽中藏龙虎，不使人一望而知，岂无岩谷锋棱之谓乎？我朝亦有为藏锋之说所误者，其字如土木偶人，不出锋便土木偶矣。”(36)对于学碑，他指出：“初学隶，《西狭颂》、《景君》、《范氏》、《封龙山》为佳，若《石门颂》、《杨淮表颂》，皆非初学者宜。《鲁峻》、《孔宙》、《乙瑛》、《曹全》之类，汉碑之平正者，然学之恐流入唐隶一派……《孔宙》非不佳，然其用笔圆，学隶欲从方正入手。《曹全碑》亦不可学。《曹全》、《孔宙》如正书之赵、董，非不悦人目，然学之者易趋熟滑，故必求生硬者入手，学楷法宜六朝入，亦是此意。”“学篆，汉碑之《少室石阙》为今所存篆书第一，学之亦宜极力。其次则以《石鼓》、《琅琊》(二碑非不第一，一则籀文非篆正派；一则模糊剥蚀过甚)。再以秦汉瓦当观其章法，再以历代碑额泽之。”(37)
杨守敬的著作，尤其是《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激素飞清阁评帖记》以及《学书迩言》，在日本流布最广。其中也谈到用笔，如：“……所谓藏锋者，并非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其说亦似甚辨，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论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收、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且亦安能有诸法之妙乎？”(38)
这些关于用笔具体性的指导，对日本书法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日本现代书法史家宇野雪邨在《中国书法史》中就说：“杨守敬的《学书迩言》，以及他的另外两部著作《激素飞清阁评碑记》和《激素飞清阁评帖记》，作为近年来日本书法爱好者最易觅得的指导性经典书籍，其发挥出的作用远胜在中国的影响。”这是符合实际的。
杨守敬还给岩谷一六说过：“贵邦之经学、史学、辞章之学，皆与中土相盛衰，唯金石稍逊耳。”(39)岩谷一六答曰：“金石之学，将以先生为传灯之祖师。”(40)则杨守敬也是日本金石学之祖师。
由于杨守敬开创了日本近代书道的新局面，日本人对这位“传灯之祖师”一直感恩戴德，直到今天，日本书道界仍在不停地研究他、纪念他、称颂他。一九八五年七月，日本书论研究会在京都思文阁会馆举办了“杨守敬逝世七十周年展览会”，展出了杨守敬的著作和书法作品共一百八十件。一九八六年三月，以日本中田勇次郎为团长的三十六人代表团在中国武汉举行了书法学术交流，中日双方在湖北省博物馆举办了“杨守敬及其流派书法作品展”。一九八七年八月，杨守敬纪念馆开馆，以日本杉邨邦彦为团长的十二人“日本书法交流访问团”参观访问了杨守敬纪念馆，并在宜都进行了学术交流。一九九○年三月，以日本石桥桂一为团长的十六人“日本书道教育研修团”参观访问了杨守敬纪念馆。一九九二年八月，以杉邨邦彦为团长的十人“杨守敬及其交友访华团”再次参观访问了杨守敬纪念馆，并与杨守敬学术研究会共同举办了以杨守敬为主题的书画展。中国方面也曾派访问团赴日，与日本书法界举办“杨守敬及其交友书法作品展”等等。
日本学者每到杨守敬墓前，都要或作揖、或三鞠躬、或叩首跪拜，表达自己对杨守敬真挚虔诚的崇拜和感激之情。(41)日本学者还不断地发表文章，表达对杨守敬的崇敬和感激。日本书法家谷川雅夫说：“明治十三年(一八八○)，杨守敬来日本，带来了一万余件碑拓本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国的毛笔。日下部鸣鹤等日本书家通过杨守敬学习碑派书家。杨守敬使用羊毫笔，日下部鸣鹤等日本书家也开始使用……这样日本书法家使用羊毫的人越来越多了。”(42)谷川雅夫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由于十九世纪末杨守敬到日本做公使随员时，带去了大量的六朝碑刻(包括秦汉碑刻)作品，传给了日下部鸣鹤等人，日下部鸣鹤又传给了比田井夫等书家。同时日本书家也直接到中国，学习当时的碑派风格，在书法界形成了‘六朝风’，当时，被视为‘新派’书法。以这种书风为渊源的当今流派有关东西川春洞的弟子，已故的丰海春海、西川宁和他们领导的‘谦慎书道会’。西川宁逝世后，现在的实力人物是青山杉雨、上条信山、殿邨蓝田和小林斗庵等。‘六朝风’因杨守敬去而兴起。”(43)
日本书道教育学会理事长石桥桂一在一九九○年率团参观访问杨守敬纪念馆时说：“杨守敬教会了日本书家抬腕法，当时日本书家见杨守敬抬腕写字时如行云流水，运用自如，写的字豪放、流利、连贯、一气呵成，于是日本书家也学会了这种笔法。杨守敬传教使用羊毫笔，当时日本书家使用的是鹿毛制的笔，鹿毛细而软，不如羊毛的弹性，于是日本书家向杨守敬学会了使用羊毫笔，并且还学会了制作羊毫笔。”(44)
日本书论研究会会长、京都教育大学教授、书学书道史学会副理事长、《书论》杂志主编杉邨邦彦说：“杨守敬，诚如大家所周知，他于明治十三年(一八八○)应清国驻日公使何如璋的招聘来到日本，直到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归国为止，在这四年的驻日本期间，与日本朝野名士亲密过从，在学问、书法等诸领域给予极大的感化。当时日本的近代书道界由杨守敬带来的北碑书法，作为新兴潮流不可遏止。基于这种意义，杨守敬是日本近代书道的恩人。”(45)并说：“日本的书家，也无不仰其高名，并且从内心尊敬他。”(46)
以上足见日本书法界和学术界对杨守敬的崇仰及感激，也可以见到杨守敬对日本书法的影响之巨大。如前所述，杨守敬扭转了日本书法界千年以来的行草格局，开创了一个以北碑为主流的古拙雄浑风格的新时代，所以日本人反复地称颂他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近代日本书道之祖”、“日本书道的大恩人”，非无故也。
注释：
①见《新唐书·选举志下》第四册，中华书局，一九九七年版，第一一七一页。
②见姚最《续画品》，载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二○○六年版，第二二○页至二二一页。
③见杨先梅辑《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巴蜀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二二五页。
④“上虞罗叔蕴(振玉)得吾书，叹赏之，谓吾地理之学与王怀祖(念孙)、段若膺(玉裁)之小学，李壬叔(善兰)之算学，为本朝三绝学。”见《邻苏老人年谱》，载《杨守敬集》第一册，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二十三页。
⑤见叶昌炽《日记》卷三，甲申十二月二十四日。
⑥见《复堂日记》卷七。
⑦见《杨守敬集》第一册，谢承仁《总序》，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⑧《杨守敬集》，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版。
⑨见《清史稿》第四十四册，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版，第一三四四三页。
⑩见《杨守敬集》第八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第五二七页。
(11)以下所录皆见《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杨先梅辑《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巴蜀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12)(13)(14)(15)见《楷法溯源》序，《杨守敬集》第十三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
(16)(17)(18)见《楷法迩言》之《绪论》，载《杨守敬集》第八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第四七七页，第四八一页，第五○九页。
(19)见马宗霍《书林藻鉴》卷第四十二，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二四四页。
(20)见昭梿《啸亭杂录》卷十《山舟书法》，中华书局，一九八○年版，第三二二页。
(21)见马宗霍《书林藻鉴》卷第十二，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二一六页。
(22)见《杨守敬集》第八册《学书迩言·评书》，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第五○九页。
(23)见《杨守敬集》第八册《学书迩言·评书》，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第五○八页。
(24)见《激素飞清阁评帖记·序》，《杨守敬集》第八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第五八五页。
(25)日本书家小木太法《略谈日本现代书道》一文中称杨守敬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其文刊于《书谱》总第三十七期(香港)，一九八一年。
(26)一九九○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日本书道教育学会为纪念其创立四十周年，在日本东京日中友好会馆举办“杨守敬及其友人书法展”，请柬上即标明“近代日本书道之祖”。
(27)见日本《书艺》第四卷第十一号《杨守敬特辑号》，东京平凡社，一九三七年。
(28)岩谷修(一八三八—一九○五)，日本滋贺县人，明治时期著名书法家，工诗文，日本文写作“岩谷修”。
(29)日下部东作(一八三八—一九二二)，日本著名汉学家、书法家，平生致力于《张迁碑》、《兰亭序》等多种碑帖的临摹和研究，被称为日本书道界的泰斗。
(30)冈千仞(一八三三—一九一四)，日本著名汉学家、书法家，曾于大阪开设双松冈塾。历任东京府学教授、东京图书馆馆长等职，教授弟子众多，著有《尊攘纪事》、《观光纪游》等。曾随杨守敬一起到中国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访问中国名流，在日本影响巨大。
(31)见木神莫山著、陈振濂译《日本书法史》，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九五页。
(32)见《杨守敬集》第十三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
(33)见《邻苏老人年谱》，载《杨守敬集》第一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
(34)(35)《杨守敬与岩谷一六翁笔谈》，刊于日本《书艺》第四卷第十一号《杨守敬特刊》。按，“岩谷一六”即“岩谷修”。
(36)(37)《杨守敬与鸣鹤翁之笔谈》，载日本《书艺》第四卷第十一号《杨守敬特辑号》。
(38)见《激素飞清阁评碑记》卷二《马鸣寺根法师碑》，刊《杨守敬集》第八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第五五八—五五九页。
(39)(40)见《杨守敬与岩谷一六翁之笔谈》，载日本《书艺》第四卷第十一号《杨守敬特辑号》。
(41)以上参见邹清华《杨守敬学术研究》(二○○一年四月油印本)、郗志群《杨守敬学术研究》(二○○一年五月油印本)。按，此二文从友人处看到，不全。
(42)谷川雅夫《日本书家与笔的关系》，载《杨学研究》第三十三期。
(43)谷川雅夫《日本现代书法流派的渊源》，载《杨学研究》第三十四期。
(44)转引自《杨学研究》第四十六期。
(45)(46)转引自《杨学研究》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