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伟伟[1]2018年在《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文中指出马克思面对知识论哲学只是力图"解释世界"的困境,变革传统,超越传统理论哲学提出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实践是指人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它有别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正是在实践中,贯穿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在理论方面,超越了知识论哲学,将哲学的理论问题转换为实现人的解放的实践问题,同时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对于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褚小山[2]2004年在《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文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就是说，马克思以前的传统哲学是知识论哲学，在那里，普遍说来“知识之真”先于“生存之真”，后者从前者那里获得自身的存在根据。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实现了对传统知识论哲学的超越。在马克思看来，不是人的观念决定其存在，而是人的存在决定其观念；物质生产活动组建着人的源始的生存世界，而观念只是人们对现实生活过程的反映：人的存在意义不在于到超验的理念世界去寻求，而就在变革现存世界的现实运动中即在共产主义的实现当中。本文旨在探讨马克思实现这一转向的历程、其生存论思想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生存论思想的比较以及马克思这一转向的意义。 论文共分五部分，包括引论和正文四节。在引论中，本文阐明何谓知识论哲学、何谓生存论哲学、生存论哲学的两条不同路径、马克思生存论思想研究的缘起及其研究状况。在第一章中，本文阐明知识论哲学的发展脉络、其主要特征以及知识论哲学的危机与哲学的生存论路向的开启。在第二章中，本文阐明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过程就是生存论哲学对知识论哲学的超越过程，其后是马克思生存论思想的主要内容。第叁章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与海德格尔“此在”哲学生存论思想之比较，着重指出两人在异化根源、异化摆脱途径认识上的根本差异处，从而道出两位哲人思想境界的迥异处：关注大众的生存状况与关注个人的内心体验的对照。第四章阐明马克思实践哲学生存论转向的意义(理论的与现实的)，最后指出传统知识论哲学的两种超越的秘密都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实践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对现实的历史性超越)。
尹华健[3]2008年在《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转向及其当代意义》文中指出本文在梳理和批判传统哲学存在论的基础上,阐发和突显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转向对传统抽象存在论的批判和颠覆作用,以及在当代哲学存在论范式转型中做出的开拓性贡献。全文共分为叁部分来进行阐释和论证: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对传统哲学存在论的延续和发展轨迹进行了历史性梳理和批判。发端于古希腊时期的存在论与生存论之间存在着原初的融通;但自柏拉图以来,存在论的生存论意蕴却逐渐丧失了,存在论脱离了现实的生活世界,而变成纯粹思辨的、超验的、实体性的哲学形态——实存论或抽象存在论。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使哲学由古代的存在论哲学形态转换到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形态,虽然哲学的形态或重心发生了转移,但认识论依然是以近代的实存论作为其哲学基础,近代的实存论由于得到知性的支持和超验文化传统的支撑而变得越来越敌视人了,其固有的实体性的和知性化的思维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地植根于人们的头脑和观念中,成为影响和禁锢人们思想认识的无形牢笼,从而造成人们对事物和人本身的认识的残缺不全、肢离破碎,使人的认识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而,破解近代西方哲学的实存论传统和其固有的思维方式的藩篱,寻求与开辟通向具体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生存的途径,便成为哲学史留给后人的重大理论课题。马克思哲学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到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再到实践的唯物主义,经历了两次转向,发现了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是整个生活世界的基础和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从而为马克思哲学的创立及其实践生存论转向找到现实的理论支点和依据。第二部分:马克思转学的实践生存论转向其实质是本体论的转换,即从传统的抽象本体论向实践本体论或实践生存论的革命变革,这一变革使哲学研究的对象从天国降到人间——现实的生活世界,把人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解整个世界的基础,从而突显出了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意蕴。相对于物质本体论而言,把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理解为实践本体论才能够更好地克服传统哲学的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以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只有以实践作为整个世界的本体,才不会把自然看成是与人相对立的异在,而是当作人的“无机身体”或使自然成为人,从而赋予自然以某种主体性或主体地位,并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对话关系;同时,只有以实践作为整个世界的本体,才能敞开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历史维度和人类性视野,构筑起人、自然和社会和谐统一的生存论结构。近代哲学的本体论号认识论是粘连在一起的,存在论的理论结构被纳入认识论的理论框架中或通过认识论哲学显现出来,并由于得到知性的支持而使存在论的生存论意蕴被遮蔽或消解了,存在论由此成为认识论的依附性理论。马克思哲学不仅在本体论上扬弃了近代哲学的实存性的思维方式而且在认识论上克服了知性化的思维模式;贯穿于整个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实践观使原本内涵于存在论中的生存论维度重新呈现出来。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转向把人这一历史主体从“实体”、“理性”和“上帝”的魔咒中解救出来,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同时也赋予了自然某种主体性,使自然成为人的“无机身体”或成为“人”。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对立关系,而应当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看成是唯一的、孤独的存在者,而把自然当作人类征服的对象、异己的存在;在战胜一个个异己的力量后,人类陶醉了,上帝死了,人类理性膨胀为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因此,克服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走向共生,使人不再是“存在者”无情的主宰,而成为“存在者”的牧者,便成为马克思哲学实践生存论的题中应有之义。第叁部分:揭示和澄清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转向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生存论的关系,突显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转向的当代意义,即启动和引导着当代哲学存在论范式的历史性变革。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各种转向其实质是生存论转向或存在论转型,这种转向或转型可以看成是对传统实体本体论哲学范式的一种反叛和颠覆,试图用“生活世界”来消解传统哲学那种主客对立的、先在的、独断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摧毁那个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永恒的、自在的、绝对超感性的“实体”,把人们的目光拉回到人的“生活世界”中来。由于现当代西方哲学没有把哲学真正建基于人的现实生活的本源处——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造成了两种“生活世界”观的对立即知性的生活世界与意义的生活世界的对立,把人理解为非理性的感性个体。马克思哲学的生活世界是知性的生活世界和意义的生活世界的统一即现实的生活世界,对人的理解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实践着的、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感性的个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与生存主义的生存论有着原则上的区别。生存主义的个体式的生存论存在论过分强调人的主观性的意志、情感、体验等的作用而忽略了人的实践理解以及和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在关联和自觉,因而缺乏必要的社会历史性与人类整体维度;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结构的理论基点是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以及由其生成的生活世界,人的主观性的意志、情感、体验等恰恰是多样化的实践活动的具体展开,也必然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加以理解,因而使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结构的社会历史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得以可能,使马克思哲学成为观照整个人类实践活动和生存状态的具有人类性视野的生活世界形而上学。可见,当代西方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依然没有超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转向的范围,由马克思所开启的本体论转换或生存论转向迄今为止依然是当代哲学特别是当代西方哲学的未竟目标。
董大为[4]2007年在《生存实践论：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生存论出发,提出并论证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视野,从而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进行深入挖掘和阐释,彰显其生存实践论的独特内涵。使人们消除对马克思哲学的种种误解,真正理解马克思对于哲学所进行的划时代的革命;使哲学找回失去的自我,重新回到哲学本身,关注人的生命、理解人的生活、指引人的精神。
郑桦, 任晴[5]2013年在《论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文中提出国内对马克思哲学最流行的曲解是将马克思哲学混同于一种近代理性哲学,同时,把马克思哲学歪曲为一种解释性的实证主义哲学。殊不知,在现代哲学对近代理性哲学或本质主义发起革命的思潮中,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是最为釜底抽薪的。马克思哲学以生存论为基础,以统一了思维和存在的实践哲学实现了对近代理性哲学的超越。正因为是一种实践哲学,马克思哲学就决然和解释性哲学、实证主义哲学相对立,而专注于对现实生活的干预、批判,并解决问题。
陈曙光[6]2007年在《论马克思人学的存在论革命》文中研究说明一般认为,马克思人学超越西方传统人学,关键在于实现了一场人学革命:从思辨人学转向了实践人学。但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一革命,则众说纷纭。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人学革命是在“存在论”的根基处发动的,是人学思想史上发生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纵观西方人学发展史,关于人之存在的存在论根据的回答有叁条可能的路径,它们形成了人学史上不同的本体论传统。第一条路径:在“内外二分”的基础上,从“人之外”寻求人之存在的本体论根据;第二条路径:在“内外二分”的基础上,从“人之内”寻求人之存在的本体论根据;第叁条路径:在“内外一体”的基础上,从人与对象世界的原初统一处寻求人之存在的本体论根据。第一、二条路径都只是从某一个角度抓住了“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本身,所以又可归结为“实体本体论”,他们构成了西方传统人学的强大传统。传统人学之所以始终未能越出实体本体论的边界,原因在于其追问方法上陷入了一种“循环怪圈”:即在内外二分的基础上要么从人之外、要么从人之内寻求人之存在的本体论根据。当“向外”行不通时便向内转,“向内”行不通时又向外转,如此循环往复,以致形成了贯穿整个西方传统人学的“循环怪圈”,投下了一重永远也走不出的“幻影”。传统人学始终未能颠覆实体本体论的强大传统,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与悖论之中。克服实体本体论的困境与悖论,寻求开辟通向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现实生命的道路,便成了人学史上的重大课题。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马克思的肩上。马克思彻底走出了传统人学的“循环怪圈”,一反传统人学“内外二分”的思维定势,在“内外结合”的基础上,将“人的生存实践活动本身”确立为人之为人的存在论基础,这就是“生存论本体论”。生存论本体论与人的生活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层的意义关联。正确的方法是通往真理的桥梁。马克思人学的存在论革命离不开方法上的革命。方法论革命表现在:从“既成论”转向“生成论”的思维方法;从“思辨理智”转向“人类理智”的思维方法;从“共时性”转向“历时性”的思维方法;解构原则与建构原则相互统一的思维方法。马克思人学的“生存论本体论”是一种新的理路和原则,它终结了实体本体论的强大传统;突破了实践本体论的传统价值;超越了现代西方生存哲学的本体论诉求;在人类文明的意义上,马克思是现代人学生存论路向的开辟者。
桑江[7]2009年在《马克思哲学生存论转向的反思》文中提出对当代人类生存状况及“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反思中,“生存论转向”研究成为一时热点。一方面,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新的研究生长点,拓展了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视域,凸显了马克思哲学当代价值;另一方面,表达了新时代哲学理性定位下移,凸显生存论关怀的理论自觉。但从时间上来看,“生存论转向”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2004年达及高潮,但近几年渐入“沉寂”境况。从文献上看,对这一思潮的反思不多,从整体上对这一未能长久持续的思潮进行反思,揭示其意义与局限,既有理论意义亦有现实意义。文章认为,“生存论转向”意在揭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但是这种致思取向囿于“实践”及“人生意义”问题,没有完成其理论使命。理解与阐释马克思哲学变革,应以“感性”为切入点,进而揭示马克思哲学生存论的存在论性质。
白刚[8]2006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辩证法研究的叁大形态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内学者对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理解,从直观经验的"唯物辩证法",到认识论反省的"实践辩证法",再到关注人的始源性生存的"生存论辩证法",逐步揭示出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内在本质,从而也使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和解放旨趣进一步得以彰显和澄明。
刘东峰[9]2019年在《中国新时期美学对西方美学范畴“诗意地栖居”的批判、接受及转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诗意地栖居”对于中国新时期美学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深刻的意义,一方面体现了中西美学之思想交流与对话不断深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美学不断向生活化转向的进路。中国新时期美学诸流派对“诗意地栖居”的态度大体有叁种形态:批判、接受、转化。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与朱立元的“存在实践论美学”以批评为主,认为“诗意地栖居”缺乏实践的维度;曾繁仁的“生态美学”与潘知常的“生命美学”则以接受为主,以“诗意地栖居”作为理论基础;刘悦笛的“生活美学”则把“诗意地栖居”转化为日常用语,使其被普遍使用;而这种态度之差异,既源于诠释自身的张力,又与实际生活经验的变化有关,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最后中国新时期美学对于“诗意地栖居”之接受与批评对于中国美学发展中的中西对话路径亦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 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生存论转向[J]. 卞伟伟. 才智. 2018
[2]. 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生存论转向[D]. 褚小山. 四川师范大学. 2004
[3].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转向及其当代意义[D]. 尹华健. 西南政法大学. 2008
[4]. 生存实践论：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转向[D]. 董大为. 黑龙江大学. 2007
[5]. 论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转向[J]. 郑桦, 任晴. 怀化学院学报. 2013
[6]. 论马克思人学的存在论革命[D]. 陈曙光.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2007
[7]. 马克思哲学生存论转向的反思[D]. 桑江. 辽宁大学. 2009
[8]. 当代中国马克思辩证法研究的叁大形态述评[J]. 白刚. 社会科学评论. 2006
[9]. 中国新时期美学对西方美学范畴“诗意地栖居”的批判、接受及转化[J]. 刘东峰. 艺术百家.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