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学习与印巴核威慑的稳定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稳定性论文,印巴论文,核威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威慑既是军事技术概念，也是心理-政治概念（注：【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页。）。核威慑的稳定性分析也需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从军事技术的角度来讲，威慑的双方为确保己方威慑的有效性，它们就需要不断进行高投入的技术革新，通过有计划地提高安全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从而最终达到稳定的相互威慑。战略分析家普遍认为，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才达到稳定的相互威慑。而印巴两国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也才六年多的时间，更何况它们的核力量与20世界60年代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从军事技术角度来看，印巴之间远未达到稳定的相互威慑状态。
但在稳定的核威慑如何得以维持这一问题上，约瑟夫·奈认为不应当仅从军事技术的角度寻找答案，核威慑双方政治关系的改进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注：参见Joseph S.Nye,Jr.," Nuclear learning and U.S.- 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1,3,Summer 1987,p371.）。本文的分析即是从这一前提出发，引入国际关系中的学习理论，并借助约瑟夫·奈对核学习的论述，从心理-政治的角度分析印巴核威慑的稳定性。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学习与核学习
（一）国际关系理论两大传统与学习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一个重要的理论传统是现实主义，它又分为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中，有一个与国家间政治相伴随的安全困境，这决定了各个国家必然要为权力而斗争。从这一逻辑出发，古典现实主义得出的一个著名观点是伴随强权兴衰的必然是战争。但是，在美苏对峙的核时代，这种理论无法解释美苏之间的冷和平。面对这一理论困境，新现实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进行了理论修正，强调两极体系的结构稳定性。但新现实主义的缺陷也很明显，即它过于强调体系的结构稳定性而无法解释国际政治的变化。而且，即使是稳定的两极也无法避免由于偶然事件使得威慑失败的情况发生（注：Joseph S.Nye,Jr.," Nuclear Learning and U.S.- 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1,3,Summer 1987,p372.）。
显然，对于国际关系这个复杂的领域而言，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在约瑟夫·奈看来，只有对国际体系的强制性、国内社会的性质以及主要国家的政策进行综合考察，才能较为全面地解释国际政治（注：同上。）。
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传统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认为，有一个全球社会与国家并存，且与国家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它是制约国家行为的一部分外部环境。跨国界贸易、人民之间的接触以及国际制度，导致了难以用现实主义者那种纯粹的无政府观点解释清楚的情势（注：【美】约瑟夫·奈著，张晓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这两大传统，约瑟夫·奈认为它们之间的对立被过分夸大了。他进而主张这两种理论分析方法应该互为补充。他的学习理论正是这两大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奈的学习理论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是：（1）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如何学习；（2）国家利益如何被定义以及那些定义如何变化；（3）合作能否被学习。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的学习行为看作是对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的反应，或者把国家的学习行为放到博弈理论术语中去理解。当双方得利或者未来前景表明合作的回报很多时，国家将会改变它们追求利益的战略。在这种意义上讲，合作是可以被学习的。但是现实主义不能解释国际利益本身是如何再定义的。自由主义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互动，从而对现实主义理论做了很好的补充（注：参见Joseph S.Nye,Jr.," Nuclear Learning and U.S.- 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1,3,Summer 1987,p372.）。
（二）“学习”的概念
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有关学习理论及其在外交上的应用，一直是热门话题之一（注：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页。） 。因此，在奈以前，就有不少学者对学习理论进行过探讨。其中，罗伯特·杰维斯较早探讨了过去的事件对人们的知觉产生的影响，指出“一个人从国际关系史的重大事件中学到的东西是决定他的认识的重要因素，这种认识又影响到他对所接收的信息的解读。”（注：【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这一观点为后来的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对于“学习”的理解，不同的学者则有不同的看法。罗伯特·杰维斯的理解实际上主要集中在人们对历史事件的学习。恩斯特·哈斯对“学习”的理解则突破了这一范畴，他认为在国际关系里，当“新的知识被用来重新定义国家利益的内涵时”，便发生了学习过程（注：Ernst Hass," Why Collaborate? Issue-Linkage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s," World Politics,32,April 1980,p.390,in Joseph S.Nye,Jr.' s paper," Nuclear Learning and U.S.- 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3,Summer 1987,p378.）。杰克·列维则把研究重点放在“经验学习”上，并把它定义为“对经验的观察和解释引起的信念的改变或者新的信念、技能和程序的发展”（注：10 Jack S.Levy,"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2,Spring 1994,p.283.）。约瑟夫·奈的定义相对简单：“学习是通过研究或者经验来发展知识”（注：Joseph S.Nye,Jr.,"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1,3,Summer 197,p378.）。莫德尔斯基则认为世界政治的结构就是由进化式的学习形成的（注：George Model）。
（三）“学习”的分类
综合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国际关系中“学习”的内容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行为主体对历史经验（包括杰维斯提到的“国际关系史的重大事件”）的学习；另一类则是行为体对新的信息或者知识的学习。
根据学习主体的不同，学习理论家们在“个人学习”的基础上，又发展出“组织学习”和“政府学习”的概念。罗伯特·杰维斯认为，“如果一个事件影响到一个组织团体中许多成员的知觉倾向，就可以说这是属于组织团体的学习的范畴了”（注：【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页。）。杰克·列维对“个人学习”、“组织学习”和“政府学习”的关系作了较完整的阐述。在他看来，“组织学习”同单个人的学习不同，它只是通过服务于组织中的个人、并且以将个人习得有选择地转化为组织程序完成的；“政府学习”则是把个人学习和组织学习得到的结论有选择地转化为政府的制度和决策程序。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下，政府学习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最高领导人及其最有实力的决策层既从他们的智囊团那里了解和借鉴历史，也凭借当权者个人的经历与智慧观察和分析环境；比较分散的政治体系中，各种权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使学习过程显得更加多元和有力。然而，究竟是个人的学习更重要，还是组织的学习或政府的学习更重要，要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国家和具体的问题（注：Jack S.Levy,"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2,Spring 1994,pp.287-289.）。
按目的-手段关系链中学习作用的差别，约瑟夫·奈把国际关系中的学习分为“简单学习”和“复杂学习”。“简单学习”仅用新的信息改变手段，而没有改变目的-手段链中的居于深层次的目的；“复杂学习”则是在因果关系复杂的情况下认识到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冲突，从而导致新的优先选择和新的权衡。他认为大多核行为中的变化仅仅是因变化环境改变而改变了手段，比较少的情况下才出现目标的调整以及新规则的发展（注：Joseph S.Nye,Jr.," Nuclear Learning and U.S.- 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1,3,Summer 1987,p380.）。他认为两种学习都重要，但“复杂学习”比“简单学习”具有更多的重要性。
（四）学习的作用
理论的产生总是根源于对现实的关注。国际关系学者对学习理论的兴趣主要在于研究学习对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而研究它对国家间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学习并不必须等于或者导致政策的变化。国家很可能因为外部因素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也可能是因为领导层的变化而调整某个时期的对外方针，还可能由于官僚体系或社会层面上发生的联盟改组而修正特定的政策，当然也会由于个人对于政策目标的看法、信念的变化而引起政策变化过程。所有这些变量都对政策产生作用，但只有最后一种属于“学习-政策变化”的范畴（注：Jack S.Levy,"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2,Spring 1994,pp.289-290.）。另一方面，行为主体可能从经验中学习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国内因素有可能妨碍他们用所汲取的教训改变政策。约瑟夫·奈也指出，“新信息带来的信念的变化并不一定会产生政策影响”（注：Joseph S.Nye,Jr.," Nuclear Learning and U.S.- 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1,3,Summer 1987,p379.）。
其次，“社会结构和政治权力的转移，决定着谁的学习能起作用”（注：Joseph S.Nye,Jr.," Nuclear Learning and U.S.- 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1,3,Summer 1987,p381.）。因此，人们不但要了解同代人对普通经验解释是不同的，而且也要理解公众舆论、社会团体以及政治精英中所发生的信念的转变（注：同上）。罗伯特·杰维斯特别指出领导人的代际变化会对学习的效果产生影响。
在他看来，通过代际更换，能够使政治决策层具有新的面目，新的政治决策者更愿意也更容易将新的观念、思想和学习过程引入决策过程（注：参见【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第六章。）。
再次，从过去政策中的成败中学习特别重要。过去政策的成功有助于政策的连续性，过去政策的失败会导致政策的改变。对于没能预料到的失败而言，领导人从中学习的东西更深刻，从而对以后政策制定影响更大。而且，一般说来，领导人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成功中学到的东西对政策的影响更大（注：Jack S.Levy,"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2,Spring 1994,pp.304-305.）。
最后，学习可以改变意向。国际关系中的镜像理论认为：同关系恶化的过程一样，紧张局势的缓和过程也是一个相互反应的过程。如果一方能打破恶性循环，主动表示友好并做一些让步，另一方的行为也迟早会向好的方向转变（注：【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对立双方之间存在的这种相互学习的过程有利于双方建立合作，进而对于缓和双方之间紧张的冲突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五）核学习
在两个对峙的核国家之间，约瑟夫·奈认为存在着一个“核学习”的过程，这对双方的核威慑关系有稳定作用（注：参见Joseph S.Nye,Jr.," Nuclear Learning and U.S.- 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1,3,Summer 1987.）。在《核学习与美苏安全机制》一文中，奈认为在美苏核对峙的四十多年中，有关核武器的新的信息以及美苏两国处理核问题的经验改变了两国以前的信念。并且在以下几个领域两国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从而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机制（注：Joseph S.Nye,Jr.," Nuclear Learning and U.S.- 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1,3,Summer 1987,pp.382-391.）。
第一，核武器的巨大破坏性以及不可使用性。双方都认识到核战争不仅仅会带来重大伤亡，而且它对环境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对此，美苏双方的政府在核时代都学到不少。虽然发明核武器是为了使用，但是双方关于核武器讨论最多的是它的不可使用性或者核武器只能用来威慑。在认识到美苏双方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的情况下，两国政府都强调要防止双方间的包括核战争和常规战争在内的任何战争。在美国方面，尽管没有公开宣示不使用核武器，但是许多观察家都相信美国在核武器的使用方面实际上采取的是不使用立场。在苏联方面，斯大林时代苏联还坚持认为两大阵营之间不可避免要发生战争，但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完全改变了这一立场。
第二，对核武器的指挥控制的重要性。在美苏拥有核武器数量都还比较有限的年代，双方把核武器置于各自的民政机构的控制之下。当双方的核武系统变得更多和更复杂之后，双方都设计出更精心的技术和政治方法，以用来解决控制问题以及减少意外的核战争的危险。
第三，防止核武器向更多国家扩散。在20世纪50、60年代，美苏两国都天真地认为与盟国分享核技术是有利的，并且核技术的扩散规模能够被控制，同时认为和平核技术的出口能够避免军用。但是，科技知识的发展以及美苏两国的外交经历改变了它们的态度和政策。这一学习的成果尤为显著，美苏先后建立了包括《部分禁试条约》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内的安全机制。
第四，要对双方发展军备进行控制。原先的一些幻想（如一项技术革新不会很快被对方获得等）被抛弃了。美苏两国都逐渐认识到进行正式的军备控制谈判的重要性。因此，冷战期间美苏两国进行了多次军备控制谈判，也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双边军控协议。
第五，必需的威慑力量。核威慑原则的模糊性以及不确定性阻碍了美苏双方的学习。
奈认为由于核稳定的复杂性，美苏双方都继续它们寻求威胁对方力量的尝试，从而使得第五个方面很难发展出某种机制以及进行明确的合作。但是前面四个方面核学习以及随之而来的共识确实导致了双方明确的合作，尽管这种合作还很有限。而正是这些合作促成了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间大体比较稳定的核威慑状态。
二、核学习对印巴核威慑的影响
1998年5月11日和13日，印度进行了5次核试验。作为对印度核试验的回应，巴基斯坦于5月28日也进行了5次核试验。这些核试验使南亚次大陆安全状况极具恶化，从而引起了学者们的忧虑。核试验结束后，双方致力于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发展核武器，并逐步巩固核武器的基础设施。由于印巴两国长期的敌对关系，南亚地区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在许多学者看来，在印巴两国迈过“核门槛”后，南亚地区已成为当今世界最有可能出现核威慑失败、从而导致核武器使用的地区。
在核试验结束后不久，印巴双方都出现了很多煽动性的言论，大有要把核武器投入使用之势。核试验本身在南亚引起了一场严重的核危机。但是，从南亚核危机，到后来的卡吉尔战争，再到后来的2002年危机，南亚核对峙也始终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这些冲突最终都未能演变成一场核冲突，将来这种状况也不大可能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南亚核试验后双方关系的互动中，存在着一个核学习的过程，这种学习过程有利于稳定印巴之间的核威慑关系。
在南亚核试验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印巴双方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一）核武器主要用于威慑，对核武器的使用设限。
对于核武器的用途，印巴两国政府和人民都存在着一个学习过程。印度的原子能项目开展较早，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对于印度的原子能项目在军事上的用途，仅仅有极少数人能够说得出来（注：Stephen P.Cohen,India:Emerging Power,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60.）。但几十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从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核对峙的历史经验中已经积累了很多有关核武器用途的知识。在印巴两国相继核爆后，这些知识自然成为两国政府官员以及民间学者学习的重点。印度学者拉马纳指出，如果在孟买爆炸一枚广岛级的核武器，在几个星期时间内就会导致15万到80万人死亡，在其他南亚人口密集的城市同样会造成类似悲剧（注：M.V.Ramana," Effects of a Nuclear Blast Over Bombay" ,http://www.ippnw.org/ MGS/V5N2Ramana.html.）。
正是认识到核武器的这种巨大威力，印巴两国都逐渐认识到核武器的主要用途应该是用来威慑，除非在国家的核心利益受到严重挑战的情况下才能使用。为了明示自己的政策，它们先后通过不同的方式都表示核武器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会使用。在2003年1月的一份简要的官方的核理论文件中，印度声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只有在回击对印度领土或对任何地方的印度军队所发动的核攻击时才使用”。它还指出，如果印度受到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攻击，印度有权进行核报复（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编，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SIPRI年鉴200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考虑到美国已经宣布过它将考虑用核武器对付化学生物武器的攻击，印度这么做似乎也是追随美国的先例。巴基斯坦陆军战略计划司司长卡利德·基德韦将军则指出，“如果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处在危险中，核武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使用。这种情况包括：（a）印度攻击巴基斯坦并占领它的大片领土；（b）印度毁灭了巴基斯坦武装力量的大部分；（c）印度对巴基斯坦实施经济封锁；（d）印度在巴基斯坦造成政治不稳定，或者进行大规模的内部颠覆活动。”（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编，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SIPRI年鉴200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二）需完善核武器指挥控制系统，防止意外核战争的发生。
对于核国家而言，建立核武器指挥控制系统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对核武器的政治控制，与此相关联的则是要避免意外使用或者未经授权使用的情况发生。印巴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两国的极端势力都主张利用核武器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因此，对印巴两国政府而言，对核武器的使用权进行严格控制就显得尤为迫切。1999年2月拉合尔峰会上达成的拉合尔宣言承诺，两国“将立即采取措施减少以为使用或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的风险”（注：http://www.indianembassy.org/South-Asia/Pakistan/lahoredeclaration.html ）。
巴基斯坦率先建立了由军方、政治家以及科学家组成核武器控制指挥当局，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拥有最终发言权。但实际上，巴基斯坦军队完全控制了核武器的指挥控制权，其他政治和官僚机构并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巴基斯坦的这种政治体制较容易引起人们关于巴基斯坦不会遵守核威慑规则的猜疑。但是，正如迈克尔·金兰爵士所说：“很难想象到，任何一个协调的政治社会会没有其所珍视的东西而不怕别人破坏或捣毁的。”（注：迈克尔·金兰爵士，“威慑过时了吗？”，参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编，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SIPRI年鉴200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860页。）这一点即使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个极端困难的国家仍然也是如此。
印度的政治权力比较分散，由于陆军、空军以及国防部内部的官僚争斗，使得印度的核武器指挥控制系统建立步伐落后于巴基斯坦。到2003年1月，印度政府才宣布已建立一个两个层次的机构，成为核指挥局来管理核、导武库。核指挥局由总理任主席的政治委员会和总理的国家安全顾问任主席的执行委员会执行。
（三）稳定核军备竞赛，秉承建立最低限度的有效核威慑原则。
印巴核试验之后引发的煽动性言论平息之后，两国政府认识到这么做的危险性，就开始向着军备控制和缓和迈出了第一步。如同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一样，印度和巴基斯坦也试图把核问题的辩论从裁军转到核威胁的处理上来（注：L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编，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SIPRI年鉴200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于是在1999年2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举行了拉合尔峰会。尽管拉合尔会议所带来的南亚和缓的安全气氛很快就被卡吉尔战争破坏了，但印度学者认为，这次峰会上达成的拉合尔宣言为限制南亚地区的核武器威胁和启动核裁军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基础，如果两国进入较好的外交关系时期的话（注：Mian,Z.and Ramana,M.V.," Beyond Lahore:from transparency to arms control"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Weekly,17 Apr.1999,pp.941.）。核威慑思想的形成基本上是在美苏冷战时期，其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对印巴这两个新兴的核国家而言，在学习西方核威慑细想的同时，结合本国的战略需求以及本国的实际相当重要。它们最终在这点上也达成了共识。一方面，既要强调核威慑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又要强调这种有限性是最低限度的。早在1999年8月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发表的印度核理论的报告草案中，印度就提出建立最低限度的有效核威慑，这在2003年印度政府发表的官方核理论文件中再次被重申。巴基斯坦则在1998年核试验后就一直奉行建立一支与印度核武器库相当规模核力量的核政策，强调不惜代价保持最低限度的有效威慑力。拉马纳和齐亚·米安指出，虽然都在致力于发展各自的核力量，印巴两国的核武库在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目前水平（注：参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编，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SIPRI年鉴200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五节。）。
三、结论
自1998年印巴两国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后，印巴两国经过六年多时间的核学习，逐步达成了一些共识，并使得两国之间在核安全问题上有了一些初步的合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巴核威慑的稳定性。
但是，印巴核威慑总体上仍处于不稳定状态，除了技术上的因素外，乃在于印巴两国在核学习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这主要表现在1999年的卡吉尔战争和2000年危机中两国频繁使用核威胁的言论，以及它们所采取的核边缘政策。这和印巴两国尚处在核学习进程的初步阶段是相关的。实际上，美苏两国之间的核学习进程历时40多年，它们之间因核学习建立起来的不同程度的合作机制也是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所以印巴核学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随着核学习进程的不断深入，印巴之间的核威慑关系将会趋于稳定。
印巴两国在学习过程中的代际转换值得期待。一方面新一代的领导人更容易转换他们的思维，在双边关系中因此有可能采取更加合作的立场，而一方的主动合作又会改变另一方的敌对意向，从而使得印巴关系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中；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公众之间随着了解的增多，也就更能理解政府的政策，从而减少印巴和解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