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盼遂学术渊源考
方 麟
(北京教育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120)
摘 要： 刘盼遂幼年即耽嗜古典，其后追慕黄侃入山西大学，得窥文字音韵学堂奥。1925年，刘盼遂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国学院的第一届学生。1928年始，刘盼遂正式开始他的执教生涯；1949年以后，刘盼遂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直至1966年辞世。刘盼遂其人其学，综合了章黄之音韵训诂与王国维之文字学两派之长，所以能不拘门户，别开生面。其本性质朴，不因人热，恬于荣利，甘于恬退，勤于著述。其学问根柢，远绍段王，近取章黄；其问题意识，踵武观堂，发扬陈梁；其治学态度上，多闻阙疑，著述为常。
关键词： 刘盼遂；学术渊源；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
刘盼遂，原名刘铭志，字盻遂。因常人易将“盻”误为“盼”，刘于是改为“盼遂”，后遂以字行。刘盼遂1896年生于河南淮滨县刘套楼村，此地属息县，故刘盼遂著作常自称“息县刘盼遂”。他幼年即耽嗜古典，自言：“幼禀庭训，畜情篇翰。诗赋杂文，觕见义类。《楚辞》萧《选》，略上于口。益以性能强记，尤怜恢憰。”[1]714《上秦宥衡先生书》1917年，21岁的刘盼遂考入河南省立第二中学。中学毕业后，他因为追慕黄侃，于1921年至太原，考入山西大学，由此得窥文字音韵学堂奥。1925年，刘盼遂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国学院的第一届学生。间断从事三年学习研究后，1928年始，刘盼遂正式开始他的执教生涯，先后在河南中州大学、清华大学国学院、河南大学任教，讲授“说文”“尔雅”“文字学”等课程。1949年以后，刘盼遂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直至1966年辞世。在北师大中文系，刘盼遂号称“活字典”。1956年9月，刘盼遂被高等教育部评为二级教授。所带弟子多人，著名的有古典文学家聂石樵、邓魁英等人。
刘盼遂好静，不因人热，恬于荣利，甘于恬退，惮于聚会；性质朴，不事华藻，生活以自苦为极，然喜购书，所有积蓄均寓之于书；又治学勤奋，鸡鸣即起，诵读不辍，不轻事著述。如此诸般关于刘盼遂的学术品行，在谢国桢的《记清华四同学》中多有所记。[2]
又有吴其昌《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剪影》之回忆，重在刘盼遂的学术次第，分梳如下。第一，刘盼遂的学问当归诸乾嘉汉学，因其从黄侃受音韵学，又专攻章太炎学说，有了章黄的功底，刘乃溯源上探段玉裁、戴震、江永、顾炎武，正好是逆流而上的顺序。第二，刘盼遂入清华国学院，从王国维受甲骨学，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故能正许慎《说文解字》之误。第三，刘盼遂于小学之外，复专精校勘学，直追清人顾广圻。第四，刘盼遂父亲笃守程朱理学，盼遂幼承庭训，于孝亲敬长方面尤重。第五，刘盼遂在山西大学的老师江瀚，以及乡贤秦树声，二人作为刘盼遂的师友，刘皆能受其学。[3]
因此，可以说刘盼遂的学问根柢，是远绍段王，近取章黄；其问题意识，则是踵武观堂，发扬陈梁。以下分别论之。
一、学问根柢：远绍段王，近取章黄
(一)学问根柢，于段王浸淫甚深
学问根柢上，刘盼遂早年专治小学，于段玉裁与王念孙二家，受益最深。
刘盼遂著有《段玉裁先生年谱》(附《先生著述考略》)、《王石渠先生年谱》(附王引之年谱)、《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算是向段王之学致敬。段王二家，更重王氏。在《王石渠先生年谱》后面，刘盼遂特地辑出《高邮王氏治学切要语》。既是王氏父子治学的夫子自道，也是刘盼遂念念不忘的切要语录。
王国维1926年演讲《宋代之金石学》，后收入《静庵文集续编》，谈到：“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其于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4]王国维甚至认为：“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1934年7月，刘盼遂著有《中国金石之厄运》，发表于《清华学报》第9卷第3期。该文记历代金石被毁之厄运，堪称一部痛史。
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明。[1]364《说文解字读叙》
大氐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1]365《广雅释训疏证》
因段王之故，刘盼遂在学术上很自然地亲近章太炎、黄侃、吴承仕等人，即所谓章黄之学。
录王引之之说，如：
夫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甚相远，故名字相沿不必皆其本字。其所假借，今韵复多异音。[1]367《春秋名字解诂序》
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揆厥所由，实同条贯。[1]368《经籍纂诂序语》
上举王氏父子治学切要语，都是强调训诂本之声音，尤重声训的方法。这也可以看作理解刘盼遂治学的一把钥匙。
年谱之外，刘盼遂根据各书序跋，以及段玉裁致王念孙、刘端临、臧在东等人的书信，网罗得文约40篇，书札约40篇，辑为《经韵楼集外文》二卷。刘盼遂认为，欲明段玉裁的人生出处和治学路径，“尤以书札之中，凡先生之家常身世，米盐凌杂，疾苦之增损，著书之程序，胥在焉。”[1]409-410
刘盼遂还考证了王念孙治《广雅》的经历。王念孙33岁以后四年，独居于家祠旁边湖滨精舍，以著述为事，穷搜冥讨，谢绝人事。罗振玉曾经获得王念孙书稿数箱，内有《诗经楚辞》《群经韵谱》等80册，此外尚有《群经字类》《六书正俗》《说文考正读》《说文札记》《方言校正》等书。这些书稿，相当于王念孙为《广雅疏证》做的资料长编，成为他以后籀读经义考订小学的利器。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王念孙44岁，这年八月，王念孙开始撰述《广雅疏证》，希望用十年写完。刘盼遂谈到，《广雅》一书，远不如《尔雅》《说文解字》《方言》精湛。他认为王念孙之疏《广雅》，如刘备之帝巴蜀，因为中原已经没有用武之地，只好不辞险阻，不避途远，终于开辟出一代基业。与那些在平原康衢上驰骋的人相比较，成功之难易，相距遥远。乾隆六十年乙卯，王念孙52岁，《广雅疏证》历时七年半，终于成书。刘盼遂认为该书是王念孙精心结撰之作，最为精致。像《经义述闻》《读书杂志》，只是读书“随时疏记，非有程限，随录日札之流，非其比也”，不如《广雅疏证》体大思精。
2.3.2 个人药物记录 （personal medication record，PMR）PMR是对患者所用药物 （与COPD相关或无关的处方药、非处方药、草药及膳食补充剂等）的综合记录。推荐使用电子记录，但不论是手写或电子文档，该表格都需要在患者易于理解的水平上完成。
(二)治学之道，遵章黄、吴承仕之法
其次，政府要加强农村养老事业的职能建设，在农业养老保险具体制度建设、农村产品及公共服务、财政税费等方面充分发挥公共职能。
比如章太炎著有《文始》，乃探索汉语语源学之作，继承并发展了清代乾嘉学者以声音通训诂的传统。是书以声音为纲，用声音把意义系联起来，以推求汉字、汉语变易孳乳的来龙去脉。针对“声之为用大也”的特点，刘盼遂在《说文声谱自序》中评论道：“有之，自王怀祖、章太炎始也。王氏作《释大》，章氏作《文始》，皆衍以双声，眇契其微。惟是王氏仅格于训大之字，且止于喉牙八母，非能成书。《文始》之作，本以推迹声变，而又以韵部二十三自疐跋，立次旁转隔越转诸名色，往往难于自遂。又于声之不相通者，创为七音互为发舒逎敛之说，寖使七音田亢畷，漫其畺界。是皆所谓闓发头角而弗迵达者乎？于双声之全体大用犹未足以尽见也。”[1]543刘盼遂指出，章氏分古韵23部，立旁转、次旁转、对转、次对转，往往难以自洽。虽然，太炎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焉。
章太炎的《文始》，以转注假借理论贯穿全书，论字之孳乳变易。义自音衍为孳乳，盖声通而形义小变；音义相雠为变易，盖形异而声义俱通。刘盼遂在《六书转注甄微》中这样说道：“研小学者如积薪，后来者居上，非其知优越也，用也弘则其取也精矣。六书之中有转注，许君定其义曰：‘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治六书者数百千家，精者亦数十种。(洪亮吉著《六书转注录》、曹仁虎著《转注古义考》几搜聚数十家之说)而要以戴氏东原、章氏太炎为之甲。惟戴氏以互训为转注，章氏驳之覈矣。(详《转注假借说》)章氏则曰：‘字者孳乳而寖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收转，叠均相迤，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1]534刘盼遂认为太炎之说，堪称卓越今古。对于黄侃的学问，刘盼遂也多所称道。刘盼遂有《上黄季刚师论<说文>重文书》,评论黄侃讲《说文》形声字，“树形声字声皆有义，及声有正假二义，凑入单微，确不可拔。时吴规齐先生在坐，以为足发史皇之覆，非阿好也。”[1]532在给黄侃的信中，刘盼遂谈到自己著有《说文重文疏》三卷，分为《重形》《重义》《重声》三篇，其“重声之说，则谓取重文之声与篆文之声两相斠量，可以断某声之为正为假，其百思而不能解者，亦必篆文与重文之声皆属假借，而正字俄空焉耳，非其本无正字也。《说文》断无无缘而得声者。”[1]532肯定了《说文》中重文之重声，为假借的根本。
刘盼遂又著有《黄氏古音二十八部商兑》，对于黄侃的古音28部之说，希冀有所匡正。刘盼遂认为：东冬不宜各部，宜并东于冬；屋沃不宜各部，宜并屋于沃；歌戈寒桓曷末三组皆宜合并，单称曰歌曰寒曰末；泰为古本音，宜提升为部首，与末韵同居，以率去入韵祭夬废三韵；谈盔皆为古本音，宜取出与覃合同居。在黄侃及前人诸家的基础上，刘盼遂提出了古音26部配合表。
刘盼遂经常引用吴承仕的《经籍旧音辩证》。刘在其《六朝唐代反语考》中说：“吴检斋先生《经籍旧音叙录云》：‘沿及六朝，反语益众，顾炎武《音论》所录不下十数事，俞正燮《反切证义》所举尤夥。或由声音节族，眇合自然；或由颠倒音辞，用资谈谴。虽与反语相应，究非比况作音。’今按顾、俞甄录约得二十事，本篇所采不啻倍之。吴先生搜罗经籍旧音，自不须此种资料。然其谓声音节族，眇然自然，则六朝、唐之反语故事，实足当之无愧。惟此类率出于民间妇孺佣保之口，而能体文声势，咸合于孙叔然、陆法言规律之中，此固音韵学中一大有趣问题也。”[1]561则是认为六朝、唐之反语故事，符合吴承仕所说的“声音节族，眇合自然”；要之，可以作为经籍旧音的补充。
二、问题意识：踵武观堂，发扬陈梁
(一)治经尊本王国维
刘盼遂在清华国学院期间，主要师从王国维，所以在学问上受观堂的影响最深。
现在来杀秀容川的，已是绝顶高手了。他们都不是秀容川的对手。最近来的一个刺客，和秀容川不打不成交，反成了朋友。刺客是画家，他对秀容川说：“我听说了，将有一个最厉害的人来杀你，这个人，就是你我联手都不是他对手。明早你来我家，我告诉你他是谁。”
1.2.2 课前准备 对照组：由教师在上课前将患者的诊断告知护生，通过查阅资料、阅读相关疾病的知识点。教师根据教学大纲要求设计问题，并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 8～10 人，选定组长，布置学习内容和问题。
王国维的讲学，刘盼遂有专门的记录，如《说文师说》《观堂学书记》《观堂学礼记》等。其《说文师说》曰：
乙丑、丙寅之际，海宁王静安师在清华研究院宣讲许书。盼遂时怀铅侍侧，每遇奥论，辄札存简端，殆不下数百千事。恒置行箧，籍供玩索。惜累年梗泛南北，散佚过半。爰亟加书录，公之当世。虽断璧零珪，固自精光夺目，令人失色辟易矣。其盼遂偶触一得之愚，亦取而附入。盖犹夫叔师《楚辞章句》之意尔。[1]320
这里说的乙丑、丙寅之际，指的是清华研究院初创时的1925—1926年，当时王国维开设了研读《说文解字》的课程，刘盼遂笔记甚夥，可惜散佚过半。虽然只是片言只语，却自有其宝贵价值，为我们留下了王国维在国学院讲学的第一手资料。将这些资料与王国维自己的学术研究相对照，能看出其思想的变化历程与潜在的研究课题。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刘盼遂编订《观堂学礼记》，既是为了弘扬师说，也是藉以悼念本师。序中谈到，王国维于经部特别擅长《尚书》与三礼。1925—1926年，王国维给国学院弟子讲授的是《尚书》28篇，可谓精义迭出，恢弘廓大，甄别精微。尤其是王国维的阙疑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力避向壁虚构的凿空积习，即使是马融、郑玄、江永、段玉裁诸大家，也不能做到，堪称鸿宝。1927年春天，王国维又讲授《礼经》17篇，孰料刚讲到《士丧礼》下篇，适逢暑假，而后王国维遽尔自沉，以致此讲义不能完璧，岂不痛哉！由此不难看出刘盼遂对王国维的敬重与爱戴之情。
在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方面，刘盼遂往往对王国维亦步亦趋，踵武乃师。他在《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中辑有王念孙撰《说文谐声谱》存目，下按语道：“先师静安先生专即《谐声谱》，补十九表谐声之字，成《补高邮王氏说文谐声谱》一卷，刻入《王忠慤公遗书第二集》。”[1]392刘盼遂自己也著有《说文声谱自序》。
试验数据用EXCEL 2007和DPS 7.05软件进行处理分析。结果以平均数±SE表示，并用平均数进行显著性检验(LSD法)。
在《古小学辑佚表》中，刘盼遂辑有孙偭《唐韵》存目，下按语道：“王静安师辑《唐韵佚文》一卷。盼遂别辑《叙目》一卷。蒋氏黼印传世吴采鸾写本人《国粹丛书》。敦煌出土唐刊本《唐韵》，藏巴黎图书馆，盼遂有影印本。”[1]480此外，刘盼遂尚有《跋唐人写韵书二残笺》，在其《广韵叙录校笺》中，他特别强调：“右《唐韵》部目表者，盼遂据王静安师《唐时韵书部大先后表》比葺而成也。”[1]579
王国维1917年撰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1925年有《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古史新证》讲义，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其二重证据法从运用到形诸理论。刘盼遂著有《甲骨文中殷商庙制徵》，说道：“玩上三条，皆以‘元示’，‘大示’号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此静安师所发明，亦因以见甲、乙、丙、丁之名，与示壬、示癸之名有会通也。即元示、大示之始诸上甲，不更可证成殷庙之自上甲始乎？”[1]630在文末，刘盼遂补充道：“然郑君大儒，言之凿凿。意者，殷人庙敷，虽未能如郑君之齐一，然亦不必全无依据。予因披拣甲骨，学可徵论者如此。殷人徧祀先王先公，而谓之为六庙者，成汤开国，祀先公六代，后世因而不革。六庙之说，由此而立，揆之情理，当如是也。文成后谨质之静安师，师谓：‘就名号考殷制，亦可存一说。’并正其讹谬数处。退而再为厘正，质诸当代之治古礼者。”[1]631刘盼遂的续考，就名号考殷制，发挥了乃师研究的余绪，可备一说。
同一年，王国维作《殷周制度论》，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变革，表面上看，不过是一姓一家的兴亡与都城的转移；内里来看，则是旧制度废弃而新制度兴起，旧文化废弃而新文化兴起。刘盼遂复著有《由周迄清父子之伦未全确定论》，说道：
（3）含量测定：根据“2.3.1（1）”项色谱条件，样品中乌头碱和脱氧乌头碱分别为6.484 8、0.268 5 mg/g（n＝3）。乌头碱和脱氧乌头碱随着炮制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10所示。
僖公者闵公之兄，同系庄公之子。而即位后闵公，亦即闵公之子矣。迨僖公子文公即位，跻僖公主于闵公之上，故当世君子群以文公为先祢后祖而加讥焉。祢者僖公，祖者闵公，则闵、僖父子之分定矣。本师王静安先生著《殷周制度论》论此事曰：“夫僖本闵兄，而《传》乃以闵为祖，僖为祢，是僖公以兄为弟闵公后，即为闵公子也。”此谕可谓得其悬解，要言不烦。若杜预、范宁、孔颖达、徐彦、杨士勋诸人，皆未能见垣一方，囿于故常，而眯夫真解者也。今不再駮。[1]633
王婆以为又是假装搜查到村中捉女人，于是她不想到什么恶劣的事情上去，安然地睡了！赵三那老头子也非常老了！他回来没有惊动谁也睡了！
也是在发挥师说。
录王念孙之说，如：
游客行为具有示范性，一旦有游客开始了某种不文明行为，那么其他游客将会基于从众心理而产生模仿，因此，要从不文明行为刚刚出现之时就采取措施制止，在此情况下，惩罚机制非常重要，也就是给不文明行为的发生赋予某种代价，并将出现某些行为的游客列入“不受欢迎游客”黑名单，也可采取在充分告知基础上的罚款制度，此类管理行为对于多数景区而言，都是具有必要性的，游客行为良好习惯的养成，需要借助于一些惩罚性措施，以对治某些漠视规则的行为，此类惩罚事件一旦传播出去，必将对其他游客有启示和约束作用。
对于王国维的学术思想，刘盼遂也注意阐发。在《百鹤楼读书札记》中，刘盼遂记录道： “王先生云：‘周金器所载人名，多不见重要人物，且琐碎不成系统。’盼遂按：先生《集林·补编》有《答人问金文书》，持谕亦与此符，知先生之于金文，特引以为补助经籍之资耳。若今之学士，动据不可识之辞，以改易古书，殆失王先生之旨矣。”[1]340这是评价乃师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用地下之文物来印证补助经籍，而不是怀疑窜改古书。刘盼遂的这个见地，特别值得表彰。
(二)研史师从陈寅恪
刘盼遂撰有《梁任公先生传》，谈到梁启超的学问，以佛理、史料、儒家、道术、诸子、哲学为多，在文末刘盼遂评论道：
陈寅恪讲授清华，适课唐史，针对近人讨论的李唐氏族问题，著有《李唐氏族之推测》，是一篇探讨李唐李氏族源、血统的研究性论文。1930年、1931年、1934年，刘盼遂分别著有《李唐为蕃姓考》(一)(二)(三)，对陈寅恪说继有发挥。如在《李唐为蕃姓考》(一)中，刘盼遂举唐释彦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下例，认为“此事实足唐为氏蕃姓之铁证，赖存于释氏书中，得未遭摧烧耳。陈师寅恪所云。”[1]648在《李唐为蕃姓考》(二)中，又说：“盼遂既草讫此文，呈正于陈寅恪师。师云：据以上所列十证，均极精凿。则唐代之李，出自代北鲜卑族之拓跋达阇，已成定谳。且太宗之母窦氏，故为宇文周襄阳公主之女，是由血族上论之，李世民之为番族，已居四分之三。倘再进考得窦姓之出蕃族，则益为完善矣。盼遂因检窦氏种姓之所由，而得魏收、宋祁两家之说如次。”[1]656在《李唐为蕃姓考》(三)中，自序道：“民国庚午岁，予曾著《李唐为蕃姓考》，列证七事，及《续考》列证三事，刊载于《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四期、第二卷一期。次年秋，第二期出，有王桐龄先生《杨隋李唐先世系统考》一文，凡列八证。予于壬申春，作一文名《评女师大学术季刊二卷二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二百二十八期。实因王先生论文于此中症结有所未莹故耳。其年秋，陈寅恪师复刊所新著之《李唐氏族之推测》一文于清华大学，识精力果，于是李唐之非汉族，遽成定论。数年来，予因讲贯之余，复搜得资料数事，爰作兹篇。期以完成此间题之结果云尔。”[1]658该文的附录中，刘盼遂引用了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的结论，评论道：“盼遂谨据陈师推论知，李唐于称帝之前，渐渍鲜卑俗者綦深。纵非其嫡裔，亦自归化之极，至于乱真。故唐、宋人士于唐室渊源，动致疑问。如盼遂文中所胪十余事，率皆唐、宋以来直接材料，而以蕃族目天可汗者。经陈师此番诘难，则李唐氏族之来源，殆已论定。盼遂此文或命名为《唐宋人眼中李唐为番姓考》，亦未始不可也。”[1]664刘盼遂的这三篇论文，无论是选题还是研究，可以说都深深打上了陈寅恪的烙印，称之为陈说的辅翼，未始不可也。
(三)子学研究追随梁启超
首先，刘盼遂受梁启超的影响，表现在诸子学研究方面。随着近代诸子学的兴起，梁启超的诸子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倾向和浓厚的西学色彩。他的诸子学著作有：《子墨子学说》《管子评传》《老子哲学》《墨经校释》《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等，涵盖儒、道、墨、法诸方面。刘盼遂在《梁启超汉志诸子略各书存佚真伪表跋》中，这样写道：“自西学东来，治周秦诸子者，殆如蠭起云涌矣。然研治古子之难关，首在辨真伪，而真又往往被窜乱附益；学士于此，苟不能抉择，难免冥行擿埴，如涂涂附；益离其真，重可閔叹！吾师任公先生忧之，爰著《先秦诸子考》，得十一篇，曰《先秦诸子年表》，曰《庄子天下篇释义》，曰《荀子评诸子语汇释》，曰《韩非子显学篇释义》，曰《尸子广泽篇吕氏春秋不二篇合释》，曰《淮南子要略书后》，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后》，曰《史记中所述诸子书最录考释》，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曰《汉志诸子略各书存佚真伪表》，曰《附考诸子略以外之现存子书》。傃支别以观其通，总纲纽以求其异，统
大类，釐定一书，然后诸子之学，本原昭然，庶燕石不冒于华嚣，渥洼弗服于陇阪，得失真伪，各即其识，无相夺伦，诚治诸子之津逮，勘古籍之斤柯也。今先生特将书中《汉志诸子略各书存佚真伪表》一篇载之本刊，以昭学人，当亦世之好诸子书者有所乐于是欤？丙寅四月息县刘盼遂记。”[5]这篇跋写于1926年，首先指出晚近诸子学的兴起局面，然后谈到治子学之难在于辨别真伪。接着高度评价了梁启超的《先秦诸子考》，认为可以揭示诸子的本原，是治诸子学的桥梁和准绳。
受老师影响，刘盼遂的诸子学研究有：《庄子天下篇校释》《论衡校笺》《论衡注要删》《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世说新语校笺》《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颜氏家训校笺》《颜氏家训校笺补证》《荀子正名篇札记》。在其《庄子天下篇校释》“以调海内请欲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条，刘盼遂下按语道：“任公师据墨子请情通用，证请欲皆当读若情欲。盼遂谨按：师说极精。《荀子·正论》：‘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为多。”’下文亦屡言情欲，即此文之情欲也。王石渠《读荀子》乃谓‘人之情’连读，‘欲寡’连读，是谓‘欲’为动字，将何以解宋子有见于欲之说邪？得《庄子》‘请欲’连文之说，益证王说之非矣。”[1]20直引梁启超师说，评价极高。
其次，刘盼遂接受梁启超的影响，还表现在方志学方面。浙江龙游人余绍宋修有《龙游县志》，这是民国时期浙江省四部优秀地方志之一。余绍宋是梁启超的老部下、老朋友，梁启超欣然为之作序，并比较了章学诚和余绍宋修志的异同，罗列了余绍宋“主从分明”“创立都图表”等十大长处。梁启超进而认为：“无实斋则不能有越园，吾信之，越园宜亦伏焉。然有实斋不可无越园，吾信之，实斋有知，当亦颔首于地下也。”[6]他将章学诚和余绍宋相提并论，认为余绍宋不但继承了章学诚的修志精神，更发挥了章学诚的修志精神。在梁启超看来，方志非小道：“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藉。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于兹系焉。”[6]方志，关系到民生荣枯，国家兴替，兹事体大。在序的结尾，梁启超还提出展望：“其毋使《龙游县志》为我国方志学中独传之作也。”
这篇序写于1925年11月18日，梁启超当时住在清华学校北院赁庐。其时，刘盼遂正负笈清华。刘盼遂此后，编有《长葛县志》《太康县志》《汲县新志》。其《长葛县志》体例，即参照余绍宋的《龙游县志》，有因有革，加以变通。刘盼遂对于方志学的重视，应该与梁启超的提倡有关。
在清华国学院，刘盼遂还受到陈寅恪的影响。其《百鹤楼读书札记》中，有这样一条涉及陈寅恪。刘盼遂说自己读史，最怕五代以降，因为辽、金、元时代的人名，既难以上口和记忆，又有前后同名的人物容易混淆。加上乾隆四十六年，又根据索伦语改《辽史》的国语，据满洲语改《金史》的国语，据蒙古语改《元史》的国语，逐渐波及《五代史》和《宋史》，“纷更烦扰，新旧间出。记旧名者，必兼新名，而后可读官书。记新译者，必兼旧名，而后可读原本。眩瞀苍黄，令读者加苦，不翅倍蓰矣。”[1]339刘盼遂想起在清华园读书时，听陈寅恪师说过：“佛典通以六朝为旧译，唐为新译，往往至于五译六译焉。大概依印度之学说变迁，与字音转换而重译，后人以是诋前人为讹误，实则前人自有其依据，特后人别有所蔽，宁可非邪？”[1]340王国维也有类似的说法：“康熙时所定东三省地图，皆载当时之音，与古书音合，至近时满蒙地图，皆依今音改译，与古书乖违矣。因知翻译有时代性，中国文字有古音今音之别，讵异域而无之乎？清初修辽、金、元国语解，尽改三史之人名地名物名官名，并及当时之私家撰著，甚无谓也。”[1]340陈寅恪精于满蒙文字，对王国维说深以为然。这条札记讨论了翻译的时代性问题，有助于我们从“历时”的角度看待历史。
息县弟子刘盼遂曰：丙寅新正，与同门吴其昌诣北苑，为先生贺岁，入见先生独据案高吟，墙内洒如也。予因叹年事德业如先生，于学问似可小愒，而乃闭户精诵，自强不息。吾侪少年，乃日颓放靡漫，若无可消遣者，何哉？每侍坐时，教以著述事功，动期效于数十年外，其意若定有一二百岁寿者，从不见有诧傺怅惘之色，唶叹匆衮之音。盖先生从事孔、老、孟、荀、阳明、白沙之学终其身，涵养深，挟持大，愿力弘，以苍生为己任，以斯文为己任，孳孳焉惟为日之不足，又何暇忧老至愁日永哉？先生少年有别号曰：少年中国之少年。呜呼！此即先生之自谥欤？吾侪少年，应如何闻风而兴起孟晋者哉！[1]437
任公之风范，从学生口里娓娓道来，怎不令人动容。
三、治学态度：多闻阙疑，著述为常
在治学态度上，刘盼遂首先是能做到多闻阙疑。
王先生云：“《尔雅》与杨子《方言》中字义，多有不能得其解者，世人必欲字字通之，妄也。”又忆黄季刚先生尝引翟氏《尔雅补郭》，以为嬉笑，云：“景纯所不知而强求通之，真所谓不自量。”是王、黄两先生意见亦相近。[1]341
独立学院的大学英语教学尚为年轻，有很多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有很多教学方法有待尝试。作为一名独立学院的英语教师，要敢于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的束缚，创造性地构建新颖的、符合独立学院学生特点的英语课堂教学模式。任务型教学法是值得推崇的语言教学的有效途径，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和综合技能。但是，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教师应根据学生的特点和教学的实际情况，进行适时的调整和取舍，最大限度地发挥任务型教学法的积极作用，以期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其《百鹤楼读书札记》曰：
可以看出，刘盼遂的两位老师——王国维和黄侃，都认为经籍中有些事无法弄懂，不必强求通之。统计《观堂学书记》，刘盼遂总共有15次笔录：“师云：不解。”这些都可以看作刘盼遂阙疑精神的来源。在《说文汉语疏》中，刘盼遂说：“学者不能阙疑，往往求通其所不可通，其殆也宜矣。”
据调查发现，乡村女教师在教育目的、学生、课程、教师角色四个维度的信念得分均略高于乡村男教师，而男教师在教学信念方面的得分略高于女教师。从整体来看，男女教师的教育信念在五个维度上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说明其没有性别差异。
在《王石渠先生年谱》附录《高邮王氏治学切要语》中，刘盼遂特地辑出以下诸条，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的鞭策：
自顾平生读书最乐。(行状)[1]363
对应用井的钻井液环保性能的测试结果见表12。从表12可看出，两口井石油类质量分数均小于0.4%，生物毒性优于一级标准。
人生各有所乐兮，吾独著述以为常。(行状)[1]363
农业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离不开土地的支持，因此土地改革情况和我国农业的发展水平有直接联系。对农户承包权进行充分巩固，真正将集体所有权落到实处，促进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离，可以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农业的不断进步，在此过程中土地确权是其根本所在。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在对农村土地改革进行不断深化的同时，与农户的切身利益和农业的发展情况有直接关系，对于民生工作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夫文章者，学问之发端也。若草木然，培其根而枝叶茂焉。(陈观楼先生《文集序》)[1]366
常患学者成书之易。今则又患成书之难。盖精力日就衰颓，撰述不可不早就也。(与刘端临第四书)[1]366
刘盼遂还有一封信值得注意，从中也可以略窥其学术思想。即《上秦宥衡先生书》，其中他这样写道：
至于执事又云，治国学者亦须走泰西，因其风俗政教，非简牍所能宣究，必待于目 而后可云云。则盼遂所期期未敢尽信。夫国与天地，必有与立。因其风物，树之教化。各适其所，未能必同。中夏立国，秣四千年。道术之在经史者无论矣。即周秦之诸子，两汉之文章，六朝隋唐之经疏，宋元以降之义理词曲，皆物声绝俗，别具精彩，钻仰莫名。今之鲰夫惘彼戎兵之强，机械之巧，遂谓文学亦必除旧而新是图，舍己而人是芸，不惜裂冠毁冕洗髓伐毛以赴之。弃章甫而文身，替仓籀以佉卢。惊奇怪诞而不斟其是非，果如何而可邪！执事斯言殆有所感激而发，非诚主之也。惟以执事名德，言应千里。大则关天下之风会，小亦系一己之闻望。盼遂谬托柹栿之末，不敢以姑息为爱。故用贡其朱愚，冀垂鉴焉。[715]
试验结果(表2)表明，各处理组合对粗糠树根长的影响差异很大，其中采后处理对粗糠树根长的影响显著(FA=20.61>F0.05(2，2)=19.0)，播种方式、播种时间对粗糠树根长的影响不显著(FC=11.81、FB=7.06，均小于F0.05(2，2)=19.0)。各因素对粗糠树根长影响的顺序依次为：采后处理>播种方式>播种时间。混沙沤制的种子，2月15日在温棚播种(处理6)的根长最大，为63.21 cm。结合多重比较(表3)根长最大的是在温棚苗床用剥除果皮于12月15日播种。
秦宥衡提出，治国学也需要走出去，去泰西游历一番，因为国外的风俗政教，并不是纸上的文献所能全部表达的，必须有待于目验才行。刘盼遂却认为此语不可尽信。国家风俗，各有不同；文明政教，各有路径。正不必求同，存异可也。周秦诸子，两汉文章，隋唐经疏，宋元义理词曲，都各具异彩。当今学者往往摄于西方的船坚炮利，机械之巧，认为文学也要除旧布新，舍己从人。简而言之，刘盼遂秉持的是文化相对论观点，即不同文明有不同文明的特点，不必强求一致。
总而言之，刘盼遂其人其学，实际上综合了章黄之音韵训诂与王国维之文字学两派之长，所以能不拘门户，别开生面。其本性质朴，不因人热，恬于荣利，甘于恬退，勤于著述。其学问根柢，远绍段王，近取章黄；其问题意识，踵武观堂，发扬陈梁；其治学态度上，多闻阙疑，著述为常。其治学门径，举凡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金石、经学、史学、文学，靡不赅涉，皆能承继绝学，光大发扬，发凡起例，后出转精。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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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庚奇.修志文献选辑[M]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83.
A Study of Liu Pansui ’s Academic Origin
FANG 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120,China )
Abstract : Liu Pansui was addicted to classics when he was young. Later, he entered Shanxi University because he worshiped Huang Kan, and had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quintessence of phonology. In 1925, Liu Pansui won the first place to be admitted to Tsinghua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nd became one of its first students. In 1928, Liu Pansui officially began his teaching career. Liu Pansui had taught in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ince 1949, and died in 1966. Liu Pansui has combined the phonology and exegetics of Zhang Taiyan and Huang Kan school with the philology of Wang Guowei school, so the research he has done is original because it is not bound to one school. Liu Pansui is simple in nature, indifferent to fame and wealth, and diligent in writing. His learning roots in Duan Yucai and Wang Niansun’s, absorbs the essence of Zhang Taiyan and Huang Kan’s; his problem consciousness is the inheritance of Wang Guowei’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en Yinque and Liang Qichao; his academic attitude is rigorous, he sticks to being well-informed and suspending judgement on things in doubt, and writing is a part of his life.
Key words : Liu Pansui; academic origin; phonology; exegetics; philology
收稿日期： 2018-10-21
作者简介： 方 麟(1973—)，男，江西南昌人，北京教育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典文献、传统文化教育、文本解读、教育戏剧、语文教学研究。E-mail：fanglin999@sina.com
DOI :10.16398/j.cnki.jbjieissn1008-228x.2019.04.009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28X( 2019) 04-0055-07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