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变法成败谈
◎路向军
中国历朝历代，其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和文化习俗，都是处于不断的变化改革中，大的变法改革就有子产变法、商鞅变法、王莽新政、永贞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戊戌变法等，其经验教训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变法的时机
商鞅变法时秦国长期内乱，兵弱主卑、贫穷落后，渴望变法图强。王莽新政，更处于西汉末期政治“有七亡而无一得”、人民境况“有七死而无一生”、朝野上下都渴望变革的大好时机。这种情况的变法改革宏观上都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对时机的把握，是决定变革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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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的时机而论，最为超前的是春秋时郑国子产改革，之所以取得了罕有的成功，就在于他能把握时机、创造改革环境。子产执政之初（公元前543年），先进行作为国家基石的田地制度的整顿，改变土地不均的状况；待田制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得到国民拥护后，执政的第五年进行军事制度的改革；待军制改革增强了国防力量，执政的第七年再进行法制改革，“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在法制史和社会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王夕闻等[12]则更进一步提出，最终导致碑学在清代完成了占据书法主流派地位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以内部条件论，帖学自身的衰落为碑学的兴盛提供了历史机遇；在外部条件上，兴于清代的乾嘉学派带来了金石学的兴盛，而金石学不仅大大开拓了碑学家们的艺术视野，也为碑学的发展在文字基础上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另外，民族的怀旧情绪与审美的逆反心理及平民意识的觉醒，又汇成一股强大的暗流，对碑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变法的政治权力基础
刘振伟：我提一个问题。最近人大农委到五个省就小型农田水利管护情况进行调研。在调研中一些地方反映，现在一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存在产权不清晰、管护主体不落实、没有管护渠道的问题，也有一些地方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2011年中央1号文件对深化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明确所有权、使用权，建立起良好的管护机制。请水利部介绍一下改革的思路和主要的措施，怎样才能建立起既能促进建设，又能管好、用好的小型水利工程建设运行机制？谢谢！
与这两次改革不同，缺乏政治权力基础，特别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永贞改革、庆历新政、戊戌变法等改革的致命缺陷。永贞改革和戊戌变法有不少共同之处。第一，前者依靠的是一个在位只有几个月、还重病在身口不能言的皇帝唐顺宗；后者依靠的是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第二，改革集团都是一群地位不高的新人，前者的核心人物王叔文是翰林学士，王伾是翰林待诏，柳宗元、刘禹锡是员外郎，有笔无剑，主持改革被讽为“秘书干政”；后者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是个无权觐见皇帝的工部主事，梁启超是个没有官职的举人，地位最高的谭嗣同也只是个四品军机章京，起草谕旨文书而已。第三，反对势力过于强大，永贞时宦官和藩镇已长期把持国家权力，盘根错节；戊戌时朝廷的最高权力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掌管中枢机关和地方的实权官员大多是反对维新的守旧派。
战国时期有两次成功的变法，一次是魏文侯－李悝变法，魏文侯28岁即位，在位50年；另一次是秦孝公－商鞅变法，秦孝公20岁即位，在位25年。两位君主年富力强，长期掌握大权，给予变法强有力的支持。
译文：The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al standard and general features of English abstracts,chiefly from the linguistic and the stylistic aspects.
自上而下地推行变法改革，政治权力基础至关重要。
成功实施改革的子产、魏文侯、李悝、张居正等，都有丰富的从政经验。
在这种极为悬殊的力量对比下，保守势力一反扑，革新势力顷刻瓦解：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三月，宦官和藩镇迫使顺宗立敌视改革集团的李淳为太子，八月又迫使顺宗“禅位”给李淳（唐宪宗），改革集团人物俱被清算放逐；与此类似，戊戌年九月慈禧得到维新派密谋逼宫的密报，立刻软禁光绪，再次垂帘听政，下令捕杀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害。
变法内容是否利国利民
子产改革，以“为田洫”为先行，厘清土地所有权，收回大贵族违制占有的土地进行再分配，承认新兴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征收税赋以增强国防等。一开始遭到国人反对甚至仇视，传诵说“取我衣冠而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三年之后，土地不均的情况得到纠正，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国家也富强起来。国人转而拥护子产的改革，传诵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与之相反，以搜刮民财为目的的改革必然招致失败。在王莽新政的16年中（公元7—23年），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每一次都是以小易大、以轻易重。如第一次，诏令在当时流通的五铢钱之外，增发三种货币：“大泉”“契刀”“错刀”。“大泉”重十二铢，值五十枚五铢钱，是20多倍的不等价交换，“契刀”值五百，“错刀”值五千，更是上百倍的不等价交换，用政治权力赤裸裸地掠夺人民财产。王莽这些倒行逆施的“新政”，激起各阶层的强烈反对，爆发了全国性的大起义。
子产改革军赋制度，让“野人”即被征服地区人民与国人同样纳税服役；“铸刑鼎”将法律公布于众，改变“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实行“学而后入政、择能而使之”的用人制度，这些改革起初也招致许多人反对，但由于这些改革确实利国利民，很快就得到了国人的拥戴。
变法的策略
永贞王叔文集团掌权只有146天；戊戌变法自6月11日光绪颁“明定国是”诏书到慈禧废止新政，仅维持了103天。
子产20岁率家兵平定郑国内乱后即参与国政，29岁为卿，40岁担任国卿（首相），深知使郑国由衰而兴的关键所在。郑国是夹在晋楚两强之间的弱国，子产采取“从晋和楚”的策略，争取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为田洫”“为丘赋”，发展经济增强国防；再顺次进行法制、军制、用人制度等改革，使郑国得以变强。
张居正隆庆六年（1572年）成为首辅前已有25年从政经历，先后掌管国子监、翰林院、吏部，掌握了一批军政人才。他成为首辅时，明神宗朱翊钧年幼，他首先争取到李太后和“内相”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的支持，得以主持和裁决军政大事十年，有了推行改革的政治权力基础和时间。他在财政上清丈田地，推行总括赋役的“一条鞭法”，使得国库充盈；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考核各级官吏，政体为之肃然。
当代语境下翻译学最新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翻译学导论》述评 …………………………… 刘性峰（4.105）
与之相比，永贞和戊戌的改革集团，则都是缺乏政治历练，甚至没有从政经验的书生。永贞改革集团的王叔文、王伾担心病入膏肓的顺宗不久于世，不顾积弊深重的政治现实，企图一日尽除宦官藩镇弄权的弊政，又不善妥协，终使永贞改革流星般坠毁。
甲午战争后，朝野很多人都认识到旧法的不足和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呼吁变法。但戊戌维新集团急于求成，在变法的103天中，光绪帝共发出改革谕旨286件，其中八九月之交的17天内，竟下达了132件谕旨，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几乎都不具有可操作性，也几乎都得不到执行。改革内容上要尽采西法，将传统的东西都视为落后一概摈弃，大量裁减官吏，裁减绿营，令旗人自谋生计，废除科举……甚至要搞“中美英日合邦”，请外国人来华执政和变法。不仅守旧派反对，连许多支持变法的人士也不赞成。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