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体育发展方式由“赶超型”走向“可持续发展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走向论文,方式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3)01—0001—09
投稿日期：2012—12—15
一个国家体育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同时期的体育由于内外环境因素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用于体育发展的方式也相应地具有历史的阶段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赶超型”的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使得我国体育在资源不足、基础薄弱的状况中迅速崛起，进而依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造就了体育前所未有的辉煌。但是随着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和改革的逐步深入，“赶超型”的体育发展方式遇到严峻的挑战，其内在固有的局限性渐次显现，已不能适应体育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和难以完成建设体育强国的任务。转变体育发展方式，以确保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关系到我国体育能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1 体育发展方式及其结构
1.1 体育发展方式的概念
体育发展方式是指确保满足社会体育需求的这一过程得以持续的方法与机制。可以将其解释为：体育发展的主体根据具体的社会条件，确定体育的发展目标，通过一定的机制配置资源，形成有效的体育手段，可控而规范地实现体育发展目标(图1)。
图1 体育发展方式的结构
1.2 体育发展方式的逻辑关系
体育发展方式涉及：1)体育发展的目标；2)发展的主体；3)发展的机制；4)体育实现其发展目标的工具；5)发展的标准；6)对发展行为进行约束的规范。
在体育发展方式构成环节的逻辑关系中，体育发展的目标设定具有统领作用，它决定着体育发展的方向。发展主体根据这一方向，选择发展机制，提供发展手段，以实现设定的体育发展目标。而发展评定则旨在通过反馈机制确保发展不迷失方向并改善发展过程，发展规范则使发展方式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以减少发展方式运作中的不确定性。
体育发展方式的诸环节各自的位置与功能不同，但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形成一个完整的关系结构，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会引起整个关系结构的变化。
在体育发展方式中，发展手段(体育形态)是发展方式的物化形态，是显性的，因此容易引起人们关注。但是发展手段的状况是由发展方式的隐性要素决定的，是体育发展的目标、发展主体、发展机制、发展评定和发展规范这些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探讨体育发展方式主要是探讨其隐性的关系结构的合理性。由于体育发展方式是以社会的具体条件为依托，判断其目标是否正确，结构是否合理，运作是否有效，都必须结合具体的社会条件才是科学和有意义的。
2 我国“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及其成因
2.1 “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及其特征
我国目前的体育发展方式发端于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趋于成熟(图2)。9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市场因素开始强力参与，体育发展方式也纳入越来越多的经济因素。21世纪以来，体育发展方式中的人文目标也日益明显，但是80年代后期形成的体育发展模式基本特点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我国“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有如下基本特征：
图2 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
1)体育发展的目标：强调国家层面的体育目标，主要表现为竞技运动为国争光为主，树立国家形象，为外交服务；群众体育以增强体质为主，为生产劳动和国防建设服务；
2)体育发展的主体：我国体育的管理与操作系统是以层级政府为主干的，呈现出政府包揽体育事务鲜明特色；
3)体育发展机制：主要通过行政指令来配置体育资源，管理并开展各种体育活动，这也是行政社会的特点；
4)体育发展手段：分别通过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来完成国家的体育任务，形成条块分割的资源配置和使用状态；
5)体育发展的评定：多采用浅表的量化指标考核体育发展的绩效，竞技体育以奖牌数量，尤其是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的金牌数量为标准；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则多用达标率来衡量；
6)体育发展的规范：长期以来，我国体育发展中存在重政策、轻法律，依靠政策来治理体育的传统。“靠政策治理的实质是一种人治”，使体育发展“处于一种缺少明确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缺少有效的秩序和稳定发展状态”[1]。
2.2 “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的历史成因
2.2.1 赶超型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人类社会近代以来启动的现代化就其类型而言，可概括为两个基本类型，即“先发内生型”和“后发外源型”。以英美为代表最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多为“先发内生型”，即其现代化是在其社会自身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由基层民间的内在需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展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内部，因此，其现代化呈现为一个自发的演进过程[2]。在这些国家，公民社会的形成早于或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同时，其体育也在这一自发的演进过程中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自然转型，首先服务于公民社会的需要，并继而兼顾到服务于民族国家。
而“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则不同，它是欠发达国家在外部的压力和刺激下被动开始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属于这种类型。它在列强割土赔款，内部矛盾激化的民族生存危机中启动，旨在通过现代化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进而超越先发国家。与之相适应，中国体育的发展也围绕着服务于建立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任务展开。在实践中表现为：竞技体育以为国争光为主，树立国家形象，为外交斗争服务；群众体育以增强体质为主，为生产劳动和国防建设服务。中国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路径决定了中国体育只能选择“赶超型”的发展方式。
2.2.2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的客观条件
新中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1978年我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约68％，城镇家庭约59％，平均计算超过60％，属于贫穷型社会[2]。这一时期体育资源极为稀缺，社会对于体育的需求单一并处于较低水平。人们的现代体育的意识薄弱，社会组织发育不足，推动体育乏力。因此，政府强力介入，以行政力量推动体育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2.2.3 计划经济的运作机制
计划经济为政府配置体育资源提供了可操作的机制，为政府强力介入体育并卓有成效地发展体育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如发展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开展群众体育的劳卫制、锻炼标准、广播操等，完成了当时所确定的国家层面的体育目标。
2.2.4 单位制的社会结构
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是中国社会的细胞，其具体形态是学校、工厂、公社、机关等。单位不仅是生产和工作组织，也是行政组织，还是包括开展体育活动在内的生活组织，将政府行政系统延伸到每一个人。单位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开展体育的执行者。改革开放前，我国基于处于有单位无社会的状态。发达的单位制为“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奠定了组织基础。
2.2.5 苏联模式的影响
我国1950年代仿效苏联建立起来的体育体制，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高度契合，所产生的发展方式顺理成章，影响深远。
3 我国“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面临的挑战
3.1 中国社会变化改变了体育发展的外部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转型主要表现在：一是计划经济向经济转变，导致市民社会兴起，利益主体和运作机制迅速多元化；二是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促使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三是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使身份固化的单位人变为社会人，静态社会变为动态社会；四是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根深蒂固“人治”开始让位给运作规范的“法治”。
社会环境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体育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土壤。新的社会条件使我国体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也使“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和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
3.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发展的新变化
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进程的加速，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体育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在社会体育领域，出现了城市社区体育及农村村落体育等新的体育组织形态。活动也由单一的广播体操发展到风靡一时的功拳操，进而到更具个体针对性的健身娱乐活动，从瑜伽、健美、轮滑、攀岩、漂流，到汽车为载体的户外运动。在竞技体育领域，竞技运动在为树立国家形象和增强民族认同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新增了职业运动和商业赛事；在学校体育领域，传统的灌输式体育教学受到广泛的质疑，以新课标为代表的改革试图更新学校体育的面貌，以满足新时期青少年更具主体性的体育需求。
伴随着体育社会需求多类别和多层次的新变化，发展体育的主体和发展机制也产生革命性的变化，由单一的政府供给逐渐发展到政府提供和市场提供相结合，形成了体育事业、体育产业共存的新格局。此外，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不断加强，对体育的需求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公众以各种方式参与体育，而政府无力直接组织规模如此庞大、类别如此繁杂的社会体育，民间体育组织正在兴起。
这些新的发展既对既有的体育发展方式提出挑战，又为其创新与改革提供了支撑条件。实际上，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的结构中已经出现了“赶超型”发展方式难以容纳的一系列新要素，但由于该发展方式的固有的局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而出现发展的瓶颈。
3.3 “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的发展瓶颈
3.3.1 发展目标的简单化难以适应“和谐社会”和“体育强国”的新要求
“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将社会的体育需求定位国家层面上，多从国家目标的角度看待体育与人的关系，忽视了体育最基本的价值是“以人为本”，发展体育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和谐发展。这种体育的目标设定，突出了人在体育中的工具性，而忽视了人的目的性，难以满足社会对体育的新需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需求已经突破低水平、均质化的状态，出现了层次化、多样化的新趋势。而人的自我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新趋势。“赶超型”发展方式设定的目标已远远无法满足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体育强国”的要求。表现为对内，忽视了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多样性，难以公平而有效地提供体育服务；对外，将竞技运动的目标简化为夺取奖牌的数量，也难以形成有效的国际影响力。
3.3.2 不合理的体育结构难以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目前，我国体育发展是以竞技体育为中心，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发展相对滞后。这种格局已经远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的体育需求。现今，我国城市化进展迅猛，2011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1.3％。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1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30亿人[3]。“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的静态社会中形成的，面对流动性日强的社会提出的体育需求，变得捉襟见肘。我国体育不仅在总体结构中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结构失衡，而且各子系统的内部结构也难以适应动态社会的体育要求。
3.3.3 政府管办体育的发展主体难以建立现代社会的体育体制
我国体育的发展主体长期以来主要是政府一家。随着社会的经济转轨，出现了政府、企业和社会这三个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多元主体。它们互相交叉、融合，统一构成了今天中国体育发展新的主体结构。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在鼓励市场和社会组织进入国家发展的主渠道，如“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支持、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投资教育、科研、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的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领域。[4]”但是既有的全能政府的体育发展方式，尚难以有效地包容和吸纳企业和社会组织，更难以将它们置于体育发展主体的位置。
3.3.4 对行政手段的过分依赖难以形成合理的发展机制
经济社会事业的持续发展，消费结构的转变升级和广大居民健康需求的不断增长，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前进动力和不竭源泉，也为深化体育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用于满足社会体育需求的物质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赶超型”体育方式由于突出政府主体，而忽略企业和社会，因此强调行政手段，扭曲市场机制和志愿服务，难以纳入新发展机制，难以有效地开发、整合、配置和利用体育资源。
3.3.5 重量轻质的评价体系难以提供自我完善的反馈信息
随着体育发展目标的多样化，发展主体的多元化及新的发展机制的出现，对体育发展效果的评价也变得复杂起来，涉及发展的方向性、公平性和有效性。评价重点由外到内，由量到质，由标到本。评价不再只关注竞技体育的奖牌数量，大众体育的达标率等外在指标，而越来越聚集于体制和机制的合理性。但是目前我国体育发展的评价体系，依然坚持重量轻质的评价体系，无法为体育发展方式的改进提供有效的反馈信息。
3.3.6 法治的缺失或不足难以保证体育发展的稳定性
现有体育发展方式具有明显的变易性，主要表现在重政策、轻法律，领导者的观点和个人风格对体育发展有深刻影响，具有鲜明的人治特点，这就难以为体育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规范的平台，体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3.4 “赶超型”方式面临体育实践的挑战
由于“赶超型”发展方式的上述不足，使其在体育实践的各领域中遇到难以克服的发展困境。
在竞技体育方面，表现为“运动项目结构上发展不均衡，特别是田径、游泳等基础项目和群众喜爱、社会影响广泛的三大球以及冬季项目整体水平仍然较低，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在发展方式上仍然主要靠扩大规模，依靠政策和保障等要素驱动，创新驱动不足，科学化管理和训练水平不高，复合型训练管理团队建设滞后，训练效益不高，职业体育和职业联赛发展缓慢。部分项目发展基础薄弱，后备人才培养体系面临新的困难和冲击等等。”[5]
在群众体育方面，主要表现为公共体育服务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青少年体质多年来持续下降；伦敦奥运会后一周卫生部公布的数据表明，我国18岁以上居民83.8％从不参加锻炼，其中城市为73.2％，而且这一数字低于2002年的78.4％。仅有11.9％的居民经常锻炼。而15年间，我国的患病人次数增加了20％[6]。
在学校体育方面，学生的体能与运动素质持续下降，视力不良率居高不下、超重与肥胖比例迅速上升。大学生身体素质继续呈现缓慢下降，但下降幅度明显减小。
在体育产业方面，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规模不大、层次不高，体育主体产业不强，技术含量低。
4 向“可持续发展型”体育发展方式转变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它要求我国体育发展也要“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7]”
因此，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从旨在建设强大民族国家的“赶超型”发展方式转向旨在建设公民社会的发展方式——“可持续发展型”。
4.1 “可持续发展型”体育发展方式——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状态
上述分析表明，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和体育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缺陷，已经无法满足我国体育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应当对之升级改造，将其转换为新的发展方式——“可持续发展型”体育发展方式(图3)。
图3 “可持续发展型”体育发展方式
“可持续发展型”体育发展方式就目标而言，具有鲜明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是人本体育，将强国体育构建在惠民体育的基础上；就发展主体而言，它是多方合作的体育，因而能动员各种发展体育的力量；就发展机制而言，它是多种机制耦合的体育，因而能通过各种渠道吸纳资源，并合理地配置和使用资源；就发展手段而言，它是多种体育形态相互依存的体育，不同体育形态资源共享，相互促进；就发展评估而言，它是标本兼顾的体育，既评价体育发展的显性指标，又关注体育发展的内在关系；就发展规范而言，它是法治与德治相互支撑的体育，从而使体育发展的运作公开、公正、公平。
由于该发展方式有多种机制进行要素与要素之间及体育系统内外环境之间的沟通，因此，能够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及时对体育发展进行自我调整，与时俱进，从而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
4.2 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维度与方向
具体来说，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涉及以下六个方面。它们互相依存，互相促进。
4.2.1 发展目标
从“以成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将通过体育“强国”与通过体育“惠民”结合起来，实现体育发展一因多果的多重效益。
4.2.2 发展主体
由国家单一主体向国家、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三位一体”转变。在国家主导下，形成新的体育体制，三者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相互配合，协同共生。将条块分割、碎片化的封闭组织重构为开放的体育社会网络组织，以适应将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将每一个社会成员纳入体育组织，为他们参与体育提供组织支撑，以适应在动态社会中发展体育的需要。
4.2.3 发展机制
由依靠行政指令单一机制向行政手段、市场机制和志愿者行为的耦合机制转变。充分发挥不同机制的优势，拓展并有效地利用体育资源，形成资源的整合、互补与良性循环。依据体育服务的性质(公益性、准公益性及非公益性)配置相应的提供机制或手段(行政手段、市场手段和志愿手段)。多种机制间形成功能耦合，不断提高体育发展机制的科学化水平。改变由政府依靠要素驱动体育发展的粗放型为多种机制耦合创新带来的集约型发展。
4.2.4 发展手段
由竞技体育孤军突进向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的和谐发展转变。三种体育形态相互促进，共生共荣，为促进人的发展，满足国家和社会的多种体育需求发挥其独特而全面的作用。与此同时，体育手段的经济功能和社会效益得到合理而充分的开发，由单纯的资源消耗型变为资源增生型，在满足社会体育需求的动态过程中优化体育结构。
4.2.5 发展评定
由重标重量的评价导向向重本重质的评价导向转变。对体育发展效绩的评价不仅能反映其量的变化，更反映其质的发展，形成明晰的评定反馈机制，从而使发展方式具有自我更新机制。
4.2.6 发展依托
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短期的政策治理与长期的法规治理相结合，构建有清晰的制度设置组成的发展平台，为将体育发展置于明确的法律规则和道德规范基础上，以保证发展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4.3 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问题
4.3.1 体育发展的观念更新
体育发展的方向取决于体育发展的目标，而体育目标的确定，首先取决于体育的价值观，即对体育之于个体、社会、国家的价值判断。自198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观”逐步兴起，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环境、重视社会资源、重视人等诸方面的持续发展与综合进步。1995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以全球社会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8]。
将“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型”，必须将发展体育的价值取向由体育工具论转为体育人本论。在注重个体发展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体育目标结构，关注目标间相互关系，寻求目标连接，避免目标冲突。“推动体育发展理念从重成绩、重奖牌向以人为本、服务民生转变”。
应当指出的是，“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在我国实行已久，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观念体系。不仅表现为管理者对运作中权力的崇拜、对社团的轻视和疑虑、对市场机制道德的怀疑，而且也表现为民众体育观念的落后。在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行政驱动下，民众的体育意识和动机是在一定的外部压力下形成的。外在的压力一旦消失，体育行为也不复存在。因此，赶超型体育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体育意识，也需要内化为公民自觉的体育观念。
4.3.2 体育发展的组织建构
“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的组织基础是单位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单位社会逐渐解体，从根本上消解了旧有体育发展方式的组织基础，形成组织真空，但是社会尚未完全承担单位移出的体育功能，导致体育组织支撑不足。目前运动会等大型活动泛滥，各类体育赛事均由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农业部、中国残联和教育部等政府部门举办。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体育组织支撑的缺失，而体育行政部门因自身局限只能办这些活动。如何在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建立起有效的组织沟通，形成联动机制，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不仅如此，我国社会中蕴藏的可用于体育发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日趋雄厚，但是薄弱的体育组织既不能对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体育参与提供有力的支撑，也不能有效地吸收和整合体育资源，建立新的体育组织形态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4.3.3 体育发展的机制更新
“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以相对简单的机制，处理相对简单的关系，达到相对简单的目标，是一种处理简单系统的方式。
而“可持续发展型”体育发展方式面对的却是复杂系统，它要处理政府、企业和社团三个体育发展主体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行政指令、市场机制和志愿者行为三种机制。一般而言，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提供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体育产品，并通过政策调控体育发展方式；企业通过市场手段，提供经营性的体育产品，依照效率原则，配置各种资源；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在政府无暇顾及和企业不感兴趣的广阔领域，利用其充沛的人力资源，秉承奉献原则，提供大量日常的体育公共产品。也只有这样，体育发展模式才能从依靠要素驱动的粗放型向注重创新驱动的集约型转变。
5 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原则、路径与策略
5.1 原则
5.1.1 体育发展的政府驱动与社会驱动相结合
我国体育依靠政府行政力量驱动，资源配置充足，用封闭的组织系统避免或减少了影响，在一定时期是卓有成效的。发展方式的转变不是不要政府驱动，或削弱政府发展体育的职能，而是要突破既有的发展瓶颈，重新构建体育发展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将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与社会自发萌动的自下而上的力量结合起来。从机制上说，就是要变政府的一轮驱动为政府与社会的双轮驱动，变政府的单向驱动为政府与社会的双向互动。
5.1.2 “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
由于中国体育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政府，“顶层设计”十分必要。但是一个社会的体育发展是由多种必然和偶然因素综合作用而成的。基层是这些因素产生作用的第一线，具有天然的创新性。顶层设计是宏观的、原则的设计，对体育发展基本要素及要素间关系的进行整体把握与处理。基层体育实践的具体形态则应当是根据当地的条件形成的，两者互补。
5.1.3 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结合
30多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体育对外开放，成绩斐然。但是，我们将“开放”多理解为对外开放，而往往忽视对内开放也是同样重要的，或者说对中国体育今天的发展更为重要。国外发展体育的成功经验是以其内部开放的体制机制为基础的。而我国体育内部由于体制机制、观念态度等方面的原因，却依然是相当封闭的状态，造成交流、合作与协同的困难，带来体育资源极大的浪费。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的内部封闭性，也使我们难以真正理解并在实践中应用对外开放学习到的先进经验。
5.1.4 调动和保护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合力
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要重新认识社会的体育需要，界定发展主体、明确发展的机制，这会涉及既有的利益格局。国家、企业、社会、家庭和个体在中国体育的发展中是密切合作的伙伴，是这个多赢的格局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要调整利益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形成强大的合力来推动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
5.2 路径
5.2.1 以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为中心推动体制与机制创新
中央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体育事业公益性，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9]的建立和实施，确定了政府不仅是体育的管理者，也是体育服务的提供者。通过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来“保障公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合法权益，促进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扩大竞技体育群众基础，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努力奠定建设体育强国的坚实基础”[10]。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不仅覆盖全社会，惠及全体国民，而且涉及体育发展体制和机制所有核心要素。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过程就是我国体育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过程。
5.2.2 以竞技体育改革为中心调整和优化体育结构
之所以将竞技体育改革作为中心，来调整和优化我国体育结构，主要出于以下原因：1)竞技体育是近30多年来我国体育成绩最大，也是问题较多的领域，其自身已经出现发展瓶颈。2)该领域对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有重要的联动作用；是体育产业、体育传媒的主要依托；竞技体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体育的整体发展。3)该领域集中了我国体育发展中体制与机制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机制创新，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当其冲。4)该领域辐射力强、社会影响大，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选择其作为突破口，易获得全社会对体育发展的支持。
通过竞技体育的改革，将我国体育发展格局从突出竞技体育向以群众体育为基础、竞技体育为带动的全面发展转变。
5.2.2.1 以项目协会改革推进体制改革
转变职能，管办分离，强化监管和公共服务，完善科学、民主和依法决策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深化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运动项目管理体制，加强全国单项体育协会社团组织发展和管理制度建设，提高行业自律、依法治理水平。统筹规划、政策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检查监督，提高全国单项体育协会的综合管理效能和科学管理水平。
5.2.2.2 以“三大球”普及为中心推动竞技运动体制改革
要突破既有的发展瓶颈，足球、篮球、排球这“三大球”有重要作用。这是“三大球”这类集体球类运动的特点所决定的。
首先，有助于满足我国社会巨大的体育需求。1)“三大球”对公众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发展“三大球”可以促进体育人口，营造健康的体育社会氛围。2)“三大球”对青少年有全面而良好的教育价值。集体球类活动含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比赛活动中有着频繁而多样的社会互动。这对独生子女为主体的我国青少年的人格塑造会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3)“三大球”对体育产业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
其次，发展“三大球”有助于我国体育体制的改革。“三大球”需要深厚的社会基础。世界上在“三大球”称雄的国家告诉我们：这些集体球类项目，只有基础大，才能尖子尖。因此，发展“三大球”必须构建起社会性的支撑体系，这有助于突破既有体制的封闭性，有助于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最后，发展“三大球”是政府与民间的共识所在，容易建立各方的合作关系，形成合力。近年来，我国“三大球”水平持续下滑，民间与官方都有通过改革来振兴“三大球”的迫切愿望。这就为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与自下而上的社会生长的结合，提供了适宜的客观和主观条件。
5.2.3 以建立青少年体育支撑体系为中心构建三大体育形态的联动机制
200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充满活力，是一个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2009年国家正式提出“建立和完善学校、社区、家庭相结合的青少年体育网络和联动机制”。以此为逻辑线索，围绕着构建青少年体育支撑体系构建，寻求并建立我国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良性互动的组织体系和运作机制。
5.3 策略
5.3.1 密切结合中央举措，推行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
近年来，针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中央有一系列举措，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变构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改善社团管理、文化体制改革、协同创新等。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应充分利用这些新发展带来的机遇，借势造势，将体育发展融入社会发展的全局。
5.3.2 聚焦于体制和机制创新，讲究策略，循序渐进
由“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型”体育发展方式，关键在于体制和机制创新。由于我国体育发展处于旧方式虽已过时，但尚能应付，新方式初露端倪，但远未成熟的过渡阶段，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尤需讲究策略，取渐进的态势。良性运行的体育发展方式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机制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
5.3.3 重点突破，协同推进
我国体育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共同制约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和体育产业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需要全局性、系统性的设计。但是协同并不意味着在各个方面均衡用力，也不意味着在各个方面同时取得突破。转变发展方式，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在某些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全面转型。同时，要着力拓展发展空间，用增量的创新带动存量的调整和改革。
6 结束语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处于全面而深刻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这就决定了中国体育不仅规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而且它的复杂性也是当今世界罕见的。中国体育的发展道路决不能，也无法搬用其他任何国家的既有模式，而必须博采众长，根据自己的国情，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创新之路。“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闯出了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一条特色之路，从而为中国体育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社会和体育的不断发展中，“赶超型”发展方式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需要及时向“可持续发展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