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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是泛指一定“关系”的信任状态。在固有的学界理念中，中国家庭的夫妻关系通常被冠之较高的信任度，然而，这种理念认知目前却正在遭遇当代社会蔓延的婚姻信任危机的挑战，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证婚姻与信用的内在关联。
一、婚姻的法律信用、道德信用、心理信用
信用对婚姻维系的不可或缺性，可喻比为氧气对人的呼吸和生命的充要性。故而，信用对婚姻的作用问题无须赘言。婚姻信用有三种存在形式：法律信用、道德信用、心理信用。婚姻的契约形式，一方面表现了两性关系实体的社会秩序化，另方面更表现了夫妻双方权利与义务的明示与规定，并从中蕴涵了一种相互委托与相互忠实的信用关系。所以，在夫妻双方权利与义务的诸多规定中，相互的忠实是其中的重要条件，而且许多国家的《婚姻法》都对一方因违背忠实义务而给配偶带来的损害行为，赋予了法律救济的诉求。简言之，婚姻的法律信用就是社会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夫妻对他们缔结的现实合法婚姻的忠实，以及婚姻当事人对婚姻法律中明示的忠实义务及其具有的法律效力和权威的认可和信服。
婚姻中的忠实义务，不仅具有法律性，也具有道德性。婚姻的道德信用就是夫妻双方出于道义责任感而对婚姻的忠诚。这种忠诚，凭借的不是外在的法律强制而是个体的价值观念、良心和内心信念。法律对人们行为的管制虽有强势作用，却无力规范人们的情感。现代社会的自由、开放，人们交往的广泛和频繁，无疑为人们情感的自由多变添加了催化剂，面对情感的冲动性和隐匿性，惟有社会个体内心具有忠实婚姻的道德信用观，才可减少或避免感情的放任性而不逾越雷池。
婚姻的心理信用是婚姻忠实义务的一种“心理契约”，是夫妻基于相知、相爱而升华出的一种互信心理。这种心理信用，是夫妻双方通过恋爱和共同的婚姻生活，在对对方的人品、做事方式、为人信念和一贯作风熟知和磨合的基础上，对自己配偶忠诚感情和行为预期的一种信心。这种信心是婚姻坚固的基石，使婚姻能够经受社会磨难的考验。
婚姻信用的三种存在形态既互相促进，又是婚姻质量程度的标示。婚姻的法律信用显现的是婚姻的一种合法状态，婚姻的道德信用呈现的是婚姻的一种责任状态，婚姻的心理信用表现的是婚姻的一种感情、精神的依托。所以，真正美满的婚姻应该是在爱情与义务的统一中，由法律信用的社会认可发展为道德信用的责任支撑，进而达到心理信用的感情依恋与归属。
二、婚姻的二维性
面对当代社会爱情的“疲软”、婚姻的“频变”所突显的婚姻信任危机，引人思省的不仅仅是婚姻的“社会性故障”，还有婚姻本身的二维性。
（一）婚姻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婚姻虽是两性结合的一种社会形式，但却是以男女性别差异为自然基础的，因而，它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人的生命存在形式及其生物规律所规制的人的性本能及其功能的天然性。成为人类爱情、婚姻产生的自然前提，亦即两性间的爱情及其由此缔结的婚姻，是在性欲的原始动力推动下产生的，因此，人类的婚姻不能完全排斥性欲这种人的自然属性。但两性的结合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制于社会文化的规范。人类婚姻的禁忌，实质上就是“配偶权”的社会确认。为什么要对人类的性欲施之配偶权的限制呢？因为性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也存在稀缺性，为避免性资源占有的分化和冲突，需要确立“产权”，以明确归属。婚姻就是这种性资源划分的一种社会形式，它既表明缔结婚姻的一对男女，具有了相互归属的权利，同时也表明他们对配偶具有所属权。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表明人类的性欲、性爱、性满足是以社会的方式实现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人类的自然生殖功能的两性结合，它预示，人类的婚姻总是处于性欲的自然冲动性和社会制约性的“博弈”中，二者的博弈较量是—种现实的常态。一旦社会的制约因素出现一定的弱化，人的性欲冲动就可能破坏婚姻性爱排他性的忠实义务。
（二）婚姻的工具性和目的性。人的生命机体的生物性所具有的生殖功能、人类种的繁衍需求的社会功能以及人的情感性、思想性，决定了婚姻的工具性和目的性。人的性欲所促发的性行为，应兼具生殖性和欢愉性。前者关系着人种的繁衍，常为社会所偏重，成为社会所干预的对象；后者关涉两性当事人的感受和快乐，常为个体所重视。然而，在传统社会，一般重视的是婚姻性行为的生殖功能，无视或贬抑性行为的感受性和性爱性。近代社会以后，随着性心理学的产生和独立、平等、自由等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避孕法的发明等，性行为的生殖功能受到挑战，性行为的两性快乐性、爱情传递性的功能与日俱增。尤其在当代，由于社会主流价值观对性需求、性享受的合理性的肯定，加之赡养的社会化和人们自我享乐的权利价值的流行，婚姻性行为越来越多地摆脱了纯粹的生殖性，爱情的亲昵性、性行为的和谐性、灵与肉的交融性则成为现代婚姻的质量标准。各国《婚姻法》由过去的过失离婚到现在无过失离婚的宽容，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婚约（结婚、离婚）自主性的法律权利，而且倡导了以自我幸福满足为标准的婚姻观，这种对两性结合欢愉目的的强化，无疑是一种社会文明的进步。
（三）婚姻的情感性与理智性维婚姻不仅是男女基于自然属性的结合，更是基于相互倾慕的爱情结合。虽然人的性欲、性行为无法完全挣脱生物机制的制约。但人类异性的寻觅及其结合，具有个体性，蕴涵了特定个体的生活理想、择偶标准和心理感受。因此，现代两性婚姻缔结的基础，是男女双方在交往和熟知的了解中，萌生出的相互倾慕与渴望结成终身伴侣的感情。由于感情是依附于一定异性对象而生成的一种心理感受和好恶态度，它有主观性、变动性、境遇性等特征，因此，感情具有表面化和任意性，需要理性的指导和把握。人的理性会控制人的自然性欲的随意释放和感情的游离性，使之不至于投放在社会的禁区和缺乏持久力的婚姻中，使人们能够在全面思虑中做出合情、合理的爱情选择，以减少婚姻生活冲突的摩擦力和离异性的概率。婚姻诚然不能离开爱情的基础，但爱情激情的周期衰减性所产生的感情疲乏症，以及爱情剥离出的社会性因素（人品、能力、金钱、权力等）的变化性，都会增加婚姻关系的变数，破坏婚姻的忠诚。而人的理智惯常会按社会习俗、道德规范、法律规定等社会理性控制其行为，抑制情感冲动的不安分性，使人们遵循社会认可的结合方式，并管束人们对婚姻的任意背叛性。因此，婚姻需要感情与理性的平衡。
（四）婚姻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婚姻的缔结虽是基于两性倾慕的感情，但婚姻生活绝不止于此。它还承载着物质的生计功能。婚姻的主体不仅是“文化心理的共同体”，也是“生活、生育的共同体”，因此，现实的婚姻生活既需要感情的滋润、精神的抚慰，也需要一定的物质保证，因为生命的摄取性和精神营养的供给，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实力的支撑。“贫贱夫妻百事哀”的俗语可谓道尽了物质对婚姻生活的维护性，虽古今中外不乏能够经得起物质匮乏冲击的可颂婚姻，但这毕竟不是一种普适状态。对大多数人来说，婚姻的物质基础虽然不必殷实富有，但绝不可生活无着，起码的衣食保障是婚姻的安全阀，尤其在市场经济的实利社金，经济的充裕、生活的安适更是婚姻稳固的重要基础。
（五）婚姻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婚姻的缔结，是对配偶权的肯定，既赋予了夫妻相互拥有的合法权，也赋予了婚姻的不可侵犯性及其对破坏者法律追究的责任性。法律对婚姻的保护性以及现代性爱的排他性，基本上框设了人们的感情发展维度，并形成了夫妻双方相互忠贞、相互倾注所有感情的社会婚姻观，使夫妻的感情生活处在了婚姻内的较为封闭的状态。应该说，婚姻的封闭性在当代社会是相对的，婚姻还有开放性。首先，婚姻与爱情具有非对等性。爱情作为一种异性之间的爱慕之情，并不拘泥于固有的异性中。因为随着人们视野的开阔和人际交往的广泛，加之人类优秀特性分散于不同的个体，爱情也会在与其他异性的交往中萌生。故而，爱情的外延较之婚姻要宽广，从而产生婚姻的唯一性与爱情的多样性的矛盾，并会出现爱情既存于婚姻内又存于婚姻外的可能。其次，婚姻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差距、婚姻的义务性与爱情的感受性的非对应性、家庭生活的琐碎性与爱情的浪漫性的非协调性，都会不同程度地加剧人们对现实婚姻缺陷性的内怨和感情逾越婚姻界限的幻想期待，表现为走出婚姻的爱情实践或踏进虚拟爱情的“网恋”、“网婚”。再则，人们婚姻基础的爱情性的道德判定，为人们解除无爱婚姻提供了道义的支持，而各国《婚姻法》对离婚由过去的过失离婚到现在的无过失离婚的宽容以及手续的简化，无疑也为人们追求新的爱情生活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婚姻的开放成为可能。
三、婚姻信任的类型
婚姻信任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功利型婚姻信任：市场经济社会出现的“货币尺度独断化”的倾向和交换的泛化现象，加之个人享受欲望的膨胀，促发了“经济型”婚姻的缔结；而社会权力的便利性以及衍生出的各种附加利益，也促发了许多“政治型”婚姻的缔结。在这类婚姻中，夫妻的信任是以工具形态表现出来的。
认知型婚姻信任：夫妻在共同的家庭生活中，基于对对方人品、能力、脾气、性格、职业、责任感等方面的了解而产生的一种感情信任。这种婚姻信任类型，是夫妻在密切接触和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对对方的感受认识和人格特征的基本把握，进而累积成对对方感情和行为预期的信心。
信念型婚姻信任：夫妻在相依为生、相让为礼、相助为乐的共同生活中，对对方人格、能力、德性等的熟知、肯定、欣赏而形成的忠贞感情和信心。这种婚姻信任类型一般需要夫妻感情的较长时间的积淀，且婚姻达到了“命运共同体”的状态。
综之，婚姻的质量、婚姻的稳定及婚姻的满意度，无不与婚姻的信任类型相关。一般而言，处于工具性信任的婚姻，较之其它类型信任的婚姻更具脆弱性和易变性；认知性的感情信任的婚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基本的满意度，对婚姻变异具有一定的抗震性；信念性的感情信任的婚姻，不仅达到了爱情与婚姻的高度统一，而且降低了对经营婚姻的潜在风险，是一种高质量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