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农业的制度变迁和变革———个历史学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历史学论文,制度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东亚农业奇迹
20世纪的早期，一个美国农业经济学家 F·H·金来到中国、日本和韩国了解当地的农业。当地的家庭农场使他大为吃惊，他注意到这里几乎每一寸的土地都用来生产粮食、燃料和衣物纤维。
东亚的这些农场通过饲养很少份额的家畜而支撑着大量的人口，土地的生产率很高，但是劳动生产率很低。差不多80％的人口从事农业及生活在农村，农业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中占70％到80％。在20世纪的中国和韩国，农业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生活方式。他们农业的特点如下：创新速度慢；集约型的家庭专业化生产；生产率低下；有效的市场；节约土地型和使用劳动力替代型的生产模式。
今天，东亚的农业与一个世纪以前F·H·金看到的大大不同。多数的家庭农场是一种被植入了现代市场经济特点的农商企业。由国家来调控农业并保护它们不参与到今天激烈的残酷的市场竞争之中。今天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农业生产仅占国内生产总价值的5％，从业人员低于劳动力总量的10％。然而农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继续扮演经济生活和财富的重要角色。
与之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农业经过了26年的改革的，其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好的，但是问题依然很多。绿色革命仍然在进行，政府试图处理诸如失业、高的农业税负和贫穷等问题。中国农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怎样面对农产品进口所导致的国际竞争，如何帮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就业。
在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拉丁美洲和中东，农业仍然是贫穷和落后的。这些地区的政府发展农业并且在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上做了一些努力。东亚的变革，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由于适当的政治改革，使得农业变得有活力。让我们看看那些变革以及他们对农业现代化做了些什么。
二、东亚农业的变革及制度变迁
我想讲两个关于土地改革的故事，来强调在农业变革中对制度角色的关注。第一个故事是正如F·H·金描述的20世纪的土地制度是如何地存在几个世纪的。历史上，东亚农业是一种生产水平低，由政府管制的有效的市场经济类型。不仅在前现代社会的环境中市场经济有效地运行，而且东亚国家政府保护私有财产，并且维持了村落、家族和家庭农场生活的传统。在16到18世纪，东亚的土地制度维持了近代以前的高水准的生活，基本上与同时期的英格兰相同。
东亚土地制度在19和20世纪是如何改革的，这是我将要在下文讲的第二个故事。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领导者面对外国的威胁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日本的政府面对挑战并迅速地做出反应，到1860年，他们在如何治理国家以及国家的未来目标方面达成了共识；韩国则针对外国的威胁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也没有提出建国方略；中国比韩国做得要好一些，但是没有在新的治国方针上达成共识，并实现它。至于台湾，1884年仍然是中国的一个省，到了1895年，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我相信承认私有财产权并由国家来保护它是东亚农业变革之初的重要的制度改革。这种变革开始发生在日本，然后运用到日本的殖民地中国台湾岛和韩国。在中国大陆实施则相当晚。
1872年，日本的明治政府进行了土地定级调查，并伴随着土地税法的推行，确立了土地的所有权。（译者注：日本明治时期宣布根据土地的实际支配权确定土地的所有权，即由农民世袭租种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农民短期租种的土地归出租人所有）尽管这项改革没有赋予佃户和农民的权利，但是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出台了政府保护个人对土地所有权，自由种植和买卖等等法规。这项新的土地税制，及其按级定价，按地价征收地税的改革对于许多的土地拥有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负担，但是毕竟它公平地征税并且促使土地主有效地使用土地并为市场提供商品。
尽管出现了从领主那里重新分配土地给平民的现象，但是不平等的财产分配制度直到二战开始依然是佃农和地主之间矛盾的根源。日本农林省试图从事土地改革，这项改革的目的是将地主的土地收购，以极低廉的价格转卖给佃农，建立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土地制度，但是由于资金缺乏未能实施。
然而，虽然如此，政府强行通过改革产生了有地阶层，有助于日本的农业现代化，使得家庭农场的生产积极性高涨，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产品。这时的日本，农民家庭被调动了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的利用土地的积极性，借此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明治时期的土地制度和税制改革，是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突破。
这种改革分别于1902年和1914年在日本殖民地中国台湾和韩国实施，后来又在土地如何私有及使用方面作了改革。这些改革，对于新的有地农民在有效地使用土地方面产生了激励。这些改革同样也产生了公平的土地占有制度，这与许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所观察和描写的相矛盾。1945年后台湾地区和韩国进行了土地改革，重新分配财产权，公平地对待土地所有权。
总之，日本明治政府和它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殖民地政府的制度改革产生了一个新的有土地的农民阶层，并且给予了家庭农场以激励，从而面对市场竞争。然而，地主和佃农的矛盾非常激烈，经常伴随着暴力冲突。农民租佃的交易费用也在上升。二战以后，农地的改革使得地主与佃农的矛盾得到缓和，交易费用降低了，对交易各方都有益。
三、中国的特例
中国的农业历史是非常不同的，因为中国的政府没有从事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发生的制度改革。19世纪40年代，中国开始争论如何面对西方的入侵问题。而不是开始着手重要的产权制度改革。和日本政府一样，中国的领导人决定用一种非寻常的方式试图富国强兵。政府维持现有的产权制度，没有在管理土地和提高土地税方面做出努力，反而清政府通过使用国家的税收来吸引商人兴办工业，藉此增强军事实力。但官商结合只会产生腐败和低效率，因此，生产出来的产品很少令人满意。直到1908年后，中国官方才开始在新品种、化肥及生产要素方面投资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
即使这样，中国政府并没有从事土地调查和税制改革，以增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1928年，政府试图在江苏实行一些改革，但是遇到了地主方面的重重阻力，地主们害怕政府剥夺他们的财产和提高税收。
因此，在1860年到1911年之间，除了沿海地区因为市场整合使得当地的农民能够种植和出售经济作物外，中国的农业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而在内地和西部地区的个别地区农业稍有一点新的起色外，农民依然处于贫穷的境地。
孙中山相信中国的农业问题的解决依靠单一税制，土地国有的方法；而毛泽东则认为土地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强制的土地改革方式。但是美国的农业经济学家约翰·L·巴克认为，如果农民的产权被保护和财富公平地
分配，他们将会形成对新技术和资金的需求。巴克和他指导过的那些在中国农村多次调查的学生，和F·H·金一样，了解中国的家庭农场是有效率的。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了一个依托农业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网络，种植高产而且抗病的小麦和水稻。政府计划在内战结束以后，引进那些品种。20世纪50年代初，新的共产党政权引进了新的品种，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大大增加了水稻和小麦的产量。
在1911年至1940年间，当时的北京和南京政府没有从事和日本明治政府所作的制度改革一样的改革。原因之一是当时中国的官员未能理解农民需要他们的财富得到保护，并且需要一个更加合理的土地占有制度，而国家需要一个新的土地税制。这种新的变革将会有效地促使并激励农民使用土地。但是这种能够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案只有等待战争结束以及来自外国的威胁解除以后，才有可能付诸实施。
1949年的10月1日，当中国共产党人执掌国家权力时，本来可以从事上面提到的日本明治政府的改革，进而开展绿色革命，解决中国农村的公平问题，但是他们却通过利用土地改革来改造农村并强制性地实施集体经济，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固然，粮食产量逐渐增加，然而这是大量资金投入的不计成本的结果。结果是众所周知，以后的将近30年，中国农业的效率极低。
在1980年至1982年，中国政府开始她的农业改革，建立了一种复合产权制度。这种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并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这种改革并不彻底。较高的交易成本，不被保护的产权，对财富不公平的占有是这一制度的缺陷。但是在中国农村新的制度改革产生了新的产权安排，给予了农民提高产量的积极性。同时，对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增加。在中国，这两者启动了真正的绿色革命。农业产出的大幅度增加要归功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过去的20年，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好于历史上任何时候，这些都是制度改革、增加农业投入以及赋予农户更多产权的结果。
四、结论
东亚的农业改革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农民能够自由地行使他们的权力。尽管向现代化过渡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因为农民努力劳动，节俭并参与社区的生活，并且能够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决定自己的行为，农民是成功的。此外，政府推动了绿色革命的进程。二战以后，通过土地改革的方式终于化解了土地制度的不公平现象。
中国的情况是明显不同的，外敌的存在使得中国的领导人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变得相当困难。他们还将一些不必要的艰难强加给了农民。尽管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改变其政策是困难的，但是应该看到，在过去的四
分之一世纪里，制度变革已经让中国的农村居民从中受益。
今天中国农业面临最严重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公平和有效地分配产权。这是中国人民和她的政府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译者注：本文根据作者出席2003年在韩国庆州召开的“第三届东亚农业史学术讨论会”所作的主题发言稿翻译）
[译者简介]徐旺生（1963—），男，中国农业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农业历史与文化研究。
[校者简介]高启杰（1963—），男，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大学发展学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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