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意识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共同存在、由来已久的矛盾。在不同的文化和哲学中，对待这一矛盾的态度和处理这一矛盾的方式，颇有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同文化价值观差异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主张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合，即主张在统一和结合中，把握人的生存意义、终极价值和人的生存手段、谋生工具，而不同意将二者分离开来、对立起来。这种统合意识，具有鲜明的文化优势，对人类迈向新的世纪，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统合的形式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概念，表示的是关于人的生存意义、生存理想、终极价值的思想与关于人的谋生手段、谋生工具、科技知识的思想二者的关系。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从先秦始，哲学家就注意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见解，其主导性的观点是主张将二者统合起来。他们提出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方式，主要有四种：
（一）“正德、利用、厚生”的生存统合。这种统合方式的论述，最早见于《左传》。文公七年载晋国欲缺言：“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又成公十六年载楚国申叔时说：“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襄公二十八年载齐国晏子云：“夫民生厚而利用，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嫚，谓之幅利。”由此可见，正德、利用、厚生之说，是春秋时期广为流行的观念，颇为各国政治家所重视。那么，这“三事”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南宋蔡沈，在《书经集传》中对此有如下解释：“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货财之类，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饥不寒之类，所以厚民之生也。”关于做好“三事”的原则，他说：“悙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节谨度以厚其生，使皆当其理而无所乖，则无不和也。”这就是说，“正德”是通过教化，推广道德，以端正人们的德行；“利用”是提高技术，创制器物，流通财货，以便于人民使用；“厚生”是发展生产，充实生活，以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由此可以看出，“正德”属于价值理性，“利用”属于工具理性，而“厚生”则是作为二者归宿点的生存理性。“三事”说集中表现了春秋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统一性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只有兼顾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并将二者和谐地统合（“惟和”）起来，人们才会处于最和谐、最幸福的生存状态。所谓“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所谓“幅（福）利”，就是对这种生存状态的赞美。
春秋时的“三事”说，尽管还失之笼统，但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虽然崇仁贵德，主张“义以为上”，特重价值理性，但也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工具理性，也主张通过“足食”、“富之”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墨子既主张“兼爱”、“交利”，又强调“赖力者生”、“富国利民”，并精研守御之器，表现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兼顾并重的思想。《易传·系辞》主张“崇德”、“广业”并举，强调“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观象制器”，“以利天下”。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兼顾的意识更为鲜明。
（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人生统合。《大学》提出，人生的崇高使命和远大理想应该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一递进的程序中，“修身”是中间环节，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凝聚点，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始点。也就是说，“修身”统合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又奠定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既然修身是人生之道的核心，那么它所统合的四个环节或四个步骤，其含义何在呢？所谓“格物”、“致知”，在哲学史上历来有经验知识和先验良知两种解释思路，前者以朱熹为代表，后者以王阳明为代表，这是取朱熹之意。朱熹认为，“格物”即“即物而穷理”；“致知”即“推极吾之知识”。“格物致知”就是通过接触事物，积累经验，进而获得对客观事物和宇宙法则的认识。遵循这一思路，明末至近代的不少学者则将“格物致知”引申、发展为科学认识和科学知识，把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自然科学统称“格致”之学，因之，明代编的《格致丛书》，清代编的《格致镜原》，汇辑的多是科学技术方面的著述。所谓“诚意”、“正心”，虽后儒亦有歧解，但都认为是指真诚其意、端正其心、实用其力、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功夫。由此看来，《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蕴涵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含义。而且，《大学》从修身的程序次第和递进过程上将“格物致知”的工具理性和“诚意正心”的价值理性统一了起来。
《大学》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合意识，是以个体为本位，以实现人生价值为目标的统合，它与“正德利用厚生”以群体为本位，以群体生存为目标的统合，显然不同。所以，它是一种新的统合形式。它标志着中国哲学中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关系的思考，已从维护人类生存发展到了实现人生价值，追求人生意义的新水平。
（三）“德力俱足”的政治统合。道德和实力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是德力问题的最早提出者，但论述简略。孟子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德力观，认为德力分别是实行王道和霸道的工具，但仍然坚持孔子崇德非力的观念，将德力绝对对立起来。荀子的德力观与孔孟有异有同，在伦理道德上，他奉行重德轻力的儒家传统，但在政治主张上，却主张“全力凝德”。他说：“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则诸侯不能弱也，德凝则诸侯不能削也。”（《荀子·王制》）这一观念对后代有重要影响。西汉的政治观念中基本上是在德的基础上德力兼重的。然而，真正对德力兼重提出比较全面系统看法的是东汉的王充。他在《论衡·非韩》篇中，对尚德轻力和务力废德两种极端都进行了批评，明确提出：“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他不但认为德力二者都有重要意义，而且还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他说，德和力不但各自有独立的价值，而且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德能助力，道德对人力的发挥有规范指导的作用，如果没有道德推动和引导，那么“农不得耕，士不得战”。另方面，力能助德，实力对道德水平的提高和道德理想的实现有辅助作用，如果有道德而无实力，那么再好的道德理想“何时能达”。因此，他说：“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推。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德不可独任以治国，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同上）“德力具足”是最佳的治国方略。
王充所说的德，主要指儒家的仁义道德。他所谓的力，虽主要指武力、兵力而言，但其含义却很广泛，既指物质性的体力、气力、劳力、勇力、兵力；又指精神性的智力、财力。他认为，“力”的作用，不仅在于能御侮胜敌，还在于能脱贫致富，“力胜贫，……勉力勤事以致富”（《论衡·命禄》）；能建功立业，“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将，乃能以力为功”（《论衡·效力》）。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德力观中蕴含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意识。王充的“德力具足”包含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统合的深刻思想，而且从其含义的明确性而言，“力”比前两种统合观念中的“利用”、“格物致知”概念，更鲜明地具有工具理性的含义。王充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合的方式，其出发点既不是“养民”、“厚生”，也不是人生的“修身”，而是“治国”，他是从“治国之道”的政治视角提出价值意识和工具意识的统合的。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有别于生存统合和人生统合的政治统合方式。
（四）“格物穷理尽性”的道德统合。
宋明理学的程朱学派，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在其建立的系统严密、内容丰富的理学哲学体系中，不但对儒家的本体论、认识论、心性论等有重大发展，而且也大大推进了儒家的价值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合形式的创新，就是其中的重要成果。程、朱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集中表现在“格物穷理尽性”的命题上。这一命题的核心是“穷理”，“穷理”既是“格物”的实质和目的，又是“尽性”的前提和途径。朱熹说：“格物致知只是穷理”（《答黄子耕书》）。这即是说，穷究宇宙天地之理乃是“格物”的实质和目的，也是其根本意义所在。他又说：理是“天命之性”的本体和根源，“只是这理，在天则曰命，在人则曰性”（《语类》卷五）。因此，一旦穷尽了事物的理，也就极尽了人的本性，认识到了人的至善本质，此之谓“穷理尽性”。由于朱熹所谓的“理”是宇宙本体、事物法则和终极价值的统一体，所谓的“性”是作为人的百行万善之源的天地之性，所以，“格物穷理”、“穷理尽性”就包括着知识追求和价值实现的双重意义。就知识追求而言，这一过程是指通过接触事物，积累知识，达到对宇宙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就价值实现而言，这一过程是指通过接触事物，积累经验，达到对本体价值、终极价值的把握，进而提升和实现自身的价值。于是，“格物穷理”、“穷理尽性”就成了价值与认知、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合一的命题。
由于朱熹哲学中“理”和“性”的价值内涵，是儒家的仁义道德，所谓“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性即天理，未有不善”、“本然之性，只是至善”、“天地之性亦仁而已”。因此，他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乃是一种道德统合。道德是价值理性的实质内容，又是工具理性的最终追求目标。
中国古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形式，既是类型上的区别，也是发展阶段上的划分。生存统合形式表现了战国以前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经济还不很发达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满足生存需要的重视；人生统合形式反映了战国时期在政治多元、文化繁荣、学术争鸣时代，学者们对人生意义和人生理想的追求；政治统合形式标志着中央集权封建王国建成初期，思想家对治国方略的思考；道德统合形式体现了封建社会后期，面对着国势衰落的趋势，哲学家对强化道德力量的探索。总之，不同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课题，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趋向，决定了中国哲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经历了始于生存统合形式，中经人生统合和政治统合，而终于道德统合形式的历程。
二、统合的特征
中国哲学中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有着十分鲜明的特色和颇为独特的机制。分析和认识这些特征和机制，对于如何扬弃这一宝贵的智慧资源，有着重要的意义。贯通于中国哲学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形式中的共同特征，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以人为本。中国哲学主张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其出发点和制高点都是人，统合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中国哲学历来重视人的价值。孔子云：“天地之性人为贵”。《老子》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城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易传》以天地人并立为“三才”，且以人为中位。这种“贵人”观念，体现在价值理性上，首先是以人为价值主体，其次是以人的道德、理想、人格为价值取向。在其价值理性中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拜物主义。体现在工具理性上，则以能给人带来现实的方便、利益、功效为选择工具的准则。《易传·系辞》在讲到“观象制器”时，对一切工具的意义都归结到对人的实际利益上，认为圣人作各种器用都是“以利天下”、“使民宜之”、“万民以济”，没有任何超现实的神秘主义的目的。因此，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上，也将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宗旨。“正德利用厚生”的统合宗旨是“养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统合宗旨在于“治国”；“格物穷理尽性”的统合宗旨在于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至善”的“圣人”境界。总之，统合的宗旨在于人，或人的生存条件的保障，或人的人生价值的实现，或人的社会政治环境的优化，或人的道德人格的养成。
（二）以德为主。如果说以人为本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统合的宗旨，那么以德为主则是二者统合的主导。就是说，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合的各种形式中，道德价值都处于主导和优先的地位，而工具理性则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正德利用厚生”的统合形式中，“正德”为首；在“德力俱足”的统合形式中，“道德”为先。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统合形式中，其“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的顺序充分表明，“格物致知”的工具理性是为诚意——正心——修身的道德修养服务的。至于“格物穷理尽性”的统合方式，更是把把握道德理性（“穷理”）作为最高的主导原则。探索自然、认识事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至善的道德理想。朱熹说：“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遍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文集·答陈仲齐》）由此可见，“格物致知”的工具理性归根到底不过是实现“天理”价值理性的途径和方式。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合中以道德为主导的特征，源于西周初年兴起的“德治主义”思想，从学派影响上看，乃是儒家“义以为上”的道德价值至上论的突出表现。如果说，道家是用“自然”来统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把“自然”作为价值理性的核心内涵，作为工具理性的基本准则，进而消解了工具理性（如“抱瓮灌园”、“民有什百之器而不用”）的话，那末儒家则是用道德来统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
（三）以行为机。对于如何来统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通过什么机制来实现二者的统一，古代哲人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他们看来，人的实践活动是统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内在机制。《左传》在论述“正德利用厚生”三事时，明确提出“义而行之”，《尚书·大禹谟》论及三事时，也明确主张“三事允治”。就是要求统治者通过治国实践，将三者兼顾统一，贯彻落实。《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其贯穿的线索和递进的动力也是实践。只有通过认识实践、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才能实现八条目的要求。“八条目”的每一环节都是知和行的统一，都不脱离实践功夫。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一云：“先儒分致知、格物属知，诚意以下属行，是通将《大学》分作两节，大分段处且如此说。若逐项下手功夫，则致知、格物亦有行，诚意以下至平天下亦无不有知。”王充的“德力具足”论，本意即是“治国之道”，它必须通过治国实践才能落实，自不待论。朱熹的“格物穷理尽性”论，也不是脱离实践的纯粹认知、修养活动，他一方面认为“论先后，知在先”，另方面又提出“论轻重，行为重”。把“格物穷理”视为“知行相须”的过程，而且，就行是知的目的而论，他认为行比知更重要。他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语类》卷十三）由此不难看出，“行”——实践是中国哲人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合的内在机制。
（四）以合为思。从思维方式上看，中国哲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合的思维特征是“合”。“合”就是把不同因素统一、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正德、利用、厚生”在春秋时就统称“三事”，“三事”之称，充分表明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三者是一个缺一不可的整体，并且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而不是三个孤立的要素。齐国晏子在谈到三事时说：“民生厚而利用，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嫚”。南宋蔡沈在注释三事时说：“使皆当其理而无所乖，则无不和也”。都认识到“三事”是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是求知和修德两个因素，然而，在《大学》中它们是作为统一的修身过程的不同阶段提出的，“八条目”是一个由八个环节构成的人生价值实现的链条，是一个前后衔接的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王充以“德力具足”作为治国之道，不仅认为二者应该兼顾，而且还认为德力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有内在的统一性，因此，他反对“独任”而强调“具足”。朱熹的“格物穷理尽性”更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是由感性到理性、由认知到道德、由天理到人心的认识、修养过程。总观以上四种统合形式，可以看出，“正德利用厚生”和“德力俱足”是横向的结构性的“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和“格物穷理尽性”是纵向的过程性的“合”。中国哲学家正是通过“合”——辩证统一的思维，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合起来。
中国传统哲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合的四大特征贯穿着一个重要思路，就是认为作为工具价值的“利用”、“格物”、“致知”、“力”与作为价值理性的“德”、“诚意正心”、“理”有着内在的同一性。为什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有这种同一性呢？为什么能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中、从科学知识中能推导出道德价值和人生价值呢？且看朱熹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朱熹在阐释“穷理”时说：“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当然，故行不谬”（《朱子全书》卷三）。“所以然”是指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所当然”是指人的价值准则和行为准则；知“所以然”是认知理性，其意义在于“志不惑”；知“所当然”是价值理性，其意义在于“行不谬”。朱熹认为，“理”是“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统一体，所以通过“格物穷理”就既可把握作为工具理性的知识又可把握作为价值理性的道德。由此可见，在朱熹看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所以有同一性，其根源在于作为宇宙本体的“理”乃是宇宙规律和价值准则的统一体。这正是儒家哲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所以能够统合的根本秘密所在。
三、统合的意义及其局限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是当代十分突出的文化矛盾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认为，“美国文明之未来，系于一场‘机器’与‘花园’的双方搏斗。‘机器’代表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花园’则象征日益萎缩的人文精神”（见《读书》杂志1995年第6期第50页）。他用形象语言所揭示的矛盾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当今世界，由人与自然的紧张对峙所引起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从主体的角度看，在很大程度上与没有处理好这一矛盾有关。因此，在21世纪，探索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和谐统一，将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以此言之，中国哲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意识，将会给人们提供有益的启迪。
（一）防止和克服科学技术的异化
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近代以来，西方人把经济发展看作至高无上的目标，认为经济发展了，人民就会满足一切生存需要，获得生活的幸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能够为发展经济、创造财富提供有效工具和快捷手段的科学技术日益受到重视。随着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取得的一次又一次成功，人们对它的崇拜日甚一日，认为科技可以创造一切，深信凭借科技力量人类可以无限制地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由此而导致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全球性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恶化，自然界以它强而有力、重而无情的报复一次又一次地处罚着人类。于是，过去曾给人类带来财富、文明和幸福的科学技术，而今却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奴役人的工具；本来属于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摇身一变为价值理性，而关乎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和本真状态的价值理性却失落了。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异化。面对科学技术异化过程的加剧而造成的恶果和危机，人们又提出了用人文主义纠正科学主义以防止和克服科技异化的时代要求。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科学史家萨顿就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中提出：“人们必须找到把科学与我们的文化及其他部分结合起来的方法，而不能让科学作为一种与我们的文化无关的工具来发展。科学必须人性化，这意味着至少不能允许它横冲直撞。”正是相应于这一要求，中国哲学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合的思想，才显示了它独特的启发意义和文化优势。按中国哲学家的思路，包含着科学、知识、技能、器用含义的“利用”、“格物致知”、“力”等工具理性，必须与“正德”、“诚意正心”、“天理”等价值理性相结合，才能正确地发挥其社会功能。而且，在二者的结合中，作为价值理性的“德”、“天理”、“诚意”、“正心”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这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合，且价值理性高于工具理性的观念，集中表现了中国古代科技观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正如英国剑桥达尔文学院的研究员唐通1988年在其《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中说的：“中国传统是整体论的和人文主义的，不允许科学同伦理学和美学分离，理性不应与善和美分离。”可以设想，在21世纪，体现人文与科技、目的与手段、道德与功业相统一的中国哲学理性，经过重解阐释和现代转换，一定会对克服和纠正当代社会所存在的人文与科技冲突、目的和手段颠倒、道德与功业倾斜等社会文化弊端发挥积极意义。
（二）推动和启迪价值系统的重建
美国文化思想家丹尼尔·贝尔说：“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第197页）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价值系统的重建问题。重建中国的价值系统的基本思路是：我们所确立的价值，既要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又要避免和克服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端；既要体现时代精神，又能发扬民族特色；既要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又要提高人的素质。从这一要求考虑，我们的价值系统应该坚持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富强、民主、文明的兼顾。中国古代“正德、利用、厚生”的价值系统中，虽于制度文明的价值未能言及，但主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兼顾，却十分可贵。张岱年先生说：“三事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一起来，表现了全面的观点。”（《文化论·三事与诸子》）特别是在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甚为流行，见利忘义、为富不仁、贪污腐败、惟利是图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在价值观的建设中，强调“正德”，强调“诚意”、“正心”，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突破和超越传统价值观的局限
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合的思想，诚然有许多优点，但也有其固有的局限。首先，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比值上，它过分强调价值理性的地位和作用，而把工具理性特别是科学认知置于较低的从属地位，甚至有以价值理性取代工具理性的趋向。这无疑不利于工具理性独立地位的确定，严重影响和束缚了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次，在价值理性中，它过分突出道德价值，坚持道德至上的原则，而对其他价值如审美的价值、信仰的价值等不够重视，特别是把超越性的理想价值和终极价值都予以道德化，这就造成了价值取向上过分现实化而超越精神不足的缺陷。再次，在工具理性中，它重视实用技术而忽视科学理论，认为没有实用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利用、厚生”的标准，因此没有重要意义。这种始于日常应用又终于日常应用的思维路径，形成了一种限制，使科学探索无法提升到理论建构和逻辑推演的层次。七十多年前，梁启超就指出，中国“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这正是对这一局限的深刻揭示。总之，中国哲学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以价值统摄认知、以人文包容科技、以实用消解理论的严重缺陷。这些缺陷显然不符合高科技飞速发展时代的要求，不利于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因此必须突破和超越。而突破和超越的重要途径是借鉴和吸取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重工具理性的长处，以补救自己的不足。
中国哲学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合意识是中华智慧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哲学对人类智慧的重大贡献。只要我们以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要求为依据，以当代的时代精神为标尺，以辩证扬弃为方法，对其进行新的诠释，新的转换，用其所长，弃其所短，它必定能在21世纪，为人类处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矛盾，提供宝贵的智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