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进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硅谷论文,进化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策划/执行 张成龙 到硅谷去，创业！ “嘿，哥们，你们很棒！”几个白人男孩走过MailTime展台时随口和黄何打着招呼，感觉他们像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 但在这里，旧金山48号码头的大仓库中，黄何是在30分钟之内被所有人认识的。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这个码头仓库被改装为TechCrunch Disrupt的会场。而在那周的星期二下午，黄何在创业者竞赛Startup Battlefield（创业沙场）环节中登台做了演讲，也接受了台上评委的各种提问。 黄何的项目MailTime，是一个让用户发邮件像发信息那样方便的手机应用程序。在黄何之前演讲的项目，是在特斯拉工作了4年的Neil Joseph做的智能灯泡项目，这款叫做Alba的灯泡能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这家公司最终果然进入了最后决赛。 但黄何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在旧金山TechCrunch Disrupt第一个做Demo的中国籍创业者。而他演讲时的英语口音和更为东方的肢体语言并不能为他在这场比赛里加分。 事实上，9个月前，他才第一次到旧金山；7个月之前，他还在带着新鲜感去熟悉硅谷很多创业者已经习惯的东西：他得了解在狭长硅谷穿梭的小火车Caltrain 一小时才有一班，从旧金山到硅谷中心Palo Alto得要一个小时，如果到硅谷最南端San Jose还要更远。 “我的投资人说我的产品市场在美国，应该赶紧到硅谷去，死也要死在硅谷。所以我买了机票立刻就来了。”黄何说着，自己就笑起来了。 在硅谷，你能碰到的华人创业者事实上比你想象得要多，即使你不把“ABC”给算进去，因为留学生毕业之后在这里创业的并不少，只要想想1990年代在硅谷创立网络系统安全公司NetScreen的邓峰，或创立在线协作和会议系统公司WebEx的朱敏。 甚至你也可以不把邓峰朱敏们算进去。在2000年代的最后几年，苹果的App Store和Google的Google Play将移动应用程序世界变得平坦，中国创业者更容易制作出一款面向美国用户的应用程序。在他们开始有所成就的时候，他们会在硅谷成立办公室，以便为自己的扩张做准备，例如海豚浏览器、触宝和墨迹天气 但黄何这样还是少数，他的硕士学位在香港完成，此前从未到过美国。MailTime的产品还没完成，他就和合伙创始人盛以宣一起，带着种子轮融资前往硅谷。 这意味着，除了遇到所有创业者都会遇到的问题，他们事实上是把自己扔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们得让自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面安顿下来，并且度过最初的异域文化冲击阶段。 但也许可以预期的是，这样闯荡硅谷的中国创业者会变多。 在黄何到旧金山的两个月前，谢旭和朱世峰刚从香港搬至硅谷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这两个曾是校篮球队队长的大男孩因为苦恼离开学校后找不到业余比赛去打球，因此自己建立网站来发布信息组织比赛。此后，他们开放这一系统，起名为Openball，好让更多人使用他们的平台来为业余比赛建立移动站点，完成从报名到最后比分显示的全部过程。 “之前在香港，大家即使做点什么也都是做生意的想法，对硅谷的文化很陌生。”谢旭说。 2012年，香港数码港（香港政府成立的推动香港年轻人创业的项目）带团前往硅谷，参观大公司，也和投资人聊天。参与这个考察团的谢旭立刻遇到了文化上的冲击：尽管都是年轻人，但他们为了表示郑重都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西装。当走进会议室，他们才发现无论创业者还是投资人，都穿着T恤帽衫——在这里，T恤帽衫的行头才是主流，就连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上市敲钟那天，依然穿着帽衫。 那次硅谷之行改变了他们，不光是知道了在硅谷无论多重大的场合都不需要穿西装。此前他们对自己“生意”的想法不过是扩展到中国南部，例如广州、深圳。但和硅谷的诸多投资人以及篮球爱好者交谈之后，他们发现美国这个热爱体育的国家市场更大，各个年龄段的篮球爱好者都有自己的业余比赛项目。他们决定在这个市场拓展自己的业务。 做出“到硅谷去”的决定会越来越容易。孵化器们也正在将更多海外创业者带到硅谷，其中包括中国的创业者。 “500 Startups正在中国寻找适合的创业者，让他们来硅谷加入到我们的孵化器中。”500 Startups在亚洲的负责人马睿在接受采访时说。 而硬件创业孵化器HAXLR8R已在这样做了。这家孵化器将3个月的孵化期放在拥有华强北和诸多硬件制造商的深圳，而把最后的Demo Day放在旧金山。Darma的创始人胡峻浩在2014年春天的Demo Day来到旧金山，他的产品是用光纤作为传感器的智能坐垫。 “你在硅谷有办公室吗？”Demo Day那天，在场地赞助商Autodesk的办公室里，Guitar Hero创始人黄忠彦（Charles Huang）在听说胡峻浩想要在硅谷待上一段时间后问。之后，黄忠彦不仅给胡峻浩提供了办公室，也时不时给予胡峻浩一些指点。 “和现在相比，最早过来的移民在这边非常辛苦。”黄忠彦说。 他在纽约长大，父母开小超市；高中时搬到湾区后，他的父母开始从台湾进口零件到美国。1999年，黄忠彦和他的兄弟黄忠凯（Kai Huang）开始创业。第一个项目是和Netflix类似的游戏租赁电子商务平台，但迅速遭遇了互联网泡沫；此后他们又开始进行跳舞毯生产。 “2005年Guitar Hero面世，第一年收入已有300万美元，需要钱做推广而去找VC谈投资，却没有人给我们。”黄忠彦说。次年，在他们的游戏成为全美销售量第二时，才有PE找来要给他们投资3000万美元。 对于华人留学生而言，创业更加困难。 “我1993年到硅谷，那时硅谷华人很少，创业的更少。内地过去的没几个，英文也不是很好，能在大公司谋到个职位就很不错了……总的来说，中国人还是以找到好工作为目标。”邓峰说。他在1997年和柯严、谢青创立了NetScreen公司。 在拿到天使投资之前，邓峰也找了一些老牌投资人。这些投资人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中国人来创业；他们同样顾虑的是，整个团队都是技术出身，看起来不懂得如何将产品卖给美国人。 “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时中国人在硅谷创业，就像现在非洲土著说要去美国创业一样。别人会觉得你很奇怪，会质疑你是不是懂美国市场。” 与邓峰同期创业的朱敏、陈宏等人也都遇到在美国VC面前频繁碰壁的问题。和本土美国创业者相比，他们的确更缺少资源，例如去哪儿找销售，去哪儿找市场。 “华人大多不太融入到主流文化中，而是将自己当成外人。例如在公司里，下班后也不太和白人同事去喝酒聊天，而是和自己华人圈子里的人待在一起。”袁国富（Leslie Yuen）说。他曾是香港人，1980年代毕业后在柯达工作，并因工作迁居美国。1995年定居硅谷后加入了当时的初创公司Lionbridge。在2013年，他担任华源会的执行总监。 除此之外，中国人的文化看起来也是创业的一大障碍。按照袁国富的说法，华人家长都希望孩子有一份传统稳定的工作，还认为失败是丢脸的事儿。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华人害怕失败，内向谦虚，和硅谷创业所需要的快速试错、自信、张扬的文化完全相悖。 很难说这样的情形是何时发生变化的。但那些最早愿意尝试，并取得成功的创业例子鼓舞了一些留学生。在1990年代，中国创业者大多进行硬件设备创业，例如路由器、交换机，而在1990年代的最后几年，许多中国物理学留学生也加入到光纤创业热潮中。 此后中国留学生创业的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案例也给了人们更多信心。陈宏的GRIC在1999年上市，朱敏的网讯在2000年上市，而Netscreen在2001年上市。 活跃的华人留学生创业组织也开始出现，例如华源会，以及清华企业家协会。 但在接下来的10年，却是硅谷华人创业断裂的10年。你鲜有听到2000年后开始创业并获得成功的内地留学生。 “这些年大公司中对于华人的天花板没有那么低了，很多华人都能做到高层，所以出来创业的动力也没有那么大。”Google总工程师吴军解释说。 除此之外，对于想要创业的人而言，国内有着更多的政策扶持和更广阔的市场；而硅谷的老牌风险投资机构红杉资本、经纬创投也开始进入中国，为创业提供融资和帮助。 “你会看到2004年至2005年出现了回国潮，之前在硅谷做得好的人都回国去了，一下子硅谷少了很多人。”王笑说。她和邓峰是清华校友，在2012年成为创源的合伙人，2014年1月被正式任命为首席执行官。 市场机会也和2000年前大不一样。企业级产品逐渐衰落，消费者产品兴起。这类产品更需要懂得消费者以及他们的文化。 但在2010年之后，各种元素像化学反应一样，让华人硅谷创业的气氛变得浓烈。 你可以看到在美国留学的本科生和高中生比以前更多。他们的生活更宽裕，更接受美国文化，也更加不在乎绿卡或者日后的生计。按照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数字，你能看到在2007年之前，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变动并不大，基本在5%以内，而在2007年，增幅上升到了19.8%，到2009年，增幅上升到了29.9%。此后3年，增幅始终保持在23%以上，并且本科生的人数在逐年增加。 “你会看到那些刚毕业甚至没毕业的孩子出来创业的意愿更大。”吴军说。 而在中国，得益于跨国公司中所获得的工作经验和参与的创新项目，加上更为通畅的互联网信息，最活跃的一批年轻人开始抓住全球化市场带来的机遇。例如2008年，苹果和Google先后推出应用商店，吸引开发者在其平台上开发应用程序。对于全球各地的开发者而言，他们只要做好应用程序，这两个巨头的应用商店就是现成的渠道，一旦被放到推荐的位置，下载量的增加会让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 当然更频繁的是一些掺杂着各种目的的两岸交流，了解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或是期望抓住新的商业机会，或是旅游看看老友，抑或是投资一下房产。 “现在Google的保安看见中国人的大客车是不允许停的，因为前去看他们Campus的中国人太多了。我们只能和客人说好只是兜一圈，远远看一下。”一个在湾区开旅游大巴的司机说。 到2012年，有两家华人孵化器在硅谷成立。一家是中国政府背景更深厚，中国特色也更浓重的瀚海硅谷科技园；另一家是邓峰牵头发起的创源（Innospring），其背后的有限合伙人是北极光创投、硅谷银行、香港瑞安集团和其功能化科技园。 “邓峰在2005年到2010年间经常往来于中国和硅谷之间。每次回到硅谷，他都发现即使十多年过去了，华人要创业还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和人脉。这让他产生了做一个华人孵化器的想法。”王笑说。 事实上，除了起到一个孵化器的作用，瀚海和创源也像是中美商业的一个桥梁。国内来硅谷访问的团队大多会在这些孵化器逗留，并且由它们介绍相关资源。 在2012年，香港数码港带Openball等创业者到硅谷时，有一站就是创源，这成为了Openball期望在硅谷发展的开始。而2014年年初，当苏宁想要在Palo Alto成立实验室时，创源也成为了苏宁考察团的第一站。 到2013年，更多的钱涌入硅谷。华人背景的天使投资基金开始变多，例如zPark Ventur、斯坦福物理学家张首晟牵头的丹华资本，以及原本是做对冲基金的China Rock。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公司也都开始在硅谷寻找投资机会，并设立办公室。 “2013年我还为募资担心，但现在我们资金非常充沛，就看我们是不是能投出好项目了。”zPark Ventur的创立者李强说。zPark Ventur于6月在Palo Alto市中心租下一个办公室，准备为自己投资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服务。 对于这个时候在硅谷创业的年轻人而言，硅谷充满友善和活力。他们已不太为隔阂或资源而苦恼。 Openball的谢旭和朱世峰在安顿下来之后，就开始用Google搜索关键词，好找到硅谷当地的业余篮球赛的组织者来做用户访谈。他们一封封写邮件，然后等待回复。情况比他们想象得要好，20%的人回了邮件愿意和他们面谈，而在面谈的时候，这些人也都表现出了友善。 “硅谷是个对技术接受度很高的地方，即使他们不认识你，但一旦知道你是在做一个创业公司，他们就会很友善，并愿意去看一下你的产品。”谢旭说。 除了西装和帽衫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看来也并没有那么大。他们看NBA多年，对每个球队和明星球员都了如指掌，这成为了他们和陌生人交谈时最好的开场白。 “只是说到篮球以外的笑话，我们可能会不知道笑点在哪里。”谢旭说。 事实上，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这一批年轻人和美国年轻人在文化与世界观上的差异已没此前那么大。他们很早开始学英文，互联网的存在让他们很早就开始接触美剧、好莱坞电影。 黄何和盛以宣看起来也是不会被文化差异过多困扰的新生代。他们本科毕业之后在香港获得硕士学位，硕士阶段就开始加入了创业团队。黄何曾是创业公司Talk box的创始成员之一。 2014年春天，黄何和盛以宣前往旧金山Runway孵化器，这一孵化器因为和Twitter在同一栋楼中，因而吸引了不少创业者。在这里，他们见到了Edith Yeung，一个在硅谷活跃的投资人，她曾帮助海豚浏览器在美国的市场拓展。 “我很喜欢他们。他在陈述他想法时和硅谷创业者几乎没有差别，”Edith Yeung在和黄何聊完后说，“当然我也注意到他有些许口吃，但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硅谷好多聪明得很的创始人都有口吃。” 之后，Yeung介绍了些许资源给黄何，包括帮助创业者拍视频的公司。 “你会发现黄何的思维非常活跃。如果你老待在一个地方，那视野就宽阔不起来。他接触的文化很多元，也特别愿意交流。”袁国富说。在Techcrunch Battlefild前的周四，他帮助黄何练习上台时的演讲。 而对于在美国留学的华人学生而言，情况看起来也更加乐观。 一个看起来顺风顺水的例子或许是Orbeus。 这家初创公司的创始人王盟和刘天强是波士顿大学的博士，王盟在Google工作，有十余项美国和全球专利。在2012年决心创业之后的4个月内，他们迅速得到了哈佛Harvard Pitch Competition的第一名。而在开始申请孵化器的时候，Y Comhinator、TechStars等美国最著名的孵化器都将他们列入终选名单，而没经验的他们错过了YC，早早进入了Excelerate Labs（现为TechStars芝加哥分部）。 即使名气不如YC，但Excelerate Labs依然给这个毫无商业概念的团队以许多帮助。在孵化器中的第一个月，他们见各种行业领袖和投资人，并且开始考虑技术商用的各种可能性，再一个个剔除；第二个月，他们相当于上了一个迷你的MBA，了解了更多和创业有关的金融知识；最后一个月，他们被训练如何去见投资人，以及如何做出出色的公众演讲。 所有的这些都让他们早早接受到各种建议和帮助，包括搬去硅谷这个意见。 “大家都说，作为一家纯技术公司，你们应该去硅谷发展。”李轶说。她在进入孵化器之前加入了Orbeus，并且在后来成为了这家初创公司的CEO。 此时的硅谷华人创业圈已经比想象得要更为热闹。在搬到硅谷没多久，迫切想要融入硅谷创业环境的他们举办了一个“暖房聚会”，请王笑帮助写邮件广而告之下。结果那天来的华人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 而在那一天认识的一位华人在日后帮他们找到了Richard Michaels来做他们的商务拓展和运营。Michaels曾在三菱重工等日本公司工作，熟知亚洲文化。 尽管在硅谷雇佣本土员工依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在过去20年世界变平的过程中，那些曾经被派到亚洲的美国人现在成为了最好的帮助亚洲创业者（也包括中国创业者）突破商业文化隔阂的人物。 “他对中国文化很熟悉。别的外国人在我们用中文争执不休的时候也许会觉得很不舒服。但他没事儿，他甚至会通过我们的肢体语言来猜个八九不离十。”李轶说。 而刚在硅谷开设办公室的无人机初创公司亿航，也很快在硅谷招聘到了美国本土员工作为美国市场负责人——也曾在亚洲工作的Jessica Perez。 而即使是普通的美国人，也不会再对华人创业者大惊小怪。 在2014年5月，Blleep的创始人薛驰、李政林参加了旧金山“创业者喝酒俱乐部”（Drink Entrepreneurs）的活动。酒吧里一个叫Navi Navjeet Kaur的女孩好奇地向他们了解他们所要做的项目。 “她说我们的项目很酷，愿意帮我们。我们以为只是客套，但没想到是真的。”薛驰说。这个在旧金山长大的女孩帮他们在金门公园的草坪上组织活动，招徕一群自称自己是“文化创造者”（Culture Creator）的年轻嬉皮士来试用他们的产品——这群用户本来无论如何也不会和这几个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的年轻华人有交集。在9月开学时，Kaur也为他们在旧金山州立大学迎新的场地中争取到了位置，按照薛驰的说法，位置摆在了“诸多大公司之间”。 一种更为乐观的想法是，当华人创业者越来越多，也许Paypal Mafa效应多少能在华人创业群体中产生。 按照Paypal的创立者Peter Thiel的说法，Paypal Mafia意味着彼此关系紧密，并且在日后依然能互相给予包括投资在内的帮助。在Paypal于2002年以1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eBay之后，Paypal创始团队中的艾伦·马斯克创立了SpaceX和特斯拉；陈士峻和Chad Hurley、Jawed Karim共同创立了YouTube；Jeremy Stoppelman、Russel Simmons建立了Yelp；David Sacks创立了Yammer。 zPark Venture试图将这种想法注入自己的做法中。李强时不时会邀请Google和Facebook中的华人高管来和创业者进行交流，这些人包括Google的吴军，Facebook的赵海平。 但灵感和好主意，以及彼此的支持，往往是在不工作时彼此的聊天中产生的。在随意一个MailTime和Orbeus团队外出吃喝玩乐的时间，话题总是会在某个时刻溜向和产品或公司运营有关的话题，即使是面对加州特色大螃蟹的时候。 “最初也只是普通的交流，因为都是真格基金投资的公司，彼此认识。”李轶说。 在黄何和盛以宣刚到硅谷时，Orbeus正期望能将此前的B2B模式转为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模式。他们以技术见长，却不知如何才能开发出一款用户喜欢的产品。 在闲聊中黄何给了Orbeus一些建议后，Orbeus开始邀请黄何参与它们的头脑风暴，黄何的连续创业经验让他起码能知道用户不喜欢什么。他们也会一起购买域名，或讨论所用律所、公关公司时所遇到的问题。对创业公司而言，它们遇到的问题都大同小异。 2014年初夏，Orbeus郑重邀请黄何作为它们的顾问。 在TechCrunch Battlefield结束那天，也是MailTime正式在苹果App Store发布的那天，MailTime团队在靠近旧金山棒球场的一家餐馆吃饭。餐馆里有3桌都是在庆祝生日，生日歌也因此被众人唱了3遍。黄何吃饭时还时不时拿出手机，看注册数的增长。刚开始大家还颇为激动在等着第1000个注册用户。但很快这个数字就被超过。 “作为做技术的人，应该更在意1024这个数字啊！”刚从Twitter离职加入MailTime的程芃祺说。在计算机技术的世界里，1024字节正是1KB。 这对于MailTime而言只是刚开始，很快，他们的用户数会超过一万，几天后，他们会第一次上福克斯新闻；他们还会收到Re/Code的邮件，第一次接到Re/Code创始人Walt Mossberg的电话。没人会在意，他们在9个月前才第一次来到硅谷。 进军！中国公司 纽约，时代广场。当看惯了天安门广场的人们站在这里时，也许会觉得有点失望。和电视里的感觉完全不同，这里从地理空间上来看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个街角，然而在这里的大屏幕上显示自己的照片是无数人毕生的荣耀一刻，当得起“proud of you”（为你骄傲）的赞美。如果这块屏幕自身是有记忆的，那么它关于2014年上半年，更多闪过的是黑眼睛的中国人和他们的企业——达内科技、爱康国宾、新浪微博、途牛网、京东、智联招聘……如果算上在纽交所上市的，2014年上半年（截至6月10日），共有9家中国企业在美上市。 东海岸的风向同样吹拂着西海岸，2014年也是中国企业重兵进军硅谷的一年。4月，阿里巴巴集团和对冲基金Third Point及Coatue Management等，斥资2.5亿美元入股美国乘车应用软件Lyft，当然，这只是阿里“大鳄”多年来在美国市场收购的又一站。5月，在匿名信息分享应用Whisper的第三轮融资中，又出现了腾讯的身影。这也是“凶猛的企鹅”在2013年投资Snapchat之后再度出手，力图在产品层面更贴近年轻人。同样在5月，百度在Sunnyvale的美国研发中心新址启用仪式上，宣布任命人工智能领域最权威的学者之一吴恩达（Andrew Ng）博士为百度首席科学家，全面负责百度研究院。百度研究院目前包括三大实验室：硅谷人工智能实验室、北京深度学习实验室（原深度学习研究院）和北京大数据实验室。百度在硅谷成立研究院的意义不言而喻，网罗顶尖的人才给自己“许一个未来”。 除了白花花的银子进行的收购和抢夺人才之外，移动互联网公司的产品也在美国市场长驱直入，久邦数码（3G门户母公司）的GO桌面系列产品，猎豹移动的猎豹清理大师（Clean Master）和CM Security名片全能王等工具类产品利用Google Play的分发渠道名列前茅。除了这些地域用户习惯差异不大的工具类产品之外，手机游戏IGG（城堡争霸等游戏）超过Zygna在美国区收入排名前10，博雅互动（德州扑克等游戏）也凭借海外市场的表现得以在香港上市，更有广告平台公司Avazu Inc（艾维邑动）的海外一年数亿元人民币收入的抢眼表现。 搅动湾区的除了互联网公司之外，还不乏传统行业“土豪”的身影。早在2013年年底，苏宁云商便在昂贵的Palo Alto开设了苏宁云商（美国）研发中心。与互联网公司们对市场、产品和人才等精准收购不同，这家不惜用改名来强调自身转型的零售行业老大，在硅谷开设的研发中心除了对自身关注的未来零售、互联网金融等内容的研究之外，还兼具了将商品引入国内的渠道作用。根据研发中心总经理王静玺的介绍，可穿戴设备等都在他们的考虑之内。苏宁云商希望借助这个设在硅谷的引擎，加速拉动自身的转型。当然，没人可以回避这场转型之战的艰难，苏宁云商董事长张近东在5月的股东大会上也坦承转型中遇到的问题，要求“心态归零，绝不能有‘鸵鸟心态’”。 实际上，“到硅谷去！”早已是中国公司们的共识，在这张名单上人们可以看到“BAT”三巨头、中国移动、华为、新浪、网易、网秦、UCWeb、海豚浏览器、木瓜移动、触宝、山石网科、久邦数码等不断增加的公司。除了“突进硅谷”之外，将硅谷人才引入到中国公司内部也是保持相同脉动的一种方式。2013年夏天，小米引进谷歌Android全球副总裁Hugo Barra，这位需要适应北京空气的老外带给小米的价值，除了业务上的作用之外，还应该包括让硅谷乃至全世界更了解小米。前不久来华访问的前《彭博商业周刊》资深专栏作家布拉德·斯通（Brad Stone），这位跟踪亚马逊多年，并著有《一网打尽》（the everything store）的作者，表示接下来有兴趣写本关于小米的书。 这股从“Copy to China”到“Buy for China”的浪潮，就连KPCB合伙人“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Mary Meeker）也在《2014年度互联网趋势报告》中继2013年之后，再度更多篇幅阐释中国元素。她用“中国崛起”来描述在中国GDP增长的背景之下——2013年中国GDP比重占比开始达到15%，与欧洲表现一致，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表现抢眼：全球10大网站（基于月独立用户访问量）有6个是“美国制造”，拥有79%的海外用户。而在前20家互联网上市公司中，中国企业占据了4家，而随着阿里巴巴集团IPO的临近，这一数字将发生改变。按照1500亿美元等的估值来看，阿里巴巴集团、腾讯、百度将在全球十大互联网上市公司中确立自己的地位。而在移动互联网方面，中国有5亿移动互联网用户，移动占比80%，这一数据为全球最高。在米克看来，中国成移动商务创新领袖，她将余额宝描述为“简单、充满乐趣的移动产品，科技创新每日结算”，而拥有4亿活动用户的微信，更是凭借着微信支付以及团购入口、电商入口的功能延展得到了关注。 这样的红火景象让人不禁想起2009年出版的一本叫做《盛世：中国2013》的小说。在陈冠中的这本寓言式小说中，对世界经济冰火期过后的中国盛世做了预言式描述。抛开故事中的隐喻，中国公司的强劲表现和小说标题以及书中景象同出一辙。“喜大普奔”的景象之下，是否我们同样需要在迷幻中反思——当进军硅谷的中国公司增长越来越快，业务越来越大之时，那么离伟大究竟还有多远？我们期待着一家来自中国的伟大公司，希望这来得和“盛世”一样快。 向北，望南 从旧金山国际机场出来，沿着著名的101公路一路向南，便进入湾区。这条公路两旁的大型广告牌是硅谷热门公司的风向标，你甚至能从中读出年度热点。而调转车头，一路向北，在通往旧金山市区的路上同样可以感受到硅谷的魅力。 举世闻名的金门大桥就在旧金山市区北面，扼守金门海峡。大桥的路面上，因为铺装了金属减速带，每辆过桥的车都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如果你由北向南进城，旧金山会用这样的“奏乐”表达欢迎——上下起伏、曲曲折折的道路，一边是海，一边是云，人在景中，景因人成。 硅谷的名声已经显赫了几十年了，旧金山市区的美好却在最近被越来越多的创业者们想起。“硅谷北移”并不是件新鲜事。在过去几年内，消费类或应用类的创业公司从硅谷北移到了旧金山。原因也很简单，对于并不需要形成产业集群效应的“轻”公司，旧金山市内的房租价格要比湾区更具性价比，也更方便。 “吊”在铛铛车上穿行于旧金山市区是很多观光客喜欢的节目，感觉很酷。同样的，在旧金山市内到硅谷范儿的高科技公司上班也应该是件挺酷的事。目前全球至少拥有1.3万员工的Salesforce在15年前便满足了人们这样的愿望。这当然和旧金山生人的CEO Marc Benioff的家乡意识相关。不过，作为云计算企业级应用的先锋，Salesforce在4月宣布，将在旧金山城里415 Mission Street的位置上建一个61层的新塔，以延展自己的总部。这意味着，Salesforce在旧金山总部的办公面积到时将达到200万平方英尺（约21.5万平方米）。这个计划在2018年建成的塔，届时将成为旧金山最高的建筑。 这项计划显然比花费3.9亿美元收购RelateIQ公司还吸引眼球。被收购的这家公司是基于大数据进行智能客户关系管理的初创公司。评论认为，从长远来看，此类数据驱动型的软件会对其构成挑战，因此尽早收购对手不失为一步好棋。对现代CRM（客户管理）的奠基级别巨头企业Salesforce来说，这的确看起来无需大惊小怪。 Gartner 2013年全球CRM软件调查显示，全球CRM软件市场总营收为204亿美元，比2012年总营收180亿美元，成长了13.7%。而2013年全球CRM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是Salesforce.com，为16.1%。第二名则是SAP的12.8%，后续排名依序为甲骨文10.2%、微软6.8%以及IBM的3.9%。这五大CRM厂商营收就占了CRM全球总营收的五成。需要人们关注的是Salesforce从2012到现在增长了30.3%，大大超越了SAP12.7%的增长速度。 实际上，留住Salesforce这样的企业是旧金山市政府所希望的。在市长ED Lee的一段公开声明中，人们能读出这样的用心：“Salesforce是我们城市和居民的一个强大合作伙伴，为旧金山带来了几千个就业岗位，并且强化了跨湾区（Transbay）地区作为创新公司据点的领先性，感谢Marc Benioff和Salesforce信守承诺，在旧金山开始并留在这里发展。” Salesforce并没有辜负这样的期望。2014年，这家公司计划在湾区至少招聘1000人——“这家公司将发展成旧金山最大的科技雇主”。现在，这家公司已经在湾区有4000多员工。而面对这样的巨头，不够淡定的是对“建塔”有意见的旧金山市民。 越来越多类似Salesforce 一般的高科技企业选择在旧金山而不是湾区运营，比如Twitter、Pinterest等。不可否认的是，随之涌入的高薪资科技人员和投资人提升了旧金山市区的地区房价以及生活成本，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需要借助类似通勤巴士之类的交通工具在旧金山工作。社区居民认为这将对他们原本的生活带来不利影响，面对自身被边缘化的情形，市区甚至时常出现反对科技产业的运动。 要如何与社区共生呢？2014年3月，被称为旧金山最有影响力的人物——Marc Benioff呼吁众多科技企业联合起来，用慈善方式来应对这一问题。据《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报道，Marc Benioff连同非营利组织Tipping Point携手推出一项名为“回馈旧金山”（SF Gives）的活动。他认为高科技产业不应成为“华尔街之狼”，因此通过向高收入和雇员人数多的高科技企业募集资金来开展消除贫困活动，而这项活动的范围不仅适用于旧金山，还覆盖整个湾区。 他的号召很快得到了Box、Dropbox、Google、Jawbone，LinkedIn，Workday和Zynga等公司的响应。Zynga游戏公司慈善基金负责人Ken Weber形容他，正在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发挥着类似白宫的作用。没错，在过去四年内，Marc Benioff曾以个人名义向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捐献了200万美元，用以资助教育、年轻人项目等。而Salesforce也有“1-1-1”项目，每年捐献其资产、产品和员工时间的各1%。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发放出400万美元、在Salesforce的产品平台上已经有2.2万个产品被赠送给非营利组织，而员工也捐献了56万小时的志愿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当Salesforce提出这个项目时，公司还只有一个员工。有些事，你要从一开始就有所设计。关于这件事，据说出身于Oracle的Marc Benioff曾被CEO Larry Ellison问过一个问题：“你说，是福特基金会还是福特公司对世界贡献多呢？”在Marc Benioff看来，答案是“贡献一样多。因为这不是个需要人们去选择和做出明智答案的问题。现实是需要我们支持的人就在那里。”前国务卿Colin Powell在这个观点上表示了自己的支持。在Salesforce基金会开幕当天，Colin Powell亲自站台致辞。显然，当公司的扩张成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时，从根本上就要直面这样的问题：将社区、慈善嵌入自身的商业骨架是硅谷企业存在的天然部分，而这也是硅谷精神所照进的现实。 Marc Benioff也坚信这将成为一种趋势——高科技企业、企业家、雇员都需要回馈所在的城市。是的，无论向东向西，还是向南向北，方向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让灵魂与扩张的脚步同步。在创造财富时提供回馈，在自己成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时积极从制度上设计并解决问题，而这是公司在急速增长时容易被遗忘的事。 斯坦福与创新 关于斯坦福（全称小利兰·斯坦福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一个“马尔克斯”式的穿越感开头可以是这样的：很多年之后，老利兰·斯坦福站在曾经的斯坦福农场上，准会想起那个在意大利游历时染病而死的儿子。19世纪80年代，斯坦福是一片8180英亩的培训优种赛马的农场，而身为铁路大王、曾任加州州长的他想要再建一座哈佛以纪念自己的儿子，尽管那时这里还是美国人眼中荒凉闭塞的边远西部。 没错，正是这样一个开始，为日后魔幻主义的硅谷写下了开篇。1959年时任工程学院院长的特曼（Frederick Terman）提出了一个构想（也许他只是觉得广阔的土地太过浪费），成为斯坦福大学发展的转折点：将1000英亩以极低廉、只具象征性的地租，长期租给工商业界或毕业校友设立公司，再由他们与学校合作，提供各种研究项目和学生实习机会。斯坦福由此成为美国首家在校园内成立工业园区的大学，产学关系衍生出一个具有互补关系的生态系统，这里不但吸引了具有创业潜质的教授和学生，还吸引了数百万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学界、商界以及实用与开拓的美国精神交织在一起，催生了色彩斑斓的魔幻硅谷。 不仅仅是斯坦福，加州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圣何塞州立大学，还有新近的卡耐基梅隆大学加州校区，这几所大学形成了大学网络。阿伦·拉奥（Arun Rao）和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所著的《硅谷百年史》（A history of silicon valley：the greatest creation of wealth in the history of the planet）一书中，将这些大学的作用表述为“聪明的、富有创造力的人力资本的供应者”。风险投资家比尔·德雷帕（Bill Draper）这样表述斯坦福的重要：“硅谷从斯坦福开始真是幸运。我认为，没有斯坦福就不会有硅谷。”实际上，大学网络创造的有两种人——富人和“书呆子”（Nerd）。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在《怎样成为硅谷》的文章中称：“创造一个有助于创业的环境，这两种人就是你所需要的。”除此之外，一种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加上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科学和工程背景的青年学生，形成了一个让人探索新事物的地方。 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亚太中心主任谢德荪（Edison Tse）用“源创新”理论来解释硅谷的生态系统。“源创新”是相对于“流创新”的理论，“流创新”大多基于哈佛大学商学院“竞争之父”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的价值链（企业内外价值增加的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基本活动涉及企业生产、销售、进料后勤、发货后勤、售后服务，支持性活动涉及人事、财务、计划、研究与开发、采购等，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构成了企业的价值链）及“五力”模型（行业中存在着决定竞争规模和程度的进入壁垒、替代品威胁、买方议价能力、卖方议价能力以及现存竞争者之间的竞争等五种力量，这五种力量综合起来影响着产业的吸引力），该模型假设产业的市场结构已经确立，企业通过了解本身的活动成本及资源优势、外部的产业及市场结构来决定企业的战略，而这战略也确定了企业在产业中的相对地位。而“源创新”则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来实现新理念的价值，而在该生态系统未建立之前，这新理念只是一个理想，现实中什么都没有。源创新者必须建立强大的生态系统并坚持该理念，从而使生态系统内的所有成员都能分享真正的价值，否则就成为“看上去很美”的过眼云烟。 回顾IBM与苹果的“青春期”，人们可以从个人电脑的发展过程中来体味“源创新”与“流创新”。20世纪70～80年代，当电脑厂商聚焦于商用计算时，看到“每个人都将有一台电脑”的MITS、苹果等公司开发了个人电脑，促使IBM也开发了个人PC。在这个阶段，支持“源创新”理念的生态系统的基本机构还未建立，开始参与及支持这个新理念的经济成员大多数得不到好处，而他们之所以愿意参与是因为他们认为新理念将会产生巨大而且不可估计的价值，所以都愿意全力以赴来取得先机。而在接下来的发展阶段，随着新生态系统的建成，其基本结构已确立，这时该系统内的基本成员也开始互相竞争，他们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理念的竞争。当时，IBM以开放系统的战略，吸引大量软件开发商及配件生产厂商加入它的生态系统，用“流创新”帮助它不断增加理念价值，这使得IBM很快击败了当时其他的生态系统。但此后，IBM忽视了对“源创新”的推动而一味追求“流媒体”，只关注产品的新功能，而放弃他建成的强大生态系统，导致被“微软—英特尔—康柏”三位一体所取代。 用这样的视角观察如今的苹果iOS系统与谷歌Android系统，人们不难根据各自生态系统的发展状况得出两者发展趋势的判断。同样的，这样的理论不仅适用于硅谷内的企业，也适用于硅谷本身。谢德荪教授认为：“很多人认为硅谷的盛名是因为很多新科技源于此地，其实硅谷之所以可以持续发展，是因为不论新科技或新创意在哪里诞生，只要把它带入硅谷，硅谷的生态系统都可促成其商业化，这才是硅谷的独特优势”。而这一独特优势是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以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为中心的创新生态系统，以及以风投为中心的金融投资生态系统，这两个系统的成员都对平台“源创新”与“流创新”互动的流程有认识，而他们都以找到下一次以新科技触动的平台“源创新”，并以此带动相关的“流创新”风投机会。这就可以解释马克·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学创立Facebook，却在硅谷的专业风投、职业经理人等种种条件之下成就商业公司。 这正是硅谷被人崇拜模仿却又让人始终学不会的魅力之处。谢德荪教授近年来在国内致力于教学以及帮助地方政府实施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积极地将“源创新”的精神介绍给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在被研究、模仿和学习之时，硅谷也在自我进化。硅谷的发轫斯坦福大学宣布，在2014年秋季开展为期6年的联合专业试验计划，现已批准设置计算机科学与英语、计算机科学与音乐两个联合专业，探索为学生提供计算机科学与人文科学相互交融的独特学习体验。学校希望培养能编码的新一代人文学者和通过研究人文学科增强创造及适应能力的新一代计算机工程师。可以想象的是由跨界人才所生长出的生态系统将孕育出硅谷更有魔幻色彩的创新花朵。 天使与魔鬼 硅谷的有些地方是注定有特别意义的，比如Menlo Park的沙丘路（Sand Hill Road）。这个被称作硅谷的“华尔街”的地方，与纽约鳞次栉比的高楼相比，这里俨然一派安静又闲适的田园风光。若不是那些隐藏在绿树之后的别墅式小楼，很难让人想象这里隐藏着金融大鳄们——近百家风险投资公司扎堆这里，苹果、谷歌、亚马逊、YouTube、Instragram……都曾到这里寻找投资。 沙丘路旁的Rosewood酒店，是个看起来很低调的地方。与一般五星级酒店不同，这是一个矮层酒店。一眼看过去装饰风格倒很有田舍味道，门口还有两棵大大的棕榈树。不过走进去就别有洞天了，一个伸展出去的露台咖啡厅，人们可以坐在这里看着四周的景色，晒着明媚的加州阳光，遥看着圣克鲁兹山脉，浏览着泳池等酒店风光，在享受着美景之时不动声色地谈论着可能会决定某个公司生死的资金投向问题。据说，这里是目前硅谷投资人最喜欢的酒店之一。所以，那个坐在你身旁的陌生人，很可能在下一秒决定你公司的去向。 随着中国公司进军硅谷的热浪，BAT（百度、阿里、腾讯）的身影也出现在硅谷，其收购初创公司的行为也是最近频频被报道的热点。而奇虎360则已经在硅谷设立了风投公司，成立9个月来，已经投资了眼球生物识别公司EyeVerify等四家公司，涵盖大数据、智能硬件、家庭安全应用等领域。奇虎360战略行动主管Mike Liao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奇虎360会投资那些能助其强化数字安全服务的公司。据说，奇虎360并没有为自己的风投基金设定规模，但考虑到该公司108亿美元的市值和上一财季每股0.54美元的收益，这支基金应该不会缺钱。 而沙丘路上2200号的住户，则是一家来自中国的风投公司——华山资本（West Summit Capital）。这家来自中国的投资公司专注于投资成长期的技术型企业，由原掌上灵通咨询有限公司CEO杨镭和展讯通信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陈大同所创建。2014年年初，华山资本宣布已经获得来自欧洲、北美和亚洲的机构投资者总额3.25亿美元的委托资金，其中2.25亿美元为华山资本二期，聚焦于北美和中国的投资，而另外1亿美元则用于Summit Bridge Capital，主要和Atlantic Brigde资本合作投资欧洲和中国项目。 Tilera是华山资本看中的一家公司，已经成立10年的公司毫无疑问处于成长期，是一家位于硅谷San Jose的无晶圆半导体公司。该公司创始人之一是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阿南特·阿加瓦尔（Anant Agarwal），他在多核技术方面拥有独家的先进技术，该公司曾被美国知名媒体EETIMES评为全球最有希望的60家新兴企业之一。吸引华山资本的是其独到的技术优势，比如其72核处理器Tile-Gx72。多核处理器可以帮助企业的数据中心适应网络流量、云计算、移动计算，以及视频内容快速增长的形势，提供更有利的处理能力。而Tilera则借助华山资本在中国开展业务，这家已经在北京、上海开设了办公室的公司给自己取了个有点复杂的中文名“泰迩睿”。不过，这个名字显然没有总裁兼CEO Devesh Garg的中文名戴伟世更好记。而华山投资的另一家公司Mirantis，是一家基于Openstack的个人系统集成商，这家总部位于Mountain View的公司，目前已经进军中国，并组建了中国团队。 如果说华山资本借助中国市场的背景在硅谷站稳了脚跟，那么另一家投资机构Andereessen Horowitz（简称A162）在硅谷的名头和一个名字紧紧相连——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他最为出名的身份是网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他大学还没有毕业。其创办的Opsware公司2007年被惠普公司收购，Opsware在三种操作系统服务器自动化系统SAS（The Server Automation System）、网络自动化系统NAS（The Network Automation System）和过程自动化系统PAS（The Process Automation System）上堪称奠基之作。他还是Ning公司的创始人，以及Facebook、eBay、惠普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过，他现在更耀眼的身份显然是A16Z的创始人。 这家位于迷人的Rosewood的酒店斜对面的投资机构，是目前硅谷继500starup、Benchmark、GreyLock、Y Combinator之后最热门的投资机构。作为硅谷传奇，它的故事显然不仅如此。这家投资机构的特别之处在于致力于改变VC行业。对于企业创始人来说，投资人往往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既可能会为初创企业带来发展的资金，又有可能出现创始人和投资人理念不合，创始人被踢出自己公司的情况。A16Z希望改变这一局面，将自己定位为：更好地帮助创始人，维护创始人的利益。 其表现之一即是不会将基金的大钱花在给合伙人发工资上，而是将钱花在了运营上。自己有专门的营销团队帮助创业团队获得关注，人才团队帮助创业公司招募新兵，市场发展团队帮助创业公司获取客户，还有一个专门的研究团队帮助创业公司确定事宜。而A16Z的团队设置也是为这个目的而设立的，在其超过60人的团队中，只有6个人在参与传统意义上的风投活动：投资、加入创业公司董事会、借钱（help out）给创业公司，而剩下的人力则全部集中于帮助创业者。 实际上，只要看看A16Z的投资组合名单，你就会明白这家投资机构为何要这么做：Skype、Facebook、Instagram、Twitter、Foursquare、Pinterest、Airbnb和Zynga等。他们相信创始人自然更懂得创始人。为此，A16Z还在硅谷组织了创始人俱乐部。据说，这样的设置理念来源于一位董事会成员，这位来自演艺界的董事，本身即是演艺协会的成员，而演艺协会就是帮助演员争取自身利益的。 以《达·芬奇密码》闻名于世的美国畅销小说作者丹·布朗，另有一部名叫《天使与魔鬼》的作品，作者认为每个人的心中原本都有善恶两端，而理性制约着当中的平衡，选择做天使还是魔鬼皆为一念之间。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投资人，在资本逐利的天性当中，优秀的投资人充当着理性的守门人，平衡着金钱和企业乃至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在A16Z这样的投资机构中，更是利用创始人的身份尽量约束了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贪婪本性。于是，人们有理由相信，在硅谷这块滋生创新的天空中，犹如明亮群星的人类智慧将会照亮人性中的黑暗，指引人们走出单纯追求利益的现实困境。 硅谷大家谈 牛文文（创业家传媒创始人）：美国人民没有包袱 我和黑马在硅谷待了六天，在纽约周围混了大概四五天。我强烈地感到了一种改变世界的冲动。 那儿就没有什么悲催的事儿，一悲催了赶紧收摊儿干新的事儿去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只有美国人民不怕变革，而且主动说我要改变世界。我这个生意不行了，不行了就不行了呗，收摊儿很容易，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收摊儿太难了。 我们看到有一家2011年的公司，现在已经面临很大的挑战，是老公司了。在硅谷，没有一个说，明明你不行了，读者没有了，广告也没有了，你还要想办法。没有就没有了。 硅谷为什么有那么多伟大的产品出来？核心是因为有一大批敢试用最新东西的用户，什么新产品他都敢用。我们到斯坦福大学学了一天，斯坦福的教授自己主动应对大规模网上公开课，人人都这样。他们说，2015年肯定没有现场课了，全是那种传播十几万人上百万人的课。 2013年年初徐小平跟我们讲，我还觉得有点儿夸张，到了硅谷一看还真的是，每个教授都在谋划。原先一年大概教200个学生，将来一年200万学生网上听我的课，为200万个全世界的人备课和为200个人备课完全不一样，全部都是用户互动的，跟他有关系。 到纽约，我带在美国上学的女儿去看NBA。在开场前很短的时间里，屏幕上说抽到了几个家庭，让他们坐到前排的空座上。这种基于手机端的粉丝管理软件，能在瞬间根据观众的消费习惯，以及你今天是跟谁来的、前排的空座情况等，搜索出现场那些值得奖励的人坐到前排，比如正好过生日的观众。这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粉丝管理软件，已经非常流行。 我们黑马大赛一年搞十几场，3年来帮创业者融资100多亿元。有人给我拿来一张《华尔街日报》，说美国现在是这样的：你在比赛的瞬间，通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众筹已经完成。 创业比赛这件事儿，在硅谷，解构得非常快。我们的创业比赛过去都是为了创业者和VC、天使对接的，但是现在人家已经众筹化了。众筹必须在网上进行，没有互联网达不到这个效率。创业项目一路演，下面就像赌球下注一样，结束以后很快就知道你融到了多少钱。 在美国，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美国人把每个领域都搬到移动互联网上玩儿。 美国人民没有包袱。 吴军（《浪潮之巅》作者）：学硅谷，学什么？ 在硅谷，美国本土的白人、黑人现在可能只占所有创业者的40%～50%。硅谷是世界的。有个人从荷兰到了硅谷，他说这里具备创业的各方面要素，完全可以扎根下来。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并不完全因为美国人有创造力，而是这里有着全球化的人才。这里，移民中的“创一代”非常多，因为他们比较穷，“穷则思变”，创业能最快实现价值，输了也没什么可惜的。 往好的方面看，中美现在基本在一个起跑线上，但中国还有一个吃亏的地方。硅谷这种多元文化使创业公司国际化特别快，因为它组成的时候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在中国创业，人们首先会有意识上的假定：先做中国市场，然后做全球。例如，两年前，中国有两部很热的电影，《让子弹飞》和《赤壁》，在美国的票房都很差，都在一万多美金左右，原因是什么呢？《让子弹飞》有那么多隐含的东西，美国人看不懂，哪怕是在中国生活了两年的美国人也看不懂。观众必须了解电影的背景，而且并不是简单地了解。《赤壁》看上去是一个战争片，和美国拍的战争片好像没什么差别，其实除非观众了解中国两千年前那三个国家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否则没有人能看懂，这就是中国人的预先假定场景。 如果一个产品，背上了这么一个假定的话，就没法全球化了。好莱坞的电影都简单明了，它不要任何背景知识，剧情无非就是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泰坦尼克号》或者《阿凡达》的背后也是很肤浅的，但是世界任何国家的人都看得懂。 Facebook虽然起源于美国，但是它没有一个功能是特定给美国人用的。Google的搜索也是，就是一个简单的搜索框。还有iPhone，看似复杂，但用户不要说明书，拿着就会用。 硅谷的创业者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我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不对用户做任何限制。就像好莱坞拍电影的时候，预先想到票房可能50%在海外，所以拍的时候，尽可能减少这种假定。 我个人认为，硅谷还有一个科技创新霸权，因为只要是硅谷的公司，它很容易获得全球的认同。美国创业文化特别好，我正在和大公司高管聊天，他看到小年轻过来找他，马上不跟我谈话，认真地尊重年轻人。Google会和小公司合作，而不是剽窃它的创意，这一点除道德约束之外，与它的这种文化有关系，但在中国我看不到（这种情况）。 当中美两家公司同时起步的时候，最后结局可能截然不同，硅谷这边形成了一个大的跨国公司，而中国那个公司，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碰上了天花板。在这个天花板下，做得好的大概就是全国性公司，阿里巴巴、腾讯算是好的，做不好甚至变成一个地区性的公司，比如某个创业者有本事拿到重庆市地铁的合同，但他可能拿不到北京和上海的，怎么做大？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今后的20年，应该可以看到会出现中国的三星、苹果。除了少数已经成型的公司，很多创业公司都具备这样的希望。 马春燕（来自北京氚合派设计与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硅谷是创新思想的沃土 我对硅谷并不陌生，老东家Intel就是在此发迹。虽然我知晓这次硅谷游学的团员们都是各行各业成功的企业家和黑马，而我却是依托平台发展的职业经理人，但我还是抛弃所有疑虑，鼓足勇气加入这个队伍。 沿着“斯坦福大学——企业——产业基地和创业顾问机构”的路线，硅谷的产业链近似一个良性的生态网络，链条上的结点包含创新者、金融家、连接者和最终用户，每支链条上都具有严谨的规则，这些规则是形成硅谷文化的重要元素。 硅谷勇于接受失败，数量众多的先行者们，可以快速整合新的参与者，成熟的法律体系可约束参与者进行自由调节。健康的资金供应、灵活的雇佣法律、良好的学术环境、税法及投资限制等法规，都鼓励有益的冒险。硅谷是创新思想的真正沃土。 在这里，大部分人认可的行为观点，往往不是能改变世界的观点；在这里，一个大胆并令人信服的想法，总伴着一套完备的目标理论以及达到目标的方法。用现有的资源寻求改变世界，在已有的资源基础上建筑更好的产品，永远都有希望。 对于中国的初创企业，要想使企业壮大发展，一定要摒弃狭隘的理念。企业的目标需要着眼未来和面向世界；获得创投不仅要拥有创新产品和独特理念，同样要拥有自己对行业方向的精准定位；很多时候国内的企业并不缺乏创新，缺乏的是持续创新的精神。 有很多在国内发展很好的企业来硅谷拓展业务。进行本地化创新是必须的经历，然而更重要的是，需要先与硅谷文化接轨，而且是无缝集成。如同学习一门外语时，一定不能有中国式的思维，要在文化理解上下功夫，这才是真关键。 张凤来[懒人网络信息技术（大连）有限公司创始人]：要学会顺势而为 我们参观了谷歌公司，谷歌的愿景是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快捷、方便地分享互联网，所以他们赢得了世界。由谷歌出发，我想为什么美国文化可以创造这么多卓越的企业？ 首先是强大的国家给了每个人一个优势心理：我们是最牛的，我们应该领导世界。这个发自内心的愿景，支撑了企业有力量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全力以赴。 其次是改变世界的梦想，有一种美国精神叫改变世界。加州阳光明媚，幽静、整洁，是学习和思考的好地方。这里更有一种阳光的精神，乐观、淡定地迎接成功与失败。大学里的每个人都在追随梦想，他们是“生来就为改变世界”愿景的践行者。 再次是创新。在硅谷，你如果不创新都不好意思创业。而围绕着创新有创业者，有金融家，更有连接者（律师、会计所）等。这些人也使得更多人愿意尝试创新。 由此反观，中国精神在哪？ 作为创业者，在硅谷，我也看到了未来的创业趋势。 第一，信息技术时代已经来临。我们身边正在发生、已经发生、仍将发生一场产业革命，无论你处在什么行业都要关注并且积极参与到其中，否则你将失去这个时代。 第二，信息技术人才日益重要。这个时代，往往一个技术人才就可以发动一个重要的商业活动，一个软件就可以决定你在一个产业中的优势地位。 第三，学会跨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应该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快的一个时期，所有的商业活动以及社会活动都在快速发生变化，这是挑战但也是机会。跨界已经成为一个关键词，全行业、全社会都面临着巨大的创新机会。大势已定，要学会如何顺势而为。 段建（北京博导前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EO）：文化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硅谷之行，如此多的冲击和感动，到底是什么造就的？拨开财富、制度、人、技术这些保障要素，发现其实是文化决定和造就的。这种文化会吸引到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给这些最聪明的人最舒适和喜欢的环境，技术、制度、持续创新等等就会变成自然和唯一的结果。 真正的强大不是军队，不是经济，不是某项技术进步或某项应用的爆发，而是文化的强大。真正吸引人，令人尊重，令人信服，令人接受的是文化。用户使用产品实际是接受和认同背后的文化。优秀的文化会团结和吸引优秀的人，并在其引导和支撑的远大目标牵引下，凝结优质资源，成就伟大的产品和持久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立意高远，凝结和透射着优秀文化产品会推动文化认同。 产品发扬文化，文化引领产品，二者互相促进，共同提升和发展。这些文化包括：（一）尊重和包容失败的文化，没有失败，只有试验；（二）全球视角；（三）用户第一，而非客户或者金钱；（四）产品设计着眼未来至少3至5年，而非当下；（五）做到极致；（六）团队精神；（七）达成目标的路径会有调整，但给用户带来的价值和企业使命不会变。 潘定国（南京五格货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创始人）：在变化中找到机会 在硅谷，我看到了这样一些故事。 公海上建一个大游轮，全球的企业可以免签证在上面办公、生活和娱乐，是不是超级酷？徐小平老师已经投资了！一家设计公司，设计UP手环、自动咖啡机、人工智能办公桌椅等酷品。它对认同的创业公司不收取设计费，而是收取5%～15%的股份。职业社交网站linkedin是一家上市公司，它将社交、大数据和招聘相结合，树立了很高的竞争壁垒。在没有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已有2.59亿用户，年收入几亿美金。 这些成功，我想是源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远大的梦想。硅谷是面向世界的，这里汇聚了全球的创新思想、创业人才，每一个创业者都抱有改变世界的梦想。在这里，我与企业家、初创业者、教授、工程师等不同类型的人进行了交流，他们都说要颠覆传统、改变世界。 第二，重视学习、尊重教育。斯坦福校园很漂亮，100多年的大树随处可见，100多年前的建筑依然林立。这里有30多个图书馆，200多件罗丹雕塑，是全球第二大罗丹作品收藏家。斯坦福教堂为每届毕业生做一块地砖，1930起，在每块地砖下放一个学生纪念物。 第三，重视产权保护。我们还拜访了有“硅谷接生婆”美誉的泛伟律师事务，它曾协助惠普、Intel、苹果、SUN、ebey、Facebook等多家公司进行注册，并为其在知识产权及融资上市等事宜上提供综合法律服务，可以说见证并推动了硅谷的发展。 律所的几位合伙人分别就硅谷历史、投融资、知识产权等进行了专题分享。美国很注重创新、注重知识产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们随行的企业家，每看到一个新创意时，第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复制。 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现在的世界，重新审视产品、服务、商业形态，找到颠覆创新的对象和方案。世界变了，我们要主动适应这种变化，在变化中找到价值和机会。 杨万里、浦佩君、张明博（尚8文化合伙人）：硅谷传递的是“精和专” 硅谷的创新孵化系统包括以下几个要素：（一）极具创新精神的人才资源输出（人才、创意）；（二）多元化的文化背景的融合（文化普适性）；（三）丰富的投资机构的集聚（资本）；（四）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配套服务机构的集聚及专业的服务体系（服务）。孵化器正是各种要素集聚的主要平台。硅谷正向全世界的创业人传递着迈向卓越靠的是精和专，而非粗和泛的信念。 创新、坚持、专注。一个用4年时间只专注于打造专业产品，8年不盈利的互联网公司，最终创造了市值10多亿美金的神话，这是linked in的故事——一个并不被很多人看好的冷社交网站。一个用7年时间只专注于做一款汽车界的Tesla的公司，上市股价最高达到190美金，这是全智能信息化电动汽车制造商Tesla的故事。 创新、坚持和专注，是每一个创业者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要拥有全球化的梦想。斯坦福的一名教授谈到，在硅谷，创业团队在初期便要考虑如何建立全球化的商业模式。牛文文社长说了一句话，我们感同身受，“目前的现状是：站在硅谷，做全球的生意；站在北京，做全国的生意。”美国的文化造就了硅谷创业文化的世界观，美国人的自负或者是自大精神，恰恰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要有全球化意识的梦想观。 创建成熟的创新研究体系。在美国，创新无处不在。在硅谷，允许失败，鼓励试错——这是创新的前提。创新从何而来？无论产品创新、服务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一定要有方法论、有思路、有管理措施、有实践平台、有改良方向、有实现创新价值最大化的途径。在这条创新价值链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创新管理的体系化教育及培训是核心，这也算是目前我们一直在“追随”美国成熟商业模式问题的症结所在。 硅谷虽有万般好，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过度仰视。硅谷成就了一批世界级的知名企业，但每天也在接受无数创业团队失败的现实，只不过，在这里，创造了一些精彩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发生的舞台是硅谷。但是此次硅谷之行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提供了通过自身成功的一个路径选择——我们有理由“以此为鉴”。 姚劲波（58同城创始人）：要改变世界，一定要来硅谷 这是我第三次来硅谷。我在（上市）路演之前来了一次，路演的时候来了一次，这是第三次。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我相信未来十年，硅谷的华人会越来越多，因为华人比较喜欢创业，尤其是互联网创业，我身边很多创业的人都愿意把事业放到硅谷来，这个氛围也是非常好的。举个例子，香港人创业是在楼下开一个餐馆，广东人创业是要做面对广东的生意，北京人创业是做面对全国的生意，而硅谷创业从第一天开始就是面向全球的，因为全球的精英都在这里，你要找各种资源都很容易，各种技术、各种工程师、各种新的想法都会在这里迸发，所以大家如果有改变世界的决心，那么一定要来硅谷。如果你想改变中国的话，可以去北京。 我们创业失败了，可能结局会很惨，欠人很多钱，家人的压力很大，你吃饭都吃不好，没地方住，但在硅谷失败或者成功，生活基本上不受影响。所以，在中国很多人创业就是拷贝别人，你做第一名，我做第二名，他做第三名，同样的事可能有1000个人做。在硅谷不是这样的，所有的人都做创新的事，所以这也是在硅谷创业另外一个好的方面。在中国的话，只要一个事情好，立马有一万家一样的公司出来。在硅谷，每个人都尝试用不一样的方法做同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状况。 蒋宇飞（北京壹人壹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为什么是硅谷？ 为什么这个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才建立的国家，仅用200多年的时间，就迅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引领全球，成为全球无可争议的霸主呢？ 18世纪中后叶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进一步形成了美国人冒险、进取、自由的牛仔精神。西进运动的终点，就是现在的加州一带，所以历史造就了美国西部比东部更自由、更创新的氛围，硅谷诞生在西部也不意外。 所谓的硅谷，是指顺着101公路沿线，从圣何塞到斯坦福大学，再到旧金山湾区南部长约50英里的峡谷地带。硅谷的兴起与1950年NASA研究院在森尼维尔成立及1960年后斯坦福大学开始对外出租科技园区密切相关。历史上著名的“硅谷八杰”在1957年创建了仙童半导体公司，其后，摩尔及桑德斯又先后创建了Intel和AMD，硅谷因此闻名于世。 “硅谷八杰”固然是硅谷的奠基人，但我认为真正的“硅谷之子”非乔布斯乔帮主莫属。乔布斯出生在硅谷、成长在硅谷、成就在硅谷、去世后又葬在硅谷，可谓“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所以我认为他才是真正的“硅谷之子”。 深入硅谷以后，我常常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从Intel、苹果、谷歌到Facebook，一家又一家伟大的企业诞生在硅谷？为什么从安迪格鲁夫、乔布斯、谷歌双雄到现在炙手可热的Tesla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企业家出现在硅谷？我认为，从深层次来说，这跟美国、跟西部、跟硅谷这种平等、自由的文化是分不开的。 这一次，我和《创业家》牛文文社长以及50名中国创业者共同走进硅谷，走访了大量公司，既包括谷歌、苹果这类大公司，也包括一些正在孵化器培育的初创企业，与他们广泛交流，颇有感触。 第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硅谷自由、平等和尊重梦想的气氛。我们来到硅谷的前一个月，旧金山刚刚发生一个举世瞩目的事件：为了帮助一个身患绝症的5岁小男孩圆“蝙蝠侠英雄梦”，整个城市大概有8000人参与，警察局长、市长和总统全部出动……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反映出这是一个极度尊重人性和梦想的国度。我们这次硅谷行的一个黑马学员，专程去了乔布斯故居吊唁，他在微信中写道：“看到乔布斯这么一位伟大的企业家，住着如此普通的住宅，开着并不奢华的汽车，过着普通居民的生活，非常感慨和感动！这样的简朴之风与国内的奢华炫富截然不同。” 在硅谷，自由与平等的气氛是深入每个人内心的。今天，即使硅谷的一个初创公司，也可以轻易找到谷歌的CEO，给他发邮件或要求与他见面商洽业务合作。大家都知道，乔布斯13岁的时候给惠普的创始人打电话，要了一些零件，还获得了实习的机会。这样的传奇故事至今依然在硅谷上演，比如现在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他自己只要在公司，每天都要至少见一个Facebook以外的人，以保证自己与外界的沟通和平等交流，无论你是普通工程师还是外来观光客。 第二个深刻的感受，就是硅谷创新无界限。雷军说过，小米做的事情，还是能预料到的事情，而他去拜会Tesla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发现对方做的电动汽车、火箭发射、火星移民计划、真空高铁……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非常巧，我们第一天去瀚海科技园，碰到了一个26岁的美国本土创业者。他改造废弃的邮轮，停泊在公海上做办公房出租，以帮助那些没有工作签证的外籍人士获得在美国的工作机会。这非常不可思议，我们开玩笑说，在中国，城管早就给你拆掉了。 第三个感受，是硅谷的全民创业热潮。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每一个在大公司上班的工程师，几乎都在利用业余时间跟同事交流创业，或已经参与创业。而在斯坦福大学，每个教授都在投资，每个学生都在计划或开始创业，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在硅谷，每一间咖啡厅、每一间酒吧、每一个餐馆，人们都在热烈讨论创业，创业融进了硅谷人的血液。 我们经常仰望硅谷一家又一家的明星企业，像谷歌、苹果、Facebook……但背后有一组数据令我们非常震撼：斯坦福商学院的Ilya教授给我们上课时说，此刻在硅谷，员工数在5个人以下的初创公司有7万家之多。由此可见，在硅谷创业的成功率未必会比中国高，但是这里的创业企业基数太大了，其中99.9%的企业会死掉，但总有一两家会成为下一个谷歌、下一个Facebook，继而改变世界。 毫无疑问，现在的硅谷还是全球科技业的创新高地，你可以预见，下一个引领全球风潮的科技企业很有可能还诞生在这里。但我们大可以平视硅谷，因为无论你在哪里创业，都要针对客户需求，做好产品体验，用创新科技和方法去成就事业，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回到中国的环境和土壤，即便有不同的文化与体制制约，但硅谷平等自由的气氛、无界限的创新精神和极大的创业热情，都是我们中国创业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 欧洲为何没有硅谷 欧洲创业第一坎：家族企业传统深厚 在硅谷，创业家致力于打造高科技公司，把它们卖掉，并且重复做这件事。这些公司无论从商业模式、流程设计、产品设计和创新文化上都可以规模化。欧洲则不然，虽然也有一些可以规模化的公司，但更多的是传统中小型企业。2012年，欧洲有超过2000万家的中小型新创企业。 欧洲有深厚的企业家族传统。人们经营一家公司，把公司卖掉并不是他们的选择。几千万的小公司增长缓慢，全球扩张能力欠缺，也拖慢了欧洲的发展速度。 第二坎：缺少颠覆性产品 欧洲的公司还在做一些渐进式的产品改善，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新产品很少出现。欧洲的公司还没有了解产品设计究竟是什么，它与工业设计的区别在哪里。许多欧洲的理工类大学都不会教授学生如何去做产品设计：它跟工业设计是两回事，或者说工业设计仅仅是产品设计中的一个部分，后者需要涵盖更多的内容。 第三坎：大学过于僵化 在美国的一些顶尖大学里，创业者的主要人群就是学生而非教授。7%～10%的斯坦福学生都会参与到跟创业有关的活动中。从欧洲的大学里直接走出来的公司数量非常少。许多大学不仅不支持，甚至反对学生创业。大多数欧洲的学生都希望找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最好是大公司，能够在政府部门工作是最理想的。 第四坎：风险厌恶 欧洲对风险比较厌恶，如果你创业失败，就可能要用一辈子去承担后果：一方面在财务上负债累累，除此之外还可能会被社会所排挤。相比之下，硅谷的创业家在失败后还会继续创业，创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循环。 第五坎：不会帮别人致富 在硅谷，人们敢于冒险，文化非常开放，财富分享的文化让很多公司愿意给员工发放股票期权。而到今天为止，一些欧洲国家依然没有股票期权机制，以至于无法像硅谷那样去产生如此多的百万富翁。 欧洲的风投行业近几年有后退的趋势。英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相对领先，而法国由于政策原因，与英国的差距越来越大。爱尔兰、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一年内也就50笔交易。 英国的创业情况明显好于其他欧洲国家，无论是天使投资还是创业投资，英国都是最为成熟的。加上英美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许多美国人生活在英国，美国公司也来到英国发展——一些来自硅谷的公司会选择英国作为欧洲的落脚点。 硅谷投资趋势及中国企业机遇 硅谷，这个神奇的名字无可争议地与世界高科技创新中心和风险投资之都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一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名字无数次让人们聚焦硅谷，从谷歌、Facebook、特斯拉（Tesla）、Airbnb（家庭旅馆）、优步（Uber私人出租车）、SpaceX（私营太空飞船）、Nest（智能家居）、Netflix（点播电影院）、Whatsapp（社交应用）无人汽车到Oculus（全方位视角眼镜）。硅谷的人才、创新、资本完美地结合，令其成为世界超级科技创新中心并引领一场新的科技变革。 这场新的科技变革正对传统IT及传统产业产生挑战与颠覆。中国企业如何顺势而为，借助资本力量“走出去、引进来”，抓住历史发展机遇提高自身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在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全面产业升级，是值得每位企业家及政府领导深思的议题。 新挑战与投资机会 云计算、大数据、开源软件、互联网、移动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但人们可能没有真正看到的是，在这些新的领域中正有一批新一代科技公司悄然崛起，几乎在各方面对似乎已稳稳站住IT科技市场地位的龙头老大们发起了挑战！ 人们常提到的“去IOE”（即摆脱IBM、Oracle、EMC），旨在让客户摆脱昂贵、厂商锁定式的基础架构而采用低成本、开发者和最终用户掌控的开放云设施。实际上“去IOE”并非仅针对这几家公司而言，而是预示着一场以互联网、移动大环境下的以大数据、云计算、开源软件、物联网、万物智能等为代表的新科技对传统科技与旧势力的挑战，这种挑战具有以下四大特点： （1）由里到外，即从企业内部的每一个环节到外部生态链上的每一个环节； （2）涉及每一个行业； （3）具有巨大颠覆性； （4）几十年不遇。 这与过去的科技革命均有所不同，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均属罕见。IT（Information Technology）即信息技术，正被重新定义为：IT（Industry Transformation）即产业变革，这是对这场技术变革更深层次的理解。例如，优步（Uber）移动打车应用的出现颠覆了百年历史的传统出租车行业；在线电影点播公司Netflix颠覆了美国影片租赁行业，让全美拥有5000多家线下实体店的Blockbuster消失殆尽；以非关系型数据库NoSQL为代表的公司MangoDB和CouchBase将可能取代老牌数据库公司Oracle（甲骨文）的一统天下。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这次科技创新的变革，如同原来所有的运动员都在同一竞技场比赛，经过旷日持久的各类比赛，名次已泾渭分明，尽管仍在相互赶超，但亦差别不大，只是各保次第。但世界竞争格局已在悄然巨变，新的比赛已不在旧赛场进行，观众也开始到新赛场观摩。而旧赛场的领先者们还在奋力拼搏，殊不知大势已去，一切只是落日之争。很残酷的事实，但这就是颠覆。 硅谷投资新趋势 硅谷正在引领这场科技创新的变革，所以我们不难看出目前硅谷风投们的一些最新的投资动向及趋势。硅谷最新投资热点大致分布在： 首先在B2B方面，新一代开源免费软件向传统企业软件行业发起了颠覆性挑战，体现在软件将更开放、更安全、更易用、更低价。最关键的是，不再被软件厂商锁定。 毫不夸张，在软件行业里的任何一个基础软件在开源的世界里都有与之对应的新的开源软件的对手出现。开源软件源代码完全公开且由整个技术社区成员维护更新（其中也包括大量来自中国的技术社区成员们），从而通过对源代码的审计避免安全后门，因此安全开源软件实质上可极大减少由“斯诺登事件”引发的软件安全隐患。这一点虽然不是开源软件的初衷但对中国企业及政府有着格外的意义。 SDx（Software Defined Everything）即“软件定义一切”，是另一大机会与趋势。SDx包括：SDN（软件定义的网络）、SDS（软件定义的存储）、SDD（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等等。其本质是把软硬件分家，采用标准化的硬件，通过软件来实现所有的复杂功能，从而大幅降低成本并提高运算和可扩展等各项性能。位于硅谷的Nexenta、Maginatics、BigSwitch等都是热门的这类创新公司。 硅谷风投们在云计算的投资布局上涉及到传统IT行业的每一个细分领域。开源云基础设施平台软件是其中一个投资热点。如OpenStack领域的新秀Mirantis公司刚以超额认购完成一轮逾1亿美元的融资。Mirantis是提供开源云操作系统OpenStack服务的市场领导者，其客户遍及世界财富500强公司。 而在开源OpenStack被市场接受之前，企业私有云市场被VMWare以昂贵的闭源技术独霸。而一年前，Mirantis还只是一家不为人知、估值很低的小创业公司。它随着云概念的普及与接受而迅速成长，这次融资后将这家“小公司”推向了“10亿美元企业俱乐部”。 在大数据方面，硅谷风投们广泛布局。大数据行业的发展令人惊叹，世界上90%的数据都是过去两年里产生的，数据的格式也不再仅限为银行记录、电话账单，而是扩展到由新智能终端和社交媒体等产生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动画等非结构化数据。而应运而生的非关系型数据库市场备受关注，CouchBase、MangoDB、DataStax是业内最受追捧的三家创业公司。 在企业级应用方面，直接从“互联网思维”出发的“移动第一”的各类B2B应用的创新型公司也是一个投资热点。立志于替代微软Office的Quip，“在移动设备上重新定义办公软件”。FieldAware是另外一家值得关注的创业公司，也将彻底改变传统的设备维护和客户支持的工作方式。“移动第一”领域最成功的公司Concur是以“移动报销应用”著名的Concur公司最近被SAP以83亿美元高价收购。 在硅谷B2C投资方面，一方面“失宠”多年的硬件型公司也开始借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与万物智能（Smart Everything）特别是软硬件结合的行业大趋势开始变得炙手可热。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以新技术和商业模式颠覆传统行业的创新公司，除了大家熟悉的“互联网分享经济”模式的代表Airbnb（将个人闲置房屋分享成为家庭旅馆）、Uber（个人汽车分享成为出租车）、OnMyBlock（类Airbnb模式，专注于校园外的学生租房市场），“分享经济”模式思维更是运用至家庭厨房、小型健身房甚至私人飞机与游艇等场景，遍及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其他领域亦备受瞩目，如无人驾驶飞机（Drone）、智能机器人，以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的医疗大健康、在线教育、移动电商、虚拟现实VR、智能家居等。 互联网金融是另一个投资热点：Wealthfront、Personal Capital等新型个人理财顾问管理在短时间便发展了超出10亿美元的资产规模；Lending Club，颠覆了银行信用私人借贷服务，已融资近4亿美元，正准备上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创新领域里的巨大海外投资机会。 中国企业的机遇 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各行各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行业巨头。在充分享受了巨大的市场、城市化进程、人口红利、中产阶级消费阶层崛起等有利的条件后，中国的企业经历了多年的野蛮成长。 然而在当今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深化、国内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等背景下，现在清晰地摆在每位企业家面前的问题是：如何继续保持已有的行业领先地位，并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继续高速成长？如何不被迎面而来的新一代科技创新的浪潮所淹没？如何走出中国，在全球的市场上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已不是新话题。在当今形势下特别是国内资本相对充足的情况下，与资本相结合的以实现科技创新为诉求的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可以称之为“中国企业全球化2.0模式”！ 中国企业在通过国际化寻求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发现，利用资本是获取下一代自主可控技术，迅速渗透全球产业链从而占领制高点的重要手段。可喜的是我们看到，一些具有前瞻性思维、勇于开拓的中国企业家们已经意识到这个巨大的机会与挑战。 近两三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带着明确的需求和目的来到硅谷，了解探索如何借助硅谷的科技创新优势甚至思维理念来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希望为自己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做好准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无不带有“中国企业全球化2.0模式”的思维，即考虑借助资本的力量。 高科技创新能力将是所有中国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的科技企业在这场科技变革中享有独特优势，把握住这次科技创新变革的机遇和巨大的市场，将有机会在新一代技术上掌握制高点，从而成为全球巨头。 例如，在服务器领域全球领先的国内某集团正积极寻求与优秀的中国海外基金合作，利用资本的力量通过与全球开源软件公司及社区合作，使自己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加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并成为云计算大数据领域基础技术国际巨头。这只是我们看到的许多案例之一。 综上所述，以硅谷为科技创新龙头的美国高科技产业，正在推动一场行业变革（新定义下的IT）。美国权威调研机构最新数据显示，十年内，全球财富1000强的公司名单中，将有70%的企业被淘汰。这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产业变革将给富有远见卓识的投资人带来千载难逢的投资良机。同时，这场变革已不再是以前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的创新，而是真正站在企业和政府“门口的野蛮人”。中国企业如何在这次科技创新浪潮来临之际，把握好机会，借助资本力量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全面提高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核心竞争力，是摆在每一位企业家及政府领导面前的重大课题。 硅谷战争4.0：双寡头之战 在硅谷，最尴尬的事莫过于一家以创新为标签的公司，却开了一场沉闷的会议。 讲演者盯着提词屏，按部就班地讲述产品新功能；掌声并不频繁，一旦响起也不热切——要不是抗议者在观众席中站起来大声嚷嚷，沉闷的气氛何时才会得到缓解呢？ 是的，这是2014年6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Google I/O大会的场景，它也可能是截至目前最差的一场Google I/O大会。 或许不该责怪Google缺乏现场表现力——这一点就算创始人兼CEO拉里·佩奇亲自到场也不会有太大改善——而精于此事的苹果也让人感受到了类似的乏味。 在6月初苹果的WWDC（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World Wide Developer Conference）上，会场让人耳目一新，副总裁Craig Federighi甚至可以说不乏幽默，但回头细想，印象无非是“苹果早就该这么做”。例如Mac和iPhone之间的同步，以及允许应用程序调用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功能等等。它也推出了类似Swift新编程语言的新玩意儿，但仍没有太多惊喜。 导致沉闷的原因在于，这两场在同一个月举办的开发者大会，它们发布的内容看起来如此相似——遮住Logo，忽略外形特点，互换位置，估计也不会引起惊叫，简直像在互相模仿。 Google开始标榜自己在设计方面的努力，苹果则宣扬自己更为开放的态度——双方都试图将自己的系统拓展到健康、家居、汽车等物理世界——你可以把物理世界理解为一个尚未被比特化的世界，是的，这个世界无疑是巨大的。 但这恰恰预示着一场新的恶战已暗中开拔。 硅谷巨头之间的竞争进入了难熬的焦灼阶段。我们早在两年前《硅谷战争3.0》的报道中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几大巨头们试图通过硬件来赢得移动互联网之战。 现在，你可以把这个结论倒过来看了：移动互联网之战的格局已经确立，率先建立好移动互联网生态系统的苹果和Google，已经把整场战役变为双寡头之战，战争的最前沿已经越过移动互联网平台，向整个物理世界开征。 华尔街对Google的巨大野心给予了正面关注，就在看似沉闷的Google I/O开幕当天，Google收盘价上涨14.03美元，涨幅达2.48%。 大约从两年前开始，技术巨头们在硬件上的布局速度开始加快。这得益于摩尔定律的作用，芯片、云计算、传感器的成本迅速下降，物理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有智能的潜力。 这种情况下，进入硬件市场意味着接触更多用户，收集更多数据，以数据支撑更好的服务；硬件之间的互通还意味着用户将不得不在不同系统中做出选择。每家公司都期望：用户偏好本公司的生态系统，之后，从偏好到依赖，从依赖到离不开。 移动互联网平台上形成的优势可以轻易带到这个新领域。 “通过车载系统成为平台中的一部分，这样苹果公司的智能手机的价值更大，包括可以使用地图、Siri等服务。这对苹果这样的公司的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它们可以通过App来收集数据，并可以根据数据进一步在未来提供由苹果定制的更好的系统。”Gartner分析师Thilo Koslowski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出于一种内在的恐惧，技术大公司不可能放过这样的拓展机会。在这个全新的疆域，新标准亟待确立，处于劣势的一方很可能会被新市场排斥在外。 Google在此方面拥有教训。它开发出了Android操作系统，但亚马逊改写了这个系统并将之安装到自己的Fire系列平板电脑和机顶盒上，上面既没有Google搜索，也没有应用程序商店Google Play。Google完全无法在这些硬件设备上通过搜索广告或应用程序销售来赚钱。 亚马逊具备基础设施云的绝对优势，这让它占据了移动互联网的最上游，同时，它也在极力复制与Google和苹果类似的生态系统，这具有一定威胁性，却很难改变既定格局。 更早进入移动互联网的Google试图通过无处不在的Android挤进物理世界，苹果也在进行势力扩张。 它在2014年WWDC上发布的“Continuity”功能，可以让你在iPhone上正在写的邮件自动转移到iMac上，好让你继续在电脑上完成这封邮件；你也可以在电脑上接听手机上的来电——如果你的手机正好在客厅充电而你在书房工作的话。 Google也在做相同的事。你在智能手表上看的菜谱，会自动同步到平板电脑上，这样，你能在做菜的时候挑选最适合的屏幕来查看菜谱。或者，你可以将看了一半的视频继续在电视上播放。 两者都在竭尽全力把新世界连入各自建立多年的生态系统中。 CarPlay和Android Auto能让手机屏幕显示的页面，同时在汽车屏幕上显示，当然，你可以用语音进行操作，或者直接用手机上的地图进行导航。 但这些新领域探索行动并不总是能够成功。 还记得智能电视吧。Google在2010年就曾轰轰烈烈地发布过Google TV；亚马逊在2014年4月，发布了机顶盒产品Fire TV，可以支持语音搜索，也支持游戏。听起来和Android TV所支持的功能很像是不是？ 但它们尚缺乏实质进展。 智能汽车的概念在每次大型车展和CES（电子消费展）上都“备受关注”——尤其是在最新的一届，但推进过程依然缓慢。 做过类似尝试的还有微软。它早在2007年就开始和福特合作开发智能车载操作系统Sync；而7年之后，Google发布的Android Auto看起来和苹果3个月前发布的CarPlav非常类似。 众人满心期待的新版Google Glass和Ara手机都没有在Google I/O上亮相。要知道，两年前Google Glass发布后，Google投资（Google Venture）、KPCB和Andreessen Horowitz就组成了一个投资联盟“Glass Colletive”，以投资那些和Google Glass相关的创业企业。 这个架势使得Google Glass看起来会是下一个手机般重要和普及的产品，而相关的生态链则会迅速成熟。 技术公司近期的收购，依然沿着各自的战略方向推进。 在过去一年，Google最大的两笔投资流向了新硬件领域——2013年12月以30亿美元收购了Boston Dynamics，这是一家研发机器人工程的公司；一个月后，它又以23亿美元购入了智能家居设备生产商Nest，后者的创始人是被排挤出苹果的一位前高管。 苹果的做法却有些扑朔迷离，尽管一直在弥补在线交通导航等方面的短板，但2014年5月对耳机制造厂商Beats高达30亿美元的收购使其意义已不再局限于防御战略本身。 假如把目光移向另几位对手，它们仍在忙着部署移动互联网生态圈，微软以71.7亿美元拿下了诺基亚，但却仍被认为错过了发展移动互联网的最佳时机；亚马逊的投资不多，多围绕在线生态：教育、游戏和支付等领域；最着急填补移动互联网入口的当属Facebook，它以190亿美元的高价收购了类似微信的WhatsApp移动应用。 相比之下，Google和苹果在移动生态平台的优势已经十分明显。而Google凭借更为开放的系统和更广泛的布局占据了更多的优势。 “虽然Android Auto和Carplay看起来很像，但光凭Google有着不错的地图应用和其背后的数据，看起来就拥有更多胜算。”英国Warwick商学院教授Mark Skilton说。 尽管是苹果先推出了iPhone，但其实Google和苹果在移动互联网的起步都始于2005年，双方的较量最初是起源于对大本营的保护。Google曾担心苹果操作系统在占领人们上网的入口后，会让自己的搜索引擎以及广告业务受制于人；再向前追溯，它研发手机的动力则源于害怕微软的Windows CE壮大，使自己丧失移动搜索的入口。 但是，Google向移动互联网的一步步迈进激怒了苹果，朋友就此变为敌手——这已经是4年前的故事。 你能够理解苹果对无处不在的Android的恐惧，这个移动设备上的开源操作系统就像是一把打开新世界的钥匙。乔布斯曾负气说要发动“热核战争”摧毁Android。而在最近的WWDC大会上，苹果现任CEO蒂姆·库克（Tim Cook）声称Android是“漏洞百出的毒汤”。如今，iPhone上的搜索引擎已被更换为微软的Bing，且早在两年前就已不再使用Google Map。 随着Google和苹果在新战场频繁交火，原来四巨头对峙的局面，已划分为两大阵营。 Facebook几乎可以替换掉微软在原有格局中的地位。这家社交网络平台商的在线和移动互联网广告业务正在快速增长，这一点直接对Google的主业形成威胁。但在物联网的新领域，因为没有足够强势的硬件设备，也没有更多可以整合起这些硬件的优势，微软和Facebook迎头赶上的可能性还很小。 亚马逊，那个曾不被华尔街认为是家技术公司的在线商店，已然让Google在搜索广告上的优势变得不那么明显。人们越来越多地绕开Google，直接在亚马逊中找寻自己想要的商品。 它目前所构建的移动生态系统也更接近第一阵营的Google和苹果。 比如购买智能电视。那些热衷于在亚马逊上购物，觉得Amazon Prime的两日内免费送达加上免费电影电视和音乐超级值的人，选择Fire TV机顶盒的可能性会更高。 最近亚马逊推出了带有FireFly功能的智能手机，如同物理世界的搜索引擎，它能通过摄像头来进行真实世界的商品识别，进而将用户直接带到亚马逊网站的购买页面上。 当然更让Google觉得羞辱的一点在于，虽然是Google首先提出了云计算这个概念，但目前市场上遥遥领先的显然是亚马逊。后者凭借快速创新和迭代，以及低廉的价格，已建立起了一个生态圈，连Netflix这样和亚马逊业务有竞争的公司都心甘情愿将自己的整个架构放在亚马逊的AWS（Amazon Web Service）上。 亚马逊Android系统的平板电脑、机顶盒和手机也是Google的苦恼所在。由于开源，亚马逊修改后的Android系统上没有Google丝毫的痕迹，并无法让Google从这一系统上分得任何一杯羹。更过分的在于，亚马逊自己的应用程序商店，利润率要比Google的应用程序商店Google Play更高。 反过来，亚马逊也正警惕Google所做的一切。Google已搭建起自己的在线购物网站Google Express，通过和Target这样的零售商合作来增加线上商品的品类，除此它还有一日送达的快递服务，这一点对消费者尤其有吸引力。 战火蔓延的领域比我们想象到的更远。 亚马逊多多少少也在和Google的YouTube业务竞争。当YouTube在洛杉矶建立起各种设备齐全的摄像绿棚并鼓励各种视频制作工作室进行内容制作和创新时，亚马逊自己建立起了影视制作工作室Amazon Studio，并面向公众收集剧本，并让公众来为这些剧本投票。 就激烈程度而言，Google和苹果之间的战役无疑是最高的。这使四巨头的位置发生变化，也让前线越过移动互联网，直接延伸到物理世界。 不过，虚拟的比特世界中快速更迭的节奏，并不适用于复杂的物理世界。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原因对此起着实实在在的作用：人们那些根深蒂固的习惯。 例如当智能手表Pebble带来的新鲜感悄然退去后，年轻人发现自己还是没有戴手表的习惯；而对于有戴表习惯但年纪更大的人，他们会更看中外观，以及品牌带来的身份认同，难以被Pebble打动。 但更多时候，原因在于，两家移动互联网巨头闯入了一个成熟的商业世界。在那里，权益分割规则清晰，大型制造商牢牢把控着研发、制造、销售等环节，尽管彼此也有激烈竞争，但当颠覆者入侵，它们会竭力守住自己的利益。 这一点在智能汽车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 微软和Google率先寻求和汽车厂商进行合作，以推动智能汽车的发展。但这场合作迅速演化成汽车厂商和技术公司之间的博弈。即使是那些最积极的汽车厂商，也仅仅将技术公司看做是一个软件外包商，试图由自己对操作系统进行最严格的控制，它们还试图建立起一个自己的生态系统，尽管这实在不是很现实，因为这意味着每家公司的平台无法互通，开发者需要为不同的厂商进行开发，消费者的体验也会变糟糕。 “它们不能把掌握自己命运的钥匙交给苹果（等技术公司）……那将是对汽车公司最糟糕的局面，那时候它们会成为高级产品制造商，就像HTC或三星一样。”Gartner分析师Thilo Koslowski说。 “对生产商来讲，这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希望苹果或者Google获得我们的客户数据，这个数据应当是我们自己的。”日产汽车执行副总裁安迪·帕尔默（Andy Palmer）早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但另一方面，客户在家里和车里都会用到Google，很难把握好平衡。因此，同这些互联网巨头合作到哪种程度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巨头未来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 汽车厂商的审慎不无道理。 当高技术公司试图想要获得更多数据并更多操控汽车时，汽车厂商会担忧软件出现Bug是否会影响到油门或刹车系统，或者如何确保车内信息传递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这毕竟看起来性命攸关。 况且，车载操作面板的生命周期可达6年，而手机更新节奏约为两年，这种差距如何弥补？用户对两种智能终端的期待如何统一？落实到商业层面，有太多规则还不清晰。 “汽车厂商大多保持保守的态度，它们对安全方面的考虑更多，不会让一点风险来损害自己的品牌。”此前福特硅谷实验室的负责人TJ Giuli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实验室在2012年开始设立基于Android系统的Open XC试验项目。 汽车业的游戏规则与思维方式也反作用于技术产业。 经过数年博弈，你多少可以将CarPlay和Android Auto看做是汽车厂商和技术公司的妥协：汽车厂商不再那么强硬地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生态系统，因为这只会让消费者望而却步；而技术公司则暂时只希望控制车内和娱乐导航有关的那部分系统，并让手机与之同步，其余的则放到以后再说。 作为四巨头中第一阵营的成员，Google和苹果率先意识到，智能汽车领域的竞争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这意味着未来的战场很可能会转移到技术业之外，但战争的核心却更在于各位玩家的平台搭建能力。 消费者有着最简单的选择逻辑——如果有了iPhone和iMac，那很可能在选择一个智能汽车的时候挑选支持CarPlay的那一款。甚至在未来，当你选择一款空调，都要考虑这是什么操作系统的，因为你希望你的手机或其他设备能够轻松控制它。 “几年前，如果你知道Google收购一家做恒温器的公司，你会觉得很荒谬；但现在你知道它在搭建基础。”咨询公司MRY的首席市场官David Berkowitz说。 Google的确是在未来布局方面做得最野心勃勃的一个；但苹果看起来是生态系统更健康诱人的一个。从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到手机和平板，苹果都能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而且开发者更愿给苹果的生态系统开发应用程序。 按照Cowen and Company分析师Timothy Acuri提供的数据，Google在2013年支付给开发者的分成为50亿美元（约合310亿元人民币），而苹果则为80亿美元（约合496亿元人民币）。他说苹果开发者在苹果平台上获得的总体收入比2012年翻了一番，如果按照这样的数据增长，那么苹果App Store上一年产生的收入，将比Google Play Store多一倍。 “在可见的未来，我们预期苹果的生态系统对于开发者而言依然会是主流的平台。”Acuri在其报告中写道。 座次重排。虽然来自物理世界的光如此耀眼，第二阵营的对手也不会束手待毙。 亚马逊的布局不如Google和苹果那么迅速，但这家公司始终是个低调的威胁。它有着最成熟的云端生态系统，也从来不畏惧用低价的方式来获得用户。微软依然会是这个阵营的推动者，Facebook最新举措是在北京CBD租赁了八百多平米的办公空间，为开展在华业务做准备，而此前，Facebook已通过香港进行广告销售。 这样来看，随着新疆土的开拓，人们所感受到的沉闷和同质化现象也许持续不了多久。新的游戏规则仍在确立过程中，双寡头的竞争面临诸多挑战。 不是终点的终点 路人停下了脚步——“就是这里”一个人说，另一个人急忙伸出头急切地往小院里看着。对于“这里”，人们总是充满想象。没错，“这里”就是加州Palo Alto的Addison Ave367号，硅谷故事的开始。 走进这个显得有点古旧的车库，能够感受到的是初创的力量，里面陈列的照片和工具展示了当年的历史。甚至连房屋内的摆设也尽量地保持了原貌，只不过餐桌上不再有热气腾腾的食物，而是各种各样的纪念册。这提醒着每一个进来的参观者，这里有故事。1939年，两个年轻人在车库中“捣鼓”出产品，创建了惠普公司。加州政府甚至和惠普公司共同树立了一个纪念牌，将此地作为硅谷的诞生地。2007年，惠普车库被列为美国历史古迹。 而惠普公司更是将企业文化定义为“车库法则”。只有客户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才能出得了车库。车库法则的意思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车库法则将新惠普与公司创始人的精神和初衷结合在一起，是惠普之道在新世纪的重新表述，即“原来的核心价值观，加上创新的行为准则”。 不过即便是硅谷标志性的企业，惠普也面临着迷失的困境。在几任CEO的更迭之后，外界批评“惠普之道”消失了。人们必须承认，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这种看不到却强韧存在的东西在很多时候决定着企业的命运。负责数据中心创新的Scott Anderson已经在惠普工作了20几年，他认为惠普的确“挣扎了一段时间”，而现在要做的是在惠特曼提出的“make it matter”下回归。“make it matter”一语双关，既有承诺和服务客户之意，也有“让IT变得重要”的意思。 在硬件利润变薄的情况下，依靠技术推动的产品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就显得非常重要。从2011年11月开始，惠普便推出了Moon shot项目，该项目旨在开发超密集型的服务器系统，与标准的x86刀片服务器和机箱相比，它能够在更小的空间中容纳更多的计算资源，同时确保更低的能耗和释放更少的热能。另一方面，根据Converged Systems资深副总裁兼总经理Tom Joyce介绍，惠普可以在数据中心的搭建上实现定制化和封装的混合。融合系统意味着服务器、存储、网络和软件，在这个旨在更贴近市场的系统之上更为灵活地为用户提供服务。 显然，硬件产品和融合系统服务都是应对技术发展趋势的需要。实际上，这正是技术行业的魅力之一，变化是最大的确定性。身处这个行业，就会时时刻刻感受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而这正是Robert Youngjohns投身这个行业30多年的原因，这位负责Automony大数据和软件创新的人，用了一个很浪漫的比喻来说明这种吸引力——“你知道吗？整年阳光明媚，四季如春的加州还可以滑雪，每个家庭甚至都制定了滑雪周末。这正是这里的魅力”。这其中蕴含着永远怀有好奇之心拥抱技术浪潮的意味。 现实从来都不够温情。惠普2014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惠普第三季度净营收为27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272亿美元增长1%；净利润为9.8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3.90亿美元下滑29%。显然，找回初心的路，“阻且长”。 实际上，如果可以把初心物化，车库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因为不仅仅是惠普，硅谷很多企业都诞生于车库，比如苹果、谷歌、Youtube等。而一些总部不在硅谷的企业也同样有着车库发轫的故事，比如亚马逊、迪士尼、哈雷摩托等。可以说车库就像是精神图腾，是初心，更是创造力和生命力。而这些最基本也最简单的力量最后都成了伟大企业基业长青的秘方。 乔布斯喜欢谈论禅学，如今斯人已去的“乔家小院”，在皎洁的月光下散发出孤寂的味道，会让路人唏嘘感叹。如果禅学的意境太出世，那么就让人们在硅谷湛蓝的天空里，用日月之光回味一下自己的初心吧——为什么要创业？是为了改变世界还是改变自己的命运？你的产品足够吸引人吗？有持续的爆发力吗？获得财富之后是否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要如何成就伟大？——很多很多问题，答案却只能依靠自己去寻找。 在这个别管张布斯还是李布斯，无论互联网思维或是其他什么思维的时代，回归原点可能是一种最简单也最有效的解答，虽然这同样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因为人们只有在自己走过的路途中才能反刍自己的初心，才懂得最初纯粹之心的重要。不可否认的是，在硅谷的进化过程中，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在感受着它的丰富的同时，也在其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与轨迹。是的，对每个人来说，硅谷从来都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它的迷幻，就像一个传奇。而所有在其中兜兜转转的人，沉下心来才能明白那个并不是终点的终点。对这样的你而言，只有怀有创造和改变世界的初心，经历了成长，收获了内心，才可以把这里当作开始，也可以坦然承受失败。 再见，硅谷；再见，没有终点的终点。 告别硅谷崇拜，捷径还是歧途？ 硅谷的魅力可以分为以下八个因素：第一，敢于冒险的创业文化；第二，很强的工作流动性；第三，宽松的制度环境；第四，对失败的宽容态度；第五，与正式组织的交流与合作；第六，分散决策的组织结构；第七，活跃的风险；第八，投资完善的基础设施。 在今天这样的网络经济时代，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硅谷。作为20世纪后期技术革命的发源地和高科技园区的象征，它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里，一个又一个世界知名企业如同夜空之上最闪耀的星，冉冉升起：微软、英特尔、Google、Yahoo、Oracle、Borland、AMD、Nvidia……这些业界巨头们，霸气十足而又后劲有余地伫立在此处，成为国内外创业者们魂牵梦萦的所在。 硅谷的成功史，是创业者们人手一份的必备手册。在那里，有不计其数的科技公司，拥有世界顶级大学，热烈的风投氛围以及不断增强的技术资助。在硅谷内部，时刻都有新公司成立，人才需求量不断上升，其专业的网络和快捷的信息交换渠道也为硅谷打造了独特的竞争优势。硅谷的企业非常清楚，只有合作与竞争同步进行，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种加州独特的支持竞争的文化环境，正是硅谷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核心所在。 减退的崇拜 网络经济时代改变了国人的网上生活，中国的IT公司渐渐能和国外的知名公司相媲美，至少差距已经不是很远。中国互联网行业之所以发展得如此快速，美国成熟的互联网模式的确功不可没，但正是互联网行业的无国界性，才让它能够站在中国发展速度的最高峰，即便是经济危机的那几年，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劲头依然不减。 如今，中国的创业者渐别硅谷崇拜，硅谷不再是他们的“灵感”源泉。随着创业者本身素质的提升，中国互联网创业团队在一些领域的运营水准日益接近或等同于硅谷的创业公司，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人才济济的中国，互联网巨头也开始参与国内互联网创业的生态建设，以期让创业者们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方向。此外，硅谷风投离中国创业者渐行渐远，并且国内的互联网盈利模式与硅谷几乎是南辕北辙，国内难以复制和模仿。 复制再创新 对于一个初创企业来说，延循硅谷的路数，不思考不创新，就如同戴上了镣铐跳不出来。而在一个行业内，要想做到更好更强大，就得更纯粹。据了解，唱吧、陌陌、易道用车、车库咖啡等新创业企业，都是通过创新商业模式，由创业者自身发起设立。告别硅谷崇拜过后，如何发挥本土的优势，在最大限度内利用本土的资源，是创业者们通往成功的捷径之一。 以深圳为例，在硬件潮的每一个环节，很多大公司，诸如微软，都开始发现深圳在软硬件结合方面不可被替代的优势。许多原本在国外进行的研发工作也转移到了深圳进行。而生态链环节的聚集也促使一个个国际化的社区形成。在整个深圳的生态系统里面，创业者们甚至不需要自己组装每一个部件，只需要发送一个文件，就可以花不多的钱，在当天晚些时候拿回一个完整的主板。在深圳，有大量这样的公司，他们有设备、人才和技术，可以满足创业者们的各种需求。 冒险歧途？ 有着“创新摇篮”美誉的硅谷，涌现了像库梅和阿克顿这样白手起家一跃成为“世界最富裕人士”的例子不在少数。从创造了“微软神话”的比尔·盖茨，到写下“苹果传奇”的史蒂夫·乔布斯，从“脸谱”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到“科技狂人”艾伦·马斯克……这一串闪亮名字的背后，无不蕴藏着一段段反映出行业趋势、扣准了市场脉搏的奇思妙想。 美国在创新方面的能力（比如获得诺贝尔奖的次数以及科技革命）无疑是首屈一指的。政府或大学专注于那些看不到应用价值的基础科学，而将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或服务的任务完全通过市场手段实现，使美国科技创新既能建立在基础科学的深厚土壤之上，又得以迅速回应乃至引领市场需求，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 中国的创业者们，一旦离开了硅谷浑厚的技术支持，脉动有力的创新思想和兼收并蓄的硅谷文化，能否自己开辟一条冒险之路？而在这条与硅谷渐行渐远的旅途上，他们跌跌撞撞去往的，是光明的未来还是一条幽暗的死胡同？ 硅谷，再见！ 硅谷，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每周商业》报纸电子新闻系列文章的题目中。随后，硅谷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科技企业的竞技场、VC和PE的淘金场，以及众多创业者心驰神往的圣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互联网精英们已经不再关心硅谷未来的走向，甚至连创业者也开始不再跟随硅谷的论调，以至于有互联网观察员断言，中国互联网创业者正在告别“硅谷崇拜”，硅谷已经不再是中国比较成功的创业者的“灵感”来源。 不可否认，这是非常有洞察力的一个判断。在如今的中国，那种大规模复制硅谷互联网企业的日子已经逐渐远去，例如像2013年备受关注的“阅后即焚”图片分享应用Snapchat，在国内也很难找到跟随者，即便有“咔嚓”这样的本土化产品，但也没能像Snapchat一样获得成功。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硅谷的创新动力其实也并不一定利于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成长。 而中国创业者之所以敢于摒弃“硅谷崇拜”还有赖于包括以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崛起。虽然这类互联网企业是在“硅谷崇拜”的氛围里迅速成长起来，但是如今它们正在积极打造中国的互联网生态。这些互联网巨头开始在国内寻找有潜力的初创企业，并成为后者的战略投资，有的甚至直接将这些初创企业收入囊中。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互联网从业人员的素质不断提升，中国互联网科技行业的创新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并且在某些领域的产品和运营水准甚至连硅谷的科技巨头们都会感到震惊。例如，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所推出的各类理财产品，不仅在短时间内就吸引了不少关注的目光，而且这些理财产品正逐渐颠覆人们的理财习惯；小米、乐视网等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也让惠普、思科这类硅谷科技企业发现，原来传统硬件制造能够与互联网进行完美的融合。 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内，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已然形成了固定的盈利模式，而这与谷歌、Facebook等硅谷科技企业完全不同。目前谷歌和Facebook在移动互联网市场中，大部分的营收都来自于广告，而其来自游戏的分成占比却只有不到20%。中国则完全不同，在2013年里，移动市场营收基本被游戏所主导，而移动广告市场最多也只有百亿人民币的规模，最多也能支撑十亿美元规模级的公司。 当然，还有一个导致中国互联网企业和创业者放弃跟随谷歌脚步的重要原因在于硅谷的衰退。包括微软、雅虎、惠普在内的科技巨头们都在高喊转型自救，但实际成效均不理想。与此同时，自乔布斯逝世后，苹果在库克的领导下一直颇受诟病，其创新能力也多次受到质疑。林林总总，硅谷似乎已经不再像以前那般风光。 或许有些人并不认同中国科技行业正在告别“硅谷崇拜”这一论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科技创新领域，中国与硅谷正逐渐分化成为两个“平行世界”。 资料来源： 《第一财经周刊》2014.26、39 徐涛 李蓉慧 李博 吴杨盈荟 《IT经理世界》2014.10、12、15、16、19 郑悦 《创业家》2014.1 《中欧商业评论》2014.5 伯顿·李（Burton H.Lee） 《财经》2014.32 杨镭 《新经济》2014.4下 杜雅婷 齐霖标签：创业论文; 科技孵化器论文; 美国硅谷论文; 旧金山论文; 人工智能论文; 风投论文; 硅谷创业公司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