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指路明灯——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9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延安论文,明灯论文,座谈会上论文,繁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9周年的时候，回顾山西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历程，我们的心情很不平静。
这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如同一盏明灯，为我们指明了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前进的方向。进入新时期以来，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和江泽民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讲话》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的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保持积极、健康的发展态势，从繁荣走向更大的繁荣，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讲话》的基本精神不动摇，坚持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引的文艺方向不动摇。
面向人民大众，坚持为人民创作的正确方向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是为人民大众创作，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邓小平同志也明确告诫广大文艺工作者：“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能否站在人民的立场，表达人民的意愿，维护人民的利益，是衡量一个作家艺术家价值选择的试金石和分水岭。半个多世纪来，山西的作家艺术家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创作的道路，表现出了强烈的群众观念。如赵树理不愿做高高在上的“文坛”作家，而要走下文坛，做“乡土”作家，就是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让当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家乡父老听得懂，读得懂。马烽则认为，自己创作的读者对象就是中国农民。只要广大农民乐意看、乐意听，就满足了。而青年作家张平则宣称，要一生一世为老百姓写作。山西的文学艺术，首先表现了人民大众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奋斗历程，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们祖国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历史趋势。如短篇小说《宋老大进城》，描写了新的社会制度下农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长篇小说《三里湾》则生动地表现了新一代农民对科学技术的尊重，对新的生产方式的追求。新时期以来，以《新星》、《三千万》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品，生动地传达了人民群众对于改革开放的深切呼唤。进入90年代，山西的文艺创作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上表现了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和斗争。长篇小说《抉择》以国有企业改革为背景，比较充分地描写了工人群众身上那种推进改革、反对腐败的巨大力量，塑造了在生死面前做出正确抉择的优秀共产党人李高成的崇高形象。话剧《孔繁森》则生动地表现了党的好干部孔繁森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藏族人民服务的高贵品格。而《走过乡村》、《种子》、《乡村豪门》等作品，则非常深刻地触及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矛盾，表现了当前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为了坚持为人民创作的正确方向，山西的作家艺术家在正确把握时代精神的同时，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多样化，为人民大众建造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如短篇小说《登记》中敢于与封建婚姻制度、封建伦理观念抗争的女青年艾艾，《套不住的手》中视劳动为生命的老农民陈秉正，《实干家潘永福》中脚踏实地、默默奉献的潘永福，《我的第一个上级》中表面木讷迟缓但在关键时刻却能舍生忘死、力挽狂澜的田局长，长篇报告文学《孤儿泪》中充满博大爱心的“奶妈”群像，电视剧《一个医生的故事》中把爱和生命都献给了患者的好医生赵雪芳，等等。这一系列的人物形象虽然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实践与创造的生动缩影。为了坚持为人民创作的正确方向，山西的作家艺术家在艺术上努力追求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如以赵树理等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中的“山药蛋派”，注重故事的完整性，运用白描的表现手法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创作，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人民群众审美水平的不断提高，山西的文艺创作在艺术风格上也日见多样，满足了不同层次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
积极深入生活，与社会实际保持密切联系
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社会主义文艺，则是人民群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江泽民同志也明确指出：作家艺术家要“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年12月17日）自觉地深入社会生活，从沸腾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和诗情画意，把握社会发展的本质，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途径。人民作家赵树理就是一位与社会生活保持密切联系的典型代表。建国初期，他虽然工作单位在北京，但每年都要抽出大量的时间回到山西农村来深入生活。他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著名作家康濯曾说：“老赵和我下农村……有个最根本的区别，即我去农村总是还是‘下乡’，是从‘上面’去‘下面’，赵树理却毫无什么上下之分，只是‘回乡’、‘回家’。”这种“回家”的感觉，充分表明了赵树理与人民群众，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另一位著名作家马烽曾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谈到，写农村生活，就要深入农村，深入到农民的炕头上，和他们一起吃饭、劳动，才能深刻真切地了解到农民的思想、感情和甘苦。他说：“据我的体会：深入生活的作家下去担任某种适合个人特长的职务比较好。多少担起点担子，搅到各种矛盾中去，受点儿难为，流几点汗，克服工作中的某些困难，做出点成绩，这才是真正地深入了生活，才能较深地理解各种人物”。山西的作家艺术家在深入生活的问题上，不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而是使自己融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可以说，这就是他们的创作能够始终保持旺盛活力的根本原因。进入新时期以后，山西的作家艺术家依然保持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如张平曾先后深入到40多个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调查采风。正是工人群众强烈的责任感和对改革的热切企盼深深地打动了他，使他产生了创作长篇小说《抉择》的艺术冲动。大型歌舞诗剧《黄河水长流》的编导们为了能够找到表现民族精神的最佳切入点，先后几次深入到黄河渡口，与老船工交心，在黄河岸边采风。此外如张石山走马黄河，燕治国采风西口，哲夫自费到云贵川一带进行关于生态和环境的采访等等，都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生活保证。
深入生活，还必须提炼生活，必须从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中发现、挖掘那些具有本质性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表现我们的生活，表现我们的时代。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就是说，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不应该只满足于了解生活的表象，还要对生活进行艺术的提炼和加工，这样才能正确地表现生活的本质，表现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这方面，山西的作家艺术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努力。如赵树理在五六十年代之交浮夸风盛行的时候，创作了《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针锋相对地提倡实事求是、苦干实干的精神。西戎的《赖大嫂》非常深刻地揭示出了生产关系的改变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推动作用。张平的《抉择》创作于90年代中期，正是国有企业改革遇到许多困难的关键时期，但他从工人群众身上发现了推动改革发展的根本力量，因而小说自始至终洋溢着改革必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善于从生活中发现那些根本性的东西，使山西的文艺创作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创新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邓小平同志则进一步指出：“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2页）所有这些论述，精辟地阐明了继承和创新、借鉴与创造的辩证关系，为我们如何对待传统、对待外来文化，如何发展、创新指明了方向。山西既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根据地之一。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革命文艺的传统，都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宝贵财富。几十年来，山西的作家艺术家坚持从民族文化和革命文艺中汲取营养，不论是50年代的“山药蛋派”中兴，还是80年代的“晋军崛起”，乃至于90年代的以“张平现象”为代表的第三次高潮，都贯穿着我们民族文化特别是革命文艺中关注民生、反映现实、表现理想的现实主义精神。
继承传统，又不能囿于传统。在接受民族文化传统和革命文艺传统的同时，以积极开放的姿态探索、创新，是保证我们的文学艺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重要前提。几十年来，山西的文艺创作在创造民族艺术的新形式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如“山药蛋派”对传统叙事方式的革新，戏曲工作者对旧的戏曲程式的改造，等等。新时期以来，山西的作家艺术家在探索和创新方面的成效更为明显。首先是题材领域更为广阔。不仅依然坚持了对农村题材的关注，城市生活、国企改革、金融科技、知识分子生活以及历史题材等等也都成为山西作家艺术家关注的对象。如钟道新对高科技领域和国际金融贸易领域的关注，周宗奇对历史题材的热衷，蒋韵对女性命运的抒写等，都极大地丰富了山西文艺创作的题材。其次是大胆借鉴外国文艺的表现手法，艺术形式更为多样。青年作家吕新对感觉和意象的营造，焦祖尧等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成一、哲夫对哲理意识的追求，都是比较成功的。再次是作家艺术家的审美个性更为突出。同是剧作家，华而实表现得典雅、精致，张晓亚则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总之，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使山西的创作呈现出了百花竞开的生动局面。
发扬《讲话》精神，用《讲话》精神指导我们的创作，除了要解决好以上一些问题之外，从领导、管理上采取必要的措施，建立有效的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山西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繁荣文艺创作的意见》、《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实施意见》等重要文件。同时，省委决定，在省内设立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对一定时期内的优秀作品予以奖励，为创作中做出突出成就的文艺工作者授予“人民作家”、“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为了鼓励作家艺术家多出精品，我们还建立了“山西省扶持文艺创作专项资金”和“山西省文艺创作奖励基金”。
同时，建立了作家艺术家的挂职制度和外出考察制度，以鼓励他们深入生活；建立了山西省文艺创作研究中心，以推动文艺评论工作的健康发展。这些措施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优秀作品的积极性。
当前，全党正在认真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阐明了建设先进文化对于党的整个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文艺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与《讲话》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它既是文化建设和文艺创作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一切优秀文艺作品具有恒久生命力的根本原因。21世纪是一个崭新的世纪。我们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又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我们的文学艺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生动地表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如何保持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民族特色，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如何以自己优秀的成果来丰富人类文明，建设先进文化，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历史性课题，自然也是摆在我们山西文艺界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坚信，只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坚定地前进，就一定能够不断创作出更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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